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
我写作《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一书，目的是为了从思维的角度阐明中国古代文明、古代的科学技术为什么能领先于世界，而在十七世纪以后，开始逐渐落后？
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与西方以希腊为代表的思维方式有着显著的区别。西方的思维方式以求知、掌握知识、了解事物的本源为目的，以探索事物的结构、构成元素为重点，强调解剖分析，注重逻辑推理、概念思维、形式逻辑。我把西方的这种思维方式命之为元素型思维。这种思维的优点，是能够深入事物的结构，对事物的构成有深入透彻的了解。缺点是容易陷入孤立片面。中华民族的思维，以实效为目的，因此，注重事物的整体性，事物的发展，发展过程中的各种事物的相互联系，这种思维以名实相符为逻辑基础，以“事、理、类”三物必具为思维的基本形式，善于意象思维、直觉、体味。我把这种思维方式命之为运动型思维。这种思维的优点，是一刻也不能脱离生动的实际。缺点是容易浮浅泛化。
思维方式，归根结底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中华民族的农业社会，决定了中华民族思维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突出地表现在对“天时”、“地宜”的重视。中国最早的一部历史典籍《尚书》在“尧典”中就记录了尧的主要决策。尧被推为部落首领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格于上下”，即量度天地。量度天地的目的，最重要的就是确定时节，为了适时地进行农业生产。所以委派羲和、羲仲、羲叔等人到各地去，“麻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观察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测量它们的方位，确定时节。可见，尧当政，首先就是抓天时。春秋时期，齐桓称霸，管仲佐政，管仲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四时”，就是天时。管仲提出“三度”说，即“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顺”。所谓“天祥”，就是天时的好坏。在当时的情况下，人对于“天时”，无法施加影响，只能顺从，所以管仲说“对天日顺”。而“对地日约”，就是说对地是可以节制的。地，是可以选择、改良的。地对于人来说，归根结底是个“宜”的问题，即是否适宜于人的生活活动，是否适宜于五谷作物的种植。管仲说：“天以时为权，地以财为权，人以力为权，君以令为权。失天之权，则人地之权亡。”（《山权数》）就是说，“天时”，是决定性的，失了天时，人地之权皆亡。为什么呢？因为失去了天时，农业生产就要荒弃，就要饿肚子。所以在《易经》中，天，是第一位的。《乾》是《周易》的首卦。乾，象征着天。坤，象征着地。（《系辞上》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易》卦六横，上二横代表天，下二横代表地，中二横代表人。在中国古代，天、地、人三位一体，相互参照，是思维的总模式。《周易》六十四卦，是这种思维模式的演绎。荀子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所谓“参”，就是天地人三个因素的互相参照，以求达到统一。天、地、人三位一体的思维方式，重在时间，兼顾空间，并且考虑到人的因素。这就是整体性的运动型的思维方式。正是这种思维方式，使中华民族在古代取得源源不竭的成就，创造了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
我说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是运动型的，因为它既注重事物间的横向联系、相互作用，更注重事物的发展过程。《易经》的六爻，就是事物在各个时间段，它的处境、它的遭遇，也就是事物发展过程的体现。而西方的以希腊为代表的思维方式是元素型的。因为它重在揭示事物的内部结构、探求构成事物的元素，重在既定的空间，并不断深入。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就曾提出构成万物的“逻各斯”说，他说“万物都根据这个‘逻各斯’而产生”（《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8页）。（P1-2）
自序
总论：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
中华民族传统思维的几个重要概念
《易经》：中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构建的格架
中华民族传统的形象思维模式——“赋、比、兴”
管仲的以“时”统御一切与“德”“度”结合的思维模式
《黄帝四经》的“抱道执度”的思维方式
孙武的“知彼知己”——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
老子的“法自然”与“反者道之动”的逆反思维理论
孔子的求实思维与学习的系统思维
商鞅的“作壹”思维方式与逆反思维
墨子的中国特色的逻辑理论——以“三物必具”为核心的辩证思维逻辑
孟子的主观逻辑与比附性思维方法及潜意识理论
荀子的“兼陈万物而中悬衡”的思维方式与“类”的思维方法
庄子的喻示性意象思维方法及灵感规律与无意识理论
韩非的“论必盖世”与矛盾分析的思维方法
《吕氏春秋》的综合思维
邓析的名实关系与公孙龙子的形式逻辑
鬼谷子论纵横家的捭阖思维方法
《黄帝内经》的“法阴阳”思维方式
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辩证性很强，强调全面、多方联系，很少片面、绝对、孤立。这一点与西方思维的形而上学性，有极大的区别。
《易经》构建了“天、地、人”相参的思维方式，时间、空间、人的因素，都考虑进去了，人的思维是天、地、人之间的对立统一。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注重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认为发展是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实现的，事物是诸多元素的结合，单纯的一种元素，不可能形成新事物。《国语·郑语》中史伯论西周必然衰亡时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事物如果都是相同的，那么就不会再继续发展了，必然的结果是灭绝。只是一种声音、一种事物，就不会有美妙的音乐、光彩陆离的世界。所以说“声一无听”，“物一无文”，“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伏羲创造八卦，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反映。《说卦》说：“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农业生产需要风调雨顺，需要天、地、山、泽、雷、风、水、火这些基本要素的共同作用，所以《易经》用“天、地、人”相参概括这种思维方式。管仲说：“一日天之，二日地之，三日人之，四日上下左右前后，荧惑其处安在？”《吕氏春秋·序意》说：“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苟子写了《解蔽》一文，指出人“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他拈出一个“兼”字，提出“兼陈万物而中悬衡”，就是为了克服思维的片面性、绝对化。“兼陈万物”，就是要求无一遗漏地观察研究分析事物的各个方面的各个联系。不仅在空间的广度上，而且在时间的深度上既要对现在了然，还要知其过去和将来。克服片面性的最好办法，就是“兼”。“兼”，才能做到思维的全面。“而中悬衡”，衡，就是道，就是说最后要用道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
