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斯年著的《我在鲁编室（精）／文化人生丛书》收入本书的十五篇文稿分为两组：前五篇为一组，可称“记事与怀人”；后十篇为一组，包括几篇肤浅的论文和几篇不太肤浅的田野调查报告，广义上均可称为“工作札记”。

第一辑是作者在编辑1981年版和2005年版《鲁迅全集》期间的学术札记和回忆在“鲁迅全集编辑室”工作情况的回忆文章，包括《回忆林辰先生》、《忆子衍兄》、《我在鲁编室》、《锡金先生》、《<中国小说史略>编辑札记》；第二辑是研究鲁迅生平与著作的学术随笔。作者是著名学者，文字老练，在读者界有较大影响。

徐斯年著的《我在鲁编室（精）／文化人生丛书》为文化人生丛书之一，收录了作者徐斯年多年研究鲁迅和参与编辑《鲁迅全集》时所做的回忆文章和学术札记。本书收录了作者在编辑1981年版和2005年版《鲁迅全集》期间的学术札记和回忆在“鲁迅全集编辑室”工作情况的回忆文章，包括《回忆林辰先生》、《忆子衍兄》等十五篇散文和札记。

前言

我在鲁编室

仰之弥高近之弥亲——我心中的林辰先生

锡金先生和他的信

我的记念——忆子衍兄

怀宗棠兄

试论鲁迅的《科学史教篇》

读鲁迅《会稽禹庙窆石考》

《鲁迅与辛岛骁》的一点补充

鲁迅和《吕超静墓志》

鲁注拾稗

关于唐人小说《古镜记》作者王度的考证

绍兴目连戏散论

鲁迅和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小说史略》(第一至十三篇)疏解

2005年版《鲁迅全集》第10卷修订札记

后记

我在鲁编室

1979年10月，当我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向鲁编室报到时，正值下班之后，见到的是满腔热忱的包子衍，嘻嘻哈哈的朱正，还有一见如故的“大同乡”马蹄疾。他们都是先我到社的借调编辑。我出发时，身负的“莫须有罪”尚未“结案”；交谈之后得知，他们三位不仅也是“文革”受害者，而且朱正、子衍的“案情”竟然比我还要严重！

当时的感想是：“这个鲁编室，胆子不小，身手不凡！”

所谓胆子不小，指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虽然已近一年，地方上的政治气候却是“乍暖还寒”，借调我们这样的主儿，难免要冒相当的风险；所谓身手不凡，指的是陈早春、李文兵他们去办借调我的交涉，背后有中宣部的商调函为“靠山”，否则压在我头上的那个“铁盖儿”，是撬不动的。

现在看起来，鲁编室此举，恰恰是“两个‘凡是’”气数已尽的消息之一。

不久，我和子衍、朱正几乎同时收到各自单位寄来的平反通知。我的原单位还要求本人回去，亲自见证销毁有关档案材料。我没回去，只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本人是否在场见证无关紧要，紧要的是今后执行什么路线，否则被销毁的档案是很容易“重建”的。

果然，事后得知，他们还真“留了一手”，无奈“路线”毕竟不同了，没有得逞。

所以，我至今犹不相信“解放区的天”全是“明朗的天”。当年那些善于“留一手”者，有些肯定已经高升，并且一面高票通过“三讲”，一面仍在躬行不义。

朱正“文革”时身负的“罪名”十分吓人，以至调京之前犹未恢复公职，只能在长沙的建筑工地上打工维生，所以我们都叫他“朱师傅”。这位朱师傅的神通却很广大，记得十一届五中全会闭幕的消息，就是当天晚上他从李锐家回来，向我们传达的，其中包括胡乔木调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等信息。也正因为胡乔木要进书记处，《鲁迅全集》编注工作的“最高领导”也就改由林默涵担任了。这一年的阴历年，我们都没回家，春节就在社里过。林默涵特地让秘书送来几张参加人民大会堂联欢会的入场券，以示对借调人员节日坚守岗位的慰问。

所以，在鲁编室，我们头顶的天是绝对明朗的。同仁之中，我原来认识的不过两三位；然而，无论社内的、借调的、还是各注释组临时前来参加定稿的，个个一见如故，相待以诚。人人都不考虑“名利”二字，都全心全意扑在工作上，同时也决不会受到一丝一毫的“干扰”。

