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著的这本《生命的奋进(五大师回忆录)(精)》是一本了解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五位大师青少年时代求学历程与人生轨迹的必读书（书中附有五位先生珍贵的生平照片）。本书所选录的文章具有代表性，内容亲切感人、催人奋进；读来令人体会到生命本身宏大、向上、自强不息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激励当今的青年学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续奋斗。本书入选香港中文大学推荐书目。

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著的这本《生命的奋进(五大师回忆录)(精)》所辑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五位国学大师的文章，自述其青少年时代怀乡忆亲、读书做人的经验，行文浅易清晰，内容亲切感人。五位大师出身贫寒，目睹近代中国的激荡与变迁，自觉奋发向上，探索学问，一路走来，成就了非凡的学问和人格，留名于中国文化史。回望大师们的人生轨迹，其青少年时代意志之坚强，读书之勤勉，心怀之宽广，求真之热诚，仍可激励和启发当今青年一代。

序

 我们身边的燃灯者（余世存）

 原版序（刘述先）

梁漱溟

 梁漱溟简介

 我的自学小史

熊十力

 熊十力简介

 与读书周刊

 读 经

 黎涤玄记语

唐君毅

 唐君毅简介

 怀乡记

 记重庆联中几个少年朋友

 民国初年的学风及我学哲学的经过

 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之发展

徐复观

 徐复观简介

 我的读书生活

 有关熊十力先生生平的只鳞片爪

 我的母亲

牟宗三

 牟宗三简介

 说“怀乡”

 关于“生命”的学问

我的自学小史

厚言

我想我的一生正是一自学的极好实例。若将我自幼修学，以至在这某些学问上“无师自通”的经过，叙述出来给青年朋友，未始无益。于是着手来写《我的自学小史》。

学问必经自己求得来者，方才切实有受用。反之，未曾自求者就不切实，就不会受用。

俗语有“学来的曲儿唱不得”一句话，便是说：随着师傅一板一眼地模仿着唱，不中听的。必须将所唱曲调吸收融会在自家生命中，而后自由自在地唱出来，才中听。学问和艺术是一理；知识技能未到融于自家生命而打成一片地步，知非真知，能非真能。真不真，全看是不是自己求得的。一分自求，一分真得；十分自求，十分真得。“自学”这话，并非为少数未得师承的人而说；一切有师傅教导的人，亦都非自学不可。不过比较地说，没有师承者好像“自学”意味更多就是了。

像我这样，以一个中学生而后来任大学讲席者，固然多半出于自学。还有我们所熟识的大学教授，虽受过大学专门教育，而以兴趣转移及机缘凑巧，却不在其所学本行上发挥，偏喜任教其他学科者，多有其人；当然亦都是出于自学。即便是大多数始终不离其本学门的学者，亦没有人只守着当初学来那一些，而不是得力于自己进修的。我们相信，任何一个人的学问成就，都是出于自学。学校教育不过给学生开一个端，使他更容易自学而已。青年于此，不可不勉。

此外我愿指出的是，我虽自幼不断地学习以至于今，然却不着重在书册上，而宁在我所处时代环境一切见闻。我还不是为学问而学问者，而大抵为了解决生活中亲切实际的问题而求知。因此在我的自学小史上，正映出了五十年来之社会变动、时代问题。倘若以我的自述为中心线索，而写出中国最近五十年变迁，可能是很生动亲切的一部好史料。现在当然不是这样写，但仍然可以让青年朋友得知许多过去事实，而了然于今天他所处社会的一些背景。

一、我生在这样一个家庭

距今五十年前，我生于北京。那是清光绪十九年癸巳，西历1893年，亦即甲午中日大战前一年。甲午之战是中国近百年史中最大关节，所有种种剧烈变动皆由此起来。而我的大半生，恰好是从那一次中日大战到这一次中日大战度过的。