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的辩证性和整体性，还突出地表现在用阴阳的对立统一来看待一切事物，认为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由阴阳的运动变化生成的。阴阳是相互联结的，彼此依赖的，独阴独阳是不能生成万物的。《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八卦相错”，就是阴阳的相互生成。朱熹说：“错者，阴与阳相对也。”“天地造化之理，独阴阳不能生成。故有刚必有柔，有男必有女，所以八卦相错。”阴阳的对立首先表现在天地上。《易经》六十四卦，只有乾、坤两卦，是纯阳纯阴的。《乾》是阳，是天；《坤》是阴，是地。这两个卦的卦性，是既定的。《乾》是主，是刚；《坤》是顺，是柔。所以《系辞上》一开头就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这就是对于阴阳的定性。在这种定性中表现了阴阳的对立。而天下万物就是在阴阳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联结中产生的。但这种对立不是有我无你的势不两立，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呼应、相互需要的相生、相交、相乘的关系。因此，可以称作相互对待的关系。
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特别注重事物的运动变化。《易经》的最重要的哲学思想，就是“变”。《系辞下》说：“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变，就是运动；就是发展。《系辞上》说：“爻者，言乎变者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三极”，就是天、地、人。“三极之道”，就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系辞上》又说：“通变之谓事。”“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通变”，就是要求通晓事物的变化发展规律。《易经》的最后两卦，就是《既济》（兰）《未济》（兰），《既济》，表示一个大过程的完成；《未济》则表示还没有完成。《既济》以后为什么还要来个《未济》呢？这是说，在旧的大过程完成后，又开始了新过程，因此，又有了《未济》。这说明事物的过程永远不会完结。所以在《易经》中“变”是绝对的。“变”，就是发展，事物都是在变中发展的。当然《易经》的发展观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它把发展看作是往还回复的过程，而不是把它看作是螺旋形地向前发展的过程。
在改写文章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到《易经》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的形成，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因而把题目改成《＜易经＞：中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的格架》，这就更显示出《易经》在中华民族传统思维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同时，在反复学习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关于“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一段话中，体悟到人类思维的普遍规律是人既“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又“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如果“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是知彼，那么“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是知己。事实上，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是“知彼”和“知己”这两个方面的统一。于是就从孙武的“知彼知己”的命题中，自然地可以体悟到孙武揭示了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
从“时”出发，这是法家思维的根本特征，也是中华民族运动型思维的本质特点。韩非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五蠹》）。法家从“时”出发，制定政策、策略、政治体制、制度，强烈的应“时”感，使法家的代表人物成为当时时代的弄潮儿，成为推动时代进步的强大动力。韩非首创矛盾分析方法，商鞅身体力行“作壹”的政治实践，实际上，在思维上抓住了主要矛盾。法家在逆反思维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管仲的“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和商鞅的“立民之所恶，则民安其所乐”都取得了辉煌的业绩。
对于墨家的辩证逻辑理论阐释更为完备：完备的逻辑范畴，逻辑理论的总原则，逻辑的前提，逻辑的法则或顺序，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推理的基本方法，从六个方面进行更为全面深入的阐释。
袁振保
2014年3月31日
由袁振保所著、王文章主编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一书的内容包括：中国民族传统思维的几个重要概念；《易经》：中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构建的格架；管仲的以“时”统御一切与“德”“度”结合的思维模式；孔子的求实思维与学习的系统思维等。
由袁振保所著、王文章主编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一书共收录文章18篇，以秦汉以前的主要文献为依据，论述中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最初形成的骨架，探讨汉民族或主要思想家的思维法则或方式。内容涉及《易经》“天、地人”相参的思维，《黄帝四经》“抱道执度”的思维，孙武“知彼知己”思维的一般规律，老子“法自然”与“反者道之动”的逆反思维，孔子求实思维与学习的系统思维，商鞅“作壹”思维与逆反思维，墨子以“三物必具”为基础的辩证思维，孟子比附思维方法与潜意识理论，《吕氏春秋》综合思维，《黄帝内经》“法阴阳”思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