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阿隆著，杨祖功、王甦译的《雷蒙·阿隆回忆录(上下增订本)(精)》分为五个部分：政治教育、政治愿望、祸患之中的教师、当官的年代和死缓阶段。阿隆亲身经历或目睹了希特勒的崛起、法国人民阵线、慕尼黑时间、维希伪政权和抗德斗争、冷战时期、欧洲联合、美苏争霸、核战略、非殖民地化、戴高乐注意、五月风暴、越南战争、左翼联盟、法国社会党重新执政等，他从学者的角度对这些时间作出分析或评论，并就其中一些问题同以萨特为代表的左翼知识界进行了几十年的论证。这本《雷蒙·阿隆回忆录》有助于我们理解比较偏重现实主义一路的这位思想家的思想风采、生活细节，并回望其同时代思想家的生动景象。作为半个多世纪法国、欧洲和世界风云变幻的见证人，阿隆的“政治思考”回忆录对于我们了解这一历史时期无疑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雷蒙·阿隆是20世纪法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社会学家。他的一生经历了20世纪几乎所有的大事。在雷蒙·阿隆著，杨祖功、王甦译的《雷蒙·阿隆回忆录(上下增订本)(精)》中，阿隆一方面追述了20世纪法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细致地描绘了各种行为人的面貌；另一方面，他把自己的全部著述都收集和归纳到书中，每篇著作的核心内容，他用几页提要加以说明。阿隆还补充了对其评论的各种反应，收入了他曾收到的赞同或反对他的信件，以及他自己写的回顾性评论。

上册

 序言 雷蒙·阿隆和普世史的时代

 增订本出版说明

 前言 雷蒙·阿隆和他的《回忆录》

 第一部 政治教育（1905～1939）

第一章 父亲的遗嘱

第二章 学习与友谊

第三章 发现德国

第四章 在拉丁区中心

第五章 灰心丧气或幸灾乐祸

第六章 浩劫之路

 第二部 政治愿望（1939～1955）

第七章 战争

第八章 没有抒情的幻想

第九章 记者和活动家

第十章 瓜分欧洲

第十一章 20世纪的战争

第十二章 “知识分子的鸦片”

 第三部 祸患之中的教师（1955～1969）

第十三章 返回古老的巴黎大学

第十四章 阿尔及利亚的悲剧

下册

第十五章 工业社会

第十六章 将军的宏伟计划

第十七章 和平与战争

第十八章 “他没有理解我们”或1968年5月

第十九章 “自信与统治者”

 第四部 当官的年代（1969～1977）

第二十章 从皮埃尔·布里松到罗贝尔·埃尔桑

第二十一章 后戴高乐主义

第二十二章 论意识形态批判

第二十三章 亨利·基辛格与美国霸权的终结

第二十四章 论历史评论

第二十五章 西方的衰落

 第五部 死缓阶段（1977～1982）

第二十六章 心肌梗死

第二十七章 在《快报》周刊

第二十八章 社会主义插曲

第二十九章 受到考验的人权：卡特总统和中东冲突

第三十章 走向苏联霸权主义？

第三十一章 一代人的结束

 结束语

 作者书目提要

 索引

 增订本译后絮语

 译后记（1992年版）

怀有这种心情的人要么走向共产主义，走向革命，要么奉行与德国和解的政策(反对占领鲁尔区，减少赔款，到1930年代初提前撤出莱茵区)，要么干脆拒绝服兵役。拒绝服兵役有几种形式：一种是内心上反对打仗，一种是阿兰的方式(拒绝晋升军衔)，还有一种是无政府主义。至于我，我的态度接近第二类，确切地说是阿里斯蒂德·白里安的态度，因为这样合乎我的性格。。阿兰的态度能打动我，但说服不了我。我写的一些文章都透露出思想上的混乱和感情上的迷惘。但这种茫然若失的心情在我1933年2月讨论和平主义的文章里便开始拨开云雾见青天。文章里有一句话说得相当动人：“政治问题不是道德问题。”到了今天，我仍然会这么说。

