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着雪，风呼呼叫，雪地里体会到了“朔风如刀”的滋味。空旷的四野，蒙蒙的雪雾，零零落落有一些人前来观望，孤零零的几堆土上积起一层薄雪，颇有几分凄凉。听同伴说，沿着不远处的贺兰山向东北方向，像这样的土堆还有十几座，排列有序地延伸至内蒙境内。在最大的一个土堆前，有一个凹下的深坑，坑内生长着荆棘杂草，杂草上积着残雪。听请来的文管所展厅的解说员介绍，这一处王陵呈城堡形，有两个高些的土堆同入门的门柱，四周筑有墙壁，那最高大的一堆，推测是夏王李元吴的墓葬。至于那高土堆，也并不就是坟，不过是一种标志，人是埋在土堆前面的——高土堆前面那个深坑，便是战乱岁月一群兵匪为了掘墓盗室而留下的深坑。
对一个遗朝终点处的逼近，需要相关的史学知识。西夏的崛起，得力于晚唐和宋代汉室王朝的衰败。当年的西夏国以兴平府(今银川)为国都，国土延伸至河西走廊一带，而且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可以想象那盛极一时的景观，那个党项人李元吴建都称帝的雄姿。曾经“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搂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约83万平方公里的疆域。党项人最初是个游牧民族，但在隋唐时代与汉族融合之后，也学习汉族的农业种植技术，开始开凿水渠，种植水稻、小麦、豆类等多种作物。西夏国没有铁矿，但其铸剑水平却在中原地区之上，连宋朝的皇帝都以佩戴西夏剑为荣。造纸术早在汉代就已发明了，但西夏的造纸术并非学白中原，而来自敦煌。西夏人结合本民族特色，在造纸中加入了一些元素，不仅节约纤维材料，还增加了纸的不透明及平滑度，并能防蛀。还有兽面纹、花卉纹瓦当、绿琉璃瓦、花纹砖，以及精工制作的石雕栏柱和男女像力土石座等大型建筑物，曾经都是高耸的传统大屋顶建筑，规模宏伟，庄严肃穆……
西夏的神秘与美妙是由很多文化因素构成的：表现在地理表征或行政版图上，足足影响了大半个中国的疆域面积，不单是他们建立了一个在公园11世纪初的中国大地上，和金、宋三足鼎立的西北地区最大的封建割据王朝。西夏的灿烂文明，王朝189年辉煌，却在蒙古大军的铁蹄和大火中消失了。的确，是战争，是“只识弯弓射大雕”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率领强悍的蒙古马队踏破贺兰山阙，西夏人拼死抵抗，蒙古军队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成吉思汗病逝前，降旨对西夏“以灭之”。恰恰在成吉思汗死后一天，西夏人献城投降，蒙古大军却发了疯似的倾泻为一代天骄复仇的决心，屠城、杀戮、掘墓、焚书， “白骨蔽野，数千里几成赤地”。西夏王陵也未能幸免，曾经的红墙绿瓦、角楼飞檐、阙台高耸、碑亭肃穆，更有那瑰丽的陵台、献殿等等，都随着入侵者燃起的大火化为乌有。随后，蒙古大军灭了所谓“大宋”的王朝，中国历史也进入了由蒙古人统治的元代。
我在借用史料追溯西夏王朝189年的历史轨迹，心里有股寒气泛起，浑身感到痉挛。朔风无情，连元、明、清的历史一并吹过去了。但朔风中雪地里高高挺立的象征西夏王朝的土堆，却在贺兰山下站立着，它似乎告诉后人：西夏的灭亡，不仅仅是外来侵略，还有政治昏庸、吏治腐败、经济萧条、进出口受牵制、军备废弛、外交失利、没有外援，以及后夫腰斩了前夫、杀儿戮母、欺兄霸嫂、父亲霸占儿媳等宫闱之乱。
悲切的西夏之地，残忍的西夏之地，没有古迹、墓碑的失去记忆的西夏。党项人和西夏国一道消失，他们的语言和文字一道消失。是有情的朔风拂动有情的流沙之下，直到780多年后的今人将他们重新发掘出来。除了那些学识渊博的考古者，当代人还有谁认识那些形同汉字却又不是汉字的西夏文呢?失去独特的文字和语言，成了今天仍然关注着西夏文化的人们永远的心痛。不是一切都在王陵中发闷，无数不知为何而亡的怨魂，只能悲愤懊丧地深潜地底，在良心的湿影中袒露出一帙风干的历史，我迈着沉重的步子来匆匆抚摩。P2-3