借调我们担任责任编辑，是为了加快《鲁迅全集》注释定稿和出版工作的进度。当时，前五卷已经定稿发排；我们到位后，定稿组乃由一个扩充为四个：三种《且介亭杂文》及《译文序跋集》为一组，《日记》、《书信》为一组，《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为一组，三种《集外集》为一组。我作为《集外集拾遗补编》注释的执笔者之一和责编，先参加第四组，成员还有林辰先生、李文兵、韩之友、陈琼芝，以及作为原注释组代表的杨占声和邹恬；后来，我又作为《古籍序跋集》的责编，与林辰先生及第三组的周振甫先生和降云合成一个定稿组，原注释组的代表是陈翔耀先生。

编辑室对工作的要求极为严格、细致。作为责编，我们必须遵循这样的工作程序：首先，对“征求意见本”（即社内印行的、作为原注释组定稿本的“红皮本”——原注释组的未定稿本则是各组自行印行的“白皮本”）进行加工，包括统一格式体例，核对每一条注文的原始资料，决定注文取舍，进行文字加工，补写应注而未加注的条目。《集外集拾遗补编》和《古籍序跋集》是新编的，还要最终决定入编篇目和编辑体例。《补编》此类问题的决策，就是林默涵同志亲自前来听取汇报并且最终“拍板”的。

责编的加工成果形成打印稿后进入第二步，即由定稿组对打印稿进行逐条、逐字、逐标点的讨论。这种讨论不仅十分认真，而且非常热闹，往往争得面红耳赤；涉及资料问题，责编或原注释组代表若拿不出第一手的确证，是很难“过关”的。第三步，责编根据定稿组讨论结果，修改、剪贴打印稿（包括查补资料，重写部分注文），形成定稿，送林默涵（前面几卷是送胡乔木）审阅。他的审读细致到了连标点问题都不放过的地步，批示也很具体。第四步，责编根据他的意见再做修订，由编辑部主任王仰晨（大家都亲切地叫他“王仰”）签字发排。付型之前，王仰还要对每一卷的终校样逐字逐句做印前审读（后来似乎李文兵也分担过此项工作）。（P1－4）

“鲁编室”，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的简称。它的前身是1950年11月成立的以冯雪峰为社长的“鲁迅著作编刊社”，次年雪峰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编刊社于1952年随之迁京并改今名；作为该社下属的独立编辑室，专门负责鲁迅著作的编辑出版业务。

我和鲁编室的关系，可以分为三期。

第一期是“结缘阶段”，即1977年至1979年10月。

1975年11月1日，毛泽东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批转周海婴的信件，表示同意编辑出版一部新注释本《鲁迅全集》。毛主席下达的政治任务，自然受到上层的高度重视和全民的热烈拥护。当时采取的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打‘人民战争’”的方法，先把鲁迅作品单行本分给一些大省市，由它们各自成立注释组，分别撰写新注。

我所在的旅大市，由市委宣传部长带队，进京极力争取，得到一项编注上半本《集外集拾遗补编》的任务(下半本分给了山东)。市里又把这个集子里的重要文章分给各大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于是下面又出现了许多“鲁迅作品注释组”。《集外集拾遗补编》收的都是佚文，参考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旧注解决不了问题，何况基层注释组的工人大哥、大姐们，文化程度又都不高呢。所以，首先需要有人帮助他们阅读原文。又于是，市委宣传部牵头，组织起一个由高校文科教师担纲的“中心组”，负责总体事务和辅导工作。

我进中心组的时间较晚，其中有个政治原因：“文革”后期，在“深挖‘五一六’”和“一打三反”运动中，我被加以莫须有的罪名，剥夺公民权，送往农场监督劳动；直至“林彪事件”之后，方才恢复公民权，回校工作，其实仍属“控制使用”。这样的身份，要进“注释中心组”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一则因为“中心组”里的几位老师都不是“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鲁迅佚文颇不容易；二则因为他们和我关系都很好；三则可能由于我给鲁编室发来的《故事新编》新注征求意见稿写过几十条意见，受到某种关注；四则那时“左”的风气已经有所收敛，所以还是被吸纳进来了。

入组之后，先是忙于给下面注释组的工人大哥、大姐们讲解原文，接着就和他们一起出差，指点他们如何查找资料。1977年8月之后，注释工作中“左”的干扰进一步得到排除，旅大市的“中心组”接过全书(上册)的注释任务，我与另一位同事受命担任注文执笔。

