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彝著，阮叔梅译的《伦敦画记》这本书，如同蒋彝其他的书，无论语言结构、文章内容或用字遣词，都非常中国化，英文读者读来，必觉充满异国风味。不过，这些读者一定也会为他的幽默、智慧、简洁，甚至极具技巧的自贬所倾倒。另外就是穿插文中迷人的图画和书法了。他们很快发现，哑行者聒噪又温和，他笔下的中国人世故而具人性。

本书读者一定不会忽略蒋彝新鲜而机敏的观察。这些观察经常既具颠覆性又具启发性，挑战传统思想，并点醒我们，必须重新评估自己和周遭世界。

《伦敦画记》原作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英文描摹了一个东方人对伦敦的印象，同时将英伦风物与中国文化参照对看。书中无处不在的幽默、智慧与简洁，中式书画中洋溢的闲情逸趣，引领读者重新审视伦敦的春夏秋冬、风花雪月，细致而精到地勾勒出伦敦生活画面与众生样貌。蒋彝著，阮叔梅译的《伦敦画记》不仅首次在国内原貌呈现经典原作，还精心复刻了原版画作、书法，全彩印刷，精装呈现。

序／郑达

前言

第一部分 伦敦景色

 伦敦的春天

 伦敦的夏天

 伦敦的秋天

 伦敦的冬天

 伦敦的雾

 月下伦敦

 雪中伦敦

 风雨中的伦敦

 泰晤士河

第二部分 伦敦生活

 关于儿童

 谈书籍

 关于雕塑

 人名研究

 在美术馆

 谈戏剧与电影

 关于下午茶

 谈食物

 谈饮酒

 谈男人

 谈女人

 谈老人

 几位人物

 结语

伦敦的春天

至今我只经历了35个春天。头十个，不知不觉过去了；接下来十个，我还不懂得享受，也过去了；再来的十个，只带给我无尽感伤，因为我给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根本没时间好好品味；最后的五个，我来到这世界一个不同的角落，怀抱着完全不同的心情，开始体验春天。然而春天处处都有，春天来的时候，万物都有了春的气息。说来有趣，春天一到，世界都变了。不只事物的形貌颜色，连感觉和想法也会变。小得不能走路的婴儿，只能坐在推车里，注视着四周黄黄、绿绿、红红的颜色，朝着小花圃里的小鸟、猫咪微微发笑。少年时，我们喜欢在原野上狂奔，放足千里，或折下开满小花的枝子，或抓小鸟、放风筝、划船，或在草地上打滚嬉戏。成年后，我们希望春天里有个爱人，一起散步，轻声赞赏小小的番红花或樱草花，凝视对方，并在青草地上不期然地四目相交。随着年龄增长，心境放宽，我们或开怀大笑，或面带微笑，在阳光里踱步，回想过去同样季节里做过的事情。也许想到，春光有限，于是，更加珍惜起了眼前的时光。

我真的说不出来，伦敦的春天哪一天开始，哪一天结束。伦敦一向带点阴郁，带点寒气，可每回只要春天一来，虽然依旧寒冷，树木总会在几天之内进出一片青绿。我必须警告从没到过伦敦的外国人，千万别看到绿草地就以为春天来了。说来也怪，伦敦的草地终年常青，对此，英国人一向引以为荣。反观中国，春天没到，草地绝不可能转绿。

大约3月初，春天就会向伦敦报到。在它莅临的前夕，人们会感受到一丝丝暖意。即使还没有任何迹象，我也隐约感觉得到春天来了。我没有任何超自然的感应力，只是常常让卧室窗前栗子树上清晰柔美的鸟鸣声给吵醒。当然，小鸟是最先知道春天已至的。我们多少都听过鸟鸣，但是，欣赏鸟鸣的最佳时机，是一大清早躺在床上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其他声响，刚刚酣睡了一觉的我们还心满意足，迷迷糊糊。一醒来就起床，是件不舒服的事。还有什么比磨蹭一会儿，听听悦耳的鸟鸣更好的呢？清晨时分，人们开始活动前，它们放声优美地唱着。正如某个杰出剧作家所说的，过了早上7点，它们其实就不情愿再继续唱下去了。白天时，除非在森林里，否则还真不容易听到它们尽情欢唱。鸟鸣让我陶醉，我还养成习惯，专门早些醒来倾听它们的叫声。我常常想，我要是个音乐家就好了。那是，我必将那些美妙音符组成乐章。我曾有过一次有趣经历，我在奥林匹亚观赏伯特伦·米尔马戏团的表演，聆听了夜莺先生、夫人之间的对话。其实，夜莺先生和夫人是两位尝试以鸟语说话的年轻俊秀绅士。观众全部听得兴味盎然，没人提出异议，毕竟，当时没有夜莺在场评判。