西域进入我的视野，是在小学的历史课堂上。那是1970年。当老师教完“张骞通西域”这一框题后，我们都敬仰张骞的坚韧，同时也知道了西域很远、很冷，在汉代初期还没有纳入我国版图，而是分裂为很多小国家。后来，我查了有关资料，才对西域有一个准确而完整的空间印象。据《汉书·西域传序》记载： “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馀，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馀里，南北千馀里。东则接汉，陀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
当时，我在湖北武汉。
九年后，我应征入伍，乘坐火车先向北后向西，进入西域。这时，西域从课本的介绍、老师的口述进入眼前，进入现实。西域的远，我从火车走了一个星期就知道了；西域的冷，我以后再叙述。当时，我是热血沸腾的，因为我的头脑中不断浮现唐宋关于边塞的诗句、词句，诸如“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王昌龄《出塞》)”“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欧阳修《渔家傲》)”……
入伍第一晚，我们和衣睡在营房里。没过多久，我被冻醒了。既然继续入睡成为不可能，我就走到营房外，对站岗的班长说自己是新兵，想早些经受历练： “请让我站岗。”班长高兴地拍掉我棉大衣上的积雪，嘱咐我注意防寒后就回了营房。我一边跺脚，一边站岗：时间走得很慢……天空还飘着大雪。这时，我想起“棉大衣不如斧子暖和”的故事。于是，我开始寻找扫雪的工具……天亮了，新的一天到来了：班长和战友们起床了，隔着玻璃窗发现我一个人在扫雪，都冲了过来。
我叙述上述故事，主要是讲述西域的寒冷。现在，很多教授提起西域，头脑中会蹦出一个词条“苦寒之地”(当然，这个词条除了表述寒冷的意思之外，还包含了荒凉、落后和贫穷的意思)。在我的当时体验以及后来回忆中，西域是美好的，即使寒冷，也是被掩盖在“忽如一夜春风来，干树万树梨花开(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的美景中。在西域，我生活、工作、成长以及观察、体验、感悟，一共13年(从1979年入伍开始，到1992年调离结束。也就是1992年，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了余秋雨的本土文化散文集《文化苦旅》)。在这13年中，我到过基层连队、新疆军区以及兰州军区，当过普通一兵、宣传干事以及机关干部，足迹遍及新疆、青海、甘肃、宁夏等省区以及街亭古镇、天山南北、西夏王陵、青海湖畔等名胜古迹。上述人生阅历中，西域粗犷静谧，西域古朴典雅，西域悠久厚重。
在南海争端还没有平息的时候，西域的意义特别重要——如果谈及我国文化，少了西域就是残缺不全；如果谈及我国历史，少了西域就是数典忘祖；如果谈及我国版图，少了西域就是卖国求荣。 当然，我对西域的上述认知，还是肤浅的。西域的内涵，怎么挖掘都不为过；西域的外延，怎么拓展都不为过。不论是当时的现场叙述(如《新疆的馕》《帕米尔军官的婚事》)，还是后来的回眸叙述(如《逝去的西夏王朝》《我那遥远的天山山脉》)，我都只是触及了西域的表层意义。
当然，上述叙述也只是碎片化的，尤其是在广阔而又悠久的西域面前。当下，随着各种网络媒体、电子书报、公共平台进入我们的生活，被王蒙称之为“碎片化阅读”成为我们的生活常态。上述“碎片化阅读”，就是随时随地以网络浏览的方式，代替了传统的纸质书籍的阅读方式，即用浏览数量代替阅读质量，始终无法形成质变和深化。如果以质变和深化为标准来评价，我的关于西域的叙述(虽然我尽力了，虽然读者也理解这是限于我的认识水平)，也只是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碎片化阅读的纸质材料。
但，我愿意用这种碎片化的西域叙述，表达对13年西域生活的回忆和珍惜，表达对数千年西域历史的顶礼和膜拜。
1992年，我调来广州。徐悲鸿曾撰以下对联： “铁马秋风塞上，杏花春雨江南”。这种地域差异，在我前13年后24年来生活中，更多地体现为“铁马秋风塞上，红棉春雨羊城”。当然，这24年以来，我的生活范围不仅仅局限在广州：我去过湖北老家，到过神龙架(见《大树的哲学》)；我去过首都北京，探访过大觉寺(见《夜访大觉寺》)；我去过上海外滩，参观过世博会(见《看热闹》)……但，我最主要的生活范围还是广州。在广州，我从军区机关干部转业，成为广州某区的处级干部，先后经历纪委、文化、教育、宣传等部门各岗位，现为该区文广新(体)局局长、党委书记。这些年，我忠实叙述这段生活(如《诚实的鹰嘴桃》《拜访土地》)，也深刻反省这段的生活(如《安于拙进》《写在中年边上》)。上述非西域的叙述，可以与西域的叙述构成对比，主要在内容上呈现同文异质的文学生态(如《新疆时间》)。我想，上述对比，可以让读者更好地认识西域、理解西域和珍惜西域、爱护西域。
