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学家，傅斯年最重要的学术主张是“夷夏东西说”，《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一书重构傅斯年打破过去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一元论体系、形成新的多元文明起源论，从疑古走向重建古史的过程。傅斯年生活在“后传统”、“后科举”、“后古史辨”的时代，作者王汎森藉傅斯年看他这一代知识人如何陷入种种的“两难”，进而将傅斯年的个案带到中国现代思想史两个更广泛的主题上来：一是五四青年的文化反传统主义之产生和发展，二是在中国建立一个学术社会进程中的成功与挫折。

那是一个解放的时代，那是一个失范的时代；那是一个充满着无限可能的时代，那是一个让人无所适从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将一代知识分子陷入了种种的两难。傅斯年便是身处其中的个体。作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学者、政治家、社会批评家以及学界领袖的傅斯年，是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色彩最丰富的人物之一。在《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一书中，作者王汎森利用台湾史语所珍贵的“傅斯年档案”和《傅斯年全集》等第一手材料深入研究，在整个时代思想、学术的脉络下看傅斯年的人生道路，更是借由傅斯年一窥一代知识人的思想、心态的起伏变化，以求将傅斯年的个案带到中国现代思想史中两个更广泛的主题上来，即五四青年的文化反传统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在中国建立一个学术社会进程中的成功与挫折。

中译本序

鸣谢

缩略语

导论 1895年后的思潮与傅斯年

 傅斯年在中国现代知识界的地位

第一章 傅斯年的早年

 家乡：濒于崩溃边缘的旧社会

 傅斯年的成长历程

 北大岁月

 傅斯年和《新潮》

 作为五四游行示威主将的傅斯年

 年轻的叛逆者

 作为文化批判者的傅斯年

 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

 传统学术的再评估

 创造一个“社会”

 “一团矛盾”

第二章 新历史学派的形塑

 在伦敦和柏林的学习

 傅斯年与史语所

 史语所的眼界和目标

 史语所的工作

第三章 走向中国文明多元起源论:中国古史的学说

 中国古史起源多元论

 重建中国古代史

 傅斯年学说的影响

第四章 反内省的道德哲学

 反内省传统的出现

 古代道德哲学的去伦理化

 终结内省的道德传统

第五章 五四精神的负担

 历史与政治

 《东北史纲》

 文化认同的需求

 爱国主义与反传统

 政治选择

第六章 一个五四青年的晚年

 政府不端行为的批判者

 对民族往昔的两难心理

 平抑昆明学生运动

 惩治汉奸

 “清流”

 动荡年代的知识分子：在台湾和台大一寻找道德之源

 “归骨于田横之岛”

结语 一个五四青年的失败

附录一 攻击顾颉刚的小说片段

附录二 傅斯年与陈布雷笔谈记录

参考书目

附论六篇

 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

 胡适与傅斯年

 伯希和与傅斯年

 傅斯年与陈寅恪——介绍史语所收藏的一批书信

 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

 一个新学术观点的形成——从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到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

《傅斯年全集》总目录

1896年3月26日，傅斯年出生于山东聊城。他的祖先从15世纪起就在那里生活，1467到1487年，其先祖江西人傅回祖在山东西部冠县地区做县令。据墓志铭记载，当傅回祖任期结束时，当地人民请求他留下来，“乃留三子以抚慰之”。傅回祖的两个儿子后来从冠县迁到聊城附近。从那时起，聊城成为傅家这一分支的“故乡”，到了傅斯年出生时，傅氏家族在此生活了十四代。

