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喊在风中(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向读者展示了处于大别山区偏僻一隅的农村的“生动图景”，借此引起更多人对当下农村问题，尤其是如何打赢脱贫致富攻坚战这一问题的关注与思考。

在阿富汗贫民营，一个士兵对伟大的女作家多丽丝，莱辛说：我们大声呼喊向你寻求帮助，但风把我们的话吹走了。作者王磊光写下这本书，也许同样是对着风呼喊吧。

“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没有故乡的人走向远方。”《呼喊在风中(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作者王磊光深爱着自己故乡，他用自己的笔把对故乡的爱浓墨重彩地表现了出来。从家乡的历史、风物到文化，作者通过一个个故事徐徐展开，文笔生动，令人感动。从第二代农民工、农民的养老、农村教育到就业等等，作者把当下农村的困境和农民的苦与悲深刻地揭示了出来，反映了作者对自己家乡最深厚的爱，也反映了对中国农村发展深深的思考和探索。

呼喊，在风中（自序）

近“年”情更怯

为什么我们越读书越困窘

我们将无路可退

别了，家乡的板栗

表哥的亲事

母亲的初夏

父亲的信

孤独无依的人

二父住院记

一个人的生存

一位乡村教师的命运

城市鱼：她们背着婚姻漂流

一个乡镇公务员的自白

我们成了故乡的过客

“我一辈子的苦都在这里受了”

放蜂人

单身老汉的爱情故事

圣山垴的守望者

无声的乡村

乡村动物记

活着活着就走了

无力自卫的乡村

饮水史

渔事

大雾山上桐花祭

山乡杂记一

山乡杂记二

水库的黄昏

为了什么去农村

从梁漱溟的困境看今日的乡村动员

第一代农民工，故乡拿什么迎接你

老人农业有效率吗

寻找乡贤——关于城乡关系的随想

在今天，谁来赡养乡村老人？

附录一：写给家乡的诗

 打要

 父亲的生日

 还乡

 静默

 墓地

 熟了呀，稻谷

附录二：L县见闻王晓明

编后记

近“年”情更怯

“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没有故乡的人走向远方。”我很庆幸我有故乡，可以随时回去，尤其可以回家乡过年。因为我的根在那里，我的亲人在那里，我的生活经验和记忆在那里。

我的家乡在湖北的大别山区，L县。我导师王晓明教授在2004年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L县见闻》，写的就是这个地方。王老师的文章以我家乡为对象，揭示了当时农村的破产状况、人的精神颓败以及乡村文明的没落。

我家所在的那个村子，是一个东西两座大山夹住的狭长谷地。一个村子由十来个“垮子”组成，一个塆子有几十户人家，我家所在地叫王家垮。直到现在，我每到一个地方，凡是碰见两山相夹或两排高大的建筑物相夹，我的第一意识就是，这两座山或两排建筑物，一个在东，一个在西，所以我在外面经常迷路，尤其在城市里。

上海地铁7号线有两个靠得比较近的站：“长寿路”和“常熟路”站。我好几次下错站，以致现在每到这两个站就紧张，怕弄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我家乡的方言里，“长寿”和“常熟”是完全一样的读法。人要靠语言来思维，这件事情让我意识到：对于有家乡的人来说，是用方言来思维的。

我有一个初中同学群，群里90％的同学只读到初中就出去打工。经过十七八年的积累，很多同学在城市里有房有车，有的还有了自己的事业。平时在群里，他们交流最多的是工作问题、车子问题等，言谈中总少不了炫耀。但有一次，有个同学忽然在群里说，他已经三年没回家过年了，另一个同学紧跟着说，他五年没回家了，接着很多人纷纷说起回家的情况。有一个说：不管怎么样，今年过年一定要回一次家！另一个说：如果能在家乡找一个两千块钱的工作，就回去算了。还有一个说：要是能找个每个月一千块的工作，我这边什么都不要，也愿意回家。

我有一个从小学到初中的同学，已经十年没有回家。有一天他在QQ里突然对我说，我的父母是很好的人，因为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去我家玩，我爸妈用腊肉下面条给他吃。这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小事，他还记得。其实我知道，这是因为他太想家了。

回家过年，其实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一件事。套用贾平凹的话来说：家乡对我们的影响，就像乌鸡的乌，那是乌到了骨头里面。

回家的交通

十多年前我上本科的时候，从大西北到武汉，坐的是那种编码没有字母只有四个数字的绿皮火车，22小时，通常还要晚点两三个小时。西北往武汉的路线，自然不是人流最多的，但春运那个挤啊，恐怕大大超出了今天90后的想象。好在那个时候，学生一般都可以提前集体订票，买得到座位。而站着回家的，几乎全都是农民工。每次上车的时候，无论有票的还是没票的，都一窝蜂往车上挤。

