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死水》中，叶兆言给我们塑造了一个玩世不恭“不爱读书的大学生”形象，小说的叙述方法表面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但细细读开去，却使人不得不对它的叙述人的心态加以注意，这种心态在以后的创作中不断得以延伸得以变化构成了叶兆言小说精神的一些重要侧面。

叶兆言著的这本《死水》叙述了大学生司徒因眼疾住院，遇到两个年龄相仿的女孩——一位护士一个病友，青春期的相遇，使思想和精神发生激烈碰撞。但“一个人的心灵，有时候恰像一潭死水，外来的东西，无法赋予它生命，只有依靠自己机体本身微弱的代谢作用，才可能从死中推出生来”。正是这段生活，使司徒的心灵获得了很大成长。读者通过阅读这部小说，能了解到叶兆言小说发展最初的轨迹，因为作者自述“正是借助写第一部长篇，大大地向前走了一步”。

前记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后记

第一章

司徒每天睡觉前，总得下楼逛一圈，活动活动。他自己也觉得这行动有点莫名其妙。通常是脑子里什么都不想。有时抬头看看星星，看看月亮，或者什么都不看，然后从住院处大楼东边往西走，到了病理科再掉头，每次三个来回。病理科对面就是太平间，司徒每次走过那里，一想到这房间里横七竖八地躺着一具具僵硬的尸体，让雪白的被单裹成一条一条的，便禁不住有些异样的感觉：既不是怕，也不是不怕。据一本新编的体育杂志介绍，临睡觉前活动一番，对身体可以有许多好处，有许许多多的好处，尤其是在治疗失眠和心脏之类疾病的方面；并称已经过实践证明，其效果绝不在早起锻炼之下。虽然司徒并不失眠，心脏也还算正常，但这对他来说，依然是老天爷给怕死的懒人送来的一个福音。因为睡懒觉对身体没好处，几乎是一切讲究养生之道的人喋喋不休所乐道的话题。在大学里念书，司徒每天早锻炼总是起不来；常常起床铃响过，他在被窝里挣扎一番，打两个滚又睡着了。逢上突击检查，政治辅导员不得不把一些懒惰的大学生从热烘烘的被窝里揪出来。司徒每次都是拎着短裤躲在厕所里，冻得瑟瑟直抖，熬到辅导员离去，便再钻进被窝狠狠地补上一觉。一学期下来，司徒生的病最多，病假占了全班总额的二分之一。按照辅导员的说法，这全是不能起早锻炼的缘故，是报应。其实司徒心里最有数，怪来怪去，还是怪他们的政治辅导员。不锻炼身体自然可以算一二成因素，但八九成因素则是自己在厕所里冻出来的。三九严寒，滴水成冰，即令是身体最棒、营养最良的运动员，从热被窝里钻出来，穿着短裤衩子，在坏了玻璃窗的厕所里泡十分钟，也难保不感冒打喷嚏。

自从住了医院，司徒已经养成了晚上散步的习惯。虽然谁都知道，眼的毛病和体育锻炼之间，实在没有什么有机的联系，特别是司徒这样的眼底出血，但是政治辅导员关于身体好坏和体育锻炼之间的因果演变，尤其是“报应”这个字眼，给司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荒唐之处便在这里：司徒在学校学的、他自己所信奉的全是唯物的东西，然而常常免不了迷信起来。他并不真心真意地相信因果关系、相信报应，却又常常真心真意地害怕报应。“每天走一走，活到九十九”，尽管司徒找不出自己非要活九十九岁的理由，但他不得不在形式上把这句长寿的格言勉强地接受下来。

按照医院的规矩，病房晚上九点熄灯。熄了灯，司徒便到值班室去看会儿报纸，要么就和值班的医生或者值班的护士，海阔天空地吹吹牛，从电影明星到体育明星，中国的，外国的，以及各种不同类别的智力测验，无所不谈。只要人家不讨厌他、不撵他，他便一定要坚持到十一点。然后从容地走下楼，完成三个来回的散步任务，就好像他刚进大学时，每天早上呆定死记三十个英文单词一样机械。散步归来，病房里早已是鼾声一片。刷了牙，洗过脸，司徒如果还能记得的话，便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五分的硬币，握在手中，狠命地摇上一阵，然后摊在手心上，凑着透进病房的走廊灯光，仔细地辨一辨正反面。司徒自信印有国徽的一面总是正面，而且隐隐约约地觉着，如果遇上正的一面，第二天就会有好运气。

这一晚，司徒碰巧又遇到了有国徽的那一面，不禁暗暗自喜。他拍着脑门想了想，不知道第二天会撞上什么好事，于是小心翼翼地把硬币收好，倒头便睡，一直到天亮，连梦也不曾做一个。

