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太平天国与清朝的战乱，没有引起一般西方人的关注，他们在意的是法国的政变，拿破仑王朝的复苏。何况，他们正沉浸在科学实验发展和现代建筑创造新奇的喜悦中。
一八五三年，文森特·梵高出生在荷兰津德尔特小镇的一个牧师家庭里，是荷兰新教牧师西奥多勒斯·梵高和妻子安娜·科妮莉娅·卡本特斯的长子。
谁都不会料到，这个婴儿，远在二十世纪后能在人类艺术史上造成轰动与重要影响，成为知名度最大、最普遍的艺术家。如今，他留下的画作，价格是天价。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建有梵高美术馆，是观光客必游的胜地之一。他生前的书信、他的画册、有关他的传记和研究论文，各种文字比比皆是。
一九九〇年后，我便长居荷兰，但直至二〇〇五年八月五日，唐效才开车带我，圆了拜访梵高出生地津德尔特镇的心愿。
其实从住家到津德尔特镇并不远，开车一个多小时即可到达。只要是周末假期，随时都可到这个小镇转一圈。我却在住到荷兰十五年之后，方才来到这里。也许正因为太容易来到，没有了紧迫感，便有所谓无所谓地拖延着了。
说来也是巧合。我去家庭医生迪克特斯处看病。一如往常，握完手，进入正题说病情前，这位帅气、幽默的家庭医生，总会和我闲话，聊几句家常，说个冷笑话。这次讲到绘画，提及梵高。
“知道梵高在哪里出生？”迪克特斯医生问。
这么简单的问题，哪能考得倒我？我立即脱口回答：“津德尔特。”
他赞许地点头：“你知道津德尔特出了几位名人？”紧接着考我。
这下，我可傻了。除了梵高，还真不知津德尔特出过什么其他名人。
我的家庭医生这下得意了，微笑着宣布谜底：“梵高和你的家庭医生。”
“什么？你生在津德尔特？”我有些惊奇，有点怀疑他在开玩笑。
他正经点头道：“是的，我是津德尔特人。虽不是出生在梵高家那幢房子里，但在同一条街上，离得很近。”
津德尔特的“两位名人”，一位照顾我的身体健康，一位影响我的精神生活。两位都与我的生活关系密切，这才有了走访津德尔特的积极行动。探访中不仅多了一份感情，也增加了趣味。
津德尔特镇正如其他荷兰小镇，清清幽幽。来到地方政府大楼前的红砖广场，区政府的白色大建筑物，方正庄严地矗立，隔着广场、一条大马路与一排衔接的砖房相对。政府大楼正前方的屋宇——呈山形屋顶装饰的一幢褐赭色砖房，竖立着一根高耸的旗杆，旗帜在空中展开。大幅的旗帜印刷着梵高戴草帽自画像，写着“这儿曾是文森特·梵高家的房子”。细看大门旁边，砖墙上镶了一块水泥板，雕饰着一只鸟站立于柔软的草叶上，记录：一八五三年三月三十日，梵高诞生于此。
荷兰各城镇到处可见的一幢普通坚实的砖房，因为水泥板上的几个字，这幢房屋立刻显得意义非凡。
梵高去世前，居住在法国小城奥维，从他租赁的房间窗户望出去，也是隔条马路面对着广场，广场后即市政厅。
生与死的环境，居然会有如此不可思议的巧合？!当梵高在奥维的小房间凭窗凝望，举起画笔画下该地市政厅的画幅时，是否曾回忆起童年的家，而泛起温馨的微笑？
从梵高出生房子前面的马路，往上直走不过百来米，与他家同一侧有一个小广场，被命名为“梵高广场”。广场中央搭建起一个略为高起的平台，上面放置一座细长的雕像：两个身穿西装外套的男子相拥而立，脸贴着脸，手执着手，足并着足。这个直截了当表现兄弟之情的当代雕塑，是津德尔特镇为纪念文森特·梵高与西奥·梵高，交由艺术家奥西普·扎德金(Ossip Zadkin)所制成的作品。从雕塑侧面望向后方，背景的深绿树荫下，是一座在暗影中浮现的宁静肃穆的小教堂。
教堂外低矮的围栏上了锁，无法进入教堂巡礼，我便沿着围篱绕看，已具年代、孤独直立的小教堂外表砖墙、四周高擎而枝叶浓密的大树与墓园，追怀梵高。