当然，这句话也不免过于简单。在哲学上，政治作为问题，作为判断和行动，自成一个特殊领域。也许，归根结底，政治行为只有同广义的道德联系起来才有意义。我痛恨极权主义，那是因为极权主义能使一切邪恶的东西肆意得逞，大张凶焰，而其根苗则深埋在人的本性里面。任何政治，尤其是任何战争，都必须具有合乎道义的目标，或者有由道德准则规定的目标。但是，目的也罢，手段也罢，都不是考虑了道德然后得出来的，或者说，不完全根据道德而得出来的。权利平等意味着德国将重整军备。国家之间不能有歧视，在正常情况下，这是合乎公平正义的。但是，德国不接受《凡尔赛条约》划定的领土边界现状而要重振军威，那么和平将得到巩固还是受到损害？

1932年，爱德华·赫里欧重返外交部以后，埃玛纽埃尔·阿拉戈——他的兄弟跟我的兄长阿德里昂很有交情——经常在官场走动，他带我去见外交部的一个副部长，名叫约瑟夫·帕加农。我曾经对阿拉戈倾诉过，我对德国的政治动向忧心忡忡。德国全体人民都狂热地感染上了国家主义。希特勒获得了权力，战云弥漫，欧洲岌岌可危。那个副部长请我谈下去，我便发了一通议论，纯粹是高师的派头，或许讲得有声有色。他听得很认真，看来我所说的还有点意思。等到我发完议论，他才回答：“根本问题在于思考。我一有工夫便爱思考，所以感谢您给了我那么些思考的题目。我们的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威望过人，人品出众。任何建树，此其时矣。您谈德国问题，实在精辟，谈到天边升起的危机，也着实动听，但请问如果您是总理，您怎么办？”他的话听起来一忽儿可笑，一忽儿相当中肯。我怎样回答他的，已经记不清了，反正，肯定是结结巴巴，不然就是张口结舌。该对他说什么呢？

这个部长给未来的评论员上的这一课，后来才开花结果。15年后，我有一天在《战斗报》报社向阿尔贝·奥里维埃(Albert Ollivier)提出一个问题。他刚刚写了一篇社论批评政府。我说：“如果你处于政府的位置，你怎么办？”他大概是这样回答我的：“这不是我的事情。该怎么做，由政府去想。我只管批评。”我经常想抱着另一种心情，来充当这个评论员的角色，老想向政府暗示，该怎么做，或者可以怎么做。有时候，我知道我的建议在短期内是无法实施的。但它至少能对舆论起一点儿影响，这也可以使我期待的事情更容易办一些(比方说，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我就是那么做的)。

从1931年写的文章中，还看得出我胸无成竹，在理想和现实情况分析中间摇摆不定。可是，重读1932年写的文章，就没什么难堪了。那时候已经是魏玛政权的最后一年。（P91-92）

雷蒙·阿隆和普世史的时代 尼古拉·巴弗雷

雷蒙·阿隆的一生及他的著作都与201世纪历史相交织。他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05年，卒于1983年，这一年，以“欧洲导弹危机”为终极标志的冷战正愈演愈烈，六年后，苏联帝国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垮台。阿隆在1930年确定思考计划时所依赖的基础是他对尼采预言的“以意识形态名义开展大型战争”时代的种种理解。当时的他在德国居住过一段时间，魏玛共和国的没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以后的他也从未偏离过这一思考计划：“在马克思主义的帮助下思考20世纪，并尝试阐明现代社会的所有领域：经济、社会关系、阶级关系、政治体制、国家间关系和意识形态论争。”

