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这少年时代的诗虽写得稚拙，但却充满真情。他不知和母亲说过多少悄悄话，这些只是用笔记录下的几句知心话。
母亲去世后，还在襁褓之中的内夫塔利被送到爷爷家。奶奶为他在村子里找了一个正奶孩子的女人，她的奶水很多，足以喂饱自己的孩子再加上这个没有母亲的婴儿。这孩子长得不错，但总显得不太壮实。爷爷有一个不大的庄园，土地不多，名为“贝伦”，意为耶稣降生模型。他有几个儿子，也多以圣经中的人物名字命名，他们叫：阿莫斯、奥塞亚斯、阿瓦迪亚斯、霍埃尔……爷爷经常耐心地、亲切地给孩子讲这些圣经中人物的故事。孩子喜欢听爷爷以讲经布道的音调抑扬顿挫地念圣经故事，尽管他什么也听不懂。他睁着大眼好奇地问：“那么，爷爷，为什么霍埃尔叔叔叫霍埃尔？”这位爷爷像圣经里的人物一样长寿，活到了1939年，比他的儿子何塞·德尔·卡门还晚一年去世。
何塞·德尔·卡门年纪轻轻就离开父亲不足以养活众多子女的那一小块土地，加入了智利四处找活干的劳动大军。他曾翻山越岭远去阿根廷寻找希望，但却只能两手空空地返回智利。当时很多人向盛产硝石的北方迁移，那里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希望之乡”。那儿的硝石被招工头们吹得不亚于远古时代科尔喀斯那神奇的金羊毛。但是，这个在智利中部绿色葡萄园中长大的男子汉，对北方无边无际的白色沙漠不感兴趣。他的目光注视着完全相反的南方，那被称为智利“西部”的阿劳卡尼亚。在那个时代，移动100公里就算得上是长途旅行了。而何塞·德尔·卡门却勇气十足地一下子就向南迁到了塔尔卡瓦诺港，从小自耕农直接变成了船坞工人。不久，他又迁到更南部被称为智利边界地区的特木科，当了铁路工人。
他搭乘马车到了特木科——开拓者刚建立的小市镇，在铁路上开道碴车。他把内夫塔利也从老家帕拉尔接到了这个边界小镇。他们只带了几件简单的行李，其中有一张珍贵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两岁的孩子，穿一件长到膝盖的白色带袖罩衫，一条黑裤子，左手扶在一张宽背椅座上，一双眼睛大睁着望着前方。他看到了什么？照片背面有一行小字：“内夫塔利·雷耶斯·巴索阿尔托。1906年10月13日。”就这样，小内夫塔利离开了他的出生地——帕拉尔。那年，他大约是6岁。
这一去，就是几十年，当他重返出生地，寻找母亲留下的踪迹时，已是一位头顶微秃的著名诗人。他没有惊动别人，留宿在一位叔叔家中，受到充满家庭温馨的热情款待。几年后，1967年，诗人又回到帕拉尔，受到全城人民的热烈欢迎。帕拉尔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全城一片欢腾。头一天，是声势浩大的游行。行进在队伍中的有工人、农民、教师、律师、学生、儿童，还有骑着高头大马的乡下人，穿红色制服戴金属头盔的消防队员……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聂鲁达和马蒂尔德。第二天，帕拉尔市剧院座无虚席。人们从田野、村镇、工厂、学校会聚在这里，参加授予巴勃罗·聂鲁达“帕拉尔杰出儿子”光荣称号的隆重仪式。晚上，是带有醇厚乡土色彩的晚会。烤肉的篝火噼啪作响，构成了欢快的奎卡舞的背景。著名演员马丽亚·马卢恩达朗诵了帕拉尔人的诗《献给帕拉尔的聂鲁达》。这不是即兴之作，它已经和介绍诗人生平的许多文章一起登载在当地的各种报纸上。
诗人热爱欢乐，而且总是希望和朋友们共享欢乐。每次庆祝活动，他都要邀请各地甚至国外的朋友参加——这是朋友们欢聚一堂的好机会。这次也不例外，参加庆祝活动的除了诗人的乡亲们——全体帕拉尔人，还有来自智利各地甚至外国的客人们。其中有智利作家协会主席、国家文学奖获得者弗朗西斯科·科洛阿内，委内瑞拉议员、加拉加斯《国民报》主编、小说家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甚至还有来自遥远的苏联、罗马尼亚等国的贵宾。他们被敬为上宾，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头衔、职务，而是因为他们是“帕拉尔杰出儿子”巴勃罗·聂鲁达的朋友。在这儿，亲情、友谊是最权威的通行证。
在欢声、笑语、祝酒声中，诗人听到一个胆怯的声音。一位中学教师请求尊贵的客人们为学校的孩子们写几句祝词。聂鲁达拿出他的绿墨水钢笔写起来：“帕拉尔，1967年11月25日，给中学的孩子们。早上好！！生活中重要的事情是问候早上好！！这是微不足道的个人和他人在生活中交流希望的语言。而后者要更有意义得多，它意味着一切。我们作为个人活着，同时也为理解他人而活着，他们比我们更为重要！！早上好！！”诗人把引导少年聂鲁达走上生活之路的箴言书赠给新的一代。
面对熊熊的篝火，在奎卡舞节奏鲜明的乐声中，诗人谈起帕拉尔：他记得的东西很少，离开这里时他还很小很小……他长年生活在别处的土地上。但是，他强调说，他母亲的坟墓在这儿，而且，雷耶斯家族正在这儿继续繁衍。帕拉尔人以真挚的乡里亲情，接纳了他这个浪迹天涯的游子。是的，他可以走遍天涯海角，但他的根是在这里：帕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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