当年梵高父亲在此侍奉上帝，这里也是幼年梵高除了家教之外，接受宗教熏陶最重要的场所。梵高的悲天悯人与宗教情怀，就是在这儿孕育出来的了。
开着车，唐效与我把津德尔特镇的大街小巷全部游逛一番，连偏远一点的木造风车，也去观览了一番，一张巨大、木质有些朽坏的早年风车叶片，静置在修复好的风车旁边，供人凭吊臆想。
不像近年中国的快速发展，城市乡镇大兴土木，大多较久远的历史印痕都被毫不吝惜地抹去，小镇虽因年代变迁，盖了许多新建筑，但由于荷兰人对于人文历史环境的尊重和保护，仍能在夹杂的古老屋宇与存留的砖石街道中，轻而易举地捡拾起过往的岁月。梵高兄弟以及他们的玩伴，曾在这些地方穿梭玩耍的情景，在相隔一百多年之后，我还能身临其境浮想联翩，何其幸运。
一八六〇年，梵高进入出生地津德尔特的乡村小学就读，全校约两百个学生，仅有一名教师。梵高父母对此小学的教育不满意，他们发现儿子和农家的男孩子混在一块儿，言行举止受到影响变得粗鄙。因此一八六一年开始，梵高和妹妹安娜不再上学，父母特别延请了一位家庭教师，专门教导两个学龄期的小孩，直至一八六四年九月。
在儿童时代的故乡，一八六二年，九岁的梵高画出了最早的素描，他用铅笔画桥、搅牛奶的桶还有狗。一八六三年，画了蓟菊、柱头、一小束花。纯粹是小孩子涂鸦，何况梵高也没有表现出对画图的特别热情，谁会料到这孩子长大之后，几经生活的历练、工作跑道的转换，竟会走上从事作画的艺术工作，而且戏剧性地在他去世后，成为世界级的艺术大师，传颂至今。
一八六四至一八六九年，梵高先赴泽芬贝亨镇，再到提耳堡市住读，但每逢假期则返回津德尔特家中。假期，他与妹妹安娜帮扬·多门做园艺，也帮扬·凡·阿特森放羊，赶着山羊沿树篱、小径到处游荡。他常常被家中的女仆米安巧·洪考普惩罚，在她眼中梵高总是不安分，行为古怪。
梵高童年即对阅读怀有强烈的热情，学习了多种语言，包括法语、英语和德语。这段时日，远在东方的中国，也开始了西式教育，有了英文的教学。在津德尔特，在父母注重教育的培养下，小梵高平顺地度过了童年与少年。
虽然只用很短的时间走了一遭津德尔特，却因多年居住荷兰，了解荷兰人的文化习俗，我已经从朴实宁静的小镇感受到了梵高的成长。
津德尔特，一个属于荷兰北布拉邦省的小乡镇。我长年居住的考克区也隶属同一省份，我早已深深领会北布拉邦省人性情的温暖，小地方人与人互助的亲密，以及对于宗教的虔敬。
梵高在法国圣雷米疗养期间，画了不少追想北布拉邦省的图画，金光灿美、风景宜人，他的心情我懂。
一八六九年，十六岁的少年梵高，离开出生地津德尔特之后，再没回来过。但津德尔特永远存留在他的记忆深处。
他曾写道：“哦!津德尔特，有时回想起来，非常清晰强烈。”也叙述道：“我在画布上努力创作，正如津德尔特人，在他们的农田里辛勤工作。”故乡大自然的美丽，一直鲜明地印在他的脑海中：太阳在树林后方转变成红色，沼泽地上反射着黄昏的气味，荒野与黄色、白色、灰色的砂土，充满了色调和气氛。这种生活中短暂少许的一瞥，让我们的心中获得平静。我们的生命似乎朝这样的荒野走去，但并非经常如此。
津德尔特之行，虽没能探看梵高曾经礼拜过的小教堂内部，心中并不觉太遗憾。
猜想自己亦如梵高的离去，不会再次刻意前来津德尔特抚今追昔，但小镇的景象却将常驻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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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寻梵高足迹后的省思
在长年时光的流转中，我，既是刻意也是随兴，断断续续在地图上，踏寻梵高曾经的足迹。
回家翻阅史料，得知与梵高同时代的中国重要知名画家，包括：虚谷(1823—1896)、任伯年(1840—1895或1896)、吴昌硕(1844—1927)、齐白石(1864—1957)、黄宾虹(1864—1955)等。