那时鲁编室还在虎坊桥，进京与之联络的都是宣传部长和几位“老组员”，但在大连召开的上册注释定稿会和在济南召开的上、下册统稿会上，我认识了代表鲁编室出席会议的陈早春和李文兵。他们既是1979年来大连商调我的“使者”，也是此后长期“同在一条战壕作战”的最早的两位“京中”战友。

这就是我与鲁编室“结缘”的经过。

第二期是“驻社阶段”，即1979年10月至1981年初。

除《集外集拾遗补编》之外，还有《古籍序跋集》、《译文序跋集》、《书信》集和《日记》集，也都是初次注释，工作量很大。各地的新注初稿完成之后，都集中到鲁编室来，责任编辑人手不够。于是，由中宣部发函向下面借调人员，到鲁编室来担任相应分卷的责任编辑。我就这样到了北京，先是担任《集外集拾遗补编》(即1981年版《全集》第八卷)的责编，后又担任《古籍序跋集》(收入第十卷)的责编。

这一年多的“驻社”经历，给我留下的记忆是极其丰富、极其生动、极其深刻的。本书第一篇写的便是当年的工作、生活情况，它的题目也就被我用作了书名——《我在鲁编室》。这“在”，既意昧着“人在”，也意味着“心在”。

第三期，可以称为“两栖阶段”，即1982年至2005年。

八一年版《鲁迅全集》出版之后，鲁研界不约而同地提出编纂《鲁迅辞典》的设想，随之出现两个编纂班子：一个以鲁迅博物馆的朋友为主，一个以人文社鲁编室的朋友为主。我属于后一班子。先做前期工作：确定体例、分工；各自选择词目，制作卡片——我们这个班子要求在卡片上登记该词目在十六卷《全集》里每次出现的卷次、页码、行次(包括“暗指”，即文中并未出现词目文字，但内容叙及它的)。那时电脑尚未普及，全靠手工操作，事务极其繁琐，但是价值很大。然后根据卡片撰写释文——我们这个班子要求除解释词目的一般意义外，还须全面概括鲁迅对它的运用、论述等情况。这也为释文的撰写以及统稿工作带来很大难度。

1983年，两个班子终于合并，我被任为《鲁迅大辞典》的执行编委。为了给《辞典》统稿，有时是李文兵来苏州常住一段时间；有时是我去北京，时间短，就住东中市的人文社招待所，时间长，则依然住在社里。参与统稿的，还有马蹄疾、颜雄、王景山、陈漱渝、李允经、韩之友等。李文兵总管其事，王士菁先生是副主编(主编为林默涵)，对我们的工作、生活非常关心。2001年，八一年版《鲁迅全集》的修订工作(即2005年版的编注工作)也铺开了，我又被“内定”为该版《全集》编委(人文社出版的《鲁迅全集》均无编委会名单，故日“内定”)，并承担第十卷的修订任务。此时《辞典》定稿尚未结束，在两项任务重合的情况下，更须不时地往北京跑。这个“两栖”阶段，我在鲁编室“长住”的时间，加起来大概也要超过一年。

“简朴的生活，圣洁的事业，紧张的工作，蓬勃的朝气——这就是我记忆中的鲁编室。”通过《全集》注释工作和《辞典》编纂工作，我的科研能力也得到很大提高。

收入本书的十五篇文稿分为两组：前五篇为一组，可称“记事与怀人”；后十篇为一组，包括几篇肤浅的论文和几篇不太肤浅的田野调查报告，广义上均可称为“工作札记”。

《试论鲁迅的<科学史教篇>》是我第一篇在正式刊物上发表的文稿(1963年“反右倾”运动中，我即因有“反‘三面红旗’”言论而获得一项“特殊政治待遇”，包括不能公开发表文章)。

因为《集外集拾遗补编》收有鲁迅早年写于日本的《破恶声论》，所以我认真地反复重读了同一时期的《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觉得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科学史教篇》题注以及李何林先生《鲁迅的生平与杂文》一书中的相关阐释，都未抓住《教篇》主旨，所以写了这篇《试论》。

