宵立昼眠，起居舛戾，恨极故然。“司徒急为破幽燕”，则故乡可归，别可免矣。

“清宵立”、“白日眠”，兼写出老态来。……“近”字、“急”字并应“五六年”（“闻道河阳”二句下）。

纪昀：六句是名句。然终觉“看云”不贯“眠”字。许印芳：“眠”与“看云”不贯？眠时不可看云手？若谓夜眠不合，诗固明云“白日眠”矣。此二句全在转换处用意，盖清宵本是眠时，偏说“立”而“步月”；白日本是立时，偏说眠而看云。所以见思家忆弟之无时不然也。

首二领起“恨别”。“四千里”，言其远；“五六年”，言其久。

老笔空苍，任华所云“势攫虎豹，气腾蛟螭”者。尺幅中能有其象。至于直捣幽燕之举，未尝无计及者，而良谋不用，莫奏肤功，甫诗盖屡及之，此用兵得失之机，足见甫之识略矣。若建都荆门，甫尤以为非计。彼其流离漂泊，衣食不暇而关心国事，触绪辄来，所谓发乎性，止乎忠孝者，寻常词章之士，岂能望其项背哉！

若说如何“思”，如何“忆”，情事易尽，“步月”、“看云”，有不言神伤之妙。结语见公将略。

人知上六为恨别语，至结联，则曰望切寇平而已；岂知《恨别》本旨，乃正在此二句结出，而其根苗，已在次句伏下也。公之长别故乡，由东都再乱故也。解者不察，则七、八为“游骑”矣。

邵云：格老气苍，律家上乘。

陈德公曰：起二笔力矫拔而意绪淋漓。三、四亦是骨立峭笔，为复沈痛。五、六字字琢叠，情真力到。结语引开，正照起绪，似此峭削章笔，更尔沈着刻挚，绝无率瘦之笔，当是情至气郁，律细工深，四合成章，乃无遗憾。

前四句双起双承。五、六言颠倒错乱，极形思忆之状。

末联十四字，何字为妙？识得此字（按指“急”）之妙，则诗家关捩子已得之矣。

这是杜甫上元元年（760）在成都写的一首七言律诗。作品抒发了诗人流落他乡的感慨和对故园、骨肉的怀念，表达了他希望早日平定叛乱的爱国思想，情真语挚，沉郁顿挫，扣人心弦。
首联领起“恨别”，点明思家、忧国的题旨。“四千里”，恨离家之远；“五六年”，伤战乱之久。个人的困苦经历，国家的艰难遭遇，都在这些数量词中体现出来。诗人于乾元二年（759）春别了故乡洛阳，返华州司功参军任所，不久弃官客秦州，寓同谷，至成都，辗转四千里。诗人写此诗时，距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已五六个年头。在这几年中，叛军铁蹄蹂躏中原各地，生灵涂炭，血流成河，这是诗人深为忧虑的事。
颔联两句描述诗人流落蜀中的情况。“草木变衰”，语出宋玉《九辩》“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这里是指草木的盛衰变易，承上句的“五六年”，暗示入蜀已有多年，同时也与下一句的“老”相呼应，暗比自己的漂零憔悴。诗人到成都，多亏亲友帮助，过着比较安定的草堂生活，但思乡恋亲之情是念念不忘的。由于“兵戈阻绝”，他不能重返故土，只好老于锦江之边了。“老江边”的“老”字，悲凉沉郁，寻味不尽。
颈联通过“宵立昼眠，忧而反常”（《杜少陵集详注》）的生活细节描写，曲折地表达了思家忆弟的深情。杜甫有四弟，名为颖、观、丰、占，其中颖、观、丰散在各地，只有占随杜甫入蜀。此二句中的“思家”、“忆弟”为互文。月夜，思不能寐，忽步忽立；白昼，卧看行云，倦极而眠。诗人这种坐卧不宁的举动，正委婉曲折地表现了怀念亲人的无限情思，突出了题意的“恨别”。沈德潜评论此联说：“若说如何思，如何忆，情事易尽。‘步月’、‘看云’，有不言神伤之妙。”（《唐诗别裁集》）这就是说，它不是抽象言情，而是用具体生动的形象说话，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形象中所蕴含的忧伤之情。手法含蓄巧妙，诗味隽永，富有情致。
尾联回应次句，抒写诗人听到唐军连战皆捷的喜讯，盼望尽快破幽燕、平叛乱的急切心情。上元元年三月，检校司徒李光弼破安太清于怀州城下；四月，又破史思明于河阳西渚。这就是诗中“乘胜”的史实。当时李光弼又急欲直捣叛军老巢幽燕，以打破相持局面。杜甫盼望国家复兴，自己亦可还乡，天下可喜可乐之事，孰有逾于此者乎？作品以充满希望之句作结，感情由悲凉转为欢快，显示诗人胸怀的开阔。
这首七律用简朴优美的语言叙事抒情，言近旨远，辞浅情深。诗人把个人的遭际和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写，每一句都蕴蓄着丰富的内涵，饱和着浓郁的诗情，值得反复吟味。
(傅思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