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新华著的《明代吴门画派/符号江苏口袋》精选最具代表性、最具符号意义的江苏特色文化资源，通过图文并越、深入浅出的中英文图书，剖析历史与现实内高，凸现江苏的人文底蕴，扩大江苏的文化影响力，形成江苏文化品牌。全书以精炼简洁的文字配以精美别致的符号图片，言简意败地介绍每个江苏符号的起源、发展、现状及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兼具故事性与实用性，可读可查，让中外读者迅速掌握对江苏符号最基本而广泛的认知，并获取可进一步了解、考察各符号的信息渠道，些称精巧便携的图文版“江苏符号指南”。

万新华著的《明代吴门画派/符号江苏口袋》讲述了：明代工南商业的大发展时期，市民阶层与有钱有闲阶层急剧增长，绘画的商品化成为大势所趋，于是苏州一带出现了以沈周、文微明、唐寅、仇英为中坚力量，带动了很多文人画家包括职业画家的创作，并形成一个新的面派取代了浙派与宫延画派的地位，成为当时的画坛主流，史称“吴门画派”。

吴门画派的兴起和它所取得的成就，既开启了明一代绘面的新风，又给了后世以深远的影响。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孕育下形成起来的吴派是一个新的文人集团。他们注重自我品格的修养与完善，以清高的人格精神为师表；许多画家接受良好的传统文化的陶治，具有丰茂英发的才情，在创作思想上，主张以高抒发胸廊，恰情养性；强调作品意境的构进和笔属地味的表达；吴门画派重视艺术形式的审美意味，形成了都情娟秀的书高旋味，淡雅、秀面、明快、清新的书画风格。这些都是触承了来无文人面的传统，并在变化了的时代条件下，加以更新和发展的结果。

一、早期经济文化交流

二、画风的溯源

三、浙派的失势

四、吴门绘画的开拓

五、吴门画派的崛起

六、文氏风格的影响

七、吴门花鸟画格局

八、固守与陨落

经过明初的休养生息，吴中地区经济赖于以往的坚实基础获了大发展。成化年间，苏州城已是“列巷通衢，华区锦肆，坊市綦列，桥梁栉比”，城市经济空前繁华。

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风气悄然改变。作为一种传统观念的重农轻商风气在明代中叶以后明显发生了某些改变，有人从“扶本”的角度，提出“商利而农亦利”之说，主张“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在“天下之势偏重在商”的当时，商品经济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价值观念，除了徽州“以商贾为第一等职业，以科举为次着”的风俗外，苏州地区也有类似现象，正如明末清初的太仓诗人唐孙华(1634—1723)诗云：“吾乡习俗本轻儒，只有钱刀雄间里。”只要有钱，就可以“援结诸豪贵，籍其荫庇”，有的还跻身于“高雅”的士大夫之列。

在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冲击面十分广泛。

首先，延续千百年的“安于农田，无有他志”的状况发生了变化，弃农经商现象时有发生，不仅如此，处于社会上层的大批士人也纷纷卷入工商业谋利的活动。

大批文人、仕官投入商业界，改变了商人队伍的素质，加强了工商业经济的力量，扩大了商品的范畴，同时也为苏州书画交易市场孕育了土壤。

苏州经济的繁荣导致民众的相对富裕和一部分巨商大贾的暴富，虽然后者与一些或久居吴中、或因相中这块风水宝地而定居吴中的外来官僚贵族一起，推动着财富的积聚和消费水平的上扬，引发了种种放纵声色、奢侈华靡的社会风气。

毋庸置疑，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苏州的市民阶层和有钱有闲阶层剧增。在物质生活比较充裕的情况下，人们开始追求更加丰富的精神享受。于是，新兴的市民文艺逐渐勃兴，戏剧评弹、话本演义，构成了民间文化繁荣的一页。吴伟业(1609—1671)曾撰十八首《江南好》词，描述了吴中的山水寺庙、造园叠石、画舫歌船、诗画博古、花木盆栽、架鸟虫鱼、茶坊酒肆、管弦歌曲、机丝织锦、刺绣缂丝、髹漆螺钿等等，陈继儒(1558—1639)则将当时苏州的生活情趣与生活情趣归纳为“吴趣”二字。可见，苏州的文化生活的确十分繁荣，用一句俗套的话说，经济基础决定文化上层建筑，一点不为过。

经济复兴，商业发达，不但是苏州文化繁荣的前提，而且也是当地人风起云涌踏上科举仕宦之途的重要物质基础。传统观念中，读书入仕是公认的第一等人生选择。长期以来社会各阶层对儒家人生观、价值观的普遍认同，培养了文人位于“四民之首”的优越感。社会对文人的这种价值认同引发了“贾而好儒”的风习。

那些富有的商人家庭通常会想尽办法让他们的下一代接受最好的教育，希望下一代能在科举考试中取得成功，进入官僚体系，使其身份得以转化为当时社会所尊崇的士大夫。在文徵明的挚友之中，许多文士就是出身这种商人家庭。例如，王宠(1494一1533)之父王贞是个成功的酒商；袁裹(1502—1547)也有一位因行医而致富的父亲，其财富除了诊断病患之收费外，可能大部分来自于药材买卖；黄姬水(1509—1574)也有相似的家庭背景，黄家在当时虽已是书香门第，有相当高的学术声望，但其祖父其实是通过某种商业手段起家，为后代提供了优厚的财力资源，让其得以专心从事各种文艺学术的钻研。

由于经济上的优渥条件，大部分的苏州文士在年轻时期都得到了当时最优良的教育，在文艺学术上有着非凡的表现。王宠、袁裹与黄姬水都被视为夙慧的文学奇才。王宠之师蔡羽是文徵明知己，12岁时以“操笔为文，已有奇气”闻名于苏州。文徵明的学生王毂祥(1501—1568)来自一个药商之家，文采才华，早在弱冠前得到众人称诵，苏州文坛领袖王鏊(1450—1524)甚至以“千里驹”期之。后来，这群青年才俊成为苏州乃至南京文坛的主导，左右着南京主流画风的彻底转变。

其二，吴门画派的崛起与吴中文化的复兴和仕宦力量的壮大也有极大关系。拥有强烈的地域文化意识的苏州官僚对吴门绘画的提携和推广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也是至关重要的。

P3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