据中国美术史记载：虚谷运用干笔偏锋，敷色以淡彩为主，偶亦用强烈对比色。任伯年重视写生，以勾勒、点簇、泼墨交替互用，赋色鲜活明丽，形象生动活泼。吴昌硕制印用笔结体，朴茂雄健，古气盘旋，能破陈规：作画博采徐渭、朱耷、石涛、赵之谦诸家之长，兼取篆、隶、狂草笔意，色酣墨饱，雄健古拙。作品重整体，尚气势，有金石气。齐白石重视创造，经常否定已得成就，不断求变，画花鸟虫鱼、山水、人物，笔墨纵横雄健，造型简练质朴，神态活泼，色彩鲜明强烈，取材广阔，充满民间情味。黄宾虹平生遍游山川，重视写生，积稿盈万。中年严于用笔，晚年精于用墨。常作山水元气淋漓，墨华飞动，浑厚华滋，意境深邃：偶作花鸟草虫，亦奇崛有致。
这些画家的作品，再度从我脑海记忆库中翻出，与梵高的创作比对：梵高的素描让我联想起白石老人画作的线条和笔意：梵高油画的笔触和大胆色块，则往往让我与黄宾虹淋漓潇洒的山水相呼应。
思念梵高、追寻他足迹的同时，我不曾忘记自己家国的艺术与创作者。
走访过梵高在世上三十七年的足迹，写完印象中的点点滴滴，放下笔，我居然没有什么兴奋。回想起来，踏寻的过程，仿佛有一种无形的鞭策力量，催促自己不断地走、不停地冲，充满激情与欲望。随着行程的结束、文章的完成，收集、整理与省思告一段落，只觉得心中终于获得了平静。
捡拾梵高的脚印，我无怨无悔。感激在此过程中，他带给我对生命更多的领悟和对艺术更深的融会贯通。
踏寻梵高的足迹
我出生于南台湾的新营市，自有记忆开始，几乎每个新年父母都会带着我们三姐弟，搭着火车去台南市的生生皮鞋店，为每人买一双新皮鞋。之后，尚有余暇，便领我们去延平郡王祠或者赤嵌楼走一走。因此，对于荷兰人曾经占领台湾，而后被郑成功赶走的历史非常熟悉。
长大去了台北读书，大学时代与工作之后，一直喜爱淡水的景致与人情，常于假日与好友们往淡水河口去，并在河边、山上、大街小巷间乱窜。淡水的红毛城、淡水工商的红砖建筑，总叫我流连忘返。对荷兰，更增添了许多好奇。
一九八六年，我前往欧洲自助旅行，遇见当时在荷兰攻读博士学位的唐效，他领着我走出观光客的游区，让我对于荷兰的城乡规划、政经体制、人文与自然的融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于这个小国的国富与民安大为惊奇。
一九八八年放下工作前往比利时留学，由于地利，我经常前往荷兰。那时的我，多么年轻，除了因热爱文艺改读艺术，把研究荷兰艺术大师林布兰特、维梅尔、梵高、蒙德里安等的创作，视为提升自己艺术境界的力量；同时还忧国忧民，心想：早先自己主攻新闻与大众传播，总应该利用原来的专业训练，把荷兰这个国家弄清楚，待学成返台，也许这方面累积的知识还能做些贡献。
没想到，一九九。年与唐效结婚，他被任职的国际公司派往美国工作，我们因此转战美国。一年之后，我们必须做出决定，留驻美国还是返回荷兰？面对高科技蓬勃发展的美国，对热衷科学研究的丈夫来说，留下来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这时，大部分亲朋好友也都认为定居美国乃上策，为什么要返回荷兰那“农业小国”？其中唯独郑树森教授力劝我们回到欧洲。
他说：“现代通信的快速发展，有心做研究在哪儿做差别不大，可是生活质量各国的差别却很大，荷兰是我们一批朋友公认的‘理想国’。”唐效与我再三斟酌，接受了他的意见。
虽返回荷兰，但并没有长居的打算。喜爱游山玩水及对不同文化充满好奇的我们，在没有儿女牵绊的基础下，梦想着每隔五年转换一个国家，领略不同的生活形式。岂料，回到荷兰不久，丈夫换了公司，进入了不同的工作领域——金刚石在工业上的用途，其中充满了新科技的新鲜与挑战：十多年后，又自己创业。于是，在荷兰留了下来。等再回头一看，居然二十几年过去了！
