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天新著的《我的大学》按时间分为三辑，即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阶段。往事和记忆历历在目，作者在山大完成和发表了第一篇数学论文，在山大写作了第一首诗和第一篇随笔，也在山大发表了处女作，甚至自费油印了最初的两本小册子《诗集·1986》和《坐车旅行》。也是在山大期间，经历了初恋的甜蜜、失恋的苦涩甚至疗伤的全过程；同时，也深切地体会到失去亲人的悲痛。

蔡天新著的《我的大学》是一部以随笔的形式写成的大学回忆录，由32篇随笔组成。作者作为78级大学生的一员，经过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考验，进入山东大学数学系学习，在山大完成了本科、硕士、博士阶段的学习，度过了人生中宝贵的青春年华，走上了数学研究和文学创作之路。

序言

I 1978—1982

 一 北方

 二 大学

 三 学习

 四 泉城

 五 扬州

 六 少年

 七 沪上

 八 故国

 九 京城

 十 泰山

 十一 冯陆

 十二 维纳

II 1982—1984

 十三 潘师

 十四 杂记

 十五 电影

 十六 缪斯

 十七 胶东

 十八 河套

 十九 长安

 二十 绘画

 二一 罗兰

 二二 合肥

III 1985—1987

 二三 素数

 二四 南国

 二五 郊游

 二六 畴人

 二七 天池

 二八 鲁国

 二九 部长

 三十 红烛

 三一 疑问

 三二 离歌

后记

二 大学

或许，大学时光是我们在弥留之际依然能够记得的。

——题记

1

1978年有两批大学生入学，分别是在春季和秋季，那便是尽人皆知的77级和78级。据有关方面统计，两批录取的人数分别为27.8万和40万，而录取率各为4.9%和6.6%，这还是有些省份高考初试后的数据。我因为头一回政审没有通过，第二回才被录取。两次高考之间，我和许多人的人生有了一次转机，即家庭出身栏由“地主”、“富农”改为“干部”或“群众”了。

那年全国所有大学78级入学时间都晚了一个来月，山东大学的新生报道时间是在10月6日和7日，多数同学选择第一天到校。我来时正值高峰，敞篷卡车很快装满了新同学。记得同车有位江西上饶来的同班叫王春生，才一米六出头，是我们班个头最小的。但他却是在城市里长大的，从没听说过我的故乡小县。

那时山东大学分新老两个校区（如今已分别改名中心校区、洪家楼校区，还增加了趵突泉校区和千佛山校区），外文系、物理系、生物系和校长楼在洪家楼（村名），那附近有一家令人羡慕的电影院，还有一座塔尖高耸的天主教堂。这是我见到的第一座教堂，历史悠久，是中国三大天主教堂之一。

虽说那会儿这座教堂还处于关闭状态，以后我也没有机会进入内部，却让我第一次比较确切地感觉到宗教的存在。即便后来我遍游世界各国的著名教堂，仍对它抱有最初的美好印象。而包括数学系和中文系在内的多数系在新校，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如果没有与中文系同学的交流，我后来也许不会在诗歌创作方面走得太远。

到校以后，我被一位学长领到寝室，是在数学系行政楼三楼。因为宿舍不够用，临时用作寝室，结果我们自控班一住就是两年。原本是两间连通的办公室，每个房间只够放四张床，把一扇门关死了，就多放了一张床，共住了十八位男生。同一层楼还有两个单间的办公室各住八位男生，楼道里有卫生间，但没有淋浴房。全班四十位同学，三位最年长的或住济南家中，或学校另行安排。那时数学系男女生比例严重失调，班里仅有的三位女同学住女生宿舍，她们中最年轻的也比我大了三岁。

我睡上铺，下铺的闫庆旭来自烟台招远农村，那年二十三岁。最年长的老丁出生于1948年，年纪刚好比我大一倍，而老常和老梁分别是两个和三个孩子的父亲了。虽说如今招远是黄金之都、全国百强县，却与闫家无关。闫父早亡，庆旭是一家四兄弟的老大，因为三兄弟同时考上大学而上了报纸。老闫说话幽默也容易着急，口齿不太清楚。但他爱好文学，说起自编的快板书来十分流畅。  与我邻床的是来自泰安的班长蔡林，他的下铺黄其民是潍坊昌乐人。其民从当年流行的相声《宁波话》里为我取了绰号“来法”，隔着走道与其民对床的刘筱毅是烟台牟平县委书记的儿子，对那时的我来说已经是高干子弟了。他与同乡杨新波身高都在一米八以上，让我初次见识了山东大汉的形象。有趣的是，大学时从没有担任班组干部的其民和筱毅后来都从政，分别担任河南计划生育干部管理学院副院长和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