上述对比，是写作内容基于我的人生经历分为前13年西域和后24年岭南所自然形成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下，我十分怀念前13年的西域生活。被沈苇称之为“当代文学的福分”的新疆作家周涛于2016年6月30日说过：“你的一生遇到的自然环境和人际环境，都是缘分。人还是不要背叛那些和你最密切之物。”基于周涛的这种缘分理念，我近年来出版了以下三本书：文集(即为报告文学与新闻特写、杂谈、散文、诗歌和小学戏剧等)《岁月流痕》《瞬间》以及诗集《天地良心》。这些年， “西域元素”以最密切的形态仍然保持在我的生活以及上述文学作品中，如《岁月流痕》中的诗歌《我自豪，那一份西北从戎的财富》，《瞬间》中的诗歌《荒漠中的不系之舟》，《天地良心》中的诗歌《地平线》等。
同样，这本充满西域元素的《西域碎片》，将是我出版的第四本书、第一本散文集。
谈到散文集，我们必须提到一个人名：余秋雨(上文，我也提及了余先生)。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是一本有关中国美学的书。在该书中，作者游历中国各地，追寻古人足迹，体会着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历程。这些文章，是游记，也是中国文化史。《文化苦旅》的价值，不是散文创作成就的集合，而是散文创作领域的开创。从此，历史文化大散文以一种独立的姿态出现在我国文坛。在余秋雨历史文化大散文的影响下，我写出了诸如《风在啸》《新疆时间》《逝去的西夏王朝》等文章，受到了《羊城晚报》副刊编辑、文学博士吴小攀的肯定和鼓励，并在该报副刊《花地》发表。
2012年，我曾到北京大学短暂受训。受训的具体内容，我大都忘记了；但是北京大学“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校训，我却永远记了下来。今后，我将按北大校训坚持我的散文创作。我想，生命是有限的，但是“自由之思想”是无限的。
这本散文集的出版，我要感谢以下4个人：广州市白云区文联主席张晓虎、羊城晚报出版社副总编辑谭健强、《羊城晚报》副刊编辑吴小攀和广州市白云区教育局教研室教研员杨新成。张主席不仅提供了经费支持，还以书法家的身份题写了书名；谭副总不仅牵头了出版计划，而且提炼出“西域元素”的出版特色；吴编辑不仅为本书作了序，还挖掘了我的散文创作特长；杨老师不仅收集整理了全部文稿，还提出了很多修改建议。
当然，我最感谢的人还是默默支持我创作的妻子和孩子——我爱他们，一如爱着充满了“西域元素”的当下生活。
世易时移，当下的散文创作和其他文体一样回归了自身的主体性，不再有外部强加的划一标准。近些年来，随着旅游热的出现，旅游散文的创作也再度热闹起来。余秋雨的所谓文化大散文其实也是旅游散文，是这类散文的一个高峰；虽然后来对他曾有相当多的争议，但夹杂了太多非文本因素。倒是市场的反应相对客观，据不久前的新闻报道，某出版社仅是出版余秋雨一个人的旅游散文，就可以养活一个出版社。
余秋雨的散文创作有相当多是取材于大西北，尹广兄曾在新疆服役多年，如今虽然相隔遥远，他仍对西域故地魂牵梦绕，他的散文写作相当多也是取材于大漠朔北。尹广兄与著名新疆作家周涛是朋友，他坦言受周涛影响很深。我对周涛本来不太注意，听他多次提及，专门去买了周涛的散文集阅读，看后恍然大悟，尹广兄的散文真是有周涛的影子在。
周涛散文的写法有点像诗人写诗，偏于抽象性。在他的笔下，北方的山水大多只是一种意象，围绕着某个意象白吟自唱，抒情、议论，汪洋恣肆，间杂着描写，但少有叙述，如单口相声，滔滔直下数干言。这类散文无疑属于新时期的北派笔法，像大写意国画，笔墨点染，情感洇染，云山雾罩，以空蒙、雄大取胜。
尹广兄和周涛一样，也是“左手写诗，右手写散文”，但他的散文在雄浑的底色里，多了一种历史的厚重感，这种历史感并非简单的资料罗列所致，而是通过独特的个体知觉，将外在景观与逝去历史在个人的内在感性中交融，从而焕发出撼人心魄的审美魅力。在西夏故地，他追溯西夏王朝的历史轨迹，“心里有股寒气泛起，浑身感到痉挛”；在魔鬼城，“一股萧杀之气冲溢而出”，他体味到岑参的走马川行；在青海湖，“有一股凛冽的清新之气在太阳的照耀下闪闪发光”，他遥想远嫁的文成公主一路艰辛……这种个体感性的忘我投入，正是诗性无意间的流露。
