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杨山庄的安妮》由露西·莫德·蒙格玛丽所著，描述了一个个性极其鲜明的的少女“红发安妮”，她纯洁、正直、倔强、感情丰富，还非常喜欢说话，对于大自然的美有着敏锐的感受力。她的想象力极为丰富，她能够把眼前的事物想象得美好而富有诗意。但这些想象有时又会闹出一连串的笑话，使得绿山墙农舍的故事妙趣横生。作者以行云流水般流畅的语言和幽默的笔调，使读者快乐地欣赏着安妮的世界，和她同喜同忧，并与她一起去向往未来的梦。

“红发安妮系列”是一套著名的加拿大儿童文学。露西·莫德·蒙格玛丽著的《白杨山庄的安妮》是第四本。安妮大学毕业后，来到萨默塞中学担任校长，与吉尔伯特相隔两地，鸿雁传书。本书用书信的方式讲述了她在这里的三年生活，在当地最大家族势力的影响下，安妮并没有逆来顺受，而是不亢不卑，积极诚恳，乐观应对。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一年

(安妮·雪莉写给吉尔伯特·布里兹的信。安妮．雪莉已经获得学士学位，在萨默塞中学当校长；吉尔伯特·布里兹是位学医的大学生，就读于金斯波特的雷德蒙学院。)

白杨山庄

幽灵巷

萨默塞镇爱德华王子岛

屡期一九月十二日

我现在居住的这个地方的名字挺有趣吧！你以前可曾听说过如此美妙的地名？我的新住所名叫白杨山庄，我很喜欢这儿。我也挺喜欢幽灵巷的，尽管这一名称并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它正式的名称是特伦特街，但是除了在《信使周刊》偶尔会使用一下这个名称外，平时几乎无人提及。甚至连人们在《信使周刊》上看见这一地名时，也会露出一副迷惑不解的样子，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脸茫然地问道：“特伦特街到底在哪儿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了弄个明白，我还特意去问过雷贝卡·迪尤，但是她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她只知道人们一直以来都习惯这种称谓，传说多年前这儿曾有幽灵出没。不过，她说，她还从未在巷子里见过长得比她更丑陋更像幽灵的东西呢。

关于我的故事稍后再讲给你听。你还从没听说过雷贝卡．迪尤这个人吧，不过，你以后会认识她的，一定会。我敢说，在以后我写给你的信中，雷贝卡·迪尤将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亲爱的，现在是薄暮时分。(顺便说一句，“薄暮”这个词是不是特别优美？与“黄昏”一词比起来，我更喜欢“薄暮，，这个词。它听起来是那么轻柔，那么朦胧，那么……那么清幽。)白天，我属于这个世界，晚上，我则属于深沉的睡眠。然而，在薄暮时分，我则是自由的，我属于我自己……还属于你。所以，我是如此珍视这一时间，特意挑这一时间来给你写信，尽管这封信并不是情书。现在，我手里的笔老是刮纸，我不愿用这支破笔、或太尖或太粗的笔来写情书。所以你只有耐心等待，等我拥有了一支称心如意的笔，再给你写情书吧。吉尔伯特，现在我想给你讲一讲我的新住所和居住在这儿的人们，她们都可爱极了。

昨天，雷切尔‘林德太太陪同我来到这儿。虽然她表面上说是来买些东西，可实际上，我知道，她是想来帮我找住所。虽然我已大学毕业，还取得了文科学士学位，可是林德太太仍然把我看作是一个不谙世事的黄毛、r头，需要“过来人”指导监督。

我们是乘火车前往的。噢，在火车上发生了一件啼笑皆非的事。你也知道，我总是在无意中卷入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中，就好像我身上有特殊的魔力，吸引它们前往。