我家原是桂林城内人。但从祖父离开桂林，父亲和我们一辈便都生长在北京了。母亲亦是生在北方的；而外祖张家则是云南大理人，自从外祖父离开云南后，没有回去过。祖母又是贵州毕节刘家的。在中国说：南方人和北方人不论气质上或习俗上都颇有些不同的。因此，由南方人来看我们，则每当成我们是北方人；而在当地北方人看我们，又以为是来自南方的了。我一家人，兼有南北两种气息，而富于一种中间性。

从种族血统上说，我们本是元朝宗室。中间经过明清两代五百余年，不但旁人不晓得我们是蒙古族，即便自家不由谱系上查明亦不晓得了。在几百年和汉族婚姻之后的我们，融合不同的两种血统，似亦具一中间性。

从社会阶级成分上说，曾祖、祖父、父亲三代都是从前所谓举人或进士出身而做官的。外祖父亦是进士而做官的。祖母、母亲都读过不少书，能为诗文。这是所谓“书香人家”或“世宦之家”。但曾祖父做外官(对京官而言)卸任，无钱而有债。祖父来还债，债未清而身故。那时我父亲只七八岁，靠祖母开蒙馆教几个小学生度日，真是寒苦之极。父亲稍长到十九岁，便在“义学”中教书，依然寒苦生活，世宦习气于此打落干净；市井琐碎，民间疾苦，倒亲身尝历的；四十岁方入仕途，又总未得意，景况没有舒展过。因此在生活习惯上意识上，并未曾将我们后辈限于某一阶级中。

父母生我们兄妹四人。我有一个大哥，两个妹妹。大哥留学日本明治大学商科毕业。两妹亦于清朝最末一年毕业于“京师女子初级师范学堂”。我们的教育费，常常是变卖母亲妆奁而支付的。

像这样一个多方面荟萃交融的家庭，住居于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自无偏僻固陋之患，又遭逢这样一个变动剧烈的时代，见闻既多，是很便于自学的。P24-27

我们身边的燃灯者（余世存）

近现代中国在中国史上是较为特殊的，是非常道，用新儒家的观念，这是一段“坎陷”的历史。中国文化的精神观念、物质成就、人物风范，在现代化极为张扬的参照里，一时黯淡无光，甚至被视为落后、反动保守、糟粕、遗老遗少一类，理想主义、唯物主义、全盘西化、斗争哲学、科学主义、革命精神、拜金拜物教等等盛行。个人、家庭、国家、社会等等文明单位在寻找现代化的过程中迷失了本来面目，发生了很多悲剧、闹剧，这个现代化过程，至今方兴未艾。用新儒家的观念，中国和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都只充当了“材料”，难以超拔成为“形式”。用佛家的观念，中国和中国人至今未能修成“正果”。

我们由此可知，对某一历史事实，从不同的角度都可以做出相似的解释。尽管有人以为中国人已经很“成功”，当代中国人幸逢“盛世”，但佛家、儒家、耶家乃至现代性都未必认可。就像有人一再说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现代化程度已经很高，但从上至下的中国人和家庭仍多以留学海外、移民为生活的目标。

这个东亚大陆上发生的“数千年未有之奇变”，使个人生命乃至家国社会都跌入黑暗的谷底，无数人在其中挣扎、喧哗、制造热闹，但在有识者看来，这个底部生存，无论多么理想、得意，其实都是一种无明状态。没有真正的光明烛照，一切的努力付出最多也就是漫漫长夜里的摸索，更多是收获了负值，增添了罪苦。这种历史，历史上众多的仁者、贤者都感受到了。《金刚经》里释迦牟尼佛坦承无明时代燃灯佛对他的加持，“是故燃灯佛。与我授记。作是言。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圣经》里记载，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他对人在无明中犯下的罪如此感叹，“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作的，他们不晓得。”而在中国被称为经济文化繁荣的宋代，一个读书人在一个邮亭里写下了很多人的心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我们由此可知，在历史的非常道上，在人生社会的参照上，最为重要的是人格成就，它才是照亮我们生命的灯火。遗憾的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史上，人们多以国家、组织、政治、科技理性、学问、金钱等等为人生的参照灯塔，甚至以政治人物、成功人士为参照。即使宅心仁厚、怀抱理想的人也以为，

