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君柏著的《乡土与现代之间》是一本对三农问题、农村现代化问题进行深描的非常具有分量的好书，值得推荐。

此外，本书还对农村现代化、走出乡土等社会学问题提出了较为透彻的解决方案，是一本好书。

本书以散记的形式编写，文字反映的问题是时代的痛点，多少人都与此休戚相关。

作者王君柏对内地某小山村做了深入的田野调查，并以散文的风格，白描了这个小山村三十年来的变化。举凡地方人口的聚散、土地的经营、现代观念的渗透、城市化与边缘化、经济社会的货币化、地方社会秩序、权力与财富的运作、妇女地位的发展等，一一娓娓道来，没有生僻的学术名词，生动形象而不失深度。乡土社会在急剧的变迁中，呈现形形的复杂画面，这是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走出乡土，是否意味着顺利进入现代社会？这正是《乡土与现代之间》一书所思考的问题。

一、吾乡的人才

 时间考验锋芒

 自觉与不自觉的奉献者

 那些过早飘零的希望

 一去不复返的游子

 希望不能说没有

二、人口裂痕

 回望计划生育

 那些在婚姻市场上就败下阵来的人们

 独生子女一代的婚姻

 人口逆淘汰在这里也存在

 职业新旧交替之际不免纷扰

 批直接受伤者：老无所养

 那些正在消失的户

 世道之变与人心之变

 要来的终归要来

三、现代性的渗透与走样

 两次大规模的建房潮

 农业：走向市场过程中的荆棘

 现代平等精神与自治意识

 是否存在不逝的乡愁？

四、中心化与边缘化

 关于人口流动的争论

 大城市的吸引力

 中心化与边缘化的趋势

 地方积极性如何发挥？

 中心的作用：消耗还是辐射？

 城镇是否做好接纳人口的准备？

 道德说教与生态平衡

五、货币化的山村

 钞票就是好的礼物

 当以钞票的眼光打量生产

 一切都有个价格

 钞票作为财产

 内地有所谓农村金融吗？

 开弓没有回头箭

六、土地

 传说中的“老业”

 责任制一度激发热情

 变局：种地落伍了

 山区的土地：穷乡僻壤还是宝山？

 土地的制度性困惑

七、静中有动的秩序

 道德公义：内心的秩序

 行政力量的进退：、权力及平等主体

 村民自治与村级行政

 家族：尚有利用价值

八、权力与财富

 财富的创造及其不足

 简单粗暴的侵占

 何不策高足，先据要津路

 真假之间：连哄带

 地方精英的作用：寄生还是创造？

 坐享理念下的教育

 我们已经走出乡土了吗？

九、妇女的世界

 女性的定位：属于家庭不属于自己

 娘家的势力

 以辛劳维持地位

 其它影响妇女地位的补充因素

 “时代不同了”

 家庭之外

十、展望

 人的问题是一切的根本

 积蓄村庄自身的力量

 顺势而为发展新农村

 尽量少过渡中的阵痛

 未来的乡村

附录：

 2015回乡散记

 行政的后一公里

 直面乡村的失落：理性派抑或乡愁派

后记

然而在这打工大潮中，山村的年轻人所经历的洗礼，并不都是鼓舞人心的。首先，他们闻风而动，奔向新的世界，实际上并不像蜜蜂那样简单，仅仅是另外找个遮蔽风雨的地方，就照样可以当一个完全相同的蜜蜂的。现代工业社会中所需要的一切训练，他们都是缺乏的，还有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生活方式，也不是换个空间就马上具备的。他们并未做好准备，匆忙之中，他们只能选择那些他们熟悉的行当，或者只需要简单适应就可以上手的事情。很自然，这就只有搞建筑、跑快递和流水线上的机械动作等工作了，虽然也有人在城市里混得风生水起，发迹的，但那纯属意料之外的异数，否定不了绝大多数人从事简单劳动的事实。简单劳动必然与低收入相连，低收入又与节节攀升的城市房价是矛盾的，于是想在城市里扎下根来，就像骆驼穿过针眼一样困难了。这个针眼穿不过去，最后只好回到生养他的故土，这就是第一代打工者的生命圈。