事情发生在火车进站的时候，我站起身来，弯腰准备去提林德太太的行李箱。(林德太太准备寄宿在萨默塞镇的一个朋友家，和朋友一起度周末。)我把手重重地撑在锃亮的椅子扶手上——我以为那是椅子扶手。谁知，我的手却挨了狠狠一拳，疼得我差点惊叫起来。吉尔伯特，原来被我当作椅子扶手的东西，竟然是一个男人的秃顶。他怒气冲冲地瞪着我，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我连忙低声下气给他赔礼道歉，并仓皇逃下火车。最后，我忍不住回头看了看他，没想到他仍恶狠狠地瞪着我，这可把林德太太吓坏了。直到现在，我的手还隐隐作痛呢。

一开始我还以为找一处住所不会太麻烦，因为有位叫作汤姆·普林格尔的太太十五年来一直在为这所中学的前任校长提供包括膳食的客房。然而，不知道为什么，她突然厌烦了“房客的打扰”，不肯把房子租给我。另外几处住所，我所中意的，房东却以委婉的理由将我拒之门外。还有几处住所，我一点儿也不喜欢。我们在镇上奔走了整整一下午，跑得我汗流浃背，头昏脑涨、心情沮丧。正当我绝望得差点儿放弃的时候，突然，幽灵巷出现了！

我们本来是顺便拜访林德太太的一位老朋友布雷达克太太的。布雷达克太太说或许有两位寡妇愿意帮助我。

“我曾听说她们想找一位房客，以便支付雷贝卡·迪尤的工资。如果没有一点额外的收入，她们就没法雇用雷贝卡·迪尤了。如果雷贝卡·迪尤走了，谁去帮她们挤那头老红牛的奶呢？”P1-3

寻访露西·莫德·蒙格玛丽

◎ 李文俊

1989年的6月，我寻访了一位女作家。这次走得还真够远的，一直去到大西洋西北角圣劳伦斯湾的一个海岛上。这一次我寻访的是加拿大儿童文学作家，《绿山墙的安妮》( Anne of GreenGables)一书的作者露西·莫德·蒙格玛丽(Lucy Maud Montgomery)。

我最早知道这位作家的名字，还是得自1986年我国某份报纸上的一篇报道。那篇《渥太华来讯》里说：“加拿大青年导演凯文·沙利文将加拿大著名女作家露西·莫德·蒙格玛丽的名著《绿山墙的安妮》改编为电视连续剧，该剧在加拿大广播公司电视台播放，收看人数达550万，超过了其他电视片。”报道里还提到：小说《绿山墙的安妮》发表于1908年，写的是一个孤女的故事。马克·吐温读了这部小说后曾说：“安妮是继不朽的艾丽丝之后最令人感动与喜爱的儿童形象。”

1988年的夏天，我出乎意料地看到了《绿山墙的安妮》一书的中译本，马爱农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我也曾注意过一些书评报刊，却从未见到有文章提到《绿山墙的安妮》的中译本，哪怕是一句。小安妮在中国的遭遇太可怜了。要知道这本书不但在英语国家是一本历久不衰的畅销书，而且被译成数十种文字，拍摄成无声、有声电影，搬上舞台，又改编成音乐喜剧。我一直为安妮在中国的命运感到不平，正因如此，在一次加方资助的学术考察活动中，我报了去蒙格玛丽故乡参观并写介绍文章的计划。

我动身之前仔细阅读了莫莉·吉伦(Mollie Gillen)所著的蒙格玛丽的传记《事物的轮子》（The Wheel of Things，1976）一书。下面的叙述基本上都取材于这部著作。

蒙格玛丽出生于1874年11月30日。她出生的地点是加拿大最小的省份爱德华王子岛北部一个叫克利夫顿的小村子。她的父亲是个商人，经常在加拿大中部经商，母亲在小莫德出生21个月后就去世了。莫德只得与外祖父母一起生活，她来到卡文迪许，这也是一个小村庄，离她出生地只有几英里。莫德对大自然的热爱贯穿了她的一生，也在她的作品中得到强烈的表现，这是与她在海岛上度过的童年生活分不开的。这个小女孩在森林、牧场与沙滩间奔跑。美丽的景色也培养了她对美好事物的追求。