如果要推崇人格成就，那也是推崇历史上的圣贤如孔孟等人，现实中的人格完善意义不大。当然，很多人更是视人格如无物，甚至嘲笑它。只有时过境迁，我们才能理解，那些人格的光辉意义。

知识人承认，在当代知识界的沦落中，幸而有一个顾准，为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挽回了颜面。信仰者则说，在传统中国文化的气节难现于当代时，是一些伟大的个体为全民的罪苦承担了救赎。当然，传统中国的人格气象仍在，只是在少数人那里，不为大众甚至一般读书人所知罢了。儒释道的精神在百年中国的革命世纪里涅槃、新生，如新道家的陈撄宁、新佛家的太虚大师以及新儒家的熊十力等人，就是极为重要的文化果实。一般人以为他们迂腐了，属于现代化的边缘者，稍具同情者也以为他们的人生成就“陈义过高”，跟现实有距离，不比那些在时代洪流中的弄潮儿、奉献者或牺牲者。

这其实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因为儒释道精神的现代转化，无论如何，都立足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何处去的“忧患”传统，这一忧患比一时一地的政治经济忧患更关键更重大，用传统文化的语言，这是一种“经学”或道统之忧患，是大本大源之忧，本立而道生，源远而流长。正是有这样的误解，一般人才以为道德人格文章不如才子文章，人性人心才会受才学左右，认知才会受时势左右；如此伊于胡底，读书人只读时文，年轻人不接受前辈文章，中学生则是青春文学、偶像作家的粉丝。只有时过境迁，他们才能渐渐告别自己心智的蒙昧无明。

就像今天不少成功人士，告别了他们青春少年喜欢的样板戏、宣传体或“文革”思维，开始接触佛法、《圣经》等人类文明的经典，开始接触那些以血以生命人格铸就的文章。一句话，一切追求眼前而急功近利的人物文章都将是过眼烟云，如果我们在其中流连忘返，我们的人生就会走很多弯路，甚至收获极微。只有那些立足于人生社会终极的经典、人物，才是值得我们去“勤而行之”的。如果我们以为那些经典、人物不够切己，我们当反思，我们是否活在本能的、无明的状态？我们是否是无志、难立的自了汉？用传统或现代的语言，如果我们不参赞那些人物、经典，如果我们对其不以为然而自以为是，我们当反思，我们是否是与君子对立的小人，是否是与公民对立的市侩子民？

有人以为，成为君子大人，成为公民，只是少数人的事业或使命，大多数人还是要过寻常的日子，只能成为小人、百姓、市民。一如西哲讨论人有自愿做奴隶的自由一样，这其实也是一种无明之见。不仅文明演进在抛弃这种人性的坎陷或自甘堕落，全球化时代，没有人能够自外于环境，以小人之态自立或孤立，环境推动着社会个体日新又新；就是个体自身，在环境的加持里也有着向上跃进的权利和责任。这种文明史的开花结果也为中外大哲注意到了，人们感叹“人人皆可为尧舜”、“满街都是圣人”，人们憧憬，人类发展的结果，将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由此可见，人类自身卑下的情操固然可以显明一时一地，但人终究有高远也切身的人生目标。

