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行请您收下这留作纪念。”法戈特说着递给黑发女人一只装有香水的打开的匣子。
“谢谢。”黑发女人傲慢地回答，并顺着侧梯回到池座。当她走过时，观众们都跳起来，去摸小匣子。
这时全乱了套，女人们从四面八方朝舞台拥了过去。在一片激动的话音、笑声和赞叹声中，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我不许你去！”和女人的声音：“暴君，市侩，别拽我的胳膊！”女人们消失在帷幔后面，在那里脱下自己的衣服，换上新的走出来。描金腿的凳子上坐着整整一排女士，用穿上新鞋的脚使劲在地毯上跺着。法戈特膝盖支地用着角质鞋拔子；公猫抱着手提包和鞋子，从玻璃柜到凳子来回走动；脖子上有伤疤的女郎跑进跑出忙得已是满口法国话，令人惊奇的是所有女人，甚至那些连一句法国话也不懂的女人，对她的半截子话全能听明白。
一位混上舞台的男子引起大家的惊讶。他声称他的夫人得了流行性感冒，因此请求通过他向她转交些什么。为了证明他确实已婚，公民还准备出示结婚证。关心妻子的这位丈夫的声明引得一阵哈哈大笑，法戈特大声说，他就像相信自己那样相信他，因此不用结婚证也给了公民两双丝袜，公猫还以自己的名义补充了一支口红。
未赶上的女人们冲上舞台，幸运儿们穿着舞会盛装、绣龙睡衣、端庄的会客服装，戴着遮住一条眉毛的礼帽从舞台上离去。
这时，法戈特宣布因时间已晚，商店一分钟后准时关门直到明晚，舞台上顿时出现难以置信的混乱。妇女们不用任何试样，一把抓起鞋子。一名妇女旋风似的冲到帷幔后面，在那里扔掉自己的衣服，从一大摞服装中，随手抢了件丝绸长袍，此外还来得及抓了两瓶香水。
一分钟后，准时响起一记枪声，镜子消失了，玻璃柜和凳子消失了，地毯像帷幔那样在空气中慢慢散去。最后高山似的旧衣旧鞋也消失了，舞台又变得严肃、空荡和光秃。
这时候，有位新人物参与进来。
二号包厢里传来一个男中音悦耳而坚定的声音：
“演员公民，最好请您立刻当着观众的面把您的魔术技巧揭底，尤其是大变钞票的绝技。同样最好请报幕员回到台上。观众们都为他的命运担着心呢。”
这位男中音不是别人，正是今晚受人尊敬的客人阿尔卡季·阿波洛诺维奇·谢姆普列亚罗夫，莫斯科戏剧声响委员会主席。
与阿尔卡季同在包厢里的，还有两位女士：一位已过中年，穿着华贵入时，另一位年轻漂亮，穿着比较朴素。正如过不久根据笔录搞清楚的那样，第一位是阿尔卡季的夫人，而第二位是他的远房亲戚，从萨拉托夫来到莫斯科并住在阿尔卡季及其夫人单元里的一位初登舞台寄予希望的女演员。 “请原谅！”法戈特说，“很抱歉，这里没什么好揭底的，一切都很清楚。”
“不，对不起！揭底十分必要。不揭底你们的精彩节目将会留下不愉快的印象。观众们都要求作出解释。”
“观众，”放肆无礼的小丑打断阿尔卡季，“他们似乎什么也没提出过啊？但是，考虑到您的最尊敬的愿望，阿尔卡季·阿波洛诺维奇，这样吧，就由我来揭底。不过为此，请允许我再表演一个小节目？”
“为什么不呢，”阿尔卡季鼓励道，“可是一定得揭底！”
“遵命。那么请允许我提个问题，您昨晚在哪里，阿尔卡季·阿波洛诺维奇？”
听到这个不得当的、甚至粗野的问题，阿尔卡季的脸色变了，而且变得很厉害。
“阿尔卡季·阿波洛诺维奇昨晚在开声响委员会会议，”阿尔卡季的夫人十分傲慢地说，“不过我不明白，这同魔法有何关系。”
“有的，夫人，”法戈特肯定道，“您自然不会明白。说到开会，您完全误解了。阿尔卡季乘车去开您提到的那个会，顺便说一句，这个会并未预定在昨天，到了清水塘声响委员会大楼旁，他让自己的司机开车回去了（全剧场鸦雀无声），而自己乘公共汽车到叶洛霍夫大街区流动剧院女演员米莉察家中去做客，在她那里待了大约四个小时。”
“啊呀！”寂静无声中有谁痛苦地叫喊起来。
阿尔卡季年轻的亲戚突然哈哈大笑起来，笑声低沉可怕。
