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洪业主编，何祚庥口述，刘戟锋整理的《书斋内外尽穷理--何祚庥口述自传/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讲述了他是坚定的革命者，不管顺境还是逆境，他始终如一地信仰马克思主义，追随共产党；

他是成功的科学家，从氢弹理论的研究到层子模型、复合粒子量子场论的建立，从元气学说的考证到政治经济学问题的再讨论，历史上许多科学家“灵感加汗水”的成功模式在他这里同样应验；

他是富有远见的社会活动家，在教育、伪科学、科技发展、知识经济、核电安全、城市交通等社会问题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从求知到革命，再从革命到科研。书斋内外，他追求的都是真理。不懈的追求，成就了何祚庥作为革命者、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的不平凡的一生。

何祚庥可说是中国千余名院士中知名度最高的人物之一。由于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方面均有突出成就，他被人们称为“两栖院士”。近年来，更因为对伪科学、邪教的口诛笔伐以及对经济、社会问题以独特的视角观察得出的结论而成为“曝光率”颇高的新闻人物。

从1950年代被选入中宣部，参与新中国早期科学教育卫生事业管理和政策制定至今，在意识形态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的很多大事件和大讨论中，何祚庥都是重要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作为“时代的积极推进者”，何祚庥先生的叙述为我们了解中国社会和科学事业的发展变化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樊洪业主编，何祚庥口述，刘戟锋整理的《书斋内外尽穷理--何祚庥口述自传/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描写了何先生从一个充满爱国之情的热血青年成长为优秀的科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引言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

 1.1 溯源：安徽望江与家族交往

 1.2 身世：寄啸山庄与十里洋场

 1.3 我的教育——实业救国与科学救国之路

 附《何氏族谱——何维键支系新谱(1～6代)》跋(节选)

第二章 从南洋模范到上海交大

 2.1 埋头物理书与报考化学系

 2.2 三人学习小组与课外兴趣活动

 2.3 接触进步思想与投身实践运动

 2.4 学习《孟子》和《左传》

 2.5 学习和练习太极拳

 2.6 同窗送别

第三章 在清华大学见习革命与学习科学

 3.1 编办《新报》与入党

 3.2 沧县之行

 3.3 接触土地改革政策

 3.4 “职业”学生

 3.5 钱三强

 3.6 彭桓武

 3.7 王竹溪·余瑞璜·叶企孙·孟昭英

 3.8 选择

 3.9 组织宣传活动

 3.10 对自然辩证法的兴趣

第四章 中宣部任职

 4.1 点名进入中央宣传部

 4.2 中宣部科学处的沿革与机制

 4.3 对日丹诺夫观点的质疑“寻根问底”

 4.4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4.5 关于中华民族的形成

 4.6 给陆定一讲课

 4.7 对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批判

 4.8 将物理研究移植到当代科学技术问题中

 4.9 起草中央批示

 4.10 访苏代表团

第五章 重返科学工作（一）

 5.1 近代物理研究所调研

 5.2 参与筹备“十二年科技规划”

 5.3 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学习

 5.4 应召回国

第六章 重返科学工作（二）

 6.1 “调回”研究所与“请回”于敏

 6.2 氢弹研究的“边锋传球”

 6.3 参与支援原子弹研制

第七章 多领域研究

 7.1 层子模型的建立

 7.2 复合粒子量子场论

 7.3 元气学说的考证

 7.4 政治经济学再探讨

第八章 社会问题与个人感悟

 8.1 关于教育的问题

 8.2 关于伪科学的问题

 8.3 关于科技发展的问题

 8.4 关于科技翻译的问题

 8.5 关于知识经济的问题

 8.6 关于核电安全的问题

 8.7 关于城市交通的问题

附录

 何祚庥年表

 何祚庥主要著述目录

 人名索引

后记

第1章 家世与童年

口述史，就我的理解来讲，就是以搜集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相较于一般文献研究而言，它带有更多“个性化”的特征，而这种“个性化”的特征所导致的结果通常有如下可能：一是主观带来的观点偏颇问题；一是轻率带来的事实不符问题。前者是从被采访者的角度来看的。举例而言，在谈历史的过程中，必然牵扯到人的关系问题的研究。那么，这当中我可能说了某些人的好话，亦可能说到了某些人的坏话，但由于这仅仅是以我个人的观点而讲述的，它所造成的观点偏颇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后者是从采访者的角度来看的。正是由于观点偏颇问题的不可避免，整理者若只是随手一记，不进行历史考证、事实校订，不注意语言组织、文字推敲，那么，它所造成的事实不符问题将是无可挽回的。简而言之，这里面需要充分考虑到读者的方便、事情的真相，以及被采访者的处境。