晚清时代，聊城的地理环境及其社会衰败给傅斯年的成长以相当大的影响。家乡的命运一直与大运河和八股文的命运相伴随。大运河是这一地区的经济支柱。“它的河网刺激着贸易发展，联结着相邻的各个地区，运河上的商业运输是私人和公共财富的来源，它的节奏影响着沿岸地区几百万人的生活。”聊城是大运河沿岸的一个重要港口，她的命运同运河的兴衰息息相关。对于聊城的居民来说，这是幸运，也是不幸。几百年来运河给城市带来了易得的财富，使聊城成为长江北岸四个主要的内陆港口之一。然而，当大运河干涸的时候，这个城市又仿佛失去了存在的活力。傅斯年的童年时代，聊城周围地区已经丧失了富源，在幼小的傅斯年的眼中极端落后。这一地区与山东东部形成了鲜明对比，那里虽然贫瘠多山，因交通不发达而经济萧条，但竭力发展工厂、商业和水利灌溉，并最终成为中国重要的商业区之一。傅斯年将他的家乡同山东东部和中国沿海相比较，将鲁西描绘成一个疲敝的地方，有“一无是处”和“微温”的人民。旧的社会无力改变自己，只有坐待枯槁，缓慢走向不可避免的死亡。

结果，这一地区成为叛乱的温床。从清朝中期开始，山东西部成为中国最动荡不安的地区之一，在清朝后期更加剧烈。清早期的一个叛乱——1774年的王伦叛乱发生于此，1861年的宋景诗(1824—？)叛乱，当然还有义和团起事均发生在这个地区。对官吏们而言，“鲁西”，即山东西部，尤其是傅斯年家乡的附近地区，是充斥着各种不满的社会组织的地方。但另一方面，聊城受过良好教育的民众因精通科举考试成功的钥匙——八股文而闻名遐迩，并因此而制造出许多教职和官场生涯的机遇。在八股文化灭亡和1905年科举考试废除之前，聊城的生活比鲁西其他地区要好一些，这使它免于卷入鲁西整个地区的地方性叛乱。但与八股文紧密相连的保守文化，也限制了聊城的精英们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阻碍了扭转地方经济所必需的新式工商业的发展。

傅斯年的童年时代，鲁西的民众大多从事农业劳动，在街上可以看到捡拾牲畜粪便的农人。女人们在家织布，孩子们帮助父母做一些杂事。虽然他们年复—年地日夜劳作，但即使当地的有钱人也只能过上低水平的富裕生活，一年中唯有二三特殊场合才能吃肉。盗匪、士兵和土豪恣意扰乱了人们的生活。当地人大都忠诚、温和、品行端正，但太软弱，不足以抵挡官方和入侵者的压力；又太安于现状，不愿改变熟悉的生活方式来适应变化的外界环境。简言之，傅斯年对这个衰败的疲弱社会的萧瑟描绘，决不仅仅是—个年轻叛逆者的胡言乱语。

但旧社会的凋敝和科举制度的废除并没有减少人们对传统文化观念的依赖。1919年，傅斯年悲哀地说，他在家乡看到的是，失去生命力的古老文化虽然已无力阻止当地社会的转型，却仍旧有能力抵制新文化，并阻止它的居民向外国学习。山东难以完成清政府分配的出国学生名额，地方政府甚至到外省找人来补足。山东全省，尤其是聊城，在建立新式学校方面落后于其他地区，因为这里既缺乏学生，又缺乏师资。

傅斯年回忆故乡时，曾经叹息说，他的家乡是土匪和士兵的栖息所。尽管如此，不能否认，这个地区曾孕育了许多英雄人物。傅斯年儿时的聊城民风中有各种各样的特点：好战、爱国、保守、神秘和反基督教。武士与智者的混合体时常体现在傅斯年的祖父傅淦(1844-1922)的性格之中，而祖父对傅斯年的性格养成最具影响。

根据傅斯年的家谱记载，傅淦字笠泉，是一个杰出的武术师和文士。就中国传统而言，沉浸于武术的文士并不多见，但聊城的地方传统是文武兼备。义和团运动就是由当地几个有声望的文士发起并支持的，至少在其初期是如此。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傅斯年家族与叛乱有关，但是他的家族成员显然分享着这一地区的舆论氛围。譬如，傅笠泉在他的家乡以反对基督教而闻名。拳乱之后，美国福音派传教士取代了德国传教士，已经五十多岁的傅笠泉在阻挠、干扰美国传教士劝人皈依基督教的努力中极端活跃。19世纪初，一个美国教士正在对聊城的公众宣讲圣女玛丽亚的故事时，傅笠泉迅速跳上讲台宣称：耶稣无父而生完全不真实，其实是耶稣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 感到愤怒、震惊的听众将传教士轰下台。另一次，当牧师解释说“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拯救世界”时，傅笠泉又跳上讲台说：“（牧师说耶稣为救人类而死，自然是位义士。）中国的忠臣义士，向来视死如归，含笑入地。但各位请看，这图上的耶稣，垂头闭目，一脸莫可奈何的样子，未免有些那个！”随即人群向牧师大吼，布道又一次被打断了。

