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诗歌中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是通过一种积极向上昂扬热烈的理想来表达的。这种精神使他的作品具有明快生动、震撼人心的力量。

由金涛声著的《李太白诗传》以李白诗词为主线，详细介绍相关历史背景资料，还原李白创作背景，透视李白人生轨迹，感悟李白心路历程，品味李白诗文意境。

由金涛声著的《李太白诗传》是为唐代大诗人李白（字太白）撰写的一本传记。传记以李白诗文为纲，发掘诗文意蕴，探究诗人心迹。通过对诗文的深入解读，展示李白一生的思想历程与创作历程，再现盛唐时代诗人的悲喜人生。行文诗传结合，引人入胜，携手读者登堂入室结识太白其人其诗，感受诗人的梦想与追求、欢乐与悲愁，领略诗作的情思根由、意象蕴含。是一本雅俗共赏的读物。

一、蜀中修业

二、东游吴越

三、憩迹安州

四、长安追梦

五、漫漫求索

六、东鲁寻路

七、待诏翰林

八、迷惘苏醒

九、北上幽州

十、南下宣城

十一、奔亡避乱

十二、志扫胡尘

十三、长流夜郎

十四、天夺壮心

十五、传承风雅

参考文献

后记

太白回忆自己少时不懂世事，所结交的尽是豪侠之士。所作所为，仗义任侠，不求回报，如同鲁仲连为赵却秦而不受赏’朱亥击晋救赵而不居功。甚至托身于白刃，仗义杀人于红尘’都敢作敢为。那是因为当世都敬仰高义之士，钦佩英雄豪杰。可见追随任侠尚武之风，使他养成了一种狂放不羁、豪纵无忌的习气。

太白这两首诗中回忆自己青少年时代任侠尚武的往事，当然不限于蜀中时期，但他的习武行侠的确是从蜀中起步的。巴蜀西接吐蕃，南邻南诏，地处边陲，胡汉杂居，自古民风强悍，社会上任侠习武风气很盛，侠义之士辈出。太白少以侠自任，学剑习武，受地域风俗熏染，也与时代风气有关。盛唐时代，人才的出路是多元的，既可以科举登第，求取功名，也可边塞立功，马上封侯。因此一般人年少时都学文学剑，亦文亦武，做两手准备。太白这时期既饱读诗书，又学剑任侠，正是走这样一条书剑并举的成才之路。

太白到十八九岁的时候，开始往来旁郡，出游附近的一些州县。他先后到过龙州、剑阁和梓州等地。在梓州，他拜访著名学者赵蕤，在那里从师修业一年有余。

赵蕤，梓州盐亭人氏，当时隐居在梓州鄧县长平山安昌岩（在今四川省三台县长乎山琴泉寺旁），修身养性，著书立说。他任侠有气，学识丰富，精通王霸大略。他为巩固国家根基，改革时弊’编著《长短经》一书，广泛收集历史典故、百家学说，探讨历代兴亡治乱的原因，研究帝王为政、治国、用兵的谋略。他根据此书内容，给太白传道授业，纵论古今兴衰治乱，阐发称王称霸、治国安邦之道，品评历史人物的成功方略。他所称道的人物如傅说、姜太公、苏秦、张仪、鲁仲连、张良、韩信、诸葛亮、谢安等’大多是通过游说入主而致身卿相，在治国安邦上创建奇功伟业的谋臣策士。太白对赵蕤和他的著作《长短经》佩服得五体投地，对他所传授的王霸之道、治国之策深信不疑，对他所标举历史人物的业绩及其人仕途径倾心仰慕。听了赵蕤讲学以后他感到眼前的世界海阔天空，人生大有用武的广阔天地。

太白跟从赵蕤学习的时期，正是他开始思索人生道路的时期。赵蕤的学说和传授，给了他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和一飞冲天的成功榜样，也教给他一套从政治国以及出谋划策的门道，使他开始有了成就人生事业的自信。赵蕤是太白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位导航者。