我之所以同意做口述史这一件事情，并不是为了给自己树碑立传，而是因为我这一辈子经历了很多的事情，这当中有成功的经验，亦有失败的教训，若将之放到历史的环境下来看，作为一个时代的缩影，这对于加深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对人生的领悟是有意义的。对我而言，口述史的目的就是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真正感受到一种面对面的亲近和共鸣。

溯源：安徽望江与家族交往

我的旧家在安徽望江，一个很小的村子里面，现在还有，不太大。它是古雷池所在地，成语“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典出之地。它亦是黄梅戏的发源地之一，《天仙配》剧本创作就源自望江。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造就了淳朴憨厚、诚实守信的民风美德和独具特色的“雷池文化”。由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家谱总目》，包含有《庐江郡何氏大同宗谱》，记载有何氏上溯千余年的家世渊源，其中安徽望江县公山股，是我何维键支系的源头。而望江何氏族谱，自元代天历年间（1328—1329），始迁祖何本斋由四川迁安徽望江，作为本支一世算起，至记载有二十一世何维键生平和子孙辈部分情况，也近600年从未中断。

何氏家族和中国近代史上几个赫赫有名的大家族关系十分密切，其中与北洋大臣李鸿章、光绪皇帝老师孙家鼐是同乡加儿女亲家，进退与共；与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也有姻亲关系。芷舠公（何维键，1835-1908）的继配孙太夫人自幼就是湖广总督李瀚章（李鸿章之兄）的干女儿。据说，迫于“清议”的李瀚章，不敢过度“提拔”自己亲女婿，于是就竭力支持“干女婿”芷舠公从政。家族中传说李瀚章初至湖北就任湖广总督时，就曾亲自到芷舠家中，见年轻夫妇生活“俭朴”，又见芷舠精明干练，从此给予关照和提携。其后，芷舠公在李瀚章属下达15年之久。芷舠公的父亲何俊，即我们的高祖父，号亦民，是清道光壬午年间举人，已丑年三甲第一名进士，点翰林，做过桂林府知府、直隶大顺广兵备道、江苏督粮道、署江宁布政使、两淮盐运使、江苏布政使、护理江苏巡抚等官职，身后给予正一品封典，诰授光禄大夫。俊公与李瀚章、李鸿章兄弟过往关系较密，而亦民公身后的墓志铭，就出自后来为晚清重臣的李鸿章的手笔。

与何氏家族建立最为密切关系的，是安徽寿州孙家鼐的孙氏家族。芷舠公的继配孙太夫人既是李鸿章胞兄李瀚章的“干女儿”，又是清道光辛丑年进士、江西瑞州知府孙家铎之女，即晚清官至内阁大学士孙家鼐的胞侄女。家谱上说，孙太夫人“性仁慈而治家严谨，全家主仆莫敢轶踰法度”；“芷舠公在任凡做出有利于改善民生之决策而众说纷纭时，孙氏夫人则力排众议予以支持”；“家族中凡有热衷公益事项者，如捐粮、兴学等，皆赞赏之”；“凡有人受灾难而告知她时，不论远近亲疏都给予帮助，‘至老而弥笃’。”曾祖母孙太夫人在协调李、孙、何三个家族的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往来，相互支持上，起了极大作用。何家和孙家间密切的亲属关系，再加上“三房”（我祖父何声润的一房）有一位“非常能干”的我的祖母孙多霁，是江西候补知府孙传鼎的次女，也是曾祖母孙太夫人的亲侄女，又进一步促进了何、孙两家在经济上的联系。

至于张家，我的一个姑奶奶，即我祖父的一个姐姐，何维键（何芷舠）之女，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胞侄，直隶天津府道张之渊第三子，光绪已丑恩科举人，内阁中书张楙联姻。张之洞“西学东渐”的思想，兴办实业、兴办教育的举措，影响到何芷舠晚年在上海兴办工业、开办私立持志大学。“姑奶奶”本人没有子女，早年守寡，长期住在我祖父何声润家。“姑奶奶”的文学修养很高，善于绘事，为人正直，在家族中威信极高。何家子侄，均十分敬畏这位亲姑母。因此何家与张家也有着姻亲关系。（P2-5)

何祚庥，原籍安徽望江县，1927年8月24日（农历七月廿七）生于上海。先生出生在一个封建士大夫的家庭，曾祖父何芷舠曾从知县一路做到三品道台，当过湖北的江汉关监督、汉黄道台以及扬州的两淮盐运使等。然家道中落，1901年，年近七旬的何芷舠突然由何园出走，率全家三代移居十里洋场的上海，从事起振兴工业、救国利民的重大活动。1929年，何世杰（先生的父亲）英年早逝，先生只得由母亲黄氏兆蕖抚养长大。为完成父亲“重振家业”的遗愿，先生自幼刻苦勤奋，年十五，考入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年十八，考入国立交通大学化学系，后于1947年9月经转学考试进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学习。