P121－122
讽刺艺术大师布尔加科夫
俄罗斯文学是座丰富的艺术宝库，讽刺艺术则是这座宝库中的魂宝之一。它用讽刺、幽默、嘲讽、夸张、怪诞、譬喻、讽刺性摹仿等方法，无情地嘲笑作者认为的恶劣现象和人们卑劣的心灵及不良习性。19世纪的谢德林、列斯科夫、果戈理、契诃夫都是讽刺艺术的经典大师。十月革命后，俄罗斯的讽刺艺术在继承前辈大师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和成就，到二三十年代达到了高峰，无论在小说、诗歌、戏剧领域都涌现出许多杰出的讽刺艺术大家。讽刺性杂志也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如《红辣椒》、《鳄鱼》、《河马》、《捣蛋鬼》、《逗笑者》、《怪人》、《钦差大臣》、《毒蝇蕈》、《树皮鞋》、《红老鸦》等等，为讽刺幽默作家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许多讽刺作家以自己独具特色和别具一格的讽刺作品打动了多少读者的心，让他们或忍俊不禁，或捧腹大笑。但在笑声和喜悦的眼泪中，他们不但领略了作者的讽刺和幽默，戏谑和风趣，而且受到心灵的震撼而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
这时期，著名作家发表的讽刺力作有：爱伦堡的《胡里奥·胡列尼托及其门徒的奇遇记》（1922）、《托拉斯》（1923）、《第二天》（1933），卡达耶夫的《盗用公款者》（1926），佐里奇的《冒失的故事》（1934），柯里佐夫的《伊万·瓦季莫维奇》（1933），阿尔汉格尔斯基的《搬弄是非的政委》（1925），《富农和收音机》（1931），瓦吉诺夫的《斯维斯托诺夫的艰难时光》（1929），伊里夫和彼得罗夫的《十二把椅子》（1928）、《金牛犊》（1931），《一层楼的美国》（1936），索洛维耶夫的《安定生活的扰乱者》（1936），拉夫列尼约夫的《伊特利共和国的覆灭》（1925）、《蓝和白》（1933），以及诗人别德内的《道德家大灰狼》（1943），列别杰夫－库马奇的诗集《惨笑》（1927）和喜剧《商店经理的妻子》（1940），阿尔汉格尔斯基的《讽刺诗》（1927），剧作家罗马绍夫的讽刺喜剧《空中蛋糕》（1925）和埃尔德曼的剧作《证书》（1925）、《自杀者》（1928）等。
而在此时期，雄踞俄罗斯讽刺艺术顶峰的，是三位享有极高声誉的二十世纪经典作家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和左琴科。可以说，他们从更高层次上将讽刺幽默艺术推向了极致。
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1891—1940），出生于乌克兰基辅市一位神学院教授家庭，1916年毕业于基辅大学医学系。在政权更迭的战乱年代，他行医数年，其间曾数次落入自卫军手中，征为军医，又几度逃跑。1921年，他只身来到莫斯科，弃医从文，终于以亦庄亦谐、犷达奇崛的文笔，跻身文坛，为二三十年代的俄罗斯文学增添了一道亮丽的光色，成为俄罗斯文坛、乃至世界文坛一位著名的讽刺艺术大师。 二十年代，布尔加科夫创作的作品很多，有描写他从医经历的短篇集《一个青年医生的札记》（1923）和中篇小说《吗啡》（1927）；有取材于国内战争的《红色冠冕》（1922）、《二日之夜》（1922）、《袭击》（1923）、《我杀过人》（1926）等短篇及长篇杰作《自卫军》（1925）和据此改编的剧作《图尔宾一家的命运》（1926）；有自传性质的中篇小说《袖口上的札记》（1924）等。这些作品都继承了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写得笔力酣畅，朴实无华。