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耀敏等著的《春潮涌动（1984年的中国）》以生动的文笔和翔实的资料记述了1984年前后中国发展的历史：阐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和政府制定并实施的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和这些方针政策所产生的结果，客观清晰地反映了这一时期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和这些事件所带来的新的社会发展变化和历史成就。

《读点国史辉煌年代国史丛书》选择在共和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转折或引起过社会加速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2个年份为切入点，一年一本，以生动的文笔和翔实的资料记述了这一年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描述其经济政治发展状况和社会风貌，论述其在新中国65年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地位。

本书是其中的《春潮涌动（1984年的中国）》分册，由贺耀敏等著，叙述了1984年中国发生的大事。

引言

第一章 我们的政策是富民政策

 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发祥地

◎与贫困奋斗几十年，依然贫困

◎小岗人的选择

◎安徽农村的星星之火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二、中央一号文件：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

◎农民吃了定心丸

◎指导农业生产的基本方针

◎一个崭新的经济学概念

◎改革统购派购制度

 三、乡镇企业：一枝独秀

◎开拓市场经济的先锋

◎黄金时代的来临

◎农村现代化的主力军

◎未来的选择

 四、人民公社：告别历史

◎风暴骤来

◎公社病大流行

◎悄然退场

第二章 运筹帷幄：揭开改革攻坚战

 一、邓小平说：城市改革需要有更大的勇气

◎城市改革更为复杂

◎要突破更多的禁区

 二、城市综合改革试点

◎扩大企业自主权

◎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

◎商业系统改革

◎城镇个体经济兴起

◎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

 三、扭住中心：增强企业活力是城市改革的中心环节

◎利改税走出了两步

◎企业必须整顿

◎厂长、经理上考场

◎“奖金不封顶”

◎厂长（经理）负责制

◎股份制试点：北京天桥首开先河

 四、战略攻坚：《决定》出台

◎挑战与机遇：《决定》出台前的改革形势

◎宏图初展：《决定》出台

◎一石激起千层浪：外国舆论对《决定》的反响

 五、宏图大展：十二届三中全会后的城市改革

◎各项改革措施纷纷出台

◎改革大潮万马奔腾

◎经济生活出现崭新变化

第三章 惊涛拍岸：沿海大开放

 一、开放的大门不能关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比较出了差距

◎闭关自守教训深刻

 二、办特区，就是要横下一条心

◎体制“脱敏”与体制试验

◎边陲小镇起波澜

◎我们为什么要搞特区

◎特区就是要“特”

 三、敢为天下先：蛇口工业区的创办

◎李先念批准设“绿洲”

◎谷牧知难而进

◎“蛇口模式”名扬全国

 四、打开国门，杀出一条血路

◎广东、福建欲先行

◎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

◎谷牧为特区鼓与呼

 五、春潮初起：邓小平第一次视察南方

◎邓小平决定亲自去看一看

◎“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六、明珠成串：开放14个沿海城市

◎开放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春风又绿江南岸

◎谁持彩练当空舞

 七、连线成片：建立沿海经济开放区

◎桥头堡要起跳板作用

◎外引内连，沿海连片

◎经济开放区新模式

 八、石破天惊：海南大特区的兴起

◎南海上镶嵌着的明珠

◎开发海南计划细琢磨

◎“20年后赶上台湾”

◎特区大省：小政府，大社会

◎大胆借鉴台港澳经验

第四章 营造政通人和的新局面

 一、政治改革的关键一步：新干部的培养和扶持

◎“搞改革的都会得到党和政府的支持”

◎具有战略部署意义的干部培养要求

◎组织部门的重任：把改革者推上来

 二、管好干部管好党

◎整党与清理“三种人”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调整领导班子

◎严禁干部经商办企业

 三、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欢欣鼓舞的局面

◎民主党派共议国事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现代化

 四、历史的创举：县乡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

◎直接选举制度的创设

◎深远的社会意义和制度创新影响

第五章 百万大裁军

 一、对国际形势的新估计：大仗打不起来

◎邓小平说：“如果工作做得好，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美苏两家军事均衡

◎力量对比：和平超过了战争

 二、国防新定位——服从国家建设大局

◎节省“人头维持费”

◎军队直接参加经济建设

◎国防军工结构实现军民一体化

 三、寓兵于民的创制：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

◎群众武装大发展

◎预备役部队的兴起

◎大中学生接受军训

 四、创新之举：培养军地两用人才

◎让战士既能打仗又能搞建设

◎一兵多能：方法多，路子广

 五、初显神威：国防建设走向现代化

◎军队建设以现代化为中心

◎武器装备现代化

◎国防体制现代化

◎国防人才现代化

◎军事思想和军事理论现代化

第六章 围绕香港回归的“智斗”

