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读大家”丛书是由名家学者为大众撰写的一套介绍国内外文学和文化“大家”及其著作的导读性通识读物，讲述作家和作品的故事，帮助大众了解和汲取古今中外文学成果中的内涵和智慧。本选题采用散文和随笔的形式，语言力求浅显易懂，雅俗共赏，兼具通俗性与文学性，符合普通大众的文化需要。《教我灵魂歌唱的大师》为作者王家新对外国十七八位杰出诗人及作品的理解和解读。

书名“教我歌唱的大师”，原诗出自叶芝。《教我灵魂歌唱的大师(精)》这本书是诗人王家新对数位曾对他发生过深刻影响的叶芝、奥登、希尼、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里尔克、米沃什、扎加耶夫斯基、特朗斯特罗姆、洛尔迦等诗歌大师的一次整体性评述和回望。

作为“朦胧诗”后最重要和富有影响力的当代诗人，王家新被视为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人物。不懈创作诗歌的同时，也一直坚持对诗学问题进行思考与探讨，北京大学吴晓东教授曾称其以诗歌为核心的全部写作堪称一部“中国诗坛启示录”。

叶芝：“教我灵魂歌唱的大师”

“以文学的历史之舌讲话”

——艾略特的《荒原》及其反响

奥登：“我们必须去爱并且死”

“来自写作的边境”

——希尼与我们时代的写作

她那“黄金般无与伦比的天赋”

——我心目中的茨维塔耶娃

“我的世纪，我的野兽”

——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及其命运

“你将以斜体书写我们”

——阿赫玛托娃画像

“二月，墨水足够用来痛哭”

——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与小说

“它来到我们中间寻找骑手”

——天才诗人布罗茨基

“诗的见证”与“神秘学入门”

——从米沃什到扎加耶夫斯基

里尔克：“大地的转变者”

策兰：创伤经验，晚期风格，语言的异乡

“山顶上，蓝色的海追赶着天空”

——纪念诗人特朗斯特罗姆

夏尔：语言激流对我们的冲刷

“绿啊我多么希望你绿”

——洛尔迦的诗歌及其翻译

在翻译时，我所经受的身心战栗真是难以形容。它告诉了我什么是一个诗人“黑暗而伟大的晚年”，什么才是我们历尽生死才能达到的境界。它也使我感到，正是像晚期叶芝这样的顽强不屈的“老骨头”的存在，使现代诗歌“英雄的一面”在今天依然成为一种可能。

当然，随着时间的进程，我们还不断从叶芝诗中发现新的东西。在早年的印象中，叶芝是一个激情的、痛苦而高贵的抒情诗人，但后来我还感到了一个“双重的叶芝”，一个严格无情的自我分析家，一个不断进行自我争辩的反讽性形象。而他中后期诗歌中的力量，往往就来自于这种矛盾对立及其相互的撕裂和撞击。歌德当年曾说过“爱尔兰人在我看来就像是一群猎狗，穷追着一只高贵的牡鹿”，而叶芝对此甚为欣赏，并在日记中用来加以自嘲。然而，在这样的反讽中我们感到的是“随时间而来的智慧”而非意义的消解，是一个诗人所达到的精神超越而非角色化的自恋。叶芝的诗之所以能对我产生真实的激励，就因为他在坚持“溯流而上”的同时，始终伴随着复杂的自我反省意识。换言之，这种叶芝式的“英雄化”之所以可信，正如福柯在谈论波德莱尔时所表述的那样：“无须说，这种英雄化是反讽的。”

