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我的学问之根在上海
这个6月，九十五岁的饶宗颐先生格外地忙。
6月22日，在香港主礼“饶宗颐文化馆”开馆仪式；
6月28日，出席在上海美术馆举办的“饶宗颐教授上海书画展”；
6月29日，出任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后首次莅临杭州西泠印社。
真可谓行程满满，成果满满。
在学界，向有“南饶北季”之说。“北季”，即季羡林先生。季先生曾撰文辞谢“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桂冠。季先生之自谦，众人称誉。那么，季先生外，还有谁能当得起“大师”、“泰斗”、“国宝”之称呢？恐怕，唯有“南饶”饶宗颐先生了。许嘉璐教授有言：“饶宗颐先生在当代是唯一的丰碑！”
海上因缘
6月27日上午，我来到西郊宾馆，有幸独家采访了饶宗颐先生。饶公面容清瘦、神采奕奕、谈笑自若。
此次“上海书画展”，名日《海上因缘》。我便从这四个字问起。饶宗颐先生确认，这名字是他亲自起的。我好奇，饶公与上海，究竟有什么样的因缘？
饶公的学识，博大精深，他于甲骨学、敦煌学、古文字学、词学、经学、楚辞学、考古学、潮学、目录学、简帛学等，均有专著。却不知，他在诸多学术领域，均与上海有着不解之缘。
饶宗颐先生告诉我，他与谢稚柳先生是故交，正是因为几十年前，谢先生给他看了一个关于敦煌的手卷，激发了他研究敦煌的兴趣。他说：“那时候，我还没去过敦煌。而谢稚柳先生已经在敦煌学研究上颇有心得了。”
跟饶宗颐先生在学术上合作最多的，要数上海博物馆的老馆长沈之瑜先生。两位先生的合作领域，是甲骨学。1982年，沈、饶二位先生共同发起编写《甲骨文通检》。沈先生逝世后，其遗稿《甲骨文讲疏》出版时，饶公亲自为书题签，并作《金缕曲》追念，词中言道：“向壁虚词庶可免，经艺本根共系。犹记得，沪滨联辔，绿醑黄花屡尽兴，每念君，抚卷漫屑涕。”沈先生之女沈建华后来也在甲骨文研究上协助饶公工作。他说：“她帮了我很大的忙。”忆及沈先生，饶公深情地说：“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上海博物馆的另一位老馆长马承源先生也是饶宗颐先生的老朋友。两位的合作研究领域，则是楚简。当年上博入藏的一批楚简，正是发现于香港古玩市场。马先生曾说：“这批战国竹简的发现，其意义比新造一座博物馆还要大。”而饶、马二位的研究，揭开了先秦、战国史上的许多不解之谜。历数了在各个学术领域与上海的关系之后，饶公提高了声音说：“我的学问之根在上海！” 身为书画大家，饶宗颐先生还跟上海的书画家唐云、谢稚柳、钱瘦铁、刘旦宅等，都过从甚密。而“海上”二字，意蕴深远。上海独特的地域文化，深刻地影响着艺术家的生存方式和创作趋向。所谓“海上画派”之意，亦在此。有意味的是，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先生，便是“海上画派”的一代宗师。如今，出任西泠印社社长的饶公，在他的“上海书画展”开幕之后，便驱车赴杭，踏访孤山，不也是一段“海上因缘”吗？
P3－6
生于丙午，今年五十。出生在如此特殊的年份，我的人生，难免会打上各种时代的印记，中学同班同学中，就有人名叫“文革”。
今年，逢各种周年纪念。但短短跋文，就不涉宏大叙事了，只说说我的这些文章。说起来，今年是我正式写文章十周年。
虽然大学读的是新闻，但毕业后，一直在当编辑，文章写得极少。直到十年前，参与“新民随笔”专栏的写作，才开始“有计划、可持续”地写文章。