 一、艰难的谈判

◎历史性的会谈

◎中英初次交锋

◎从谈判桌到街头：第二阶段会谈的曲折发展

 二、中国政府不是晚清政府

◎针锋相对的原则立场

◎缠斗不休的细节安排

◎峰回路转的结局

 三、我们要在香港驻军

◎严正的主张

◎艰苦的谈判

◎公理终必高扬

 四、《中英联合声明》的签订

◎联合声明协议的最终达成

◎香港过渡期的开始

◎历史性的文件：《中英联合声明》

◎百年国耻，一朝得雪

第七章 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中国

 一、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

◎新的战略判断

◎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

◎正义的呼声：中国关于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主张

 二、新中国在世界外交舞台上

◎高举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

◎站在第三世界一边

◎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三、一年来中国对外关系的新进展

◎同英国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协议

◎积极加强同亚洲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发展同苏联东欧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加强同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关系

◎加强同非洲和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间的团结合作

◎积极开展多边外交活动

结语

后记

中国农村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发祥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被誉为中国近现代的第一次革命；而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为标志和突破口，蓬勃展开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被誉为中国近现代的第二次革命。农村总是最早点燃中国社会变革的火种。

改革之所以发祥于农村，就是因为农村生产力太落后，农民太穷，穷则思变。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种植业是农业的主体，粮食生产又是种植业的主体。所以粮食的生产与供应对于我国来说至为重要，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主要的指示器。

粮食生产攸关我国的稳定与安全，党和政府一直十分重视粮食生产。新中国成立后，在粮食生产方面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无论是粮食单产还是粮食总产，都有相当幅度的提高。我们确保了粮食生产的稳定增长，其增长幅度在世界上也是很高的。例如，1957年的粮食总产量为19505万吨，1978年的粮食总产量为30477万吨。但在同期，我国的人口迅速增长、人口总数也大幅度增加。粮食和人口基本上是以同样的速度在增长，粮食紧张的局面始终没有改变。例如，1957年的人口总数为64653万人，1978年的人口总数为96259万人。1957年人均占有粮食为300公斤，1978年人均占有粮食还是300公斤。也就是说，虽然经过21年的努力，人均占有粮食的水平并没有提高。

粮食首先是基本生活必需品，粮食总量不足，粮食的人均占有水平很低，使我国长期陷于粮食供给不足的困境，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我国有几亿人口从事粮食生产，但是我国的粮食问题却没有真正解决。

原因还得从农业自身去寻找。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确立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国家工业化战略之下，农村经济长期处于低速发展状态，严重滞后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实际上，我国农村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十分有限。“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民从集体分配中得到的人均年收入一直在60元左右。1976年农民人均分配只有62。8元，其中现金仅占23。7％，即每人只有14。9元。贺耀敏等：《市场经济新机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5页。这只是平均数，相当多的贫困地区还不足此数。农民手中握有货币量的多少，是农村购买力的标志。农民手中的货币如此之少，等于堵截和关闭了我国工业品的农村市场，限制和隔断了城乡经济的联系。由于我国农村人均收入水平低，文盲、半文盲众多，广大农村在狭小的自然经济范围内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越是无力提高文化科学技术水平，越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就越是贫穷。

农民陷于贫困，集体也不富裕。1978年，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纯收入中扣除国家税收和分配给社员的部分，集体提留103亿元，其中公积金74。84亿元，公益金1812亿元。当年全国有481。6万个基本核算单位，即生产队。平均每个生产队的集体提留为2137元，其中公积金为1762元，公益金为375元。也就是说，一个生产队一年能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金仅有1762元，这就是一个生产队的经济实力。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有些地方不要说扩大再生产，就是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

导致农村经济长期处于落后和停滞局面的根本性原因，就是农业生产力十分落后和计划经济体制日趋僵化。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初级工业化阶段，为了人为地加快工业化进程，就必须提高资本积累能力和更为有效地分配稀缺资源。在内无充足基础，外无大量外援的背景下，只有把集中农业剩余资金作为提高资本积累能力的主要手段。而在农业剩余资金集中的方式上，我国又不具备通过经济诱导方式，即通过金融机构动员储蓄的民间积累方式来实现，因此，只能通过经济强制手段，即通过国家行政力量和财税系统，集中剩余的国家积累来实现。在我国，这种经济强制又主要是通过设置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来实现的。据测算，农业部门每创造100元价值，通过价格机制转移到工商部门实现的量是：1952年17。9元，1957年23元，1978年25。5元，1984年10元。累积下来，从1952年到1984年的32年间，我国农民无偿地向国家提供了8000亿元左右的积累资金。杨江：《建国以来十大经济热点》，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而1984年我国国有企业的工业固定资产总值也大约是8000亿元。这一事实表明，我国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农民兄弟的脊梁支撑起来的。