我对过年回家的第一印象就是：我背着一个包，提着一个包，与同学一起，在站台上从第一节车厢狂奔到第十几节车厢，然后被后面的人推着挤上了车。上车后一分钟左右，车就开动了。我记得火车广播里号召大家发扬风格，让站着的乘客往座位上挤一挤。大家真的很友好，四个人的座位，往往挤了五六个人。火车过道里人贴着人，想蹲下来都没有办法，连厕所里也挤着好几个人。

要上厕所了，男乘客还可以想办法，可苦了女乘客。记得有一次我身边坐着一个在西安读书的大学生，他要小便，就脱下外套让我给他挡住身体，想把尿撒在矿泉水瓶里，但他很紧张，用了十几分钟才勉强撒出来。我还记得有一次身旁坐着一个从西北打工回家的河南妇女，尽管有位子，但她实在太困，太想睡觉了，就把位子让给别人坐，自己钻到座位底下睡觉去了。

应该要肯定，我们国家这十年间的铁路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铁路线路的增加，尤其是动车和高铁的开通，极大缓解了交通压力。火车站、火车上，起码不会像过去那么拥挤了。

过年回家那种路途的遥远，时间的漫长，竞争的激烈，火车上的拥塞以及种种不安全感，让我对“男儿有志在四方”的观念产生了极大厌倦。所以，本科毕业时，我找工作坚决要回到湖北。后来我就在老家隔壁的县城一中当语文老师。自2004年到2011年来上海读研之前，我再也没有遭受春节回家难的痛苦了。尽管从隔壁县回家的汽车在过年时依然被塞得满满的，但毕竟只有两个多小时，实在挤不下，还可以花两百多块钱请出租。我在上海读研的这几年，其实也没有遭受回家难的痛苦，因为上海到武汉的高铁和动车很多，普通车也有几趟，买票很方便。

今天各位出行，如果坐火车，不是选高铁就是动车吧？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那种速度慢、见站停的普通列车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

大家有没有想过：到底是谁在乘坐普通列车？

我想大家肯定一下子就能给出答案：除非没有其他更好的交通工具，学生不会坐，城市人不会坐，主要是那些底层的老百姓，比如农民、农民工坐。

去年暑假和寒假回家，我特意选择坐慢车，16个多小时的硬座。就是要看看哪些人在坐慢车，看看慢车上还是不是过去那个样子。的确，主要还是农民、农民工在坐慢车。对农民工来说，选择坐慢车，比动车起码节约一半的钱，比高铁节约三分之二以上的钱。从深圳到武汉，高铁一等座要八百多，二等座五百多，但慢车的硬座不到两百。尤其是全家在外打工的，从深圳到武汉，可能要节约一千多元，这对于农民家庭来说可不是个小数目。

P1-3

呼喊，在风中

王磊光

大约是在25岁之后吧，我常常想起古书上记载的两个人。倘在孤夜里想起，又由他们想及现实中的许多人和事，竟扑扑地落下泪来。

我说的第一个人是个贵族，就是宋襄公。襄公与楚人在泓水作战，楚人渡到河心，襄公不肯出兵攻打，并说这样做就好比人家处在危险之中，你却要从背后推他一把；楚人上了岸，襄公依然要等到他们排列成阵势，鸣鼓后才进攻。可楚人并不是那么讲规则的，上了岸就开杀戒，襄公大败，且受了腿伤，第二年就去世了。

要说的第二个人是个平民，叫尾生。上古之时，原是可以自由恋爱的。尾生在桥下约会，心上的姑娘却迟迟没有出现。河里涨水了，尾生抱着桥柱不肯离去，终于被大水淹死。

年少的时候，也跟着大家一起对襄公、尾生极尽嘲笑，笑他们的愚蠢。但随着年岁渐长，阅世愈深，忽然在某一刻惊悟自己是多么浅薄。我们的时代最不缺的就是聪明人，缺“傻子”。像襄公、尾生这样的“愚人”，恰恰是他们心中有秩序，有敬畏，有仁、有信，如日月高悬，坚守在人类的天空上，照耀出当下是多么猥琐和混乱。

这是我的第一本书。写作的过程，也是身心还乡的过程。借用别人的话来说，谁的家乡不在沦陷？所以这种还乡是苦痛的。眼看着要成为一本书的样子，我终于不肯再多写一个字，然后便是长长的一段空落和苦闷，不知所措。就在这时候，襄公和尾生，又回到了我心上。