傅斯年任性的祖父对傅家的衰败负有主要责任。他在晚清获得了拔贡的头衔，然而这个头衔在官场却是前途渺茫。虽然他有很好的家族关系，但傅笠泉从未当过官。他有时在私塾教书，但大部分时间都闲散街头。他的家人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

P12-15

这是廿几年前写的一本书稿，正式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也是十年前的事。

廿几年前，我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余英时先生的研究生。我在申请学校时的研究计划一个是战国到秦的思想转折，一个是明末的思想。余先生当时甫自耶鲁转来，见面之后便说，他认为我应该用傅斯年为题写博士论文，原因之一是如此重要的人物，西文及中文皆从未有专书。

为了写这篇序，我查了初到美国念书的旧笔记，居然发现我于1987年9月10日在普林斯顿帕玛堂与余英时老师的一段谈话记录：

下午与余老师谈，老师见面便建议我以傅斯年作为论文题目，他说能以档案作为论文题目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回答说这些档案资料太过零碎，余老师说无论如何总能够整理出一个脉络来，而且可以与我先前写过的两本书（案：1985年出版的《章太炎的思想》，及1987年出版的《古史辨运动的兴起》）相联。就这样，我放弃了原先准备研究的题目，改作傅斯年。

在写这部论文的过程中，余先生提醒我，不必大幅转述傅斯年学术论文中的观点，如果想了解其学术观点的人，自然会去读他的原书，要紧的是把它放在整个时代思想、学术的脉络下来看。我基本上遵守了这一个指导原则。所以虽然傅斯年文集中有许多见解深刻的文字值得注意，但是在这本书中我并未大量复述他的文章。

这不是一本傅斯年一生的传记。传记必然要包括许多有趣的事件与交往情形，但此书对这方面的细节都尽可能地割舍了，除非它们能彰显历史的意义。生活传记方面的工作应该留给对傅氏的生平有兴趣的朋友来做，或是用一部年谱长编来表达。再者，此书是以英文撰写的，而英文著述有一定的体例，它必须围绕一个或几个themes来进行。所以此书是在一定的脉络之下开展，逸出这个脉络，或安排进去显得太臃肿的部分，都只好略去。在完成此书之后，我又陆续写过几篇补充性的文章，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前三篇已收入本书的附论）——

一、《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

二、《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

三、《殷周制度论与夷夏东西说》

四、《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

大概是在普林斯顿读书的第二年，我注意到普大的罗伦斯·史东(Lawrence Stone)的《历史叙述的复返》(“The Revival of Narratives”)一文，后来我也听过他有关16世纪欧洲的课。史东这一篇文章被认为是现代西方史学发展史中的一份重要文件，他在文中指责现代历史书大多不堪卒读，忘记了历史家本来的身份便是故事讲述者。他批判了年鉴学派史学，批判了新经济史，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有微词，提倡一种以问题为主干，但又不失叙事味道的历史写作。  此书的写作方式多少受到史东的感染，故希望它是问题取向的，但同时也是可读的。不管我成功地做到几分，但我在下笔时比较含蓄，对当时心中所思考的一些问题并未尽情地叙出，希望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对此能有理解。