尽管阿隆无法亲眼见证1989年发生的结局，他的《回忆录》依然是对20世纪历史的最好介绍。在这本书中，阿隆不但对自己作为学者进行了分析——为了以哲学、历史、社会学和战略的观点进行交叉分析，他从学科间传统藩篱中解放了出来——而且还对自己作为一位自由战士的介入参与，进行了批判性评价和严格慎独的双重把关。民族和帝国之间、民主和极权之间的殊死斗争由一页页书稿编织而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自由欧洲的文明的自我毁灭，大战让思想真空的豁口大开，各种关于阶级和种族的意识形态纷纷乘虚涌入，而这些意识形态又都将内战和对外战争当成统治的原则。与此同时，随着产业的倒闭、失业、赤字和债务而来的大型经济危机，自由国家的根基被动摇。然而，历史从来就不是预先写就或早已确定了的；是人民在决定历史。最后迎来的会是暴力还是和平，是自由还是压迫，这完全取决于人民的智慧、意愿和勇气。尽管他们也有脆弱的一面，尽管他们依然四分五裂，但就三次世界战争而言——第三次世界大战是由1989年天鹅绒革命和平完成的——最后依然是民主战胜了帝国和极权制。

但是，《回忆录》是否会因此而只属于过去呢？它揭示的是否仅仅是一个时期的真相以及一个已然过时的知识分子——即便他十分独特且具有重大影响力？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合理的，因为这里讨论的是一个试图以最为实际的方式阐明历史诞生的人物及其思想。而且我们不得不指出，21世纪的格局和历史进程与阿隆那本遗作——《本世纪的最后这些年》描述的情景大相径庭。在那本书中，阿隆讨论了苏维埃主义的未来和民族主权的位置，并以此得出了国际体系中两极世界具有稳定性和国家至上的结论。

苏维埃帝国在1989年崩塌；民主制虽不再受到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威胁，但依然因为宗教、种族或民族认同在与大规模恐怖主义的联合中重新复兴而受到威胁。世俗宗教的瓦解让修会宗教和政治神学恢复了地位。随着以2001年9月11日袭击为开端的一连串冲突的发生，昔日的冷战重新演变成热战。一个传统维度和多个不对称的方面交织于这些冲突中，而且冲突还侵入了诸如太空或网络空间这些新领域。由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运载工具的扩散，核威慑已经被架空。在服务和新技术的发展面前，在不同领土和不同社会体系之间的竞争面前，工业社会日益消失。在那场差点导致汇率和国际收支崩溃的大危机来临之前，全球化通过让政治自由与资本主义脱钩，就已经将一种普世维度赋予了资本主义。这一变化首先导致的是经济调控方式的一次新转变，公共干预的强力回归和以二十国集团为中心的全球性治理的崛起便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亮点。这一变化还导致了美国的相对衰落和世界经济重心向亚洲偏移。美中共治因此替代了20世纪后半叶由美国、欧洲、日本组织并稳定世界市场的三足鼎立之局面。

因此，21世纪呈现为一个混乱的过渡时期，它是以充满变数且不稳定的多极格局为特征的。在这个新局面中，一切似乎都与阿隆毕生研究的那种20世纪的刚硬且稳定的两极结构截然相反。然而，这一表象并非事实。阿隆为了成为意识形态时代的分析家和阐释者，一向坚决拒绝决定论，也从来不认为意识形态的时代就是历史的终点。自1960年开始，他就已经在以“普世史之黎明”——“普世史之黎明”可以理解为一个经历着相同的唯一历史的人类社会的诞生——为主题的讲座中勾画了我们时代的原则。

……

不过，身份认同和价值观冲突也有可能会因为诸如巴基斯坦这类已陷崩溃的国家，或因为伊朗这种不服从的国家，甚至因为恐怖主义团体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而发展到灾难性的规模。被殖民过的人们所发起的报复也有可能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战略领域，并在武力交锋中改变方向。世界贸易和支付体系也可能会在保护主义和竞争性货币贬值的压力下坍塌。

决定权属于21世纪的人们，他们虽从传统和意识形态中解放了出来，却又再次面临着民族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他们的情况前所未有地充满了戏剧性，因为他们的命运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他们可以利用自己在行动、知识和技术上所拥有的出色手段自由地造就极好或极坏。这是一些数目更加庞大且处于老龄化社会中的人，他们必须就如何管理一个无法再为他们提供无限资源的星球达成一致。这是一些既变得更加统一又更加孤独、距离既变得更近又变得更远的人，他们必须确立一些原则、制度和规则来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这还是一些在变得更加强大的同时也比以前更加脆弱的人，他们的活动已经延伸到了网络世界这个处女地，与此同时，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结合还让他们能够通过改变遗传基因来干预自己的本性，从而为新疗法及令人生畏的优生学开辟了道路。

