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者》是第二届路遥文学奖得主何顿的长篇史诗力作,是当代文学的里程碑之作。
小说横跨70年,讲述了以主角黄抗日为代表的一群被大时代所裹挟、身不由己、身份不停变化的抵抗者的传奇故事。出生时正逢军阀混战;长身体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了;刚打完抗日战争,又是国共战争。不打仗了,“反右”又来了,接下来又是“文化大革命”。这一代人吃了几代人的苦,能干事的时候,“左”的路线把他们钳制得半死不活。可以放开干的时代来了,他们又老了。
本书既是一个普通老兵的抗战史,也是一个时代下普通中国人的具体生动的生命史。
本书在《中国作家》连载时,引起读者热议,引发大众对国军抗战、抗战老兵的重新关注,被赞誉为中国版《战争与和平》。
本书获中国作家第七届鄂尔多斯文学奖大奖,同时获湖南省第六届毛泽东文学奖。
何顿著的长篇小说《抵抗者》,是中国版《战争与和平》,这是一群被大时代所裹挟、身不由己、身份不停变化的抵抗者的传奇故事。
一九三八年,二十岁的黄抗日躲过了抓壮丁,却没躲过父亲的命令,顶替哥哥上了战场。他害怕和逃避打仗,却从三次长沙会战,到安乡战役、常德会战、衡阳保卫战、槐树店攻坚战,一直打到解放战争结束……
他能躲过炮击,却没能躲过日军巡逻兵;
他想战死沙场,却被上级命令向日军投降;
他被游击队俘虏,却一跃成为二当家;
教他战场生存智慧的新兵却被冷枪爆头;
鄙视他胆小怕事的战友却被战争吓傻;
他打了十一年仗,前后四次被三种不同性质的部队俘获。这个奇葩的小人物,在人人都希望当英雄的年代,练就了独特的生存智慧:不充英雄,不要引人注目。
他躲过了一百多场战役和战斗中死神对他的抓捕,一直顽强地活着……
我和姐都是我爹续弦的女人所生。我们的母亲也死了,死于“文化大革命”中,死时不到四十岁。大家都说我母亲是投河自杀。那是一九六九年初夏发生的事情,当时我还只十岁半,而我姐姐也只是个十三岁的姑娘。我那个从小就很会读书且接连跳两级的大哥,当时二十一岁,“文化大革命”前一年考进了北京大学,但大学尚未毕业就被赶到了北大荒那片冻土上,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时爹已神经错乱,不晓得自己有老婆、儿子和女儿,面对我母亲的遗像,他奇怪地瞪大眼睛,用迟钝的语气犹豫着说:“这个人感觉好面熟。”
我当时很想唤醒爹那被霉菌腐蚀的大脑,说:“爸爸,她是我妈妈李香桃。”
爹不明白地望着我,苍白的脸上布满疑惑,“你妈妈是不是被日本鬼子杀害的?”
我说:“爸,你说什么呀?妈妈是跳河自杀。”
爹就咧开扁嘴大笑,不相信的样子道:“我妈早作古了。”
由此读者又得到一条信息,我爹于“文化大革命”中疯过。造反派说我爹是国民党高级特务,又是汉奸,还是叛徒。这三顶帽子就像三座大山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忽然有一天他就精神崩溃了,不晓得自己生活在哪个年代,看见整他的造反派雄赳赳地走进来,目光那么凶,像尖刀一样刺着他,他忙一副中弹的样子倒下,摁着胸膛,装死,或一本正经地跑到窗口喊叫“日本鬼子来了,日本鬼子来了”。这种视革命造反派为日本鬼子的行径,弄得造反派们既莫名其妙又大为恼火,觉得受了我爹的挑衅和侮辱,就边用脚踢我爹,边冲他吼叫:“谁是他娘的日本鬼子,你说?”我爹惊惧地看着他们,想逃,但背后是坚固的墙,前面是气势汹汹的造反派,就绝望地蹲下身,缩成一团,形似一只害怕挨揍的大猩猩,抱着头呻吟道:“日本鬼子来了,日本鬼子来了。”
他们起先认为我爹是装疯,以此蒙混过关,因为在他们看来,黄抗日这个经历过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坏人,是不可能疯的,便凶道:“别装了,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国民党特务的这些小把戏早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你只能骗自己,骗不了我们!”爹不懂他们说的是什么,缩成一团,哆嗦着。那些人讥讽我爹道:“喂,你是看了《红岩》吧?你想学电影里的华子良?你这德行,怎么学得像我们共产党?坏人就是坏人。”
