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气象有两个物化的代表，一个是酒，一个是色。浓烈的酒香、四溢的酒气和无羁的酒态，让那个时代浸染上了一股无与伦比的豪气。而色则是心怀、情感和风景的汇总。两者合二为一，组成了盛世满眼春光的图像，并使一个沐浴在朝阳里蒸蒸日上的王朝因此成为鲜活的存在。而酒和色，又无一不是最好的诗材。
有人说，唐诗的情境有两端：一端是风流，一端是落寞。然而所有的风流与落寞，都是洒的好友。它们常常由酒而起，再借诗而发，寄托在大唐的山山水水之间，深藏在唐人的羁旅行役之中，也表达在了盛世里那些雍容华贵的眉眼之上。
白居易说：“取兴或寄酒，放情不过诗。”（《移家入新宅》）权德舆说：“看花诗思发，对酒客愁轻。”（《二月二十七日社兼春分端居有怀简所思者》）可见葛景春所说的，“诗是酒之华，酒乃诗之媒”（《诗酒风流赋华章——唐诗与酒》）应是有几分道理的。当然，有人也说“无诗酒不雅，无酒诗不神”，讲的也是两者的依存关系。
酒在引发诗兴的时候，奇妙如魔幻师一般。有道是：“酒肠堆曲蘖，诗思绕乾坤。”（杨乘《南徐春日怀古》）酒一旦进了柔肠，经过九曲十八弯之后，便会生出一缕缕诗人的思绪，然后开始在天地之间徘徊，在山河之间上下翻飞，于是星月繁简、草木枯荣，世态冷暖、人情亲疏，无不活灵活现地呈现在了眼前。一时间山舞银蛇、原驰蜡象，天地万物全都有了动态图像，也如醉了一般。任由那“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纪”（庄子《庄子·天运》），反正诗人已经“形充空虚”了，整个世界也都变得好像似有似无一般。
酒的意象是狂放、热情、反抗和生命与人性的释放，是一种精神自由的表达，是一种自我本能的表现，而这也正是唐诗富有的显著特征。盛唐那种浪漫、高洁、自由、纵情的社会状态，不仅让诗人成了酒肆中的嘉宾，也成了酒乡里的常客。他们借着酒的双翼，翱翔在那个精神解放的时代里。诗、酒与唐朝，浑然天成，成就了千年前的经典组合。
对于唐人来讲，酒是诗的催化剂，诗又是佐酒的爽口菜。酒色、酒香，点点滴滴融入诗中，就浇灌出了贝阙珠宫般的诗情画意。对我们而言，品诗其实也是在品酒。远古的陈酿，让人满怀醇香。
“岂唯消旧病，且要引新诗”（姚合《乞酒》），一切皆源于酒。“闲停茶碗从容语，醉把花枝取次吟”（自居易《病假中庞少尹携鱼酒相过》）展现的也不仅仅只是自居易一人的诗酒生活，那种“醉复醒，醒复吟，吟复饮，饮复醉，醉吟相仍，若循环然”（自居易《醉吟先生传》）的生存状态，俨然就是盛唐气象的一个缩影。
盛唐是什么？面对这个问题，如果从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等方面衡量，我们能够给出各种各样的数据或征象，然而这都很难说清楚它的那种“盛”的状态。我赞同余秋雨的说法，在他看来，盛唐就是一种心态。他说：“盛唐，是一种摆脱一元论精神控制后的心灵自由，是马背上英雄主义的创造性欢乐，是具有极高审美水准的艺术聚会，更是世界多元文化的平等交融与安全保存。”李白说：“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月下独酌四首》其二）其中也有对盛唐的理解。在他看来，“天人合一”才是最高的精神境界。由此，如果说盛唐之盛就盛在诗酒风流之上，似乎应该也是贴切的。而大唐留给我们很多人的第一印象也正是风流。
所以，大唐的风流肯定是少不了酒的。就是因为酒，才有了那时恣意纵情的诗风，而大唐，也就永远被灌成了醉醺醺的模样。他们喝醉了自己，灌醉了唐诗，更让一个时代都沾染上了酒气。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欧阳修《醉翁亭记》）。唐人对酒的痴迷，甚至熏染了后代文人，尤其是宋代文人，欧阳修和唐人一样，都把醉酒当成了一种艺术行为。他们是在用沉沦的体态讲述自己尽情的心态，用沉溺的状态描绘一种惬意的生态。
古人云：“花开半看，酒醉微醺。”意为饮酒的意境在微醺，然而微醺却缺少了几分酣畅和豪迈。“人生得意须尽欢，奠使金樽空对月”（李自《将进酒》）与“却忆花前酣后饮，醉呼明月上遥天”（唐彦谦《寄友三首》）、“醉舞日婆娑，谁能记朝暮”（刘驾《效陶》）、“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李自《将进酒》）说的并不是醉生梦死和纸醉金迷，而是一种盛世福荫下的生存体验。正是他们，临风把酒酹江月，醉里挑灯看剑，把自己所有的情感都浓缩在了醉意之中，而给唐诗带上了盛世的光环，给宋词融入了多情的旋律，以至锦心绣口，诗香酒香。
P3-5