二十岁时，太白辞别赵蕤，迈开脚步，游历巴蜀大地，南到成都、峨眉，东到渝州（今重庆市），试图探寻人生的道路。

日照锦城头，朝光散花楼。金窗夹绣户，珠箔悬银钩。飞

梯绿云中，极目散我忧。暮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今来一登

望，如上九天游。  一《登锦城散花楼》

唐代的成都，是益州（蜀郡）的首府，也是剑南道都督府所在地，历史上以盛产锦缎闻名天下，因而成都也称为锦城。

太白初到向往已久的成都，首先想看一看这座名城的风貌，于是立即登临城东北隅蜀王杨秀所建的散花楼。时当早春二月的清晨，朝阳普照锦城，散花楼更是光彩夺目。城楼装饰异常华丽，金碧辉煌的窗子和雕绘秀美的门户挂满珠箔和银钩。攀登高楼如上云梯，极目远眺令人心旷神怡。在高楼放眼游观，远处三峡隐没于暮雨般云雾之中，近处郫江、流江环抱着双流县城。此时此刻，诗人感到登高远望美不胜收，好像在九天仙界游览一样畅快无比。“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道出了太白初到成都顿觉天外有天、耳目一新的喜悦心情。

在成都期间，太白先后游览了司马相如的抚琴台、扬子云的草玄堂、诸葛亮的武侯祠，蜀中先贤的事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P6－7

我在编好《李白资料汇编（唐宋之部）》之后，就有意写一本李白传记，可是真正动笔还是近三年的事．我感到像李白这样雅俗共赏的大诗人，应该有一本便于大众阅读的传记，让人们对他有一个比较全面具体的了解。目前社会上流行的李白传记已经不少，李长之的《李白传》、王瑶的《李白》虽适合一般人阅读，但它们成书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近几十年李白研究的许多成果无法得到反映，未免使人感到美中不足。周勋初先生的《李白评传》、安旗的《李太白别传》和日本学者松浦友久的《李白评传》都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可是由于它们的学术考证性比较强，一般人读起来比较费劲。因此我就想写一本雅俗共赏的李白传记。

写诗人传记，我以为应该着重反映诗人的心路历程，而通过作品解读来展示诗人的思想性格和情感世界，比较容易接近当年的真实状况，也比较容易深入展开诗人的内心活动，活现人物的个性风貌，从而可以避免人物传记概念化、空泛化的弊病。我写这本李太白诗传，就试图以李白诗文为纲，通过诗文解读展示李白一生的心路历程。我为自己确定的写作宗旨是，发掘诗文意蕴，探究诗人心迹，不求行踪详细，但求形象清晰，力求再现一个真实、可信的李白。关于李白思想和创作发展道路的研究，前人已有不少成果。郁贤皓先生的论文《论李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载《中国李白研究》1991年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安旗先生的《论李白》（载《新版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卷首）、赵昌平先生的《李白诗选评》等，都有精彩的论述。我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诗文为依据，对李白的思想历程和创作历程，予以具体的展示和深入的阐释，以期让诗人形象活生生地站立起来，展现其精神风采。李白终生为实现“济苍生，安社稷”的伟大理想而不息奋斗，虽历尽坎坷，却九死不悔；他主动为国为民分忧，关切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虽势单力薄，却坚定不移，其精神可敬可佩。他自信自负，狂放飘逸，虽不拘小节，不无缺憾，仍觉得可亲可爱。我觉得李白精神值得传承和弘扬，希望我这本太白诗传能够在这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

写诗人传记，我以为应该反映历来已有的开究成果，尽可能采取为学界共识的见解，才能达到雅俗共赏的目的：必须说明的是，因为诗传体例关系，本书对前人研究成果，就某个具体问题而言，只能采用一种意见而不能罗列众说，也不宜作辩证和说明。近几十年来关于李白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有许多成果，也有许多不同意见。我一般采用为学界公认的说法，以李白诗文加以演绎与阐释。但也有少数地方感到通行的见解未必符合诗人诗作的实际状况，我采取了个别同志的一家之言而没有随从众说，下面举出几个例子略作说明。