长期保持这种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必将极大地挫伤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为此，国家先后推行了农产品统购派购政策和建立受国家控制的农村经济组织。其结果，国家对工业和城市的偏好使工业部门得到大量剩余，城市经济相对于农村经济得到明显发展，而农业和农民的大量剩余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和行业的情况下艰难维系。面对这样的困境，我国农民和政府应该怎样处理这一现实问题呢？

问题能否解决，总是取决于解决问题的条件是否成熟。

P6－9

1984年是春潮涌动的一年。这一年，亿万中国人民发自内心的欢歌笑语，荡漾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中国人民感受到了多年来所没有感受到的轻松、欢快、安乐、祥和，一个属于人民的新时代正在到来。

中国人民欢呼，欢呼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终于揭开了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新时代：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开展，在中国农村中长期实行的“一大二公”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终于被撕开了一个口子，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逐步确立起来，中国广大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动活泼的局面。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从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开始，通过在企业中实行承包制等多种责任制形式，推动了国有企业内部管理、人事、劳动、分配等各项制度的改革，城市的经济发展活力被大大激活了。对外开放使我们更加清醒地看到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也看到了争取快速发展的机遇。相对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使我国对外开放的规模和领域不断扩大，一个以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开放区为特色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初步形成。改革开放使中国大地变成了沸腾的热土！

1984年是标志的一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幕徐徐拉开，中国更加主动地向世界敞开了大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显示了空前的活力。这一年前后，我们看到了太多的深刻变化：一切有利于中国建设与发展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我们都大胆地学习和借鉴；一切东西都要先问个姓“社”和“资”的思维定式被人们逐渐抛弃，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步伐不断加快；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的理念日益深人人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蔚然成风，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开始蓬勃发展；军队和国防建设服从并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在新的形势下，人民解放军捍卫国家主权，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经济建设，在加快现代化建设的同时，走上精兵之路；“一国两制”为祖国统一大业创造了现实途径，中英两国签署联合声明，结束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指日可待了；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积极发展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改善同西方和东欧各国的关系，在世界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更为可贵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在这一年取得了显著的突破。这一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邓小平对这个《决定》给予了高度评价，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回顾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中国的发展道路就是在这样一步一步的探索中前进的，诚如邓小平所说的是“摸着石头过河”。万里在回忆改革开放历程的时候曾经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怎么搞？谁知道！还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石头是什么？就是实践，就是群众，就是要到实践中去摸群众的意愿、群众的要求，摸清历史的脉搏、历史的趋势。”

1984年是难忘的一年。

当举国上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辰之日，全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时刻，我们不禁想起了1984年新中国成立35周年庆典的一个个镜头：那是多么欢欣鼓舞的国庆庆典啊！全国各族人民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欢快的表情，那是发自内心的欢畅；在那欢腾的学生游行队伍中突然打出了一块横幅，上面写着“小平您好”，这四个字是对邓小平崇高的赞许；无论是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还是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华侨华人，都怀抱着灿烂的梦想，表达着对新时代的无限期望和珍惜。

1984年是我国人民心情舒畅、情绪高昂的一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已经启动，举国上下一片沸腾，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兴旺发达。大家发出了一个共同的心声：党的政策好！改革开放好！

1984年是我国人民昂首挺胸、扬眉吐气的一年。国家的综合国力空前加强，工农业生产欣欣向荣，许多产品的产量大幅度提高，国民经济状况达到历史最好水平。特别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不少地方的农民把这场改革誉为“第二次解放”。我国按“一国两制”的方式顺利解决了香港问题，并为解决澳门问题、台湾问题提供了最佳范式。正因为如此，我们满怀热情撰写了这本书。

本书是集体合作的成果，贺耀敏拟定了全书的框架和写作大纲。全书内容的写作分工是：引言、后记，贺耀敏；第一部分、第二部分，贺耀敏、马强；第三部分，贺耀敏、王宏涛；第四部分，张小劲、卢春龙；第五部分，董国政；第六部分，齐鹏飞、张小晶、姜念涛；第七部分，张小劲、卢春龙。全书由贺耀敏最后修改定稿。

我们的写作态度是认真和严谨的，我们的写作心情是高昂和激动的。但我们知道，不足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