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冬莲著的这本《满川田纪事(乡土中国的农民群像)》选取安徽省黄山市歙县下辖的一个1000多人口的山村满川田作为典型,做一个内陆乡村40年社会变迁的全景描述。
在书中,作者将细细描绘40年来乡村农耕方式的变化,婚姻市场的渐变,交通状况的改善,传宗接代观念的瓦解,基础教育的撤并之痛,皖南民居的零落,亲属称呼的流变,传统风俗的遗失;描述泥腿子上岸后,如何充分挖掘山村的土特产潜力以实现经济的自我救赎,进城农民工有融入的喜悦也有受伤甚至丧命的悲痛;以及城镇化和市场化浪潮下,当今中西部农村的普遍景象:无心向农的农民对农业生产实行粗放式管理,大量山地遭到弃耕,村庄在萎缩,赌博成为乡村最有生命力的娱乐方式,化肥农药成了农民的亲密伙伴。
20世纪后20年至21世纪前20年,是中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向现代的工业化、城镇化社会的裂变时期。毫不夸张地说,整个社会在这40年中发生的嬗变,超过以往5000年。
为了记录那些亘古以来就在土里刨食的人们的生活嬗变,记录他们面对千年一遇的社会转型时那种突围与奋进、固守与涅槃,《满川田纪事(乡土中国的农民群像)》作者汪冬莲以其家乡——安徽省黄山市歙县下辖的一个1000多人口的山村满川田为典型,做一个内陆乡村40年社会变迁的全景描述。
痛感于传统的农人正在远去,新时代的农民,却迷失在现代化的十字路口:他们接过农业大旗,却草率敷衍;他们亦知传统的点滴消融却无力挽住狂澜;他们知道老路已被堵死,却又不知道去路怎么走……作者解剖了满川田这只“麻雀”,以此献给伟大的变革时代,献给那些在这波城镇化浪潮中,注定必须留在农村,从事土里刨食事业的后的农民。
满川田的前世与今生
我的家乡满川田村在黄山脚下,位于古徽州府府衙所在地歙县东部,四面环山,属黄山余脉的一部分。徽州作为行政区划源于北宋,绝大多数语境下指的是历经宋元明清四代,稳定管辖歙县、黟县、婺源、绩溪、祁门、休宁六县的徽州地区。这一长期统辖固有六县的行政区划名称,在中国历史上前后共计存在了近780年。1987年,徽州地区被撤销,成立地级市黄山市。歙县成为黄山市下辖的三区四县之一,四县为歙县、黟县、祁门、休宁,三区为黄山市所在地屯溪区、黄山区、徽州区。绩溪县在此次行政区划调整中被划归安徽省宣城地区,婺源县则早在1949年刚解放的时候即被划归江西省,但在民间,为保持文化的整体性和承继性,恢复“徽州”这一区划名称的呼声一直没有停止。
从歙县县城进到满川田,经过30多华里相对平坦的公路后,汽车需在群山中绕行一段路,最后围绕一座山头的“之”字形路线盘旋而上,像不断盘旋上升的飞机。很少在山区坐车的人,坐在行驶在这样山路的车里,会产生眩晕感。升到山的颈部,道路平缓了下来,这个时候就进入了满川田原来所属乡政府所在地大运里村的地盘。大运里原来是乡级建制,在2004年的乡镇撤并大潮中,大运里失去一级政府建制,和满川田一样,成为一个行政村。两个山里面最大的村庄,曾经长期存在着“既生瑜,何生亮”的情结,就像麦当劳和肯德基那样,既互相竞争又非得扎堆在一起。两村互相较劲到最激烈的时候——上个世纪的某段时间,甚至僵持到了大运里村的村民不让满川田村的村民过路,逼得满川田村在村背后的山岭上另辟“新路”,绕过大运里村出山。世易时移,虽然这条新辟小径现在没人走了,但一提“新路上”,大家都知道指的是什么地方,它已经成为一个地理名词了。这样的村际龃龉,也算为那些年那些正值青壮年而又被困在土地上的人,为那单调而贫瘠的山野生活增添一丝兴味。如今,随着大量青壮年外出,各村早已没了斗气的心性,就像历尽沧桑的老人,大有“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超然。
满川田村依山傍水,一条小河穿村而过,将古老的村庄分为两个部分。据族谱记载,村庄已有800多年历史,主姓汪,次姓叶、程。村名满川田,也许是秉承了“缺什么叫什么”的取名原则,就像那些名叫“富贵”、“大有”的孩子往往是最穷人家的孩子一样,满川田其实没有田,仅有的20来亩稻田集中于村尾的庙旁。人民公社时代种植水稻,分田到户后改成旱地变成茶园,现在全村已经找不出一亩水田了。这个开门见山的小山村被称作满川田村,体现了先人们强烈而善良的愿望。