《红岩》那部革命斗争小说里,华子良为了牢友们的需要,在监狱里装疯。那个时代的人都读过这部小说,都晓得华子良装疯,以此麻痹敌人,好在混淆视线中从事地下活动。我十几岁时也读过,我爹没读过,他不看小说。但是没有一个装疯的人会搓自己的粪便,并将粪便搓成条状吃掉。他们把我爹放了,因为我爹吃自己的屎。他们感到很失望,纷纷摇头,鄙视地说:“猪狗都不吃自己的屎。”那意思是我爹连猪狗都不如,这样的人再关着,实在是浪费国家的人力、财力,也是侮辱他们的智慧。他们中的一个人走进我家,虎着脸把我和我姐叫到关着我爹的房前,打开门,对我和我姐说:“你们把他带回去。”
姐叫道:“爸爸。”
爹头也不抬。
我唤了声:“爸爸。”
爹照样埋着头,好像没听见我和姐叫他。姐走过去拉他,爹蓦地抬头,大张着嘴痴笑,一副突然醒过神来的样子,紧张着脸,左右觑一眼,睨着我姐说:“咦,你怎么在这里?到处都是日本兵呢,快跑呀姑娘,日本兵是什么人都杀的。”
那是一九六九年。
爹现在住在我家。此前,爹被我大哥接到北京住了三个月,但爹不适应北京的气候。北京气候干燥,不像南方湿润。爹住在北京的那三个月,先是手上的皮肤开裂,接着脸上的皮肤也开裂成一条条缝,就像树皮裂开一样,接下来身上的皮肤也裂开了,露出粉红色的肉。于是大哥把爹送回了南方。爹在我家住了不到一个月,所有开裂的皮肤全愈合如初了。这是南方的空气湿气大,湿气对保护皮肤很有好处。爹只适合在他生长的南方生活。大哥十七岁就去了北方,已适应了北方气候,因此皮肤不开裂。
爹在两年前,还是个正常老人,能吃能睡,不吵事,也不跟我或我姐纠缠。吃过饭,他会拿张报纸,坐在梨木太师椅上或桌前,戴上老花眼镜,看《人民日报》或《湖南日报》,从头读到尾,看有什么重大事情发生,看国家又颁布了什么新政策。往往要我催他睡觉,他才如梦方醒的样子弃下报纸,走进卧室躺下。但他的生命向九十岁这道大关迈进的近两年里,人返老还童了,动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觉得自己很孤独,觉得我们不关心他,还觉得自己很委屈。“我要回家,我要回家,”爹哭着对我说,“我不想住在你这里了,我要回家。”
“这就是你家,”我对爹说,“你没别的家了。”
“这不是我的家,这是你家。”爹分得很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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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抵抗者
抗日战争是一场极为残酷的战争。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至今也没被他们好好认识,真是让人感慨,嘘唏。思考片刻,原因很多,而最主要的一点是中华民族比较宽容,而宽容就容易走向健忘。大概中国人都不愿意回想那段残酷和可怕,甚至令人说起来都齿冷的历史吧。而如今,精神和思想方面的东西越来越被大众忽略,代表财富和物质的东西却以其强大的攻势占领了精神领域,致使没有人再去思考过去及昨天的伤痛,想的都是未来,展望的都是把自己的生活过好,而过好生活当然需要好的东西。拥有好的东西成了中国人的话题,都像着了魔一样。什么都想占有最好的,好房子、好车、好女人或好男人。伟大的中华民族正处在蓬勃发展阶段,而身为国人的广大老百姓都想摆脱多年来困扰着我们的贫困,赶到前面去。战败后的日本由于没搞政治运动,又有美国支持,工业比中国发展快。二十多年前,中国人都以拥有日本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而自鸣得意,假如你还拥有一辆日本小车,那屁股都翘上天了。
中国人健忘。
中国人从不痛定思痛。
中国人的民族情结很少。
但也有人说,民族情结是狭隘的。
什么是不狭隘的呢?这个问题很复杂,我相信没有人能说清楚。
很小的时候,我就晓得了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犯下的种种罪行。教室里,老师跟我们讲解南京大屠杀,讲解“九一八”和日本侵略军发动的卢沟桥事变,讲国民党军队拒不抗日、节节败退等。那时候,我很困惑。既然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杀死了三十万炎黄子孙,为什么炎黄子孙的军队却拒不打击侵略军?为什么不拼死抵抗而节节败退呢?后来长大了,听省参事室的国民党老兵说,不是中国军队不抗日,而是日本军队实在太厉害了,装备太好了,想打也打不赢。这话我愿意接受,打不赢就撤,打不赢还硬拼,那是送死。都死了,谁去打日本人?