时间过得真快，离本书初稿写成已有二十几年。在我着手写这本书时，中外文世界似乎还没有一本以傅斯年为主题的专书。在此之前，已经出现几篇学位论文，但最后都没有出版，西方世界在提到傅氏时仅有一部参考文献是Alan Moller一本题为“Bellicose Nationalist of Repubfican China：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of Fu Ssu-nien”（《中国好战的民族主义者》）的博士论文。此书写到一半时，聊城师大历史系教授合写的《傅斯年：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才出现。现在，有关傅斯年的中文书已经很多。这都是这十几年来的新荣景。

除了交代撰写本书的因缘外，我也想趁这个机会，记下一些零星的看法。

我认为，傅斯年处于“后传统”、“后科举”、“后古史辨”的时代，关于他的讨论就不能不与这三者有关。首先，我是想藉傅斯年看他这一代知识人的思想、心态的起伏变化。我的书出版之后，《美国历史评论》中有一篇书评，作者相当明快地指出这本书最大的贡献之一，是它在讲这一代知识分子所陷入的种种“两难”(Edmund S.K.Fung，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February 2002)，这种“两难”的主要来源是因为傅斯年这一代人正处在一个传统秩序全面崩溃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旧的规范已失去约束力，旧的道德伦理被全面质疑，但新的规范、新的伦理尚未建立。它是一个解放的时代，但是被解放的同时也可能是无所适从。人们失去人类学家纪尔兹(Clifford Geertz)所说的“蓝图”(blueprint)，这种困境反映在许多青年人迷惘、自杀的事例上。没有找到生命方向的人们，正如瑞典的斯特林堡在1888年出版的剧本《裘莉小姐》的序言中所说的：“由于他们是现代的角色，生活在过渡的时代里，因此我把他们写成是分裂的、动摇的。他们是过去和现在的结合，书本和报纸的点滴，人性的残片，上等服装的破烂，拼凑在一起，就像在人的灵魂中一样。”

但后传统时代也是一个无限可能的时代，所有的可能性都存在，因此那是一个各种论述相互角逐，并试图成为“领导性论述”(leading discourse)的时候。从1911年起，各种新旧思潮都在竞逐，而新文化运动脱颖而出，傅斯年在其间扮演着一个相当关键性的角色。

……

傅斯年是“后古史辨时代”的史家，他提倡重建古史，其中有一些相当细致的看法。我在这本书中提到他把古史辨运动中所撕裂的碎片，用一种新的方式重新拼凑起来。这个态度，如果只读傅斯年的全集，其实不大能够清楚地看出，我虽然早已从他字里行间看出这一点，但不大有自信，一直要到在他的一本题为“答闲散记”的笔记本中发现他用极为潦草的字体所写的一篇讥刺顾颉刚的小说（见本书之“附录一”），才确定下来。在本书的第三章中，我花了相当多的篇幅写从疑古到重建之过程，而且也提到，这是后来学界脱离古史辨派影响的里程碑。

傅斯年也是“后经学时代”的学者。他是从“经学时代”到“史学时代”的转折性人物，自汉代以来，所有的经学观点所建立的静止的中国世界观被以史料为中心建立的变动与发展的概念的古代世界（从而也是现代世界）取代了。同时因为他倡导“价值”与“事实”的分离，使现代专业化史学得以生根，但因此引来传统派史家与左派史家猛烈的攻击，同时造成历史知识之社会功能与史学之社会角色的变化。

在涉及道德方面的问题时，傅斯年刻意扬弃内省论式的思维传统，主张“国民训练”，主张“约律主义”，反对以内省式的道德哲学作为社会伦理的基础。我不敢确定傅斯年是否读过康德在1795年所写的有关历史目的论的论文，但是他的论点却有与康德的《论永久和平——一项指导性规划》非常神似的地方，即不认为未来社会的进步是靠着使人人成为圣人，或是宋明理学中的“人欲净尽，天理流行”，或毛泽东《送瘟神》中所说的“六亿神州尽舜尧”，他与陈独秀都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反讽——当人们生活在野蛮社会时，需要发展一套规则体系来限制和规范自己的行为，这种限制和规范又有助于创造一个文明的社会。因为人人都有力量，而又不能无休止地斗下去，所以必须要坐下来制定各种规范，社会因而往前推进一步。这与中国内省的思想传统正好相异。