司徒在医院里已经住了两个星期。住院的病因，至今还没有真正地搞清楚。他的住院卡上先写着“眼底出血”，后来又改成了“视网膜前出血”。医生们的意见极不一致：有的认为引起病变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外伤，由于强烈的震动；又有的医生以为遗传是主要原因，是一种先天的过敏性反应疾病，与结核菌素或其他感染病灶及其内分泌障碍有关；也有的医生认为是一种综合征，既因为外伤，又因为先天性的病变。只有眼科主任蔡华教授，这位号称“远东一把刀”的眼科专家，凭着自己四十几年医治视网膜疾病的临床经验，为司徒仔仔细细地检查后，才得出最实事求是也是最令人信服的结论。在引起病变的一栏上，蔡华只写了四个字：原因不明。P6-8

这座山就叫老山，地图上大约找不到。我曾问过许多人，如何取了这么个宝贝名字。谁也不曾给过满意的回答。一个双鬓花白的学者，慢条斯理地告诉我：老山，顾名而思其义，和人一样，总是年纪不小了。这个解释很有些滑头。和天地间万物一样，山也有年龄这是不言而喻的，可是究竟怎样才能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相当呢？没人知道。

这座山不高，多树，尤多常青的杉树。这种杉树的间距很密，细细的，高高的，很妙，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要是春天，在伐木后留下的树桩周围，在山坡的岩石缝隙里，在山洪暴发时冲过的鹅卵石堆上，可以看见成丛的杜鹃。这里的杜鹃有红紫黄三种。红的便是映山红，密密麻麻的一大片，远远地看过去，像一方方燃烧着的火。紫杜鹃有一种绅士和贵妇人的派头，温文尔雅，花瓣较之别的品种要大一号。黄的杜鹃据说有毒，可以人药，多生在背阴潮湿的坡道上。

我第一次登老山，正是盛夏，知了叫得令人心烦。仿佛每一棵树上，每一根树枝上都歇满了知了。一阵阵清风在杉树林里悠悠来去。在难得的知了声的间歇中，隐隐地可以听见淙淙作响的泉水声。沿山径向上，半山腰是一个缓和的斜坡，一道细长的、深不见底的大裂缝挡住去路。泉水的声音正是从这里传出去的。我曾接连划着了好几根火柴，扔在大裂缝里，想看看这黑咕隆咚的世界，但所有的火柴都像一颗坠落的流星，只见一道暗红色的弧线，一闪，便什么都没有了。这道裂缝也不过两尺多宽，可我发现自己仍然没有跨过去的胆量。绕过去最容易，何况也未必弯多少路，只是如此这般，似乎太胆怯，丧失了男子汉应有的气概。进则冒险，退又有些不服气，人常常无缘无故地就走人自己为自己设下的尴尬境地。好在我轻而易举地又为自己找到了可下的台阶：其一，危险客观存在，可是我肯定能够跨过去，也就是说，是不想做，而不是不能做，所谓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二呢，我对登上顶峰毫无兴趣，况且山间小径已经到此为止，说明前人也不过和我一样。于是我感到了充实，心安理得，索性歇了下来，坐在一块晒得发烫的岩石上，乐在其中地听着泉水声。烈日当头，风忽然间小了，我不由得一阵燥热，好像有人藏在什么地方，正把无数个小火把投掷过来，弄得我不得不怀疑自己是不是离太阳太近了；同时也奇怪自己为什么竟没有去寻找一块树荫。我随即离开了那块发烫的岩石，从原路开始下山。上山容易，下山也不难，当我再回到出发地点，终于又为自己没有征服老山的顶峰反悔开了。

老山脚下是个很深的水潭，有两三个篮球场那么大。水很清，水面平静，像一面镜子，常常天是什么颜色，它便是什么颜色。一般人总以为它和老山的那道泉水一定相通，其实它只是一潭死水。

当地人把这潭死水叫作“娃娃潭”。  娃娃潭东面，错落着十几户人家，白墙黑瓦，掩映在树林之间。只有一座古老的木房子孤零零地扔在一边。那房子是小碗口粗的圆木构筑的，缝隙都用黄泥嵌住了，只要用手轻轻一抠，就会有大块的泥块剥落下来。门边的柱子上，长年累月地挂着一串大蒜头，长长的一大串，差一点就要拖到地上。一位七老八十的看林人就住在这栋古老的木房子里。老人鹤发童颜，胡须是白的，眉毛是白的，就连耳朵里多长多长的汗毛，也是白的。