那时蔡林二十出头，不仅人长得帅，还有一副好嗓音，教会了我们不少谷建芬年代的流行歌曲，几乎包办了文艺委员傅国华的工作。大学期间尤其最后两年，我们寝室时有漂亮女孩来访，多数是来找班长的，我对一位在宝鸡当兵的青岛姑娘印象深刻。后来蔡林做了系学生会主席，且在校田径运动会上能拿名次，专项是撑杆跳，与他结伴练习的居然是文艺委员小傅同学。

蔡林不仅有一副好身材和好嗓音，还善于交际，我认为他更适合做行政工作，没想到毕业后他去了北京，进了中关村的自动化研究所。多年以后，我在太平洋彼岸见到蔡林，那会儿他是来美国探亲，住在硅谷，正处在人生的低谷。迫于生计，蔡林后来在圣何塞读了一个计算机硕士学位，我还是他的推荐人之一呢。

P14-17

“一个人永远不要在生前写传记，因为他不能生活在后悔中。”这是“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晚年说过的一句话。我想这一感慨与“至少值五个师的兵力”的他在“大跃进”年代那段人所共知、不堪回首的经历（俗称“万斤亩”）有关，他生前一直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采访。

后来，写作“钱学森传”这项光荣艰巨的任务由中文并不流利的美籍华裔记者张纯如完成，她自幼在美国中部伊利诺伊州小城厄巴纳一尚佩恩长大，后来在双亲任教的伊大攻读数学与计算机的双学位。巧合的是，张纯如于1993年初夏来到钱学森的出生地杭州探访，而我也于那年夏末首次前往美利坚，到加州的一所大学访学，并于翌年春天去厄巴纳一尚佩恩参加了一个数论会议。

1996年，张纯如出版了处女作《蚕丝：钱学森传》，这是她创作的唯一一本传记。翌年年底，她快速完成并出版了《南京大屠杀》，这本书让她名扬世界。同样巧合的是，那年我又一次在美国访问，看到此书上了一个个排行榜。七年之后，即2004年11月9日，张纯如用手枪在车里饮弹自尽，地点在加州自己家附近的圣塔克拉拉县。那年她年仅36岁，留下一个两岁的儿子克里斯托弗。

在《南京大屠杀》出版20周年之际，一位叫章莹颖的伊大访问学人在厄巴纳一尚佩恩一条马路上消失，这位美丽年轻的中国女子留给世人的最后一段影像是上了一辆陌生人的黑色轿车。这位陌生人是伊大物理系的博士和助教，而张纯如的丈夫也是伊大的工学博士。在汉语拼音里，张和章的拼写是一样的，为女儿写过回忆录的张母张盈盈姓名的英文拼写更与章莹颖的完全一致。

我们的人生也好，世界的历史也好，就是由无数这样的巧合组成的。这些巧合有的十分有趣，成为我们的谈资，有的意味无穷，耐人寻味。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均有自己的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如果能以某种方式记录下来，应该会给人以启迪。正如我所喜爱的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言，“生命的真谛不是你活得有多精彩，而是你能否记住并描述它。”

如何描述我们的人生经历？这是值得每个人思考的问题。幸运的是，早些年我找到了一种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那就是随笔。在我看来，随笔是散文的现代形式，就如同自由诗之于旧体诗。因为去除了华而不实的成分，随笔更适合节奏日渐加快的生活和写作。她质朴、宁静，我认为是自我表达的最好方式之一。如果能够辅以诗意，或提炼出生活的哲理，那无疑锦上添花。

我在童年回忆录《小回忆》（三联书店，2010年）附录里曾经提到，这是一部以随笔的形式写成的童年自传。或许是有意为之，《我的大学》不仅在时间上承接《小回忆》，也同样由32篇随笔组成。个人认为，在游历和传奇之外，生活经历也是写作的重要而可靠的线索，可以借此表达人生的感悟，这或许是我写作《我的大学》的主要动力。