书中《踏寻梵高的足迹》这一辑，内容是我居住欧洲这些年，陆陆续续走过梵高生前停留过的地方后，将旅行的感触，加上梵高在世时西方与中国的社会背景，结合起来的书写。希望透过描绘梵高的生命历程、自己旅行所见所闻和历史对照的心得，引起读者共鸣。
写作方式是以梵高年表的顺序，让读者易于联想。为了尽量写全梵高生前住处，我阅读了不少相关资料，有些地方虽已造访过，也重新再行走过，以补充不足，并添拍照片。
“踏寻”这件事，当一九九九年有了开头之后，就欲罢不能地坚持了下来，陆陆续续走到二。一二年。
梵高在他生活的年代，属于旅行颇多的人：能完成走访梵高足迹的行程，特别感谢唐效的支持与协助，他牺牲休假充当司机，毫无怨言。特别是巴黎之行，城里交通复杂又无处停车，每找到一处遗址，我下车观察、感受、拍照，而他只能守在车内注意躲避警察，紧张一日，肩膀僵硬、腰酸背痛、胃口全失。
阅读报纸，得知二〇一五年，梵高居住过的纽伦，特意铺就一条星空自行车大道，宛如名画《星夜》中的晶莹灿烂，长六百米，吸引梵高迷。近年，法国南部阿尔勒旅游局一反过去的沉默，突显该地梵高的曾经，招徕观光客：效法奥维，在每个梵高户外创作之处，竖立画作标牌，对照实景，带出思古幽情。
伴随更多梵高个人与画的研究，许多有关他的事物，正以不同的新方式不断呈现，都待读者有机会自己去感受；而我呢，也会在将来的岁月，一一前去领会昔时与变化后的个中差异。
至于《我看梵高》文辑，顾名思义，收录的几篇短文，是我自己对梵高的一些剖析。二〇〇九年台湾联合报系在台北举办梵高特展，邀我写文章共襄盛举，《从梵高的教育谈起》《梵高背后的女人》《访故居看梵高的恋爱》三篇文章，即配合展出刊登于《联合报》要闻版《名人堂》专栏上。而《我看梵高的经济算盘》，则是后来自己认为应该补写的一篇文章，曾于二。一六年五月刊登于《深圳商报》文化副刊《万象》我的《荷兰闲园》专栏里。
梵高之为梵高，他成长中接受的教育与自学、他面对爱情的执着疯狂、他自负的艺术鉴赏能力、他的穷困潦倒等，都触动我去思考前因后果。笔记走过梵高足迹的种种，加上四篇我看梵高的省思文章，似乎才能较完整地突出我心目中这位艺术大师不朽的立体风貌。
希望这本书，提供给读者的不仅是一种深度艺术旅行的信息，更能刺激、引发出读者“阅读旅游”或“亲身探访”的共鸣，甚或挑起其他的意见和看法吧。
《踏寻梵高的足迹》的出版，我自认为意义不同于一般梵高的传记和评述，有了另外的切入点，增加了新的观察面与内容。
因缘巧合吧！与荷兰这个国家的缘分，梵高与我虽然生存在不同的时代，彼此之间竟紧密地连接了起来。
梵高出生于津德尔特，在泽芬贝亨、提耳堡读书，在海牙学习成为一位艺术经纪人，在伦敦认识了尤金妮……奥维，是他生命的终点站。
《踏寻梵高的足迹》作者丘彦明用数年时间，走访梵高到过的地方，找回“梵高脚步的声音”（Van Gogh's Footfall）。将梵高的生命和艺术历程立体饱满地呈现出来。书中共提及欧洲22座城镇，它们在历史上的某一刻与梵高相遇了，梵高或做短暂停留，或有了情感的纠葛，或有了命运的哲思……街角、教堂、酒吧、麦田……城镇中的人或物，冥冥中成为拨动梵高命运的推手。风轻云淡，人类艺术史上的天才已远离，而城镇却依旧矗立。这是观察、了解梵高的另一个独特而有趣的角度，同时让人产生一股内生的提升艺术境界的力量。
《踏寻梵高的足迹》是作者丘彦明根据梵高生前的活动轨迹而写的一部行旅散文，除了以地点为线索描写梵高跌宕起伏的一生，还深入描绘了梵高与油画、素描，弟弟西奥、画家高更、收藏家等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作者为了尽量写全梵谷生前住处，除了阅读大量相关资料，有些地方还多次造访，补拍照片，以补充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