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日记》是德国犹太少女安妮·弗兰克所写，1942年6月12日，十三岁的安妮·弗兰克收到了父亲送给她的生日礼物——一个漂亮的日记本，并在日记本上写下了一篇日记。同年的7月她和家人为躲避纳粹的迫害而藏到了父亲公司的香料仓库中，安妮把日记本当成她的亲密朋友，倾述着两年藏匿生活的见闻和心情变化，日记本真实地再现了成长期的少女面对战争、种族迫害、自我成长与定位以及男女角色等问题时的困惑、看法，见证了安妮由幼稚走向成熟的历程。两年后（1944年8月4日）藏匿地因有人告密被发现，躲避密室的八个人全被荷兰警察逮捕，后送至集中营。1945年3月，姐妹俩因伤寒死于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这时距离解放不到两个月时间。藏匿的八个人中仅有安妮的父亲幸运逃生，战争结束后，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完成了女儿的宿愿，将日记整理后出版。

这本《安妮日记(经典名著口碑版本)》是安妮·弗兰克为了躲避纳粹德国的残酷迫害，同家人一起藏身于“后屋”时假托给好友吉蒂写信的形式而写就的。日记从1942年6月12日写到1944年8月1日，真实地记述了安妮的忧虑、欢乐、爱情以及对自由的渴望。战争结束，只有其父奥托一人生还。他整理了安妮在隐匿期间的日记，出版后引起关注，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广受好评。

导读

安妮日记

知识链接

1942年6月20日 星期六

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写日记是一种独特的感受。这不仅仅是因为我还从来不曾写过，而且我还认为，将来无论是我还是别人，谁都不会对一个十三岁女学生的自白感兴趣。其实这并不重要，我就是想写，尤其想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

纸比人有耐心。有一天，我情绪有些忧郁，双手托着脑袋，无聊地坐在桌旁，打不起精神，不知道出去呢或是留在家里好，最后我还是坐在原地不动，继续胡思乱想，这时候我想起了这句谚语。确实是这样，纸是有耐心的！再说，我并不打算把这本叫作“日记”的硬皮本子在什么时候拿给什么人看，除非我有一天找到知心的朋友，因此那也无所谓。

现在我已说到为什么要记日记了：我没有一个朋友。

为了更清楚一些，这里要加以说明，因为没有人会理解一个十三岁的少女竟会感到这样孤独。这也不是真的。我有可爱的父母和一个十六岁的姐姐，我认识的或者称得上是朋友的人加在一起至少有三十个。我有一群追求者，他们琢磨我的眼神，甚至需要时在班上用破的小镜子来瞟我一眼。我有亲戚和一个美满的家庭。不，看来我什么也不缺，除了知心的朋友。同熟人在一起，除了说笑打闹、扯扯家常之外，永远不可能再亲近一点。问题就在这儿。也许无法推心置腹也有我的责任。反正情况可惜就是这样，我又无法改变。因此，就有了这本日记。

为了更加增强我的幻想中向往已久的知心好友的想法，我不愿像别人那样只记一些事实，而是要使这本日记做我的知心好友，而这个好友名叫吉蒂。

我的经历！（真傻，这种话少不了。）

要是我没头没脑地开始，没有一个人会理解我对吉蒂讲的话，因此我尽管不愿意，还是不得不简单地介绍一下我的生活经历。

我的父亲，我见过的最可爱的一位父亲，三十六岁才和我的母亲结婚，那时她二十五岁。我姐姐玛戈特1926年在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生。接着我在1929年6月12日出生。我在法兰克福住到四岁。因为我们是犹太人，父亲在1933年来到荷兰。他当上了生产果酱的荷兰奥培克塔公司的经理。母亲埃迪特·弗兰克·荷兰德在同年9月也去往荷兰，玛戈特和我去亚琛，跟外婆同住。玛戈特12月到荷兰，次年2月我到荷兰，被当作送给玛戈特的生日礼物放到桌上。

不久我就进了蒙特梭利小学附属幼儿园。在那里待到六岁，之后就上小学一年级。六年级的时候，我的班主任是校长库佩鲁太太。毕业离校时我们难舍难分地告了别，两人都流下了眼泪。我进了犹太女中，玛戈特也在这里上学。