小时候还听说日本兵曾四次进攻长沙,前三次被长沙守军击退,第四次由于张德能将军的轻敌和指挥失误,致使日本侵略军攻克长沙城。那是一九四四年,即日本侵略军投降的前一年。后来我下乡当知青,在农村里听说日本兵到过我下乡的那个村子,并在那个村子里烧杀抢掠强奸妇女多名。农民于歇工时讲的日本兵进入村子的故事里,有两个细节留在我心里多年却怎么也挥之不去。一个是说日本兵不呷死猪肉,他们捉住猪捆起来,割下活猪的腿肉烧着吃;另一个细节是说日本兵强奸了妇女后,还割下了那名妇女的一对乳房扔在地上。在我下乡的那个村子里有一名抗日英雄,村里人告诉我,他杀死过两名日本兵。那名抗日英雄是个农民,我下乡时他六十来岁,脸黑黑的,与其他农民没什么两样,只是感觉上很结实。村里人说他会武功。那时候,我常常将崇敬的目光投向他,觉得他不是电影里日本兵瞧不起的“东亚病夫”,更不是令我们一百个鄙夷的汉奸。
大学毕业后我结了婚,去常德看岳父岳母。我岳父跟我提及了常德会战,我最开始是从他那里晓得国民党第五十七师和余程万师长。岳父告诉我,一个师,六千多名国军官兵把几万日本兵打得很恼火。日本军队想在三天内消灭这个师,结果用了十九天,而且还动用了大量的飞机、野炮、重炮和毒气弹。我当时就想这是民族的东西了,是一种民族的精髓或者叫作一种精神力量在支撑这六千多名官兵,致使他们顽强抵抗,将生命献给了家乡这片炽热的土地。
我构思写这部抗战小说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事。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长沙天心阁茶楼里认识了一位前国民党老兵,他参加过著名的衡阳保卫战,而他参战时只有十七岁,是长沙长郡中学的学生。他告诉我他们那一批中学生于一九四四年开春时大多入了伍,为的是打击来犯的日本侵略军。我很感动,想写,但心里没底,好像材料准备得还不够充分。隔了些年,又认识了一些前国民党老兵的后裔,继而也认识了那些老战士。那些老战士都有一个共同情结:恨日本人。他们讨厌日本人,讨厌日本货,阻止家里人买日本电器。他们谈论起抗日战争,脸上都有一种不愿回忆的痛苦,那些痛苦感觉像蚂蚁一样在脸上爬着,我甚至想走上去把那些蚂蚁一只只拈掉。这些事情于那几年里常常于有意无意中涌入我的脑海,不断地敲打着我的脑壁,致使脑海里一片呐喊声,甚至枪声、炮声也涌入了我的梦中,最后我抑制不住创作的冲动,写了这部长篇小说。
我要强调一点,我写它时,把发生在一九四三年春末的湖南南县的厂窑大屠杀,推后了几个月,这是为了便于集中起来一并叙述。厂窑大屠杀是很残忍的,是日本侵略军在湖南境内犯下的又一个滔天罪行,杀死了三万多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我写小说从来不掉泪,眼泪仿佛与我无缘,但当我写到厂窑大屠杀和著名的衡阳保卫战时,我那久违了的泪水涌现了,居然一次又一次地夺眶而出,掉落在我颤抖的手和冰冷的键盘上。
这本书里,有些情节看上去很荒诞,离谱,好像不可能,但却是发生过的事。这个世界上,没什么事情不可能。老实说,我写这本书,既不是讨好当下政府,也没打算讨好远在台湾的国民党,而是觉得老一辈人很了不起,他们在中华民族最孱弱和自己最无奈的时候,付出了很多,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我在小说开篇之际,还得交代几旬,以免只有传统小说阅读经验的读者生气。本小说与众多传统小说不同,时间是打乱的,发生在前面的事情也许会放在后面,发生在后面的事情因为需要,又放在了中间或前面。我敬请诸位读者注意一下年月日,只要你心里对年月日有数,你就不难理清头绪。我曾经想按时间的顺序写,但那样的话,也许要写一百万字,为了节省诸位的宝贵时间,只好把时间提来拎去,便于长话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