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颉造字说”也不是凭空起来的。秦以前是文字发生与演化的时代，字体因世、因国而不同，官书虽是系统相承，民问书却极为庞杂。到了战国末期，政治方面，学术方面，都感到统一的需要了，鼓吹的也有人了；文字统一的需要，自然也在一般意识之中。这时候抬出一个造字的圣人，实在是统一文字的预备功夫，好教人知道“一个”圣人造的字当然是该一致的。《苟子·解蔽篇》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 “一”是“专一”的意思，这儿只说仓颉是个整理文字的专家，并不曾说他是造字的人，可见得那时“仓颉造字说”还没有凝成定型。但是，仓颉究竟是什么人呢?照近人的解释， “仓颉”的字音近于“商契”，造字的也许指的是商契。商契是商民族的祖宗。 “契”有“刀刻”的义；古代用刀笔刻字，文字有“书契”的名称。可能因为这点联系，商契便传为造字的圣人。事实上商契也许和造字全然无涉，但这个传说却暗示着文字起于夏商之问。这个暗示也许是值得相信的。至于仓颉是黄帝的史官，始见于《说文序》。“仓颉造字说”大概凝定于汉初，那时还没有定出他是哪一代的人；《说文序》所称，显然是后来加添的枝叶了。
识字是教育的初步。《周礼·保氏》说贵族子弟八岁入小学，先生教给他们识字。秦以前字体非常庞杂，贵族子弟所学的，大约只是官书罢了。秦始皇统一了天下，他也统一了文字；小篆成了国书，别体渐归淘汰，识字便简易多了。这时候贵族阶级已经没有了，所以渐渐注重一般的识字教育。到了汉代，考试史、尚书史(书记秘书)等官儿，都只凭识字的程度；识字教育更注重了。识字需要字书。相传最古的字书是《史籀篇》，是周宣王的太史籀作的。这部书已经佚去，但许慎《说文解字》里收了好些“籀文”，又称为“大篆”，字体和小篆差不多，和始皇以前三百年的碑碣器物上的秦篆简直一样。所以现在相信这只是始皇以前秦国的字书。“史籀”是“书记必读”的意思，只是书名，不是人名。
始皇为了统一文字，教李斯作了《仓颉篇》七章，赵高作了《爰历篇》六章，胡毋敬作了《博学篇》七章。所选的字，大部分还是《史籀篇》里的，但字体以当时通用的小篆为准，便与“籀文”略有不同。这些是当时官定的标准字书。有了标准字书，文字统一就容易进行了。汉初，教书先生将这三篇合为一书，单称为《仓颉篇》。秦代那三种字都不传了；汉代这个《仓颉篇》，现在残存着一部分。西汉时期还有些人作了些字书，所选的字大致和这个《仓颉篇》差不多。其中只有史游的《急就篇》还存留着。《仓颉篇》残篇四字一句，两句一韵。《急就篇》不分章而分部，前半三字一句，后半七字一句，两句一韵；所收的都是名姓、器物、官名等日常用字，没有说解。这些书和后世“日用杂字”相似，按事类收字——所谓分章或分部，都据事类而言。这些一面供教授学童用，一面供民众检阅用，所收约三千三百字，是通俗的字书。
东汉和帝时，有个许慎，作了一部《说文解字》。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字书。经典和别的字书里的字，他都搜罗在他的书里，所以有九千字。而且小篆之外，兼收籀文“古文”。“古文”是鲁恭王所得孔子宅“壁中书”及张仓所献《春秋左氏传》的字体，大概是晚周民间的别体字。许氏又分析偏旁，定出部首，将九千字分属五百四十部首。
P32-33
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一些古书，培育着咱们的祖先，咱们跟祖先是一脉相承的，自当尝尝他们的营养料，才不至于无本。
——朱自清
朱先生的《经典常谈》是一些古书的“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因这本书的导引，去接触古书，就像预先看熟了地图跟地理志，虽然到的是个新地方，却能头头是道。
——叶圣陶
一直以为朱先生散文是写得最棒的。一个偶然的机会买了先生的《经典常谈》，读先生的这部学术性著作，我是有心理准备的，觉得肯定要费些心机去读的，没想到今日一读，犹如又回到先生的散文中荡漾了，真的令人心旷神怡。
——豆瓣网友resee"
正值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之际，雷原教授计划选择一批民国时期的书籍，附之以导读进行出版，我非常支持，很乐意为他的这一出版计划写几句话。
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历史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农耕文化与西方商业文化的较量，历经一百八十年的西风东渐，西方商业文化已主导整个世界。然而西方商业文化主导下的世界矛盾重重，危机四伏，致使全世界也包括中国面临着生态危机、道德危机、异化危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已面临严重威胁。随着对西方商业文化认识的不断加深，人们开始关注东方，希望从中围传统文化中为人类找到出路，这为中围传统文化复兴带来巨大的历史机遇。
然而，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事业，许多人在很多问题上存在着疑虑，诸如反转基因农业问题、中医与西医选择问题、市场经济价值规律与“君子喻于义”矛盾问题、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批判与继承的关系问题，等等。
这些问题概括起来不外乎：第一，如何认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历史与文化，以“剔除糟粕，取其精华”这种简单化的二分法思维来对待中华几千年以来的历史文化是不行的。传统文化伴随历史的发展变化，有所损益或者创新，不能因为历史上的很多东西不能被今天的现实所用，就说它是糟粕，这种认识有悖于历史，也有悖于中国传统文化述而不作的精神。第二，科学与自然之道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在自然之道与科学之间，我们应视科学为第一原则，还是视自然之道为第一原则呢?第三，在农与商之间，孰主孰次的问题，更确切地讲，在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之间，谁是第一位的?两者兼顾自然是对的，但何者属于主导，何者处于从属?