母亲早逝，父亲经商在外，她没有兄弟姐妹，无疑有些孤独，她有时会对着碗柜玻璃门上自己的影子诉说心事。小莫德9岁时开始写诗，用的是外公邮务所里废弃的汇单。莫德15岁时写的一篇《马可·波罗号沉没记》在一次全加作文竞赛中得到三等奖。这是她根据亲眼所见的一次发生在海岛北岸的沉船事故写成的。1890年8月，莫德由外公带着来到父亲经商的艾伯特王子城。继母要她帮着带孩子。她不能上学，自然觉得很痛苦。但是她能通过写作把痛苦化解掉。她写了一首四行一节共三十九节的长诗，投稿后居然被一家报纸头版一整版登出来。当时她还不到16岁。她继续投稿，报纸上当时已称呼她为“lady writer”(女作家)了。不久，她的短篇小说又在蒙特利尔得奖。1891年，父亲把她带回到故乡，此后，在父亲1900年去世前的几年里，父女很少见面。莫德幼年丧母，又得不到父亲的抚爱，她作品中经常出现孤儿形象与孤儿意识，便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了。

莫德回到爱德华王子岛后进了首府夏洛特敦的威尔士王子学院，1894年毕业，得到二级师范证书。在岛上教了一年书后，她又进了哈利法克斯的达尔胡西大学学文学。在大学念书时，她仍不断投稿。

1895年7月，莫德得到一级师范证书，她教了两年书。1898年3月，外祖父去世，莫德为了不使外祖母孤独地生活，回到故乡。从这时起除了当中不到一年在哈利法克斯一家报馆里当编辑兼记者兼校对兼杂差，直到1911年外婆去世，她都过着普通农妇的生活。但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莫德都没有停止写作。她仍然不断向加、美各刊物投稿。有时，发表一首诗只拿到两元钱。

说起《绿山墙的安妮》之所以能写成，还得归功于莫德的记事本，她平时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就喜欢往本子上涂上几行。有一天她翻记事本，看到两行不知何时写下的字：“一对年老的夫妻向孤儿院申请领养一个男孩。由于误会给他们送来了一个女孩。”这两行字启发了她，使她开始写小孤女来到一个不想要她的陌生家庭的故事。莫德把“一对夫妻”改成“两个上了年纪的单身的兄妹”，因为单身者脾气总是有点孤僻，这样，与想象力丰富、快言快语的红头发、一脸雀斑的小姑娘之间的冲突就越发尖锐了。小说的第一、二、三章的标题都是“×××的惊讶”，使读者莫不为小孤女的遭遇捏了一把汗。小安妮也确实因为性格直率、不肯让步与粗心大意吃了不少苦。但是最终的结局还是令人宽慰的。儿童文学作品总不能没有一个“快乐的结局”嘛。

《绿山墙的安妮》在1908年出版，很快就成为一本畅销书，到9月中旬已经4版，月底6版。到1909年5月英国版也印行了15版。1914年，佩奇公司出了一种“普及版”，一次就印了15万册。以后的印数就难以统计了。

在这样的形势下，读者都想知道“小安妮后来怎么样了”，出版社看准了“安妮系列”是一棵摇钱树，蒙格玛丽自然是欲罢不能了。其结果是她一共写了8部以安妮与其子女为主人公的小说。它们按安妮一家生活的年代次序(而不是按出版次序)为：《绿山墙的安妮》(1908年出版，写安妮的童年)、《安维利镇的安妮》(1909，写安妮当小学教师)、《小岛上的安妮》(1915，写安妮在学院里的进修生活)、《白杨山庄的安妮》(1936，写安妮当校长时与男友书信往来)、《梦中小屋的安妮》(19l8，写她的婚姻与生第一个孩子)、《壁炉山庄的安妮》(1939，写她又生了五个孩子)、《彩虹幽谷》(1919，孩子们长大的情景)、《壁炉山庄的里拉》(1921，写安妮的女儿，当时在打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创作方式自然会使真正的艺术家感到难以忍受。出了第一部“安妮”之后莫德就在给友人的信里说：“这样下去，他们要让我写她怎样念完大学了。这个主意使我倒胃口。我感到自己很像东方故事里的那个魔术师，他把那个‘精怪’从瓶子里释放出来之后反倒成了它的奴隶。要是我今后的岁月真的被捆绑在安妮的车轮上，那我会因为‘创造’出她而痛悔不已的。”