1951年，先生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被分配至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在于光远的领导下工作。1952年，中宣部成立科学卫生处，赵沨任处长，先生又被调到该处，成为那年这个新成立的部门“唯一”的组员。后来，由于卫生工作系统越来越多，就把科学卫生处改组为科学处，而将卫生工作分出去了。

在中宣部的五年工作期间，先生接触到许多具体而深刻的有关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他将哲学的方法论运用于实际科学工作的热情。1956年，钱三强亲自点将，将先生调到核工业部原子能研究所，在彭桓武、朱洪元教授的指导下从事有关粒子物理的研究工作。1959年，国家为培养精于核心技术的专业人才，将何祚庥先生在内的一批科学工作者派往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学习苏联先进的粒子物理研究。在学习的两年时间里，先生写出数十篇高质量的论文。后于1960年初冬应召回国，从事有关氢弹的“乙项任务”的研究。1961年底，为推进原子弹的研究进程，又被安排到有关原子弹的“甲项任务”研究之中。1964年10月，先生先后在河南的罗山和信阳参加四清运动。通过与妻子庆承瑞的书信往来，先生了解到我国基本粒子的研究进展，四清运动结束后，便很快投入到有关层子模型和复合粒子量子场论等物理方面的研究中。1980年，中国科学界首次举行差额选举，先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时年53岁。

近三十几年来，先生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曾就科技政策、教育政策、文艺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若干理论问题，以及当代经济建设所应关注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发表文章，并先后担任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理论物理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科协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无神论学会副理事长，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总括先生的人生历程，不难发现，他一生追求革命，追求科学。这种追求是积极向上的，是不知疲倦的，是从未间断的。按照樊洪业先生的说法，何先生在书斋内追求的是科学的真理，书斋外追求的是革命的真理，因此，樊先生将本书名定为《书斋内外尽穷理》确是比较贴切的。可以说，正是在这种不懈的追求中，成就了何先生作为革命者、作为科学家和作为社会活动家的一生。

首先是追求革命。在何祚庥出生成长的时代，近代以来的中国积弱积贫，早已腐朽不堪。在他不到4岁时，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10岁时，日寇大举侵华，中华民族完全陷入家破国亡的危局之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于是不分尊卑贵贱，救亡图存遂成为革命的代名词，也成为每一个中华儿女的铁肩道义。

革命就需要一种理论指导。何先生是幸运的，因为他在那样一个各种思想激烈绽放的年代，在其世界观、人生观即将形成的紧要关头，较早地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突出的理论魅力、科学魅力和真理魅力深深地吸引了他，也从心灵深处彻底地征服了他。正是从那时起，他由一个充满爱国之情的热血青年逐步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这也是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为代表的许多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道路：革命的冲动首先来自对祖国、对民族前途命运的朴素情怀，尔后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武装，躬身实践。

更重要的是，从入党的那天起，何先生就再也没有彷徨、没有动摇过，不管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始终如一地信仰马克思主义，追随共产党，可以说，正是这份对革命事业的执着，对国家前途命运的专注，成就了他作为一位革命者的高尚品格。

从事革命，自然离不开手段，特别是技术手段，而深藏在技术背后的东西就是科学。自19世纪的魏源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奔走呼号后，在素有修齐治平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鉴于西方的坚船利炮而使中国受尽屈辱，便逐步形成了科学救国的理念。何先生自然是认同这一理念的。他从中学时起，就选择化学为自己未来的主攻方向，而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后，又毅然离开他所熟悉的上海，来到清华大学改学物理。

当然，清华大学的何祚庥，已经不是上海交通大学的何祚庥了。他是抱着追求革命、追求科学的双重目的来到北京，并且改学物理的。当年，救国需要科学，现在，是革命需要科学。美国的原子弹震惊了世界，也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强烈关注。掌握原子弹背后所隐藏的科学原理，是中国知识分子力所能及的，也是无论救国抑或革命，都必须的。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理解何先生为什么在清华大学时，一边干革命，一边搞学习，而且学习成绩不错；也才能理解为什么他在中宣部工作5年之后，又选择回归科学工作，而且首选的是核科学。