整个村庄共有12个村民小组(人民公社时期叫生产队,至今老人们仍习惯称队,为叙述方便,下文提到村民小组时有时仍以队称之),一半在村内,一半坐落于村子周边方圆十几里山寨上。全村鼎盛时期有2000多口人,2005年底人口统计结果为1890人。
满川田的革命历史值得一提。革命战争时期满川田曾是新四军皖南游击队的根据地。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第十九师北上抗日先遣队第三团在满川田西山降与国民党补一旅遭遇,血战一天,22名红军指战员死亡,史称“西山降血战”。1947年10月,中共皖南地委迁到满川田,临时建立了中共黄东委(这一带地处黄山东部)。1948年5月初,中共黄东工委在满川田正式成立。传说新中国成立后上级有意把乡一级的人民政府设在满川田,当时的村干部觉得政府设在村里会占用宝贵的平整耕地,拒绝了提议。这在总部经济已经成为专门学问的现代人看来,难以想象。所谓小农意识,大抵如此。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耕地在农民心目中的分量。
与一些大的村镇比,处于山窝中的满川田村实在小而偏。就是这个偏僻的山区村庄,在黄山的三区四县甚至整个安徽省,都有一定的知名度。在上海及华东一些城市,以“满川田”为品牌名称的茶叶,具有相当大的知名度。该品牌连续十几年在上海占据茶叶销量第一的位置,多年名列全国茶叶百强名单,销量最好的时候排到了二十几位。也许这个成绩不如西湖龙井取得的成绩辉煌,但考虑到这是一个最近十几年才冒出来的品牌,依托的又是可以称得上是穷乡僻壤的皖南山区一个山窝子里的小村庄,能够有这样的品牌美誉度和销售业绩,还是令人大为惊讶的。除了茶叶,为满川田赢得在外名声的,还有一大宝贝——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嬉鱼”。这一极具乡间特色的民俗风情,在全国一小部分人当中广为传播,时不时还会在中央电视台各频道露个脸,成为令人印象深刻的乡村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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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农民
自从走出乡村,走进城市,并有余力回眸曾经的生活场景开始,我就没有停止过对农村、农业问题的思索,对农民的生产、生活过程的观察。
20世纪后20年至21世纪前20年,是中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向现代的工业化、城镇化社会的裂变时期。毫不夸张地说,整个社会在这40年中发生的嬗变,超过以往5000年。按照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这是一场自发的由乡村迁往城市的迁移过程,缓慢但稳定。80后农民工登上历史舞台后,以其特有的时代特征,加快推进了这一进程。2013年开始,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转型的高度出发,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构想,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农民工在城镇安家落户的政策,我国的城镇化进程由此大大加快。
随着国家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放活耕地经营权,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实施农村宅基地财产权的抵押、担保、转让等农地流转政策,人们在撬动着乡村这块沉睡多年的海量财富的同时,也推动着传统的农耕社会变化的步伐,乡村建设即将发生前所未有的变革。为了记录那些亘古以来就在土里刨食的人们的生活嬗变,记录他们面对千年一遇的社会转型时那种突围与奋进、固守与涅槃,我决定选取我的家乡——安徽省黄山市歙县下辖的一个1000多人口的山村满川田作为典型,做一个内陆乡村40年社会变迁的全景描述,以此献给伟大的变革时代,献给那些在这波城镇化浪潮中,注定必须留在农村,从事土里刨食事业的最后的农民。