安德烈·马尔罗曾写道：“伟大的知识分子是注重细微差别、讲究尺度、追求品质、直面真理本身及复杂性的人。就定义和本质而言，他们是反善恶二元论的。”阿隆就属于这一小群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们拒绝那些虽能快速得出却实属错误的确定性，拒绝那些虽具决定性但确实存在偏差的评价，拒绝那些形式上完美无缺却与事实脱节的思想构建。与此相反，他们倾向于在依然残缺不全、捉摸不定的知识面前，在总是有着比人类想象力更加丰富惊奇之处的历史面前保持谦虚。

没什么比以为这体现的是一种悲观的本质或放弃的形式错得更离谱的看法了。意识到知识或行为的局限性并非就是在抹灭人类能够通过自身努力及对真理的寻求而赢得自由这一事实。正如极权主义遭遇的失败以及2009年伊拉克起义表明的那样，自由从来就不是镜花水月。历史之所以充满悲剧性，仅仅是因为人说到底还是在自由地塑造历史，除了依靠自身意识，人在其中别无所依，历史的悲剧和灾祸如同历史的成功一样，都只能由人一肩承担。这种情况并没有使退缩或漠然变得合理，反而构成了一种对行动的呼唤，它对公民和领导人发出了有益的邀请，邀请他们将自己的命运以及他们民族、大陆或星球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阿隆的最后启示因此而充满了乐观与希望。没有任何宿命可以证明仇恨和暴力会重新主宰一切。没有任何理由让我们在全球化时代对民主或自由之未来感到绝望。与盲目狂热和玩世不恭相反，最好的解剂是保持理性。正是理性让阿隆的人生和他相继写成的那些既哲学又论战、既社会学又历史学、既学术又社论的丰硕成果获得了统一。作为一位法国爱国者和世界公民，作为一位共和派与自由主义者，作为一位政治思想中心人物和自由战士，阿隆对行走于21世纪历史之陡峭道路上的人而言是最好的旅伴。而21世纪历史的关键已经在《回忆录》中被清楚阐明：“如果那些既雄心勃勃又不牢固稳定的文明必须在遥远的未来实现先知们的梦想，那么除了理性，还有什么普遍使命能够将它们统一起来呢？”

一本70万字的译作付梓之际，有些情况似乎应该向读者说明。

中国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或许对雷蒙·阿隆还不太熟悉，他在战后法国、国际学术界、新闻界却是一个素负盛名的重要人物。一方面，他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许多学科都有所建树，出版了一系列学术著作；同时，他又从事新闻评论长达40年，对战时和战后的重大政治、经济、军事、国际关系等问题做出了独到的分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此，他曾获得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入选法兰西学院院士，并被世界上十几个著名研究机构和大学授予荣誉院士、荣誉博士称号。

他亲身经历或目睹了希特勒的崛起、法国人民阵线、慕尼黑事件、维希伪政权和抗德斗争、冷战时期、欧洲联合、美苏争霸、核战略、非殖民地化、戴高乐主义、“五月风暴”、越南战争、左翼联盟、法国社会党重新执政等，从学者的角度对这些事件做出了分析或评论，并就其中一些问题同以萨特为代表的左翼知识界进行了几十年的论争。作为半个世纪以来法国、欧洲和世界风云变幻的见证人，阿隆的“政治思考”对于我们了解这一重要历史时期无疑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按照法国的习惯划分，阿隆属于右翼，他被公认为自由派知识界的代言人。其实，他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立场有一定代表性，很难用简单的政治概念来界定，其形成与发展是很复杂的。他出身于洛林地区一个殷实的犹太人家庭，少年时期受到当时盛行的和平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在高师攻读哲学时自认为是个“朦胧的社会主义者”，与萨特是同窗好友。当他立志要成为“介入的旁观者”并要在历史进程中扮演一个“角色”时，他曾研读过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资本论》。他到晚年仍宣称“至今对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仍饶有兴味”。1930年代中期，他赴德国继续攻读哲学和社会学，对胡塞尔和韦伯尤为推崇；在此期间，他也目睹了纳粹主义的猖獗，亲自听过希特勒的演说，这使他的政治思想和历史哲学观发生了重大变化。二战期间，他追随戴高乐在伦敦主持《自由法兰西》笔政。战后初期，由于对苏联的看法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同于左翼知识界，阿隆同左翼知识界决裂，转向右翼。在国内，他有保留地支持政府，特别是传统右派政府；在国际问题上，他积极主张与美国结盟、同德国修好并加强合作，激烈反对苏联，成为一个坚定的北大西洋主义者。