这些作品中，《自卫军》无疑是最优秀的。作家饱含深情，描写了国内战争期间为不可改变的命运抛入自卫军阵营的俄国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际，艺术地再现了俄国贵族和革命的敌对分子必然失败的历史真实。残酷和人性的扭曲，鲜明的个性反差和情节的紧张发展，摆脱了空洞和平直，揭示了人性的深刻内涵，使作品具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然而，根据《自卫军》改编的剧本《图尔宾一家的命运》，1926年10月5日在莫斯科艺术剧院首演时，虽引起轰动，却逃不脱拉普领导人、庸俗社会学文学批评家和红色诗人们的口诛笔伐，似乎长篇《白卫军》和据此改编的剧作，为白卫军唱了挽歌。由于该剧的被禁演，他随后的几部相同题材的剧作，如《卓伊金的住宅》（1926）、《逃亡》（1926—1928）和《红色的岛屿》（1928），亦噩运难逃，均遭禁演。
这一时期，布尔加科夫另一类更为出色的作品，乃是他继承果戈理传统、具有强烈讽刺和批判倾向的三部中篇小说：《魔障》（1924）、《狗心》（1925）和《不祥的蛋》（1925）。三部作品均以荒诞不经的手法，描写了十月革命后的莫斯科生活，辛辣嘲讽和批判了当时社会的一些不良倾向。三部作品尤以后两部为佳。
《狗心》中，布尔加科夫精心塑造了两个人物形象。一个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莫斯科著名的医学教授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这位旧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翻天覆地的伟大革命实质无从理解，却对革命改变了他所习惯的生活方式，产生怨恨情绪。好在他还有科学家的良心和为科学献身的精神，虽牢骚满腹，仍孜孜砣砣从事他的医学研究。有一天，他通过外科手术，将一个酗酒而死的流氓无产者克利姆的脑垂体，移植到一条四处流浪的癞皮狗身上，结果把这条名叫沙里克的狗，变成了一个人，并取名为沙里科夫。但教授非但不为这个史无前例的医学史上的奇迹而兴高采烈，反倒忧心忡忡。因为这个“实验室生物”继承了克里姆的全部不良习性：粗鲁、无知、无耻、酗酒、偷窃、好色、撒谎、诬陷、告密。
这样，布尔加科夫用科幻和荒诞离奇的手法，又塑造了一个外貌丑陋、叼着烟卷，穿皮夹克、系鲜艳领带、登漆皮靴的流氓无产者沙里科夫的形象。他一心只想利用“无产阶级”的金字招牌为非作歹，捞取实惠。他的主要兴趣不是如何为新社会创造财富，作出贡献，而是贪婪地索取和分享。
……
为了找到大师，为了对情的执著，她甘愿接受撒旦的条件，变成一个女妖；甘愿在月圆之夜撒旦的盛大舞会上扮演女王的角色，接受历史上作恶多端的王公名媛、鬼魅魍魉们的顶礼膜拜。她甚至赤身露体隐身飞行在莫斯科上空，四处寻找诬陷大师的编辑和评论家。评论家恰巧不在家，躲过了一劫，她气愤之余，砸了他家的全部窗破璃、家具和钢琴，打开所有水龙头，来个水漫金山。一切都是为了呵护她刚刚获得便失去的梦幻般的爱情。这感动了铁石心肠的撒旦，魔王履行了自己的诺言，成全了这对生死鸳鸯，让大师和马格丽特离开纷繁喧嚣的尘世、结庐世外桃源，终成百年好合。
但是，这也正是大师和马格丽特的莫大悲哀，他们最终未被这个社会所接纳，未能成为它的普通一员。连魔力无边、无所不能的撒旦亦无可奈何、爱莫能助。精神病院里死了个怪诞不经、木讷萎顿、自称“大师”的疯子，别墅里少了个离家出走、沉默郁悒、名叫马格丽特的女子，谁会在意呢？如果俄国读者能从这则爱情悲剧中，发现作者深邃隐秘的思想和辛辣嘲讽背后所含的隐喻，那么不难理解：失落了文学大师的俄国文坛和失落了爱神的俄国社会，也就失落了文明，这是俄罗斯民族的悲哀和不幸。