重要的是，叶芝就像他自己所写到的那样：“但人的生命是思想，虽恐怕／也必须追求，经过无数世纪，／追求着，狂索着，摧毁着，他要／最后能来到那现实的荒野……”(《雪岭上的苦行人》，杨宪益译)。这种彻底的艺术精神对我们在后来的写作也产生了深深的激励。如他晚期的名诗之一《长腿蚊》，全诗有三节，描述历史或歌咏神话，而每一节的最后都是“像水面上的一只长腿蚊，／他的思想在寂静中移动”。“长腿蚊”的意象出现得出乎意料，但又恰好与每一节的“正文”构成了反讽性张力。欧阳江河在一篇文章中就谈到了长腿蚊这种寂静的意象对北岛后期诗的启示，无独有偶，翟永明的《我策马扬鞭》一诗也化用了叶芝的诗句：“在静静的河面上／看呵，来了他们的长腿蚊。”这个最后被引来的长腿蚊，和上面的“我策马扬鞭”骤然间也构成了一种张力。

这就是晚年的叶芝对我们的启示。他的诗独具的力量来自一种不懈地“为凤凰找寻栖所”的努力，也来自于一种人生矛盾的相互撕裂和冲撞。他一直坚持对一个永恒世界的塑造，而又始终以现实和心灵的苦汁为营养。在他后来的诗中，他愈来愈深入地涉及人生的难题和矛盾。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借他的《马戏团动物的逃弃》中的诗句“既然我的梯子移开了／我必须躺在所有梯子开始的地方，在内心那破烂的杂货店里”来描述90年代以来经历了一场历史震荡后的中国诗人的写作。我想这就是历史的“造就”：它移开了诗人们在以前所借助的梯子，而让他们跌回自己的真实境遇中，并从那里重新开始。

三  以上谈到的是叶芝对我和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如果真要展开“叶芝在中国”这个话题，还得从卞之琳、穆旦、袁可嘉等前辈诗人译者说起。穆旦在40年代初创作的《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等饱含民族忧患并带有“复调”性质的诗篇，显然就受到叶芝《一九一六年复活节》的巨大感召和影响，而他多年后在“文革”后期那种艰难环境下对叶芝、艾略特、奥登等诗人的翻译，不仅体现了一个饱受磨难的诗人对“早年的爱”的回归，而且，也正是通过这样的翻译，他再次把自己“嫁接到那棵伟大的生命之树上”。穆旦晚期《智慧之歌》中所包含的“叶芝式的诗思”，我在一篇文章中已有所论及；诗人自己在给友人的信中也曾坦言他在《冬》一诗中是怎样采用了叶芝的“迭句”的写法。但我想，重要的还不在于具体的技艺，在于他从叶芝那里学到的，不仅是把随时间而来的智慧与一种反讽的艺术结合在一起，同时也与一种悲剧的力量最终结合在了一起。穆旦在那时对英国现代诗的翻译及其创作，成为他生命最后所进放的一道最令人惊异的光辉。

也正因为如此，我要再次表达对这些前辈诗人译者的深深感激，因为不经过他们那优异的翻译，叶芝就有可能被我们错过，也不可能对我们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穆旦对奥登的《悼念叶芝》的翻译，不仅饱含了他自己对一位伟大诗人的感情，而且把这种翻译本身变成了一种对诗歌精神的发掘和塑造。说实话，很多中国读者心目中的叶芝的“诗人形象”，就来自于穆旦这篇卓越的译作。至于叶芝自己的诗，穆旦译有《一九一六年复活节》和《驶向拜占庭》。穆旦对《一九一六年复活节》这篇纪念碑式的力作的翻译，让人的情感在一种巨大的悲悯中升华，有一种让人泪涌的力量：

太长久的牺牲

能把心变为一块岩石

呵，什么时候才算个够?

那是天的事，我们的事

是喃喃念着一串名字

好像母亲念叨她的孩子

当睡眼终于笼罩着

野跑了一天的四肢……

诗写到这里达到一个高潮。诗人甚至在为自己也为整个民族要求一种悲痛母亲的地位。至此，历史中的人物成为神话中的祭品，民族苦难被提升到悲剧的高度，盲目的死亡冲动和政治牺牲通过一种艺术仪式获得了让人永久铭记的精神的含义……P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