我们的生活并非平安无事，因为留在德国的亲人没有幸免于希特勒镇压犹太人的法律的迫害。在1938年的大屠杀以后，我的两个舅舅逃到美国去了。外婆来到我们这里，那时她七十三岁。

1940年5月以后我们的生活每况愈下，先是战争，后是投降1940年5月10日，纳粹德国进攻荷兰。5月14日，荷兰投降，德国人进驻，犹太人开始受苦受难。反犹太人的法律一个接着一个，我们的自由大受限制。犹太人必须佩带一颗黄色六角星；犹太人必须交出自己的自行车；犹太人不许乘坐电车；犹太人不许坐汽车，开私人的汽车也不行；犹太人只准在下午三点到五点之间买东西；犹太人只能上犹太人开的理发店；晚上八点到早上六点，犹太人禁止上街；犹太人也不得在花园里或阳台上逗留；犹太人禁止到戏院、电影院或其他娱乐场所去；犹太人禁止去游泳池、网球场和曲棍球场或其他体育场；犹太人禁止划船；犹太人禁止在大庭广众之中从事体育活动；犹太人晚上八点以后禁止坐在自己或朋友的花园里；犹太人禁止到基督徒家中去；犹太人只能上犹太学校，诸如此类，等等。这也不准，那也不准，我们的日子就这样过下去。贾奎琳老是对我说：“我已经什么也不敢做了，我怕那是不准做的。”

1941年夏天，外婆病得不轻，必须动手术，因此我的生日没有什么庆祝。1940年夏天也没有过好，因为荷兰的战争刚刚结束。外婆在1942年1月去世。没有人知道我多么想她，一直还多么爱她。后来1942年这次过生日，也就是为了补偿这一切，外婆的蜡烛也同时点亮。

我们一家四口过得一直还不错，我就这样迎来1942年6月20日，这一天就是我正式启用日记的日子。

P5-8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美文坛出现了不少反法西斯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就其内容和艺术手法而言，都不乏众口交誉的传世名作，如德国作家雷马克的《流亡曲》和《凯旋门》、西格斯的《第七个十字架》和《死者青春常在》、海姆的《人质》和《今日十字军》、美国作家马尔兹的《十字奖章与箭矢》，等等。然而，无论从印行版本、读者数量以及影响的深远而言，都比不上一个默默无闻的犹太小姑娘的作品：《安妮·弗兰克日记》。

安妮·弗兰克1929年6月12日生于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父亲奥托·弗兰克是一名德籍犹太商人。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弗兰克一家便离开德国，流亡到荷兰，在阿姆斯特丹定居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占领了荷兰。德国法西斯也在荷兰用残酷手段迫害犹太人。为了逃避生离死别的命运，弗兰克全家便佯传失踪，躲进一座楼房的后部，即所谓“后屋”。除了他们一家四口——父亲、母亲、姐姐和安妮——以外，还有她父亲公司的职员范丹先生一家三口——范丹夫妇和他们的儿子彼得——和一个名叫杜赛尔的牙科医生一起避难。

八个犹太人在后屋生活，必须保持绝对安静，因为楼下的办公室和库房白天都有人工作。他们在这种名副其实暗无天日的境况下生活了两年多。小安妮就是在这种特殊条件下成长起来的。

1942年6月12日是安妮的十三岁生日。她收到的生日礼物中有一本日记簿。从这一天起，安妮开始写日记。日记除了开头那一部分外，都是写于后屋，是以书信形式假托写给女友吉蒂的。安妮把自己的忧虑、欢乐、爱情和失望全都倾诉在日记中，这本日记成了她的知心好友和莫大安慰。

安妮是一个聪明、善良、纯洁、敏感和热情的少女，上进心很强，学习努力，对一切问题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她的爱好和兴趣十分广泛，涉猎的范围遍及许多方面。即使在那前途渺茫、生命时刻都有危险的绝望处境中，她也从未对生活失去信心。日记洋溢着这个超常少女的颖慧与才华。她以与女友谈心的形式，探索人生的意义。她对生活的洞察超越了后屋那个弹丸之地，也超越了她所处的战争年代。她冷眼观察周围这一群普通人，记下了她对成年人的看法以及对各种问题的思考。不难理解，人们长期生活在这样狭小的天地里，没有必需的生活空间和活动余地，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自然会受到损害。安妮正是通过对父母、子女之间的矛盾，对后屋避难者之间的种种纠葛的描写，从侧面反映了法西斯统治下人性所遭受的扭曲。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方面，安妮能对自己一分为二，无情地剖析自己，纠正自己的偏颇。此外，日记还记下了她心中的爱情萌芽和她对待爱情的严肃态度。