那一年夏天，我几乎就一直和老人住在一起。一天三餐，入境随俗，每顿先必生吃一瓣大蒜。老人不管有事没事，无论刮风下雨，天天都要上山转几圈，我便一个人坐在木房子里，凑着一盏昏黄的十五瓦灯泡，翻来覆去地读一本不知念过多少遍的教科书。一过下午四点，我总是把那本书朝一个固定的角落里扔过去，自信已经完成了人生的一天任务，随后匆匆地赶到娃娃潭边。每一次我大约都是准备去游泳的，有几回甚至游泳裤都换好了，可说不清到底是什么缘故，竟一次也没有游成。

我常常独自一个人，坐在小杉树林边，坐在满是杂草的小路上，有时就穿着游泳裤衩，抱着赤裸的臂膊，任凭蚊虫叮咬，默默地望着娃娃潭的那一边出神。我不知道对岸究竟有什么东西吸引了我。

娃娃潭的那一边，是一座颇具规模的医院。两道红砖高墙，从水潭的两侧伸出去，穿树林，翻山坡，最后渐渐合拢，整个医院便被包在里面。我坐在那里，偶尔点上一支香烟，可以轻松地看见医院的内部。首先是那十几块形状各异的太湖石，七零八落地撂在水边，让人很容易地就联想到一些动物——确切地说，是一些动物的标本，譬如山羊，譬如老虎。那块貌似老虎的太湖石旁边，是一个苏州园林中常见的那种玲珑剔透的亭子。亭子很小，很旧，不高，一抬手便可碰到顶边，朱红色的油漆早剥落得斑驳陆离，但也许正因为如此，才更添了古色古香的味道。紧挨着小亭子，是一块不足半亩地的紫竹园，常常可以看见成群成群的麻雀飞进去、飞出来。竹园的边缘，正好分出两条细鹅卵石铺成的小路。一条通向住院处的主楼——那是三幢各自独立而又相辅构成统一整体的五层高楼；一条通向高干病房、神经科病房和门诊部。其中高干病房就在竹园过去二三十米处。它是一栋三层的洋楼，有着高大的玻璃窗和宽敞的凉台，凉台沿上排满了大大小小的花盆，一年四季都盛开着鲜花。

天长日久，我终于发现，小亭子侧翼的小草坪上，是一个奇妙的报到处：每天总有些病人要到这里来转一转。他们似乎都有自己的位置、自己的事，往往互不干扰，同时却又组合成一个有机整体：有的人一路走，一路漫不经心地甩着手，深信任何运动对身体都有好处；有的人哼着小调小曲，热情过度，见着谁都主动打招呼；有的人却默默无言，愁眉锁眼，一副怨天尤人的样子；有的人前不久刚在这里学会了太极拳，如今又在这里孜孜不倦地教别人。偶尔，也有缺胳膊少腿的，中风瘫痪的，或让人扶着，或坐在手推车上，被护士或家人送到这里。这些病人之中的病人，也许较之旁人更不幸，所以每当他们一出现，就立刻会博得不少同情和怜悯的目光。

另外，我还发现，那一阵子几乎天天与我同时，都有一个姑娘怯弱的身影出现在娃娃潭的那一边。我不知道她是谁，也从来没有想过她会是谁。每次她总是捧着本书，从竹园后面悄悄地走出来，或走进小亭子，或去坐在那些动物标本似的太湖石上，读书，休息，再读书。天天如此，日复一日。

好像隔了一层雾似的，我对娃娃潭那一边的观察总是迷迷蒙蒙的。这似乎是一种无意识的行动，毫无目的性可言。我既没感到自己的行动可笑，也深知它实在没什么深一层的内涵；唯一的解释就是：不知不觉地，碰巧就是这么做了。横在我面前的是一潭死水，只是一潭死水，并无什么象征的意思，虽然我试图把它理解成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不过仅仅似是而非地幻想过一阵子，像梦境一般。在那不尽真实的梦想中，人们时常幻觉着不可知的彼岸。彼岸，似乎却又有一种沉郁而又富有诱惑力的东西在召唤。也许，正是这种莫名的吸引力，使人忘乎所以，喜怒哀乐，终于滋生出那种不自量力的妄想来。

《死水》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写于1983年。这一年事很多，大学里当老师，两个班的班主任，考研究生，结婚。创作长篇似乎在赌气，在较劲，此前写过不少短篇，不断被退稿。前后干丁大约一百天，忙里偷闲，好像有些辛苦，要上班，还有这事和那事。那年夏天很热，非常热，没有空调，没有电扇，当时条件很糟糕，感觉却很好，终于把长篇的初稿拿下了。

2017年10月28日 南山

1983年春天，开始写长篇，当时也没稿纸，大白纸上，密密麻麻地写，然后有一堆文字，有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死水》。再然后，一直这么写下去，一直在写，写，只要有时间，便停不下来，像上了发条的老式座钟。写作时。时间不是时间，空间也不是空间，我喜欢这种状态，处在这样的状态中，感到很幸福。——叶兆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