躺在床上聆听鸟鸣之后，有时我会一跃而起，赶到距离住处不远的汉普斯特德林区。在那儿，鸟鸣更热烈了。中国人称此为“访春”，我们往往在树木冒出嫩芽前出门寻访。虽然前后只尝试了几次，但我非常乐在其中。四时嬗递时，我可以在汉普斯特德林区找到各种迹象，只要继续待在这儿，我就不会离开这一带。林区里，北风也许仍寒凉彻骨，树木也恍若冬至般黑压压地立在那儿，但在我信步游荡、聆听鸟鸣时，会不期然忽然在草地上，见到一两个小小的黄色番红花苞或水仙花苞。这时我会跳起来，对着自己说，“我找到春天了！”（P3-5）

1938年11月，《星期日泰晤士报》于伦敦的伯爵广场举办全国书展，吸引了数千人前往参观，其中还包括玛丽王后和肯特公爵等知名人士。书展大受欢迎，主要有一个原因，包括成名作家、新进作家在内，总共几十位作家在那儿举办演讲；其中也有新书《伦敦画记》的作者蒋彝。蒋彝在挤得满满的演讲厅内，向七百多名听众就“一个中国人眼中的英国”发表演讲。面对听得入神的听众，蒋彝表示：“这个国家的人相信，中国人做事的方法完全不对。可有没有人想过，中国人对这国家的人也有同样想法？你们把名字摆在姓前面，我把我的姓‘蒋’摆在名字‘彝’前面。在中国，结婚之后开始谈恋爱。在英国，结婚之后，恋爱似乎自然而然就终结了。”演讲后，蒋彝以毛笔为听众在新书上签下他的中文名字，逗得大家非常开心。《星期日泰晤士报》报导：“他的签名大受欢迎。”

20世纪起始，东方逐渐引起人们的兴趣。艺展、书本、文章、戏剧演出、学院的亚洲文化课程，扩大并刺激了英美人士的视野。多位汉学家也贡献良多，前外交官剑桥的翟理思(H．A．Giles)，编了著名的《汉英文言文大辞典》，还针对中国历史、文学、宗教写了许多学术论著。庄士敦(Reginald Johnston)爵士不仅是中国末代皇帝的老师，也是中国佛学、文学、儒家思想方面的学者。阿瑟·韦利(ArthurWaley)译介了大量中国古典巨著，非凡成就极得文学界重视。另外还有一些相关文化事件：1935年11月皇家学院史无前例的国际中国艺术展，提供给英国观众一次难能可贵的美学飨宴；20世纪30年代中期熊式一成功翻译中国剧作《王宝钏》，并搬上舞台，使观众充分领略中国古典戏剧独特之美；林语堂的《吾国吾民》(My Country and MyPeople，1935)、赛珍珠的《大地》(The Good Earth，1931)、贾静如(Innes Jackson)的《华土归来》(China Only Yesterday，1938)、傅勒铭(Peter Fleming)的《独行中国》(One's Company：A Journey to China，1934)以及其他书，都让西方见到了现代中国的社会面及文化面。这所有的事件和出版品加在一起，多少去除了难以数计的认为中国神秘又野蛮的刻板印象和误会，也让西方对这有着杰出文明与文化的国家，多了些了解。