日记从1942年6月12日写到1944年8月1日。1944年8月4日，盖世太保冲进后屋，八个犹太人连同他们的朋友克莱曼和库格勒都被逮捕。9月3日，这八个犹太人乘坐一艘装着一千名犹太人的轮船离开荷兰，后来又被装上一列货车，经过德国境内，最后到了波兰的奥斯威辛。在站台上，男人和女人分开了。奥托·弗兰克就是在那里和他家人生离死别的。1944年10月，安妮、玛戈特和范丹太太被送到德国贝尔根一贝尔森集中营。弗兰克太太独自一人留下。她精神恍惚，拒绝进食，1945年1月6日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死去。范丹先生在毒气室被毒死。杜赛尔被押回德国，死于诺恩加梅集中营。1945年2月，党卫队在苏军进击下逃离奥斯威辛。奥托·弗兰克活了下来，被苏军解放。

在贝尔根一贝尔森，安妮曾遇到她的同学汉妮莉(即莉丝)。后来汉妮莉回忆那次见面的情景说：“天黑了，我等得浑身发抖。过了好久，我忽然听见一个声音：‘莉丝，莉丝，你在哪儿？’是安妮在喊我。我顺着声音找去，看见她在铁丝网那边，衣衫破烂。夜里很黑，我勉强能看出她那瘦瘦的、晒黑的面孔，一双眼睛显得很大。我们哭了又哭，因为这时候我们当中，除了隔着一层铁丝网以外，再没有别的。我们的命运没有什么两样了。我告诉安妮，我母亲已经去世，父亲也快要死了。安妮告诉我，她一点也不知道她父亲的情况，她母亲留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这里只有玛戈特和她在一起，可是她病得很重。她们到贝尔根一贝尔森集中营以后，还看见过范丹太太。”

不久，范丹太太就去世了。玛戈特也在1945年2月底或3月初死去。一个生还者回忆道：“安妮那时已病了。她不知道她姐姐已不在人世。不过几天后她便感到了，不久她也死去。”死时她还不到十六岁。在罪恶滔天的法西斯强盗的摧残下，一个含苞欲放、才华横溢的少女就这样夭折了。