我的内心当然是黑暗的。我写了乡村的故事，也写了我的忧愤，但我的文字却称不上“乡土挽歌”——满眼的破碎与凋零，又如何能歌？而且我也非常清楚，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构造，乡村的流逝大概是无可阻挡的。

写这样一本书又如何呢？

我稀里糊涂地进入家乡的内部摸索了一番，又稀里糊涂地记录着它，中途一度辍笔——因为我发现进入家乡越深，便越不知它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这时候，一个叫雷蒙·威廉斯的人救了我。他说：“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这句话被认为是威廉斯给“文化”下的一个定义。我自然是笨拙的，在别人看来极为简单的一句话，却一直感觉甚为抽象。但当我站到乡村的大地之上，吸收着泥土的灵气，忽然明白：威廉斯大约并不是要给文化下一个众口流传的定义，而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视角——从生活方式的角度去认识文化。所以你要问我写了什么，我会说我写的是乡村生活方式的变化。

梁漱溟说他那个时代乡村破败的原因在于文化失调。教化、礼俗和自力(理性)，这些是文化的核心部分。历史绕了一个圈，仿佛又回到了梁漱溟的时代。“物”的败坏，尚可恢复，或者创造更新的，而“文化精神”一旦败落下去，要拯救回来，怕是难以计算时日。

古人说：“礼失而求诸野。”倘“礼”在乡野也找不见了，我们又该到何处找寻？

当年鲁迅先生呼吁那些已经觉醒的大人们，“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后辈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但今天的问题却是大家普遍没有了“因袭”的担子，也就没有几个入愿意去肩住黑暗的闸门了。

不过，事情也还并未坏到令人窒息的地步。襄公、尾生这样有着圣贤之德的人，的确是找不见了，但在荒芜的大野上穿行之时，我还是能够看见一些令人欣慰和振奋的亮色，闪烁在乡村的暗夜里。

长久以来，对于自己的身份，我充满了迷惑。如果说我是农民，但我一直身处校园，早远离了稼穑。倘说我是知识分子，但按照世俗的标准，知识分子自然是要生活在城里，有着较好的物质条件，在利益层面能够为自己说得开一些话。显然，这些我都不具备。我不但没有在任何一个城市落下脚来，还始终脱不净乡下人的泥土气。况且，我也融不进知识界的种种小圈子，亦不喜欢“形而上”，不擅长高谈阔论，“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陶渊明说，从前那些大好光阴啊都误落在尘网中，是个大大的错误，但往日虽不可追回，未来却是可以选择的，我要归园田居。毫无疑问，我没有陶公那般勇气和境界。我要是真想着回家去种田，为祖国多生产一些粮食，我的父母一定会羞愧而死，父老乡亲的唾沫也不会饶了我。然而，这些年来，我回家的次数也的确是越来越多了。寒暑假必回去，平时有机会也一定回去。因为父母都老了，身体也不好；年过七十还种着三四家田地的大父(大伯)，已咬不动稍硬的食物了；大舅的听力越来越差，走山路也越来越困难了；而身体极健壮的姑爷(姑父)，已埋于黄土底下。

最近，一个朋友对我说：他想回到武汉找点事做，也便于常回家看看。他家在大别山主峰脚下，回去一趟委实不容易。他曾是我极好的朋友，却在高中毕业后十几年里杳无音信，前些时日才联系上。他知道我家在哪里，曾在2008年骑摩托去找过，半路上摩托车链条断了，只好折回。后来又从网上读到我的文章，并搜到E-mail，却又不给我留任何信息。他说：“没有交集，就没有深究。”那些年他大约过得不好，四处漂泊，才有了这样的想法。这两年有好转，在一家企业当总监，每月有一万块钱的收入，但还是买不起房。聊起这么多年来对于回家的感受，他的原话是这样的：“开始不想回家；后来，觉得应回家；现在，想回家。”只需要排列一下句子，他的话就是一首质朴的诗。诗是痛苦的产物，他的感受又何尝不是无数乡村子弟共同的感受呢！

就在昨夜，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醒来后梦境还异常清晰，仿佛真的经历过一般。在梦里，我与童年的伙伴到河上玩耍，走到一个浅水潭边，看见两只小龟浮在水上，见人来了亦不逃走。我们都觉得奇怪，因为这条河上已二十多年没有见过乌龟了。我们把小龟捉上来，放在水盆里。一只龟却开口说话了，说她是我的外婆，她死后，舍不得离开生前住过的垮子，就没有投胎转世，而是变作了乌龟，住在垮子旁的河里。她还说，这水潭的沙底下总共藏着五十多只龟，他们都是从古至今没有去投胎的亡灵，生前就住在附近垮子里，死后仍舍不得离开这儿。外婆享年89岁，过世已经五年多了——她在80岁的时候还要上山摘菊花，卖出的小钱舍不得用，定要留给我拿到学校做生活费。如今，外婆是一只小龟，惦记着人间的情意，整日在血地的河流上游过来又游过去。