有人曾经总结过人生为何会失败的三条原因：第一是目标选择飘忽不定；第二是关键时刻犹豫不决；第三是闲暇日子漫不经心。反之才可望成功。何先生正是在这三点上表现出过人之处：他的目标是始终如一的，他的思维是睿智敏捷的，他的工作是勤奋用功的。历史上许多科学家“灵感加汗水”的成功模式在他这里同样应验。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之目的，在于推翻一个反动的旧政权，但革命成功之后，面临的便是建设问题。只有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经济新秩序，极大地提高生产力，才能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翻身得解放。这样一来，过去作为一个革命者的何祚庥，便必然地转向作为一个建设者的何祚庥。

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难的、长期的过程，也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业，在此过程中，需要不断探索，不断开拓，也就是需要不断改革。其实革命就是激进的改革，而改革只是温柔的革命。这就需要直面建设中所遇到的各种各类的社会现实问题，也就是需要理论联系实际。

何先生在学生时代就参加了革命，加之后来到中宣部从事5年的具体管理工作，对于如何理论联系实际，自然驾轻就熟。因此，不管何时何地，他都十分注重在理论与实践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尤其是围绕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他不断思考，不断从机制建设、制度设计上，献计献策。这种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热切关注，成就了他这位社会活动家。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今天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发生的许多问题，其实都涉及到科学技术，或者说，这些问题正是科学技术进步极其广泛应用所引发的。只有同时具备良好政治素养、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的人，才可能正确理解这些问题的实质、成因及后果，也才可能提出富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而这正是何先生之优长。

总之，聆听了何先生的口述之后，你会发现，他是一位合格的革命者，一位成功的科学家，也是一位富有远见的社会活动家。能够将这三重品格集为一体的历史人物，其实是不多见的。因此，如何将个人奋斗融入社会，融入社会主义建设，融入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在恩格斯所说人类历史发展的合力方向上做出我们每个人的分力贡献，当是先生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经验。

先生自2014年2月24日起至2015年3月21日止，在其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宿舍黄庄小区院士楼寓所，先后接受我们采访共十次，贾珍珍负责记录，初稿因张煌出国由贾珍珍整理。在初稿的基础上，我做了进一步的整理，再由先生作校对与补充。访问期间，在先生的引荐下，贾珍珍曾前往天津，对其学生时代的同窗黄孝同先生（后改名黄新）进行过一次拜访；2014年5月9日，在北京清华大学，参加先生关于《在中央宣传部的工作》的一次回忆讲话；2014年6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参加先生有关政治经济学的一次会议讨论。以上为采访工作提供了重要补充。

本书在采访、成稿过程中，何先生的助手李静女士提供了大量帮助，国防科技大学国家安全与军事战略研究中心的张煌博士参与了前期筹划准备工作。尤其是何先生的夫人庆承瑞老师，作为一位与先生具有共同的革命与科学追求、共同人生旨趣、共同爽朗性格的物理学家，为我们深入理解何先生的革命工作、科学研究工作和社会管理咨询工作做了耐心细致的释疑解困，在此一并致以诚挚谢意。

刘戟锋2015年7月25日于长沙

2014年春节前，我们接到任务，湖南教育出版社要出版一套《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的系列丛书。何祚庥先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年），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理论物理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科协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无神论学会副理事长，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从事粒子理论、原子弹和氢弹理论的研究，关注科学领域中的哲学问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科学方法论研究事业的早期开拓者之一。

除了这些光鲜的头衔，何先生还在教育问题、伪科学问题、核电安全问题、经济政策等社会问题上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也因此被理论界称为“两栖学者”。为此，丛书编委会希望我们能够对何先生进行访谈，并以口述史的形式将何先生对历史的理解、对人生的感悟写入到丛书之中。

当接到这个访谈的任务之时，我们其实是有些忐忑的。一方面，作为中国科学界的“重量级”元老，何先生能否抽出宝贵的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不得而知；另一方面，口述史的访谈部分需要的时间周期比较长，而当时的何先生已经高达87岁高龄，他的身体状况是否允许，我们也没有太大的把握。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在将我们的口述史访谈任务详细地阐述给何先生后，他欣然地接受了我们的提议，并仔细地与我们探讨有关口述史的目标定位与结构安排。

如何先生所言：“我之所以同意做口述史这一件事情，并不是为了给自己树碑立传，而是因为我这一辈子经历了很多的事情，这当中有成功的经验，亦有失败的教训，若将之放到历史的环境下来看，作为一个时代的缩影，这对于加深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对人生的领悟是有意义的。对我而言，口述史的目的就是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真正感受到一种面对面的亲近和共鸣。”于是，在何先生的秘书李静秘书的协调下，我于2014年春节后，来到了北京中关村黄庄小区院士楼，何先生的寓所，对其进行了第一次访谈。