（工）李白初游吴越是否实现了“东涉溟海”的计划到达东海之滨呢？对这个问题几乎所有研究者均没有做出明确回答，而从作品系年看，没有人把李白任何一篇登山观海之作列入初游吴越的行程之中．李白初游吴越的最终目的地十分明确，他在《秋下荆门》中就宣布：“此行不为鲈鱼鲐，自爱名山人剡中。”在《别储邕之剡中》里又说：“借问剡中道，东南指越乡。舟从广陵去，水人会稽长。竹色溪下绿，荷花镜里香。辞君向天姥，拂石卧秋霜。”剡中，在今浙江省东北部嵊州市和新昌县广带，这一带有天台山、天姥山和剡溪等胜景，汉、晋以来一直是高人名士隐居修身之地。正因为如此，剡中令李白向往已久，出蜀后列入首游之地。那么他这次剡中之行除了游览会稽（今浙江绍兴）之外，是否到过天台山、天姥山呢？是否曾登华顶观东海呢？浙江宁海有一位童章回先生对李白“东涉溟海”作了详细考证，并对李白相关游览线路作了步行考察，写了《诗仙的台岳情缘》、《诗仙李白“东涉溟海”考》等文（见《山海兼优话宁海》一书），论述李白有五次“东涉溟海”的行迹，并认为他第一次人剡中、登天台、涉溟海之行，可能写下《天台晓望》和《早望海霞边》。我以为李白目标如此明确的剡中之旅不可能无缘无故就半途而归，因此同意童章回先生的意见，确认李白此次到过天台华顶观海，把《天台晓望》作为李白初次东涉溟海之行的作品，并肯定他此行也曾登．临天姥山，为日后写作《梦游天姥吟留别》积累了印象．

（2）关于李白天宝十载（751）幽州之行的动机，研究者各家说法不尽相同。有的说：“此行实欲‘探虎穴’以‘得虎子’也。即不惜冒生命危险，亲至安禄山盘踞之幽州，探其真相，以上奏朝廷，以期戢祸乱于未发。”①有的说：“特别是朝廷内外盛传安禄山在北方招兵买马，阴谋叛乱时，他更不顾安危，深入虎穴探看事实。”②有的说：“李白从‘安社稷’‘济苍生’的理想出发，带着‘怀恩报明主’的心情，‘投佩向北燕’。”有人在评析李白《赠何七判官昌浩》一诗时说：“李诗借赠友以摅写东山再起以报国留芳之志。”“他拂剑而起，决意远赴边场，建立盖世奇勋。”有人说：“李白天宝十年（751），北上燕蓟”，是因为“李白久滞江南，既与‘辅弼’无缘，于是想投笔从戎，另寻建功出路”。以上各家说法，归纳起来基本上是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李白从幽州之行一开始就企图深入虎穴探明安禄山谋逆真相，另一种意见认为李白开始是抱着武功报国的意愿去幽州人幕的。我再三斟酌李白作品内容，采取了后一种意见。从《赠何七判官昌浩》一诗看，李白开始确实是想武功报国，沙场建奇勋的。他到汴梁时，于逖和裴十三也许在酒席上提醒他如今到幽州可能有风险，他却说：“且探虎穴向沙漠，鸣鞭走马凌黄河。”决心不畏风险，果敢前行。他到幽州之后，看到边地实际情况，才明白安禄山企图谋逆的真相，担忧国家安危，心急如焚，自己又一筹莫展，只好独自跑到燕昭王黄金台遗址呼天痛哭，然后毅然离开幽州。我认为这样理解比较切合李白当年的思想历程。