在书中,我将细细描绘40年来乡村农耕方式的变化,婚姻市场的渐变,交通状况的改善,传宗接代观念的瓦解,基础教育的撤并之痛,皖南民居的零落,亲属称呼的流变,传统风俗的遗失;描述泥腿子上岸后,如何充分挖掘山村的土特产潜力以实现经济的自我救赎,进城农民工有融入的喜悦也有受伤甚至丧命的悲痛;以及城镇化和市场化浪潮下,当今中西部农村的普遍景象:无心向农的农民对农业生产实行粗放式管理,大量山地遭到弃耕,村庄在萎缩,赌博成为乡村最有生命力的娱乐方式,化肥农药成了农民的亲密伙伴。
我在书的最后指出,历史已经把我们这一代人推向了使命的前沿,我们必须传承农耕文明的遗产,又必须超越前30年农业生产在品质上和投入上的倒退和亏欠……以社区为支撑的生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生产模式(简称CSA模式),是拯救化学农业即当下中国的主流农业的唯一出路。
本书解剖的虽是满川田这只小麻雀,实则想挖掘出当今中西部农村典型的生产生活形态,从描摹我国著名的三大地域文化之一——徽文化(其他两项为敦煌文化和藏文化)所在地古徽州乡村社会近40年来的变革与遗失、突围与困窘、承继与湮灭出发,为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村留下记录与思考,留下一份内陆乡村的历史档案,展现一个文字工作者的村庄史记录以及由此发散的对三农问题的人文思索。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著名“三农”问题专家
在加快城市化的大背景下,此书刻画了一个中部普通村庄的一群小人物的命运。他们有坚守、有奋进、有寂灭、有突围……弥散又聚合,飘荡又归根;不甘随波逐流但又无力掌控,历史性地翻滚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数亿几乎从不发声的群体之中。
本书作者跳脱出传统的叙事视角,为小人物发声,使得一个村庄的人物群像竟是数亿农民的缩影。该书流露出的底层视角和人文关怀,令我们对城市化和现代化不得不做反思。启发我们思考的,还是“我们从何处来、身在何处、往何处去”。
蒋亚平,中国国土资源报社原总编辑
作者以安徽歙县下属的满川田村为样本,撷取有代表性的三四十户农家,采用解剖麻雀的方式,反映近四十年来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发展脉络和生存现状。通过书中的文字,能够强烈感受到作者对农村的深厚感情,对农村未来发展、农业生产现状的深切担忧。这样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即便像安徽黄山的农村,那么钟灵毓秀的一方水土,也因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而伤痕累累,徽文化的遗产同样存在着大量消失的隐忧。值得期盼的是,作者提出了农村目前存在的大量问题的一些解决之道,抛砖引玉,我们期待着梦想照进现实的那一天。
陈伟,安徽日报农村版报社总编辑
每一个根在农村或关注农村的人,都能直观地感受到当下农村的巨变。我们平常看到的作品,多是对这个大转型时代的乡村的碎片化描述,本书作者却匠心独运,以饱含深情的细腻笔触,沉身打捞家乡皖南山区小村近四十年来的旧闻新事,通过解剖满川田村这只“小麻雀”,激起人们对“三农”问题的多维思考。视角特别、身份特殊、亲情特色,使本书的乡村记录更具独特之处,理性的反思与批判也因此更添力道。作者所推崇的CSA模式,虽然未必会成为今后农业生产的主流模式,但正在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