著名美籍华裔作家王鼎钧认为，文学创作的基本方法有四种：叙述、描写、议论、抒情。其实，这是针对初学入门者作技术层面的分解，真正在进行写作的时候，没有人会时时理性地机械选择某一种方法，更多的时候是水银泻地，互为交融，浑然一体。这四种方法里，最难定性的是抒情，因为它近于议论，而且可以在不知不觉间潜伏在其他三种创作手法中。而恰恰抒情才是文学的本质属性，是最能打动人心的方法，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最容易发而为文的部分。因此，以抒情性来说，所有的作家天生都是诗人。按严格的文类创作标准，以及创作的持久度和数量衡量，一身兼及诗歌、散文创作的并不少见，但真正能将两个文类都玩得转的，却不多见，余光中是不多见中杰出的一个。一般而言，一个人的诗歌创作会先于散文创作，但由此而来的往往是诗性影响散文性，或者说散文创作难于摆脱诗歌的影响。散文创作带有诗性，这本身并不算什么坏事，但是如果困于此，则可能会令散文创作行之不远。
如何让散文创作在诗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分发挥自身的本性，这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余光中的创作实践可作说明，他既熟悉中国文化传统又通晓英文，认为散文写作有三性：感性、理性、知性。游刃有余，出入于中西之间，将感性、理性、知性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散文性可能就可以得到较好的发挥。但和其他文类创作一样，中国大陆的当代散文创作在新时期之前，政治宣传压倒艺术审美，理性几无，感性有伪，知性不足，三位一体更是无从说起。散文的本质曾被表述为“形散而神不散”，其实不仅“神散”的自由缺乏，连“形散”的自由都谈不上，所谓的散文性长期处于被压抑的状态。
余秋雨旅游散文走红的根本原因当然是消费时代的来临，但也与他走了一条与周涛完全相反的路子有关：多叙述、描写，间杂着抒。肓、议论，以理性的历史节制感性的抒情——叙述历史，描写当下，钩玄稽隐，探寻究竟，间或抒情，偶尔议论，点明主题，升华情感。这种写法比较符合当代人的生活节奏和审美趣味，首先是情节性、故事性很强，读得进，记得住；二是理胜于文(情)，直接，具体，有效；三是它的山水不再是抽象的，而是确定的某一旅游景点，易知，易游，易感。比如，莫高窟，对于一般人来说原本可能也算不上什么旅游胜地，但经过余秋雨用通俗易懂又深入浅出的文字将它的坎坷历史一点染，为普罗大众揭示了它蕴藏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莫高窟顿时成了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热门景点。
散文是一种最能反观作者个人心性的文体，或者说，自我展示对于散文创作是必不可少的，散文创作就是一种自我经验、内心体验的真实展示。尹广兄的散文创作也是如此，他的《新疆时间》源于长期的边疆军伍生涯，可以说是亲历类散文创作的一篇杰作，其佳构深悟足以进入经典之列。
纵观尹广兄近些年来的创作实践，已经可以见到他在有意无意地摆脱“恩师”周涛的影响，力图脱离那种固守单一意象的抽象性创作路子，但如何在一时一地的景物中，穿透碎片化的历史表象，照见贯彻始终的大历史脉络，有待机缘。
吴小攀
(福建安溪人，《羊城晚报》高级编辑，中山大学文学博士，已出版：《黑白讲李敖》、《走向人生深处》(刘再复访谈录)、《十年谈》等。)
《西域碎片（尹广散文选）》这是作者尹广近年散文的结集，以“从容是一种境界，是一种素养”叙述中年的人、事、物，将山父、会操、退役的军马等放在崇高与正义中怀念，将青海湖、西夏王朝、天山山脉、新疆时间等放在历史与现实中思考，将土地、大树、清明、端午以及屈原之死等放在文化与哲学中审视，塑造了一位忍听落花、掩卷深思的主人公形象，有较好的文学欣赏价值。
《我的印象台湾》、《我那遥远的天山山脉》、《诚实的鹰嘴桃》、《慕名走访街亭》、《大漠中人》、《拜访土地》、《新疆时间》、《屈原之死》、《风在啸》、《新疆的馕》、《夜访大觉寺》、《迟来的父爱》、《大树的哲学》、《山腰的阳光正好》、《看了两眼青海湖》……《西域碎片（尹广散文选）》这是作者尹广近年散文的结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