这个横空出世的迂回生命圈，对以往代际间一环扣一环的继替模式产生巨大的冲击：自己只身外出打工，子女往往留守，在已经进入电子时代的背景下，隔代教育实际上隔膜得很。爷爷奶奶不知道孩子的世界，孩子视爷爷奶奶为古董，老人能够做到的，就是提供吃穿而已，孩子却在他们的世界里任意驰骋了。所谓任意驰骋，就是可能只有极少数的孩子对课堂生活产生兴趣，大部分孩子沉溺电子游戏或钻进其他的各种野蛮生长的杂草丛中去了。老师们为了不至于太难堪，在考试成绩上也放点水，爷爷奶奶看见都及格了，也就万事大吉。但这种敷衍终归有个尽头，那就是到了升学的时候，只有少数学生能够往上走，其他大部分要么早早地跟随父母往广东、上海跑，要么就上个职业中学，继续挥霍父母的那点辛苦钱，至于学习，照例只是个副业。渐渐地，产生一种钱来得很容易的错觉，对于稼穑之艰难，已经完全置之于脑后。腹中空空，视线却高高在上，不仅与爷爷奶奶辈有了很大的差距，就是与父母辈之间也有了代沟。于是代与代之间的磨合与合作，就困难重重，更不用说舞台角色的自然新旧交替了。

新旧交替之际，没有什么比下一代的教育更重要的了，毕竟，人的问题是一切问题的关键。一方面，在正规教育上，孩子们缺乏良好的环境，没有积极的引导，而眼前的诱惑又多种多样，渐入下流成为一个趋势，虽然对正规教育有很多的诟病，但在目前，它还是一个重要的敲门砖，没有这个敲门砖，要想在主流社会中立足，困难无疑大了不少；另一方面，品格的教育，在各方缺席的情况下，更成问题，让一些心智不成熟的孩子，仅凭一厢情愿的热情，到底是成不了什么事情的。更有甚者，相当一部分走向了寄生、混混的行业，打架斗殴，四处流浪，女孩子小小年纪就开始堕胎、赌博、贩卖毒品，等等，走到了社会的对立面，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再难回头。

能够跳出父辈、爷爷奶奶辈的旧窠臼，自然是一种进步，但仅仅只是跳出，而不能找到新的落脚点，麻烦就会如期而至。当前的实际，正是这种仅仅跳了出来，而没有找到合适的安身立命之所，表面是摆脱了乡土的束缚，实际正如费孝通所说，头伸出了土地，看到了五光十色的各种可欲之物，但身子和脚却还在泥土中，不能自由，这种状态是很痛苦的。但是也很显然，要让他们把头也重新埋入泥土，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已经尝到外界新鲜空气的新生一代，注定不会回头。当务之急，是如何能够在外面的世界找到立足点，并且迅速成长起来。

老一代固守一亩三分地，第一代打工者返乡，勉强心不甘情不愿地接手农活，难免三心二意，再也不会对土地有那一份深情，除非土地具有变现的价值。第二代打工者既无能力重拾祖辈的生计，也完全无此打算，新旧的交替，已经错位，一个将新未新的道路，正在氤氲混沌之中，人们完全迷失了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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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缺故事的小地方

贺龙的起点

贺龙20岁时，到这小镇上抢了团防的80支枪，算是他的第一桶金了，只不过在随后攻打县城时，彻底失败，最后落得只身逃回老家桑植县。我们一般听说的他两把菜刀闹革命，其实那是在他只身逃回桑植之后，也就是缴枪得手、旋即赔进去之后快两个月的时候，所以两把菜刀闹革命，至少已经是“二次革命”了。这次与他一起来小镇智取团防的，有介绍他加入中华革命党的陈图南，也是桑植人，早年留学日本，参加了革命党，回国后，在桑植高小教书，实际是组织革命。在贺龙18岁时，介绍他加入中华革命党，并向贺龙提出三项任务：杀掉本县大劣绅朱海珊；带队伍当团总；带人到警备队去当兵并了解情况。另一位重要的参与者，就是他的姐夫谷绩廷，其时已经是桑植县警备队队长，以警备队队长身份袭击邻县小镇的团防，也足见湘西当时的混乱状况。可以看出，袭击小镇团防的主角，当时年纪、资历都在贺龙之上，之所以说是贺龙领导了这次活动，一方面是他在此经营很久，确实起到了主要作用，一方面是他最终成为革命的成功者、幸存者。