上述这些问题，如果在今天都能得到深刻的反思，得到明确的答复，我想大概中华传统文化离真正复兴的日子就不远了。历史不能割断，我们不仅要对中华文化几千年之历史进行研究，从对历史的研究中、反思中形成我们今天的思想，还要借鉴历史中曾经有过的类似今天这些问题的研究与成果，使人们能更好地继承前人的经验。踩在前人的肩膀上会使我们少走弯路，也站得更高。
其实民国时期，对上述这些问题就有过争论，诸如科学与玄学的争论，玄学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自然之道；对于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也进行了深刻的思辨；还有中国本位还是全盘西化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
对民国时期人物及其著作进行梳理，有助于促进我们对上述问题的认识，也可以说是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捷径。如果能借鉴民国时期的文化思想，一定会对今日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事业大有裨益。也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非常赞同研究民国并出版相关民国的书籍，如果全社会能借助这些书籍对民国时期的思想有一个更深的认识，那么将有助于我们的传统文化早日复兴。
《经典常谈》以通俗流畅、深入浅出的文字，提纲挈领地解读了“诸子百家”“汉赋”“四书五经”《战国策》《史记》《楚辞》《说文解字》等国学典籍，客观持平，博采众长，见解精辟。是一本普及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经典佳作。前九篇以介绍经典典籍为主，即“以经典为主，以书为主”，从《周易》《尚书》到《史记》《汉书》都是大著作，以一部书为切入点，见微知著，也能提纲挈领，纲举目张。后四篇以“源流始末”为重点，传统文化发展的轨迹与脉络清晰可见。《诗文常谈》汇集了朱自清先生探讨文学的论说文章、诗歌的批评和鉴赏，篇幅都不长，提出了很多重要的诗文鉴赏观点，很多篇章都已成为学术经典。教给我们如何鉴赏诗文，如何领略诗文中的美，从诗文的形式到内容，都教给我们鉴赏的方法，特别适合喜欢中国诗文的朋友阅读。张黎明博士带着我们一起读朱自清著雷原、白金钟主编的《经典常谈诗文常谈/认知国学经典书系》，了解作为学术大师的朱自清及其所取得的成就。梳理《经典常谈 诗文常谈》的亮点与价值，帮助我们迅速把握国学精髓和欣赏诗文的方法。
朱自清著雷原、白金钟主编的《经典常谈诗文常谈/认知国学经典书系》由“导读”、“经典常谈”和“诗文常谈”三部分组成。“导读”部分由南开大学文学博士张黎明引导读者一起读，让读者了解学术大师朱自清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并且通过梳理“经典常谈”“诗文常谈”的亮点与价值，帮助我们迅速掌握国学精髓和欣赏诗文的方法。《经典常谈》写于1942年，六十多年来广为流传，成为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经典。全书见解精辟，通俗流畅，深入浅出，是一般读者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入门指南。“诗文常谈”将散见于朱自清《新诗杂话》《标准与尺度》《论雅俗共赏》等书中有关诗歌、文学、语文教育等方面的文字，辑为《诗文常谈》，这本书对年轻的朋友们了解与欣赏中国文艺有极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