阿隆的历史哲学观和政治哲学观在他的博士论文中②已初步形成。首先，他认为历史是自由的，历史的发展从整体上讲是不可预测的。历史是一系列制约，人只能在这些制约中发挥作用。他用这种“历史相对论”反对历史唯物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通过分析历史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前景。其次，他在论述如何在社会生活中进行政治思考(即他的政治哲学)时，强调首先要做出根本选择：接受还是拒绝本人所处的社会制度，在这个前提下才能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政治行动。他反对采取暴力或革命形式。这些基本信念决定了他对历史和政治的态度。因此，他观察和分析一切事物的出发点都是维护他所赞成“西方自由民主社会”；出于同样的目的，他对西方国家有时也提出批评或谴责，对苏联则抱有政治偏见，为此不惜同萨特、加缪等老友反目。

阿隆继承了自由派思想家孟德斯鸠、托克维尔、韦伯等人的思想，强调理性是解释世界、改变世界的唯一手段，人类要维持生存，只能寄希望于理性和科学。他承认阶级斗争的存在，但反对无产阶级代表了社会党的未来这一观点。他认为西方民主制度是工业社会的最好制度，但也指出这种社会制度的“脆弱性”和“自我毁灭”倾向。他批评萨特是个“伦理主义者”，主张从政治上思考问题，对国际关系，特别是对美苏关系、欧美关系和法德关系曾提出过一些远见卓识。他曾告诫过美国：“不能根据尊重人权的观念来制定一项外交政策”，否则会丢掉“西欧以外的一切盟友”。作为一个有理性的政治学家，他提出，公民意识是维护民主的条件，即在民主法制下，公民应遵守纪律。

尼采曾预言，20世纪将是以哲学名义进行大战的世纪，阿隆以他的大量著述参加了这场大战。他的论著涉及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在这些论著中不乏学者的睿智和政治家的敏锐，他思想缜密，知识渊博，是一个难得的政论家。当然，我们也同样看重他的直言不讳，作为一个传统自由派的代言人，他讲出了西方政治家想讲而不敢讲出来的看法。

为了保持完整和准确，我们全文照译。书中包含着明显的政治偏见和错误观点，特别反映在对待苏联和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上。我们相信读者在阅读时是能够鉴别的。

承译本书各章的译者为：刘燕清(第一、二、四章)、孟鞠如(第三、五、六、八、九、十、十一、十五章)、沈雁南(第七、十二章)、马燕(第十三、十四章)、孙国琴(第十六、十七、十九章)、杨祖功(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章)、赵健(第十八、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章，结束语，作者书目提要)。由孟鞠如教授通校。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三联书店的戴文葆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欧研究所的张契尼同志曾给予热情支持和协助。在此，仅表谢意。

1985年10月 北京

没有雷蒙·阿隆，世界将感到更孤独，而且更空虚。

——亨利·基辛格

《回忆录》是阿隆留给他的学生和读者最伟大的遗产，它教育他们如何思考历史，如何思考政治，如何思考社会。于我而言，阿隆就是世上之盐。

——斯坦利·霍夫曼

阿隆的《回忆录》以极其瑰丽的方式，带领读者经历了一个个引人入胜的世界。他留下的这本著作提醒着我们一个至关重要的真理：作为知识分子，应该为看清事实而斗争，纵然他们并不总是能够如愿以偿。

——《新共和》(New Republ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