这次抢枪非常顺利，一枪未发，甚至都没有流血，全靠智取，《贺龙全传》对此有绘声绘色的渲染，虽然未必全可信，但从《贺龙年谱》上所写的干脆利落的一句“缴了泥沙团防80支枪”，可以看出事情做得很干净利落。这毫无疑问与前期大量细致的工作是分不开的，查《贺龙年谱》，贺龙十四五岁开始，就在这小镇一带赶骡马、跑小生意，当地老人还时时提起：“贺胡子总在我们这一带贩盐。”甚至还有各种生动的小故事，比如贩盐的伙计们一起，相互做点恶作剧，有一次，小舟将发，按照习惯，要燃香祈祷平安，同伴就让贺龙去某店铺买“白水香”若干。贺龙自然应声而去，到铺面上高呼买“白水香”，而从里面走出一个掌柜，满脸愤怒，让他再说一遍到底买什么，贺龙只好再说一遍“白水香”，掌柜从柜台上往外探身，猛地狠狠抽了贺龙两巴掌，原来“白水香”三字是掌柜的忌讳。当然，几年以后，贺龙带了大队伍再次光临小镇，这掌柜也得到了加倍的返还。而就在这次缴枪得手的三个月之前，贺龙还动员30多位邻县的人，随他参加小镇暴动，可惜失败了，29人被害。接下来，他显然也是百折不挠，《贺龙年谱》显示，惨败之后，贺龙就在泥沙一带做兵运工作。遥想当年，贺龙一定是痛定思痛，下定决心，联络了更多的人，摸清了团防的所有细节，设计了巧妙的圈套，最后才能干净利落地缴枪。

繁华的小津市

这小镇是个什么所在，让贺龙一干人等如此着迷，花几年的时间在此周旋？并且从此以后，随着贺龙革命的几起几落，他还反复在这小镇上出现，他手下的得力师长贺锦斋，也就在小镇后面的山坡上陨落——在突围战中，以身殉职。小镇此时的名字还是宜沙，虽然地处偏远的大山之中，却有小津市的美名。

其实对大多数人来说，津市是个什么地方，可能也并没有什么概念，不妨多说两句。津市是洞庭湖西边的一个小城市，湖南四大河流之一的澧水，奔流到此就从容驯服了，直至缓缓注入洞庭湖。在运输全靠骡马和水流的时代，整个澧水流域的物产，诸如杉木、桐油、茶叶、棉花、山货等，都顺水而下，从这里转大船运往长沙、武汉，再散向更远的地方，而在农村很金贵的一些外来物品，如煤油、食盐、铁器等，都从这里逆水而上，最终分散到家家户户中去。所以，津市就成为一大口岸、地方枢纽，五方杂处，物阜民丰，在当日的澧水流域，正相当于今日中国之上海。

而泥沙这个小地方，要沿澧水上溯，一直到一条叫作碟水的支流，再靠老练水手撑篙，壮汉拉纤，越过无数激流险滩，河面越来越窄，河水也越来越清澈，经过几天筋疲力尽的跋涉之后，突然一个拐弯，一个小镇就出现在眼前。小镇在河岸的石头之上，依山顺势而建，房屋鳞次栉比，与自然环境协调一致，像自然生长在这左岸山坡上一样，虽然都是木板房，倒也别有韵味。居民都随着自然的节奏，按照自己的章法，有条不紊地做着自己分内的那点事情，身心都很安宁。镇上做生意的，大多都是江西人，追溯起来，可能还是江西填湖广的人。这里崇山峻岭，放眼望去，都是奇峰怪石，既秀且险，山下略平坦处，梯田错落有致，房舍星布其间。从此地再翻过一个山就是湖北地盘了，湘鄂交界处，百里之内这是唯一一个通道。湖南的最高峰，也正在此地，大山巍峨，溪水湍急，交通不便的时代，这就是个彻底的世外桃源。

……

但随着人口的繁衍，村中已经有100多口人了，虽然克勤克俭，无非还是向土地求生活，而土地是有限的，到处开荒拓展土地，也还是只能求一温饱，不过一亩三分地，还能指望更多吗？经济作物，就指望烟草了。烟农从开春育苗，到移栽、施肥，再到一批批采摘回来烤干，整个过程烦琐无比，有一个环节失误，满盘皆输。虽然成品的香烟价格不菲，但作为原料的烟草，那时候却并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太多的收入，毕竟，烟草专卖，独家生意，只能到一家去卖，烟叶定了各种不同的级别，上下相差十多倍。买卖双方力量不对称的时候，利润就严重偏向了收购方，被动的一方，只好拐弯抹角找关系，或是径直送礼给收购人员，以期得一公道的价格，心性耿直的，或者找不到关系的，只好接受收购员的一言九鼎。到完全不能接受时，要么愤怒中将自己的烟草挑到桥上，往河中心一倒，虽然彻底白忙了，倒也解了胸中的一口恶气，要么就发挥一点反抗精神，轻则恶语相向，重则拳脚相加，更有放火焚烧收购站的。但总体的结果是，大半年的费神劳力，换来的回报，也就勉强应付孩子学费、家庭日常开销。