这本英文书的书稿早在1992年底已经完成，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于1993年接受出版。但是因为我的研究兴趣已经不在这里，所以直到2000年才将手边放了多年的校样寄回。我常对朋友开玩笑，我有“心理障碍”。对我而言，校稿比写稿还难，原因可能是因为在刚刚写定那一刹那，我已经对写出的东西感到不满意了。也因为这个“校稿症候群”，此书中译稿在2001年左右完成，但我竟一搁将近十年，对原译者及安排此事的友人，深感歉疚。

最后我要感谢以下诸位：译者王晓冰女士、清华大学国学院的刘东先生、三联书店的孙晓林女士，他（她）们促成了这个译本的出现。此外，我的好友罗志田教授及其学生、陈正国教授、潘光哲教授在我因“心理障碍”未能看译稿时，代我校订译文。志田兄、刘东兄和山东的马亮宽教授多年来一再催促，使我不能再原地踏步。没有他们的帮忙，这个译本决不可能完成。

王汎森于台北

2002.6.6

2010.5.4修改

一个五四青年的失败

近代中国从文明世界中心（至少在她自己眼中是如此）最终沦落为地球上最受屈辱、伤害和挫折的国家，这一衰落激起了令人溃痛的民族主义情绪。在爱国主义的名义下，一个民族主义者可能在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之间、在右翼狂热主义与左翼极端主义之间摇摆不定。在难以逆料的巨变激流之下，对这样的民族主义者而言，爱国主义永远是终极的动力。

贯穿于傅斯年一生的思想历程尤其如此。出生于最保守的地区，受到特别传统的教育，他被期望成为传统学术的薪火传人。傅斯年1918年令人惊讶地转向新文化运动，大部分归因于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及其寻找医国之方的愿望。他的爱国主义热情不是表现于赞美中国的过去，而是表现于自责。他的文化反传统主义是如此彻底，以至于他宣称只有西方的学术才能称为学术，而中国的传统应该被完全抛弃。但是在他内心深处，他被两极撕扯着。他要完全抛弃那些他最熟悉的，批判那些他曾经最为安于其中的事物。困窘、歧异和矛盾在傅斯年的思想和著作中非常显著。他被冠以“一团矛盾”的诨名，过着充满紧张的生活。

五四运动的两个最重要的偶像，德先生和赛先生，并非偕伴而来。在他早年的写作中，傅斯年很少使用“民主”一词，他的早期关注点更集中于科学和国民训练。对傅斯年而言，中国的政治问题在于从未存在过一个“社会”，一个只有通过公民培养才能够建立的实体。总之，在五四运动期间，傅斯年的思想中凸显着三种主要的关怀：弥合各种文化形式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分歧；避免他定义为内省、道德化、混沌的有害传统心态；通过“国民训练”将中国人由“群众”转变为“社会”。

虽然傅斯年的学习涉及许多学科，然而他负笈欧洲所学的主要科目是自然科学。在欧洲，他的兴趣很快从心理学转向数学，又转向物理学，最终转向历史语言学和史学。最后他在史学领域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将一种混杂了实证主义和兰克史学的方法论引入中国史学，结果产生出一种主要由客观性和严谨的科学精神构成的方法论。傅斯年提倡专门的研究。他主张整理史料，让事实自然彰显出来；他反对过度诠释和通论。

史语所的建立是实现傅斯年历史研究新理想的一项事业。在这个研究所里，他坚持历史研究是集众的事业，创造一种制度性的遗产是现代学术的首要目标。他的企业家管理方式和他的私人关系使史语所取得了巨大成功。傅斯年敲响了钟声，一批有能力的学者们群起呼应，聚集到这个研究所一起工作。史语所成为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第一流的学术机构，培养了大批专业史家、考古学家、历史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随便举两个例子就能说明这一点：在张光直列举中国现代最重要的六名考古学家中，其中四人来自史语所；他所列举的四位殷商史研究的顶尖学者全部都出身于史语所。