摆在读者面前的是新儒家诸子的文章，这些文章写作时代相隔半个世纪之久，集中于诸子们的青少年时代生活。我们读他们的文章，亲切是不用说了，最让人感动的是看他们如何看待自己走过的道路。他们以后来成圣成贤的心地回望自己的青春少年，把握到其青少年时代的诸种人生轨迹或线索，对读书生活的回顾，对父亲、母亲等至亲的孺慕，对师友的怀念，对流行思潮的怀疑或消化，都值得我们记取。正是这些线索成就了他们。梁漱溟先生说他对当时社会的感受是，“自民国元年以来谬慕释氏，语及人生大道必归宗天竺，策数世间治理则矜尚远西。于祖国风教大原，先民德礼之化顾不知留意。”熊十力先生年轻时参加了革命党，但在广东，“居半年，所感万端，深觉吾党人绝无在身心上作工夫者，如何拨乱反正？吾亦内省三十余年来皆在悠悠忽忽中过活，实未发真心，未有真志，私欲潜伏，多不堪问。”因而下决心献身学术。由此可见他们青少年时的反思。牟宗三先生说，东西方文化各有其精彩，西方哲学以知识为中心，中国文化则以生命为中心，遗憾的是，中国的生命学问传统断绝了。而新儒家诸子们反求诸己的努力使他们接通了中国的生命学问。

东西方文化都认知到，生命种子本来蕴涵一切可能性，生命本来就是一个大宝藏，不假外求。西哲说，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释迦牟尼佛感叹，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慧能大师说，本自具足。问题在于，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人是如何从先天具足的生命一步步走向残缺、污染、病变、形格势禁的后天状态。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救度此身此生。佛子所说，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身？现代科学也证实，比起一切外药来，人身自有大药，人身之药更为切实。潘雨廷先生曾感叹，“凡人初出母胎，本来潜备无穷无尽德用，是大宝藏，入此大宝藏而得乾坤衍，不已较龙树入龙窟以得华严为发展乎！合诸西洋文化，哲学基础在自然科学，由天文、地质、物理、化学而生物，由生物而究及生命起源，莫非在窥此大宝藏，自成立分子生物学以至量子生物学后，其义大显。”

因此，现代人需要摆脱自视时的自以为是，视人时的不以为然，这都是一种生命的无明。现代人需要照见自身的“大宝藏”，这就需要我们能够发现身边的燃灯者，并从他们那里领受生命的光明。新儒家诸子们未必实现了其人生社会和文化的目标，但他们是中国文化优秀的传灯者。他们是学问家，是修行者，是实践家，他们在现代化多难的进程里示范了一种伟岸的士的人格。在传统社会里，士被称为四民之首，我们今天也可以说，士是公民之首，士是一个共同体个体成员所能抵达的人生大成就。《大戴礼记》中借孔子之口定义士，“所谓士者，虽不能尽道术，必有所由焉；虽不能尽善尽美，必有所处焉。”我们看新儒家诸子们青少年时代的追求，正是士的体现。而其同时代乃至今天流行的人物，似乎已经真理在握，已经穷尽学问道术。但时过境迁，我们今天明白，现代中国给我们留下的遗产里，新儒家诸子才是为数不多的可礼赞的人物。他们的学问成就如何暂且不论，他们的人生境界是坎陷时代的燃灯，可以照见我们自身的心性。

2015年8月19日写于北京

我虽自幼不断地学习以至于今，然却不着重在书册上，而宁在我所处时代环境一切见闻。所谓自学应当就是一个人整个生命的向上自强，要紧在生活中有自觉。单是求知识，却不足以尽自学之事。在整个生命向上自强之中，包括了求知识。

——梁漱溟

这部书最令人激赏的是……展现出来的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实存的体证，令人感觉更为亲切。了解这几位前辈的学术，自然必须读他们大部头著作，但把握这常惺惺的一念，有生命的奋进的向上心，有对于世界人生的悲情，这已经有它本身的价值。

——刘述先

这些文章写作时代相隔半个世纪之久，集中于诸子们的青少年时代生活。我们读他们的文章，亲切是不用说了，最让人感动的是看他们如何看待自己走过的道路。他们以后来成圣成贤的心地回望自己的青春少年，把握到其青少年时代的诸种人生轨迹或线索，对读书生活的回顾，对父亲、母亲等至亲的孺慕，对师友的怀念，对流行思潮的怀疑或消化，都值得我们记取。正是这些线索成就了他们。

——余世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