而由那位“大师”在阴暗的地下室里苦心孤诣创作的罗马总督本丢·彼拉多一日的故事，被布尔加科夫作为小说中的小说，巧妙地糅进全篇中，别开生面，奇瑰雄浑。《圣经》上耶稣受难的一大悲剧，由真正的文学大师衍化为极富哲理的超逸。彼拉多明知耶稣不是煽动闹事的暴徒，却屈从于犹太大司祭该法的决定，宣判耶稣死刑，将他钉于十字架上。惊恐之余，他召来利未·马太，要阅读他在羊皮纸上记录下的耶稣的言行。其中耶稣的一句话令他失魂落魄：怯懦是最深重的罪戾。于是，两千年来，彼拉多端坐在荒山峭壁上的一把石椅上昏睡，只在每年的月圆之夜睁开双眼，喃喃地说着这句令他丧魂落魄的话。他希望有条月光之路，能循着它去追寻耶稣，与他探讨这句话的涵义。
经历了二十个世纪面壁苦思的彼拉多，难道还参悟不了大师布尔加科夫的寓意？！撒旦把决定彼拉多命运的权力交给大师，即马格丽特心爱的那位穷书生。大师仰天长啸：“你自由了！”天穹中立时出现一条光彩熠熠的月光之路，沉睡了两千年的彼拉多从混沌中忽然醒悟，攀上这条光明之路，急急追随被他处死但获永生的耶稣而去。
文人的魔力，竟能将一个生性残忍、刚愎自用、怯懦奸诈的古罗马总督点化，但他却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这真是莫大的讽刺和悲哀。
近一个世纪来，布尔加科夫的作品一次又一次被拉普们批判讨伐，一次又一次被他的同胞读者们争相阅读，一次又一次被国际研讨会专题讨论；法国《理想藏书》的作者，把他的《大师和马格丽特》列为“俄国文学”首选四十九部理想藏书之首。但无论如何《大师和马格丽特》以及布尔加科夫的其他作品被搁置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历史的、文学的走向虽无从假设，但倘若布尔加科夫当时被他的故国和世界所认识，所承认，那么今天俄罗斯文学史的面貌，也许便会是另一番模样了。
严永兴
布尔加科夫编写的《大师和玛格丽特》由两个叙事层面交替展开。一个是现实与幻想交融的层面。小说一开始由魔王沃兰德及其随从来到莫斯科考察人心变化引出情节。由于魔王的到来和活动，小说中频频出现魔幻的场景，如剧院里下起了卢布雨，公寓里开起了撒旦舞会，凡人涂上魔油后变成了会飞的女妖……。然而，透过这样的场景，人们看到了真实生活中的种种丑恶现象：品质恶劣的文联主席、贪污受贿的房管主任、贪图钱财的小市民等等。当然，生活中也有美好的人和事。小说中那个无名无姓的大师为人真诚，有才华，孜孜不倦地追求艺术真谛，他因害怕遭迫害而躲进了疯人院。他的女友玛格丽特则要勇敢得多，她不屈不挠地寻觅她的理想，并最终和大师一起获得了他们所期待的和谐的内心、自由的空间和平静的生活，而这也是作者本人所理想的境界。
另一个是历史与传说交融的层面。小说中描写了罗马帝国的犹太总督彼拉多审判并处死约书亚（小说中，他既是耶稣的化身，又不同于耶稣，他是善的意志的代表）的故事。彼拉多形象具有双重性。作为耶路撒冷的统治者，他残酷暴戾；作为人性未泯的地方官员，他矛盾胆怯。政治上的高压，使他最终还是不很情愿地处死了约书亚。他试图赎罪，试图为自己洗刷罪行，但是他仍未逃脱长达1900年的良心的折磨。
《大师和玛格丽特》是米·布尔加科夫最重要的作品，被誉为20世纪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品之一。作家为此呕心沥血，八易其稿。小说将现实与神话融为一体，揭示了惩恶扬善等主题。小说中巧妙的构思、离奇的情节、深刻的哲理和完美的艺术形式，吸引了一代又一代读者，在西方和俄罗斯被誉为“讽刺文学、幻想文学和严谨的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