……

《安妮日记》的中译本也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1959年第五期《世界文学》发表了我翻译的日记的一部分，读者反应十分强烈。我收到不少读者来信，要求把日记全部译出，以飨广大中国读者。为了不辜负读者的殷切期望，我用业余时间把《安妮日记》全文译成中文，并交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61年，出版社已将译稿审读完毕，准备发排。但没有想到，当时刮起一股“左”的台风使这部书稿半途而废。十年浩劫后，这部稿子由于种种原因仍然被埋没在书箱里，尽管我在《书林》等刊物发表评论推荐。1982年我去联邦德国访问，有机会去荷兰，终于实现了参观安妮·弗兰克纪念馆的夙愿。在联邦德国，著名汉学家马汉茂教授劝说我再次努力使《安妮日记》在中国出版。我当时还有点犹豫不决，因为其真实性一直有人质疑。如美籍学者夏志清1983年5月在香港《明报》撰文说：“《少女日记》(即《安妮日记》)很可能不是安妮·弗兰克自己的作品，而是她父亲奥托·弗兰克同人家合造的赝品。《安妮日记》当年太轰动了，刚出纸面本我就读了，连剧本也看了。为了查一查《少女日记》出版日期，在格廷根大学图书馆卡片目录上找到一本书，揭发《安妮日记》是伪造的。奥托·弗兰克生前从不把女儿的日记示人，究竟一共有几本日记簿也大成问题。我们在报章杂志上看到安妮的字迹，也是不一致的。奥托1980年去世，死前曾上过西德汉堡法庭，法官认为日记四册之一是用圆珠笔抄写的，而在1941—1944年间，荷兰国都根本还买不到圆珠笔。至少这一部分日记是安妮·弗兰克死后伪造的。按道理，此项消息大有新闻价值，但《少女日记》是大战后第一本反纳粹、同情犹太人的畅销作品，美国出版界一向是同情犹太人的，竟把消息封锁。《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皆不载此事，至今每年还有很多人到安妮·弗兰克荷兰故宅朝圣去……安妮·弗兰克已变成了犹太人民族浩劫的神圣象征。”1980年10月，德国《明镜》周刊也刊登文章怀疑日记的真实性。1983年11月，我应邀参加联邦德国文学翻译协会年会，在会上认识了荷兰著名女翻译家英格博·莱塞纳(Ingeborg Lesener)。我向她请教了《安妮日记》的真伪问题。据她说，《安妮日记》由奥托·弗兰克重抄并删节了一部分，因为这些片段涉及目前仍活着的亲友，不宜公开发表，但《安妮日记》绝非伪造，这在荷兰是已有定论的。听了她的介绍，我才放下心来。在此期间，国内某出版社出版了根据英译本翻译的《一个少女的日记》。我找来与德译本一比，发现错误百出。例如译者竞把“Donnerwetter”(天哪！)译成莫名其妙的“雷总是要炸的”，把“肖邦”译成“乔赛”，把“里约热内卢”译成“黎俄·德·简奈若”，把“戴高乐”译成“德·高卢”，把“德文”译成“俄文”，把“芬兰”译成“荷兰”，把“五十万公斤炸药”译成“五十万吨炸弹”。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莫扎特著名的《小夜曲》(kleine Nachtmusik)按不准确的德文发音被译成“克莱茵·那赫特玛西克”。这种“史无前例的翻译质量之低劣”(借用罗大冈语)的译本，其印数竟高达十多万册。这不是对原作的糟蹋，对不懂原文的广大中国读者的欺骗吗？这就更坚定了我争取出版日记中文版的决心。1989年，外国文学出版社以《少女日记》为书名出版了我翻译的这本日记。1991年夏，我应德国“欧洲译者之家”(Europaisehes Ubersetzer-Kollegium)的邀请，在施特拉伦住了三个月，那里离荷兰不远。我率领全家再次去阿姆斯特丹参观安妮·弗兰克纪念馆，把《少女日记》一本送给纪念馆。纪念馆负责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把1988年由Fischer出版社出版的德文新版本连同相关资料送给我。安妮第一次写成而未经整理的日记称为A版，第二次所写并经过整理的日记称为B版。奥托·弗兰克从A、B版中选材编成篇幅较短的一种版本，后来称为C版。全世界读者历来读到的《安妮·弗兰克日记》(包括中文版《少女日记》)就是这个版本。1988年新版本不仅包括A、B、C三个版本，补齐了被奥托·弗兰克删除的部分，使在旧版本中已有血有肉的少女安妮更加充满人性与活力，而且还收入弗兰克家族的背景资料、这家人被出卖逮捕与发配的始末、究竟是谁告密、日记在世界各国出版的情况、日记改编成剧本及其引起的司法纠纷、对日记真实性的质疑及鉴定等相关资料，并附有大批图片史料，洋洋大观，对研究日记具有极大的文史价值。2006年我再次去阿姆斯特丹，发现安妮·弗兰克纪念馆又有了较大的改观。那天虽然下着小雨，但来自世界各国的参观者在纪念馆前排起长队，很多人都带着孩子。纪念馆负责人知道我打算翻译新版日记，带领我参观了不对外开放的部分，并让我翻看了许多珍贵的原始照片。2008年春，安妮·弗兰克纪念馆的巡回展览来到北京，首次与广大的中国参观者见面。是年5月，我在相隔十七年后再次访问了“欧洲译者之家”，在那里住了两个月，完成了《安妮日记》新版的初译。《莱茵邮报》对我进行了采访，在2008年6月29日以“安妮·弗兰克中文版”为题作了长篇报道。这次我依据的是Fiseher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第七版，这一版又有新的补充。书中的注释都是我加的。我的夫人苏文华全力支持我的工作，并通读了全部译文，提出了中肯的修改建议。谨以此书献给Kim、Lynn、Joshua以及其他青少年朋友。

高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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