何先生的革命经历、科学成就及社会贡献，本书都有清晰的介绍，且不赘述。我想将在访谈过程中何先生的一些点滴在书的最后记录上，正是这些不经意的“小举动”，给我留下了非常自然、亲切，而值得一辈子学习的深刻印象。

一是平易近人的待人之举。

第一次访谈是在2014年的冬天，记得那一天北京的天气很冷，因无法预料路上的交通是否阻塞，我只好早点出发，比之前与何先生预约的时间（八点半）早到了十来分钟。登上电梯，按响了何先生家的门铃，连按了两次，心里有点后悔，想着老先生可能还在休息，这样会不会打扰到他。正在心里自责，谁知，没过多久，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先生打开了门，我还没来得及自我介绍，他便先打起招呼来：“你好，我是何祚庥，里面请坐……昨天写稿子写得有点晚，让你久等了，对不起。”他一面解释最近正在写的稿子，一面带我到客厅的沙发就坐，丝毫没有一点盛气凌人的架势，就好像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平常人模样。

还记得有一次访谈的时间比较长，结束后何先生看了一眼挂在对面墙上的时钟，对我说：“今天讲的比较多，都过了饭点了，外面不好吃饭，你就留下来一起吃吧！”超时的访谈让老先生误了饭点，这本是我的责任，内心也很是歉疚，但何先生却处处替我着想，担心我过了时间没有地方吃饭。

二是一丝不苟的工作之态。

在之前查阅何先生的相关访谈中，我就了解到他是一个“工作狂”，而通过对何先生的访谈，我更加想强调他那一丝不苟的工作之态。犹记得第一次拜访何先生，他就对我们的访谈工作重点提出了一个环节，即每一次的访谈之前都必须将采访的提纲通过邮件的形式提前一周左右发给他，并将上一次访谈整理的初稿发给他看。我当时觉得何先生有可能只是随口一提，毕竟他每天有那么多事情需要处理。但当几天后收到何先生整个稿件“密密麻麻”的补充与修改的时候，我的心情可以用惊喜与感动来形容。我的初稿是电脑打印给何先生送去的，尽管当时也通过邮件给老先生发送了电子版本，但或许是电子修订模式的不习惯，老先生是在我给他的纸质版本上一句话一句话的手写修改，并对不完善的地方进行详细的补充说明的。我实在无法想像，这是一个年近90岁高龄的老人。

在谈到他的老同学黄新（黄孝同）时，为了让我加深对黄老先生的认识，何先生还特地打电话帮我约黄新，让我到天津拜访一下黄先生，以增加谈话中人物的立体感。的确，在赴天津进行采访的过程中，我渐渐对何先生的个人经历、思想感悟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同时，我也从何先生的身上学到了对待工作时所需要的一丝不苟的态度。

三是执着坚毅的治学之志

还记得在最初的访谈中，何先生就跟我提过，他早年与罗劲柏合作撰写过《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数学分析（一）、（二）、（三）》。这三篇论文对马克思列宁提出的扩大再生产的数学模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用严密的数学公式，证明了几个重要的结论，如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生产，要使扩大再生产能够不断实现，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理论上并不排斥在某些年代、某些时期，也可以出现消费资料优先增长的情形，但这种情形不能维持太久，要依据当时的生产资料在国民经济中已达到的比重来确定；技术的进步、积累的增加，以及平均利润率的下降等，都促成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近年来，他想要尝试对市场经济学的线性供需模型进行重新的解读，目的是初步将当代经济学研究里得到较多人认同的五大理论，即劳动价值论、边际效用论、有限需求论、科技进步论和交易成本论，用参数的方式，统一在一个讨论市场价格和交易量关系的供需均衡模型新解之中，而且有望进一步采纳、吸收前人获得的许多成就，并比较评判他们的成败得失。

的确，这是一项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工作，但同时，由于它需要将劳动价值论和边际效用论统一在一个理论框架之中，这种“统一”所涉及的原理亦是复杂的。然而，何先生并不是简单地提出了这一想法，而是通过这两年不断地研究文献、开展研讨、发表论文，将这一理论不断深化，并在今年9月，刘戟锋教授、赵阳博士和我三人应约到他家进行拜访的时候，将其新书《何祚庥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样书赠予我们。在对何先生的治学之志上，我想，何先生的夫人庆承瑞老师在《何祚庥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后记中对麦迪森、库兹涅茨的评价也同样适用于何先生，那即是，不仅是社会科学界，即便是自然科学界，也应该向这本书的作者……学习，学习他们对科学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和科学方法。

贾珍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