美国数学家、控制论的命名人维纳在60岁前后出版过两本传记《昔日神童》和《我是一个数学家》，两本书都有中文版。控制论正巧是我上大学时盲目选中的专业，因此《维纳》就成为本书的一个组成部分。值得高兴的是，虽然在个人成就方面与这位“信息时代之父”无法相比，但我自认为这两本传记在厚度和内容的丰富性上不逊色于前辈的作品。

大学时代往往是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时光，甚至是我们在弥留之际依然能够记得的。作为78级大学生的一员，我们都经过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考验（2018年刚好是恢复高考和我们上大学40周年）。据有关方面统计，77级和78级高考录取率仅为4.9%和6.6%。那个年代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与如今的大学也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但它属于历史的一部分，甚至是比较独特的一部分，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

《我的大学》按时间分为三辑，即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阶段。往事和记忆历历在目，我在山大完成和发表了第一篇数学论文，在山大写作了第一首诗和第一篇随笔，也在山大发表了处女作，甚至自费油印了最初的两本小册子《诗集·1986》和《坐车旅行》。也是在山大期间，我经历了初恋的甜蜜、失恋的苦涩甚至疗伤的全过程；同时，也深切地体会到失去亲人的悲痛。

另一方面，从标题来看，至少有14则随笔故事与游历有关，它们是《北方》、《扬州》、《沪上》、《故国》、《京城》、《泰山》、《胶东》、《河套》、《长安》、《合肥》、《南国》、《郊游》、《天池》、《鲁国》，遍及华北、华东、华南，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既有对历史和地方志的挖掘，也有那个年代的风貌记录。正是从上大学开始，我努力实践古人的训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从15岁到24岁，无疑是一个人最青春的年华，也是他或她走向成熟的时期。就我个人而言，可谓是数学研究和文学创作的起点；而对中国来说，那也是个非比寻常的历史时期，从百废待兴到改革开放，从束缚禁锢到思想解放。法国数学家、哲学家庞加莱曾说过，“若想预见数学的未来，正确的方法是研究它的历史。”我相信对人生来说，也应如此。最后，我由衷地希望，您能从本书的阅读里发现自己的过去、现在或将来。

2017年10月，杭州彩云居

2010年春天，三联书店出版了我的童年回忆录《小回忆》，这也是我写中国的第一本书。出人意料的是，《新京报》和《南都周刊》书评版各用两个整版予以推介（《南方都市报》也用了一整版）。稍后，有两位从事出版行业的校友希望我接下来写写母校山东大学。我有些犹豫，因为山大不是北大或清华，在校友之外感兴趣的人恐怕不会太多。

大约四年以后的一天，我忽然想到，这本书可以是一位少年大学生的成长史，同时，也可以自我追忆学理从文、文理兼修的心路历程，这对分科已久的学子和家长或许有借鉴意义。幸运的是，大学时代也是记忆力最好的时期，加上我的手绘地图和日记、杂记，以及同学微信群里的佐证，可以保证内容的真实有效。

于是我便动笔了，开篇《北方》写到的即《小回忆》末篇《远游》记叙的那列火车。我利用两个寒假，写成了这本20万字的书，再用半个暑假润色。其中，《潘师》先期由《南方周末》整版刊登，随后被《齐鲁晚报》和潘师故乡的《苏州日报》转载。承蒙《江南》杂志厚爱，继《小同忆》之后，分三期连载了《我的大学》的绝大部分篇目，有一期还出现在头条。由于篇幅所限未予采用的四篇游记，则分别刊于《作家》、《湖南文化》和《山东文学》。在此一并致谢！

巧合的是，苏联作家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中有两部也是《童年》和《我的大学》，不过他是用小说的形式，而且他上的是社会大学。高尔基的第二部《在人间》我恐怕不会有了，一来牵涉的人太多了，二来我早已阶段性地写过。例如，欧洲（英国、德国），美洲（美国，南美），甚至还有《欧洲人文地图》、《美洲人文地图》、《从A数到Z，我心仪的城市》、《49天环游世界》。

2018年1月，落花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