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一篇文章即是本书里的《应该-读读张中行》。当时负责审阅“新民随笔”稿件的，是新民晚报副总编辑徐炯先生。徐炯待人宽厚、对文严苛，大样、小样被他改成大花脸，是天天要发生的事。那天，他兴奋地跑到我们办公室里，表扬我：“没想到你文章写得这么好。”他笑得开心，像发现了“新人”。其实，那年我四十岁了。
人总有些虚荣心的，对文字讲究到极点的徐炯，都说我写得好，我不免有些飘飘然。于是，很起劲地投入到“新民随笔”的写作中，本书的第三辑，便选自这个专栏。
大约，我的小评论是写得还不错，到2008年，干脆被报社调去主持评论部工作。于是，我从“新民随笔”的作者，变成她的编者。与此同时，写和编时事评论，成了我的主业。但是，收入在此书中的，除个别一二篇外，都算是我的“业余写作”。第一辑，是写人的。我喜欢写人，跟人交往，时间有长有短，交情有深有浅，但总能获得教益，还有人情的暖意；第二辑最杂，是散在各处的文化随笔。所谓“杂家”，既可算是新闻记者的别号，也可称为目标。这辑杂乱的文章，倒颇可看出我的兴趣之驳杂，兴趣多广，虽然肯定有浅尝辄止的缺点，却也令人颇不寂寞；第四辑，是书评。虽然都是应著者要求所写，在说好话，但说的都是实话。特别是写颜德纶先生的那一篇，从未公开发表过，自以为写得很认真，也有点意思。
我这个人很懒，编报纸写评论之余，宁可读闲书、喝老酒，并不愿意写文章。所以，这些文章，大多是在各种催促下写出来的。为此，要感谢催促我的冯雪梅、周毅、朱自奋、徐佳和、殷健灵、赵红玲、吴南瑶诸位编辑老师。嗯，竟然都是女性，报界果然阴盛阳衰。
感谢杨柏伟兄接纳这些杂乱的长短文，让它们有幸在名家云集的“海上文库”里叨陪末座。我十分喜欢“海上文库”那“小精装”的样式。虽然效颦者众，但都不如“上海书店”做得好。出一本正牌“小精装”的愿望，真的要实现了，是颇有些兴奋的。
最后，要向九十一岁高龄的秦绿枝先生鞠躬致谢，感谢先生俯允为小书作序，为我撑腰壮胆。
十年写作的量，怕是有好几十万字了，自己觉得还勉强配得上“海上文库”的，也就是这些了。
有了这样一册，可以开开心心迎接下一个十年了。
李天扬
2016年5月4日于河畔居
书稿编就，写跋如上，至今年余。这一年多，遵各路师长之命，又得文数篇，写得都算认真。因为我懒，想想十年以后，也未必编得出这样一集，便想着干脆增补进来。但我说的时候，书稿已二校，柏伟兄仍不嫌烦，一口答应，令我感动复感激。
请邵琦兄画了封面画，潘方尔兄刻了书名印章，二位是“书中角色”，请他们出山，我以为是再合适不过的。他们的作品，令小书增色，这也是要郑重致谢的。
2017年8月18日又及
不俗与不羁
秦绿枝
李天扬兄还在整理这本书稿件的时候，就发话要我写序，我当时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等到他把书稿拿来，我仔细看了一遍之后，马上就责备自己活了这么大的岁数，为人还是这样轻率。天扬写的这些东西的内涵，他见过的人，走过的路，接触过的事物，以及在文字上表现出来的学识水平，都不是我这个早已过气的老朽随便说两句捧场的话就可以交差的。说实话，我真想打个电话请天扬“放我一马”，还是另请高明吧。再一想，真要这样做的话又怕引起天扬的误会，把事情想反了。任凭我再怎么解释大概也无法消除天扬心中的疑惑，这几年我和天扬建立起来的友谊只怕要受到损伤……那就勉力为之吧！
我先要说一说和天扬交往的经过。他现在是《新民晚报》的骨干力量。每天拿到晚报，头一版有篇用“江砚”笔名写的短评我总是要看的。总的感觉是要言不烦，毫无官气。但我更加注意的是晚报那个“评论／随笔”版，其中常有让我获得意外惊喜的篇章。我的“意外惊喜”无非是以下的一些因素：立论有新意，文字有情趣，内容常常话里有话，值得你去辨味、去思索。现在电脑网络开通，好多事情都已不是什么机密。但我至今还是不会上网，整日闷坐在家，就靠报纸和电视了解一点当今时事，所以也十分注意一些言外之音。晚报的这个“评论／随笔”版在这方面给了我一点满足。我佩服这个版的编辑有识见，更佩服这个版的主编有担当。主编是谁，天扬兄也；“江砚”是他的笔名也。