有人说新闻与日记更适于表达现在，而文学与诗歌则更适于讲述历史，因为文学与诗歌的表达对象的时间长度感更强。当我们努力搜寻、解读过往经历的方式时，其实就是在寻求一种熟悉而稳定的心理回归。我并不认为这种心理有丁点复古的企图，它只不过是在追寻已经远逝了的时间时，能让内心躲过新生事物的陌生感带来的不安和恐惧。这本书就是这样，它不是要带着读者去怀旧，而是要通过文化溯源，理清我们传承的脉络，以找到我们之所以是我们的原因，从而为明天树立信心。
我们知道，从《诗经》《楚辞》开始，无论是汉赋、乐府、六朝骈文和古诗，还是唐诗宋词元曲与明清小说，虽不断有新的要素介入并形成了不同的文体形式，但在言志、咏物，教化、讽喻、颂扬和娱愉等目的的转化中，“抒情”一直都是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诗歌的情结所在，这来自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家国情怀，这种情怀被进一步融入这个民族的血液之中，终使一种“为情所困”的风流与落寞，成为中国古代诗歌中最独特的一道风景。
也正因为此，古代诗歌的风景有一多半来自儿女情长。“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诗人李商隐将低回的情话化作绵绵的诗行，诉说了一种与“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一样浓烈的情感。多情的崔护追寻“去年今日此门中”的“人面桃花”，钟情于一次邂逅后的春风笑靥。那种去了又回、欲走还留、欲罢不能的真挚情愫，映红了城南庄里的“小芳”，也映红了长安城外的子午古道。古道上，“一骑红尘妃子笑”回响在大唐的天空，一位盛世君主的刻骨柔情被抛撒在了连绵不绝的秦巴山中。
还有一半风景是友情。试想，假如没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吟诵，“城阙辅三秦”的青砖还会不会有如今这么沉重；假如没有高适的“莫愁前路无知己”，也就不可能让董大尊享“天下谁人不识君”的美誉，而把这位陇西琴师宣扬得尽人皆知；假如没有“十里桃花，万家酒庄”的想象，今天的桃花潭似乎也不会比其他的河泽更别致。诗人的友情中蕴含的真情和深情环环相扣，融入诗行，把那个时代的眷恋和感伤刻进了历史的年轮。
然而无论是恋情还是友情，都是古人借以抒发家国情怀的一个媒介。它总是在缠绵迷离之外，还能让人获得一些独善其身、兼济天下的启示，从而体现出“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的人文精神，为生活增添一股满满的正能量。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在出世人世的浮浮沉沉里，在生生死死的爱恨情愁中，“情”字深刻而又家常，除了遁入空门，就没有人能回避。把诗归为情，或者把情归为诗，都是对它的拥有者最高的褒奖。诗人们把世事轮回、境遇交替，落脚在一个“情”字上，或者是归结为了一个“情”字，这无疑是对人生际遇最为人性化的总结。情一直以来都是人性解放的主要追求，对情的解释、坚守和崇尚，贯穿了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进程，并且成了每一个发展阶段最鲜活、生动的对照物。比如在婚姻关系中，是否有爱，就是原始与文明的分野；能否爱人所爱，就是落后与进步的区别。历史禁锢，禁锢的是情，而人类解放，解放的首先也是情。所以说，人类在文明进程中所不断追求的人权希冀，无不在于为了诠释这个“情”字。对于情的崇尚，构筑了善恶美丑的价值判断；对于情的解释，厘清了好坏对错的范畴边界；对于情的抒发，更是确定了忠正奸邪的评价标准。
《毛诗序》开篇即讲：“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干言”。它为诗歌指明了寄情言志的基本定位。当然，诗中的情就是诗人的情感、情怀、情绪、情思与情结，可以说，都是人情，或者讲，都是以人为本的情，如爱情、友情、亲情、乡情，还有豪情、欢情、私情、悲情等，而这些喜怒哀乐的自然表达，便是本书的焦点所在。
情一直以来都是人性解放的主要追求，对情的解释、坚守和崇尚，贯穿了人类文明史的进程，成为人类每一个发展阶段最鲜活、生动的对照物。《情寄人生（情感卷）》作者王潇然以开阔大气的视角，从纷繁浩瀚、灿若星河的中国古典诗歌中采撷相关的诗句，并结合大量的诗史佐证，用优美生动的散文形式娓娓而谈，挖掘出以李白、杜甫、李商隐等诗人为代表的中华儿女内心至真至醇的豪情、友情、亲情、爱情。
诗歌是为了寄情言志而创作出来的，而诗中的情就是诗人的情感、情怀、情绪、情思与情结，可以说，都是人情，或者讲，都是以人为本的情，如爱情、友情、亲情、乡情，还有豪情、欢情、私情、悲情等，而这些喜怒哀乐的自然表达，便是王潇然着的《情寄人生（情感卷）》的焦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