重读此文，未免汗颜。《科学史教篇》实为一篇关于西方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论文；它与《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共同构成并体现着鲁迅早期的“立人”思想。这两点我在当时是看到了的，但是我的文章里遗留着“文革”时期把鲁迅当作政治工具的“左”倾余风：《科学史教篇》对于研究鲁迅早期思想固然非常重要，但在清末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毕竟有限，而我却硬要把它拉到“革命”与“保皇”、“唯物”与“唯心”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去“上纲上线”，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行文上，都明显地带有“文革”时期的“大批判”文风。《〈鲁迅与辛岛骁〉的一点补充》中也存在类似的文风问题。这样去写鲁迅，貌似“拔高”，实则相反：不仅把复杂的历史背景简单化了，而且由于认知肤浅而会导致实际上“贬低，，鲁迅。例如，《科学史教篇》的历史观并不是线性的，论及欧洲中世纪时，鲁迅就说：“宗教暴起”，既压抑了科学，但也“洗涤，，了社会精神；此一消长，“亦无利害之可言”。该篇所体现的哲学观念，也不是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零和观”，不仅未曾提及“唯物"“唯心”，反而倒是既重“物理”，也重“圣觉”，既崇尚科学，也褒扬艺文的。我的文章却回避了这些方面。

可见，“文革”的受害者同样摆脱不掉“文革思维”，而编注1981、2005年两版《鲁迅全集》和编纂《鲁迅大辞典》的过程，同时也是逐步消除鲁迅研究领域以及我本人所受“左”的影响的过程。另一方面，在上述工作中，我也更加懂得了何谓“科学精神”，那就是鲁迅说的不为实利“婴心”，“仅以知真理为唯一之仪的”的精神。

这十五篇文稿都曾公开发表，收入本书时，前五篇中有几篇作过一些增补和删节(即对互相重复过多的内容进行技术处理)；后十篇中，对《鲁迅和(吕超静墓志>》做了“两篇合一”的加工，其他各篇，则除改正错别字和使用不规范的标点符号、有时略加增补之外，一律保持原貌——对于“汗颜文字”，尤不进行丝毫改动。至少，在“不悔少作”和坚持科学精神方面，我是真诚地向鲁迅学习的。但是，往事记忆会有出入，史料研判难免失当，仍望识者不吝指正。

动手编这本集子时，我的阴历、阳历生日均已度过，不知不觉，已置身于“八〇后”的行列了。因此想起一句古话：“白驹过隙”。

此语出于《庄子·知北游》。文中借老聃之口云：“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唐人成玄英疏：“白驹，骏马也，亦言日也。”今人陈鼓应则直接把“白驹”解释为“阳光”。在我看来，“日”和“阳光”之解，似乎都有点儿画蛇添足：盖“日”与“阳光”均非“白驹”，因而，彼之“忽然”，即非此之“忽然”也。

“忽然”是个时间概念，时间也是空间，时、空又都是一种感觉。对置身于“隙”的后面的观察者来说，“白驹过隙”之“忽然”究竟有多长，取决于“驹”和“隙”之距离。庄子没有给出确定的距离，他给出的只是一个泛指的比喻。这样推敲起来，他所说的“忽然”里面，应该包含着n个“非忽然”和“非非忽然”。庄子酷爱否定之否定，上述推论，谅不违背“庄周思维”。

产生上述感慨，原因在于回顾“我在鲁编室”的经历时，有一种既短暂、又充实的感受，也就是在“忽然”里面充满“非忽然”的感受。“鲁编生活”给我留下的记忆是永恒的，“鲁编工作”赋予我的收益是终身受用的，“鲁编师友”的印象是绝对不会磨灭的。

从另一方面思考，鲁迅研究乃是一门显学。把我所做的那点工作，放到鲁研界业已取得的诸多成果里去考察，那就绝对属于沧海之一粟了，而且这粒“粟”还有瑕疵。这样说来，“非忽然”又成了“非非忽然”。

于是回到庄周先生的教导。他在讲了“白驹过隙”之后又说：“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我对前两个分句作了一点“曲解”——把它们“翻译”成为“‘无形’中蕴含着‘有形’，‘有形’中蕴含着‘无形’”，觉得这样“误读”一下，颇可作为考察时空、人生、学问等等大小问题的参考。在反观自己这“沧海一粟”时，又可引申出这样两句话：“渺小的，可以很充实；只要充实，渺小就值。”这点觉悟，如用“庄子语言”加以概括，或亦可以称之为“大得”吧！

感谢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把我这“一粟”变成了书籍！感谢张元卿君，他为策划这个选题和进行编辑加工而花费了大量精力！

徐斯年

2017年3月14日于姑苏香滨水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