说到这里，我也不能忽略晚报高层领导的大度和雅量，掌舵恰到好处。还有当今时代的进步，毕竟已非当年那个动辄得咎的岁月可比了。
于是就想到若干年前（至少已有五年吧）的春节初一，素有“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之称的画家谢春彦在锦江饭店设宴，老朽有幸也在“密召”之列。晚报来了好几个人，其中就有李天扬，这是我和他第一次见面订交。以后的来往并不多，但我敢说，彼此的感情是接近的。去年和今年，我生过两次病；去年那次相当危险，总算死里逃生，又得苟延残喘了，但体力大伤，一年到头几乎是足不出户，天扬对我的关切多了起来。我这个人喜欢说笑话，大概天扬所以要我写这篇序，也是想弄点事情给我做做，免得我在家老是枯坐瞎想，说不定要得“老年痴呆症”。
那我究竟能对这本书说些什么呢？所以又把稿件看了一遍，终于找到一个“突破口”，就是古人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天扬读过的书是否已达到万卷之数我不敢说，但他家里的藏书很多，以后还要不断地“进货”，万卷是不容置疑的。至于行万里路，别的地方不说，敦煌他到过几次？从书里的文章看，他至少到过两次，而从上海至敦煌又是多远的路程？我欣赏他那篇写七十七岁才从敦煌研究院院长的位置上退下来的樊锦诗的访问记。樊锦诗是位女同志，从北大考古系毕业后就戴着草帽背着铺盖来到了敦煌，从此就没有离开过。退休后回家乡上海只住了几天又重到敦煌，因为由她主编的石窟《考古报告》还没有完成。敦煌研究院的院子里有一尊塑像，是一个拿着草帽的女青年，显然是以樊锦诗为蓝本。今已满头华发的樊锦诗用手摸着塑像让人拍照时说：“让我摸摸我的青春。”这句话有多大的含义？我相信作者李天扬走笔至此，感情一定也是激荡于怀，难以抑止的。
书中另一篇“水源头村的源头”，也是我很喜欢的。2015年春节长假，天扬不去国内外的名胜之地“轧闹猛”，而是坐着颠簸的汽车来到偏僻的广西兴安县白石乡，这里是湘江的源头，也是唐代名将秦叔宝的后裔聚集之地。让人高兴的是这里的民居虽旧，却毫无破败之相。古风依旧的村民们看远道来客都笑脸相迎。因为时逢春节，家家都忙着在门上贴新春联，而其中一副春联，竟是一位只有小学文化现年六十八岁的屠夫写的，他刚刚宰杀了一头肥猪……天扬的笔墨多数着眼于这些小人物小事情，让我感受到了他不俗的志趣，不羁的胸怀，但又不张扬，不卖弄，于看似普通平凡的人和事中，显出其不普通不平凡的实质来。这也是一种日积月累的功力和修养，看看很容易，但是你来试试看。
天扬今年五十岁，在他这个年纪，我才刚刚摆脱厄运。而他已取得相当的成就。至于他今后的发展，用不着我来当算命先生，就等着致以祝贺吧！
2016年5月12日
李天扬著的《河畔杂写（精）》分成四辑：访人，是写人物的；论事，是将散落于各处作者自己满意且符合本书要求的文章集于此；讽世，是晚报专栏“新民随笔”之选，李天扬四十岁那年参与写这个专栏是他写作之始，总有点感情，所以专列一辑，因都是带有一定批评性的，故取此名；说书，是书评文字。
李天扬，新民晚报社高级编辑、评论部主任。他既注重版面思想性、新闻性、时效性，又注重在把握时代特征、更新理念、改进技巧中彰显版面风格，力求与时俱进；他有一双发现稿件价值的“慧眼”，能通过独特的编辑手段和版面语言，使稿件“升值”，他的评论行文干净、观点独到、自成一格。
《河畔杂写（精）》，是作者李天扬在“联合时报”的专栏的选集。收入本书这些涉及“文化”的稿子，大多数，也算是业余写作，不过，倒是他个人最钟爱的。这些文章，都未结集。其中有几篇，被别人编进集子，比如《众说钟叔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