在与外在世界交流不多的时代，村子就是整个世界，因为家家户户都只有有限的一亩三分地，为了增加自己的机会，就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地盘，为了田地和山林的边界，就始终有各种恩恩怨怨上演，甚至父子之间，兄弟之间，也有很多通不过去的隔阂。淳朴归淳朴，但在生存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并认为这点有限的资源就是整个世界的时候，淳朴之情也会被挤压得奇形怪状，难以辨认哪些是美的，哪些是丑的。庄子说，与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其实，人们往往是难以相濡以沫的，倒是相忘于江湖，更容易一些，只要世界给他们敞开，他们往往就自然而然地相忘于江湖了。当然，敞开的世界使人们相忘容易，但是否能够有江湖之丰饶，也还是个问题。

在世纪之交的当口，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终于成为劳动的主力，但一阵狂风吹过山岭，年轻人丢下家里那点薄地，留下年幼的孩子，纷纷奔向广东、上海，“打工”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人们不是出去打工，就是在为打工做准备，或是数着日子等待打工的人归来。从此开始，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封闭的乡土社会开始土崩瓦解，而这些出去的人，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一切都事起仓促，在外面世界里摸爬滚打，任凭时代洪流的裹挟、播弄、上下沉浮，自己却很难左右自己的去留，大部分人最终又像江中的浮渣一样，被拍上岸来。我们这里所描绘的，就是新世纪以来的这一波大潮，希望看看大潮中，乡土社会是如何渐行渐远，新的社会又将走向何方。

学术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学术写作通常都是与大量的脚注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当笔者决定以这样一种轻松的方式写点东西的时候，不是没有顾虑的，甚至当笔者将写好的一段传给一位朋友看时，他只说了句“你不务正业”，一切都尽在不言中了。当然，笔者也完全明白他是一番好意，毕竟我们时代对学者的要求，就是写论文，并且以篇数多寡为衡量水平的标准。

但是，因为自从一脚踏进社会学的门槛起，就喜欢上了费孝通的写作方式，通俗易懂又不失学术深度，所以对费氏文风，是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近年又正好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专门来研究费孝通的社会学思想，对费氏的从实求知，以及晚年的文化自觉，又有更深一层的认识。渐渐认识到，对费孝通最好的纪念，就是沿着他的路继续走下去，因为他是坚决反对立足书本的。从此就更加留意身边的实际生活，希望能够从实际生活中发现一些有意义的题材，至少是将人们已有的经验总结出来，提炼出一点东西来。

又因为自己出生在偏远的山区，虽然一路读书，最后留在高校教书，脱离了农村，但对山村还是有一些了解。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急剧变迁的时代里，山村也接受了时代的洗礼，一个原本地道的乡土社会，开始迅速蜕变，蜕变到游子们回去的时候都不大认识的程度。这时候有了很多关于乡土社会的论述，新乡土社会、城乡一体、走出乡土，等等，各家都有自己的看法。但走近仔细一看，巨大变化中还是有诸多不变的东西，并且，即使走出乡土，也未必就走向现代，尘埃尚未落定，方向还是不明确。是否能够留住青山绿水，是否能够留住乡愁，需要从自下而上的角度好好考察。这个剧烈变迁的时期，能够记录下来，也算是一种学术素材的积累，哪怕只是一鳞半爪。本着这种想法，开始写一点相关题材的文章，开始是乡村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心态方面，后来为指导学生做暑期调查，写了个散记式的乡村调查报告给他们参考，结果因缘巧合被弄到网络上去，反响很好，各方面都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这也正说明，并不是随手写出的那个文章本身很好，而是文章反映的问题是时代的痛点，多少人都与此休戚相关。

然而真动手专门写这个题材的时候，才发现捉襟见肘，既缺乏来自一线的扎实材料，又没有挥洒自如的笔墨，更加上定期交稿的大棒，有如在完成一份作业。一所以呈现在大家眼前的这个东西，只能算是轻松写作的一次尝试。但愿这个尝试能够成为今后进一步工作的起点，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在田野中去求证。

事情虽然做得并不是很好，但还是得到了很多帮助，我由衷地感谢以下各方：首先是那些无所不谈的乡亲，他们没有套路、没有顾忌，不仅将问题和盘托出，而且其生动的语言，往往让稳坐书斋的人拍案称奇。到人民中去，确实是社会学研究的一大法宝，从毛泽东到费孝通，都非常重视这一法宝。其次是鼓励我以轻松方式进行写作的朋友，如江南大学法学院黄新华老师、山东大学孔新峰老师、《经济日报》的侯新宇先生、《解放日报》的李晔，等等，以不同的方式鼓励、敦促我写点关于乡村的东西。最后还有国家社科基金、江南大学社会科学处的资助，使我不必担心车票的费用。当然，还要感谢知识产权出版社冯彤老师的耐心与包容。

王君柏

201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