（3）李白《菩萨蛮》、《忆秦娥》两首词，明代以后学界有真伪之争，众说纷纭，但我认为有《景宋咸淳本李翰林集》版本依据，又有诸多名家鉴评，大可不必再去质疑宋人就推为“百代词曲之祖”（黄昇《花庵词选》卷一）的作品。关于这两首词的思想内涵，清人刘熙载首先独具慧眼地指出：“太白《菩萨蛮》、《忆秦娥》两阙，足抵少陵《秋兴八首》。想其情境，殆作于明皇西幸后乎？”（《艺概．词概》）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进一步作了阐释：“细玩此二词意内言外之旨，长吟远慕之情，确如刘熙载《艺概》所云，当作于长安陷敌，玄宗奔蜀之后．是时，白在庐山忧心如焚，而无可奈何，故借远望以抒孤臣之怀，托闺怨以寄故国之思．’’安旗《李太白别传》把这两首词称为盛唐挽歌，逐句作了阐释。我以为这种分析论断符合李白避乱庐山时的思想情绪，也就采用了她的见解。

（4）李白长流夜郎问题，一般都说流放途中遇赦放还．但一个流放犯人在长江上舟行一年多时间还没有到达流放地，总让人难以理解。“夜郎天外怨离居”（’《南流夜郎寄内p）之类的诗也无法解释。有的学者为破解这个难题做了许多工作。王辉斌先生先后写了《李白长流夜郎新探＞＞和《李白长流夜郎的历史真实考述》两篇论文。详细考证李白流放到过夜郎，贵州的胡大宇、杨隆昌两位先生专门汇编出版了《谁说李白没有到过夜郎》一书，收集有关论文和资料，证明李白流放到过夜郎。李白妻子宗氏同行与妻弟宗璟送行千里在乌江辞别的问题也得到了相应的论证，他们分别的地点在四川涪陵，这里是乌江之尾，即乌江汇流人长江的地方。我认为他们以史实和唐律为依据的考证是可以相信的，也可以从李白的诗作中得到印证而无需再曲求其解。以往对《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璟》等诗。一些注家往往曲求其解，难以令人信服．我原打算按王辉斌先生的考述来写这一段传记，但后来发现也有问题，如若李白上元元年（760）四月还在夜郎，那他乾元二年（759）因襄州、荆州叛乱滞留洞庭期间所作的《荆州贼乱临洞庭言怀作》等诗就无法解释。于是我采用了许嘉甫先生考证的意见：太白于乾元二年（759）二月由《以春令减降囚徒敕》而得赦，三月离开谪居四个多月的夜郎，溯綦江至渝州，经万县至夔州（白帝城），然后乘舟东下江陵。这样一切都顺理成章了。

我以为写诗传要在传主诗作的解读方面深入开掘，彰显特色。为此，我参考了诸家的李白作品赏析。但写诗传不同于一般的诗文赏析，它解读作品主要服务于为诗人立传的传记写作宗旨，着重阐发作品的思想内涵和感情意蕴，展示诗人的心路历程，而不好作一般性的艺术技巧鉴赏与分析。对于诗文典故词句，也不宜详作训解诠释，以免枝蔓横生，影响传记的完整与文字的流畅。

本书所引李白诗文，以安旗主编《新版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为依据，仅在个别地方采用宋本李太白文集的文字。诗文编年，主要参考詹锳、安旗、郁贤皓三家意见，有分歧之处，根据本书写作宗旨和思路，斟酌诗文内容，择善而从，或以自己的见解另行编排，但因体例关系不在行文中作辩证和说明。

写作雅俗共赏的传记是一项带有集成性质的工作，因此本书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地方很多。对前人成果一般参考引用的，列人参考文献，引用论断性原文的，另行注明出处。在此一并致以谢忱。

由于本人对李白及其作品研究不够深入，文字表达能力也不如人意，因此深入浅出的工作就不易做好，雅俗共赏的夙愿也就难以完全实现。书中的不当之处与不足之处肯定不少，敬请专家学者与广大读者多多批评指正。

感谢巴蜀书社老领导黄葵先生对本书出版的关心；感谢责任编辑康丽华女士为本书出版付出的辛勤劳动。

金涛声

2014年l0月于宁大高知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