回到乡下，我常会坐在无人的山岗上眺望、倾听，我在眺望和倾听脚下的土地。慢慢地，心里头便会升起一股温暖的泉，生出一些奇怪的想法来，竟感到莫名的幸福：城市人虽然拥有这个时代，但我们乡下人却拥有一块埋人的土地。

这本书的写作，大约就是这样一种归根结蒂的过程。我的乡下人的自信也随之变得越来越理直气壮了。我也更加有意识地将自己与学院派区分开来，我对我自己说，我跟他们是不同的：今天能够在学院里扎下根来的，或者还并未扎下根来却已读到了博士的人，多半有着小康以上的家境——即便少数出身底层，也大多是在半途上就脱胎换了骨的。所以，我与他们，到底是不同的。他们绝大部分人习惯于眼睛朝上看，但我，要注目于脚下的泥土。

“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然而，我又突然变得犹疑，乡下人胆小怕事的本性再次暴露：我看到一个如天马行空般的“我”，正回头注目于现实中那个渺小而窘迫的“我”。在阿富汗贫民营，一个士兵对伟大的女作家多丽丝·莱辛说：“我们大声呼喊向你寻求帮助，但风把我们的话吹走了。”我写下这本书，也许同样是对着风呼喊吧。

提及这本笔记的缘起，还得从一个“媒体事件”说起。2015年春节前夕，因罗小茗老师的邀请，我在一个论坛上作了名为《近“年”情更怯》的演讲，稿子随后被媒体以《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为题发表，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甚至被很多人认为是2015年开春最热的一篇网文。复旦大学出版社的李又顺老师随即找到我，一开始在电话和短信中我是拒绝的，但在上海与他初次见面时便相谈甚欢，因为我们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对于文学和乡村，也有很多共通的感受和见解。就这样，我一口答应了下来。

没有罗小茗老师为我创造的机缘，没有李又顺老师持续的鼓励和敦促，也就没有这样一本乡村书。

早在2004年，导师王晓明教授去我的家乡L县调研，就写过一篇影响巨大的文章。十年后，我写了这样一本关于家乡的书。我的书，自然是受了老师的启发，在内容和主题上，也与老师的文章相呼应。在本书初稿完成之际，我有幸在加州大学Christopher Connery教授的帮助下，来美国学习一段时间。中外城乡现实对比，让我有了更多的思考和更新的理想，可惜这些都没有来得及写进书中。

这本书，

献给我的老师王晓明教授，Christopher Connery教授；

献给搞了四十年基层工作的大父，当了一辈子乡村教师的大舅；

献给我那节衣缩食，备尝艰辛的父亲和母亲。

2015年12月9日

2015年春节，一篇《近年情更怯——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的演讲稿在网上迅速蹿红，转发量惊人，随之上海大学博士生王磊光及其背后的家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近几年，每次返乡过年，都有“文化人”记述与描写养育他们的家乡状况，尤其是中国城市化运动中的家乡变化，成为他们着墨的重点。在这众多的作品中，为何独有王磊光的作品流行起来？这引起编者的注意。

在《近年情更怯》这篇演讲稿中，作者从各个不同侧面呈现了“他眼中”的家乡世俗境况与人情冷暖，内容包括村民的住房、外出打工的父母与子女、回家的交通、留守老人与子女、葬礼、春节的力量以及知识的无力感等章节,可谓涉及当下农村的方方面面，且资料丰富，数据翔实。由于作者长期浸润在家乡的环境，对家乡怀有深厚的情感，加之作者特殊的身份——从偏僻农村考入大城市攻读文化学博士，专业关注的视野，城乡的巨大反差，自我的身份焦虑等所带来的强烈的内心冲突，汇聚成一种势能，通过笔端的文字，倾泻而出，这就使得作者的文字，具有了较强的感染力。我认为这也是引起广泛传播与关注的根源所在。

诚然，文以情为贵，人为情而动，只有具备了真情实感的文字，才会有感染力。但作者王磊光在感性表达与理性观察分析之间，还是尽量保持着一种平衡。由于作者对自己的家乡爱之深情之切，在描述一些现象时难免带有自己个人的主观色彩。——尽管这不是作者刻意要这样的。

本书是作者的“一家之言”，但它毕竟向我们展示了处于大别山区偏僻一隅的农村的“生动图景”，倘能借此引起更多人对当下农村问题，尤其是如何打赢脱贫致富攻坚战这一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幸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