尽管莫德自己这样说，她的“安妮系列”后几部都还是有笔者本人就见过中国出版的一种“海盗”影印本，上面没有任何说明。从版式、纸张、封面推测，大约是20世纪40年代上海印制的。可取之处，其中以《小岛上的安妮》更为出色。作者笔下对大自然景色的诗意描写，对乡村淳朴生活的刻画，对少女的纯洁心态的摹写，还有那幽默的文笔，似乎能超越时空博得大半个世纪以来各个阶层各种年龄读者的欢心。这样的一个女作家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哲人与思想家，而像是读者们自己的姑姑、姐妹或是侄女甥女。给莫德写信的除了世界各地的小姑娘之外，还有小男孩与白发苍苍的老人，有海员，也有传教士。两位英国首相斯·鲍德温与拉·麦克唐纳都承认自己是“安妮迷”。一位加拿大评论家在探讨“安妮”受到欢迎的原因时说，这是因为英语国家的人民喜欢小姑娘。不说英语的民族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人们在生活与艺术中对天真幼稚避之唯恐不及。但是率直的天真，不扭扭捏捏的天真，却又是一种难以企及的美的境界了。凡人都有天真的阶段，当他们处在这个阶段的时候莫不希望早日脱离，避之唯恐不及；但是一旦走出天真，离天真日益遥远，反倒越来越留恋天真，渴求天真，仰慕天真了。也许正是基于这种心理，连城府极深的政坛老手也希望能有几分钟让自己的灵魂放松放松？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71岁的马克·吐温给34岁的莫德写去了那样的一封“读者来信”？

美学家们对这样的现象可能早已有极为透彻的论述，还是让我回到莫德生平上来吧。她的外祖母于1911年逝世，莫德不愿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大房子里，搬到几英里外另一个村子去与亲戚一起住，不久便与埃温·麦克唐纳牧师结婚。他们恋爱已有8年，订婚也已有5年了。婚后除了做妻子和母亲(她生了三个儿子，活下来两个)需要做的一切家务事外，她还要担当起牧师太太的一切“社会工作”。

除了8本“安妮系列”之外，莫德还写了自传性很强的“埃米莉”三部曲。当然，还有其他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和诗歌、自传之类的作品。莫德是1942年4月24日去世的。丈夫和两个儿子把她的遗体送回到卡文迪许小小的公墓，她的墓碑与如今已成为“蒙格玛丽博物馆”的“绿山墙房子”遥遥相望。

此后便是我去“绿山墙的房子”朝圣的日子了。

“绿山墙的房子”不算大，呈曲尺形，两层，每层也就有四五个房间。我们听完讲解员的话便拾级而上，到楼上去看“小安妮的卧室”。房间里沿墙放着一张硬板床，旁边是一只茶几。

莫德就葬在西边不远的地方。小说里写到的“情人巷”“闪光的湖”和“闹鬼的林子”也都在附近。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游客慕名而来，其中不少是来验证自己读小说时所留下的印象的。

第二天，我冒着蒙蒙细雨，步行了几英里去看爱德华王子岛大学。校园的气氛有点像旧时上海的沪江大学或圣约翰大学。我在楼里楼外漫步了近1小时，几乎没有见到一个人，似乎是苍天有意安排，让我可以独自与莫德的幽灵相处，细细体味一个未踏进社会的女学生的多彩幻想与美丽憧憬。

我在岛上住了3夜之后按原定日程经由哈利法克斯飞往多伦多。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未能看到音乐剧《绿山墙的安妮》，它要到7月才开始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