傅斯年强调第一手材料的重要及其收集材料的方法也产生了民国时期学术研究新风范。他派遣专业团队开发档案，开展人种学调查，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并从事了许多其他合作性历史项目，促成了很多领域的进步。他鼓吹的研究方法（利用工具、铲和人的双脚）开辟了研究新方向。随这些成功之后，中国的历史学和考古学领域见证了为数众多的研究社团和团队计划的兴起。

但是傅斯年的新史学反对通史。其史学因回避任何伦理的或政治的评论，而被批判为对当下的现实冷漠；也因将个别事实置于理论之上，被批评为不能提供任何简单而全面的理论来回应迫切的时代问题；而其对哲学和道德教化的反感，也遭到尖锐的非难。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傅斯年长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他的学问具有显著的方法论特点，即从多元论和起源的观点看待历史事件，而这也正是五四思想世界的一个部分。傅斯年成功地勾勒出中国古代史上一些意义重大的转接点。尤其重要的是他关于中国古代历史多元起源论的学说。其他几个有效推断也为推进中国古代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项目的主要特点是将体系化解为多元进化的过程。许多传统中国史学描述被化解为不相关的脉络，不再支持儒家的道德典训。例如，道德构成的三代被化解为东西方族群的斗争史。疑古本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作为五四青年的傅斯年，后来又有意识地拆解顾颉刚的激进学说，将中国古代的碎片，搜集整理，重新建构。傅斯年同时集破坏者和建设者于一身。

傅斯年也因为研究古代中国道德哲学起源而闻名。他相信，中国落后的各种特性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的内省道德哲学。在欧洲时，任何反内省的哲学都能吸引他，甚至包括朴素的唯物主义。他后来追溯了中国道德哲学中几个关键术语的语源学意义，认为在正统的儒家思想那里“我们的本性没有善恶之分”。傅斯年将孟子的道德传统看作对原始儒家的偏移，而将强调观察外部世界的精神及规范行为的传统视为儒家学说的真谛。这是其众多的两难困窘之一：在带有坚固的孟子道德学说的教育环境下成长，却要将中国从其内省道德的“重负”下拯救出来；他谴责孟学的传统，甚至开始相信朴素实证主义。

……

傅斯年屡次拒绝进入政府担任阁员，然而他确实担任了北大代理校长，并在1949年初成为台大校长。在台大，傅斯年在学术行政上取得了相当重要的成就，并成为台湾教育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人物。

大陆政权易手对傅斯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傅斯年曾号召他的同胞抛弃他们的传统，拥抱西方的价值观；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这使他感到不安。傅斯年自己和其他一些人相信，他对传统文化的反对态度，尤其是他呼吁抛弃源于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内省式道德观念，有助于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铺平道路。然而，对他们而言，中共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对他们的理想并无正面意义。

傅斯年逐渐地回归到孟子的道德哲学，在晚年，他要求所有台大一年级的学生读《孟子》；他也指责“全盘西化”的口号为荒谬。他相信，中国的传统才是真正的人文主义的价值观念，他甚至敦促学生成为非白种文化的继承者和传递者。然而，说傅斯年最终抛弃了所有的五四理想是不准确的。当傅斯年的大多数五四老友已渐入老境之时，他仍被承认为是科学和自由这两个五四时代的两个核心观念的坚强支持者。

中共的胜利也促使傅斯年更彻底地坚持自由主义。尽管傅斯年说过“自由主义”不应该被称为“主义”，并否认他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然而他早年实际上是一名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结合体。他同样关注经济平等和政治自由，但当他最后发现中共为了取得经济平等而鼓励激烈的阶级斗争时，他和其他许多人都意识到经济平等并不一定与自由携手而来。他晚年的生活有一个明显的转变：他不再鼓吹经济平等；相反，他更彻底地坚持自由主义。

然而，傅斯年的思想在晚年变化得如此迅速，以至于他不能以任何系统的方式整体表述出这些相互缠绕的丰富思想。很不幸，在他1950年骤然弃世之时，这些思想也同他一起被埋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