这种氛围自然有利于蒋彝成为成功而受欢迎的作家。在写出《伦敦画记》之前，蒋彝已因前面几本力作而享有文名：介绍中国艺术的《中国画》(劭g Chinese Eye，1935)、记述他至英国西北部湖区旅游经历的《湖区画记》(1937)，以及《中国书法》(ChineseCalligraphy,1938)。这些书全都以英文写成，全都广受欢迎。比如．他有关湖区的那本书，初版之后，立刻在短期内印了好几刷。《中国画》和《中国书法》也再版了好几次，至今，许多国家仍视后者为该领域的经典著作。  本书作者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获得这种成功，自然值得敬佩。而只要想到，他1933年来到英国时，英文能力还非常有限，就更令人刮目相看了。蒋彝确实令人刮目相看，一位极不寻常的“普通人”，以文学、艺术成就为终生目标，而且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坚持追求此一目标。

蒋彝1903年生于江西九江一个富裕家庭。其父为著名肖像画家，对花鸟绘画情有独钟。蒋彝自幼接受传统教育，研习中国古籍，作古诗，练习书法、国画。在他成长过程中，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都为中国人的国家意识和文化生活带来极大震撼。受到当时先进思想冲击，认为唯有进步的科学才能造就新中国，蒋彝选择就读南京的国立东南大学化学系，并于毕业后在高中教了大约一年化学。不过，中国政治上的动荡和社会经济的不稳定，很快就促使他决定投身政治，以便参与社会革新与革命。他为扫除军阀、求得国家统一加入北伐军，随后在三个不同地方担任县长，包括他的家乡九江。后来，为了地方上一家外国石油公司，蒋彝和一名极有权力的军阀发生争执。他辞去政府公职，于1933年离开中国，前往英国，并打算一两年内束装返国。……

为了强调智慧、真诚、同情，他经常提到儒家思想和道德规范，比如，孝道、子女尊敬并照顾父母及长辈的责任。他提到儒家思想时，一点都不教条。相对地，他让读者感受到一点中国大众哲学的趣味，并以一些精心挑选的实例、格言，唤起他们的好奇。

值得一提的是，蒋彝以不懂政治为由，几乎在所有书里，刻意避开这方面的话题。这种避谈政治的态度并非无知，而是体现了他一贯的坚定信念，认为在促进世界和平上，文化，必将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那同时也是他的策略，在20世纪30年代动荡不安的时代里，为自己寻得安身立命之道。

蒋彝一直让人觉得，他是个快活的人。他脸上总带着笑，文字总让人捧腹。然而，在他内心深处，却一直存在一股深深的悲伤、恐惧、焦虑和乡愁。蒋彝从不让人知道内心感受，直到晚年，他才承认，他并不似人们一直以为的那般快乐无忧。蒋彝书写《伦敦画记》这书时，生活中发生了两件不幸的事。1938年春天，20年来教导他、支持他的兄长去世了，使他极度悲伤。接着，几个月之后的7月，他的家乡陷入日本侵略者之手。蒋彝的妻子和四名儿女都留在中国，他们的安危前途成了他永远的牵挂。他将悲伤痛苦埋在心里，只偶尔触景伤情，看到假日庆祝场面、儿童欢笑、杨柳、公园青草，这些深埋的情绪才会进发出来，他也变得怀旧而善感。他怀念他的家人，他的故乡。

书写旅行书，解读中国文化，使得哑行者乘着想象之翅，回到自己的故乡。这种假想，犹如中国人中秋赏月的传统，至少，能够暂时疏解乡愁，聊以自慰。因此，较为细心的读者，应该可以自此书和其他书里，自充满活力、轻松的语调中，感觉到一丝淡淡的哀愁。

《伦敦画记》初版至今已超过70年。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冷战、尼克松访问中国、柏林墙倒塌等重大事件，都为世界和东西方关系带来了巨大改变。然而，在此高科技和全球化的时代，蒋彝的书仍然可以启发今日的读者。伦敦的景物早已全非，人生的美和本质却仍一样，仍有待我们去发掘和珍藏。文化价值和习俗变了，人性基本上最终渴求的仍是爱、谅解与和平。因此，重新出版《伦敦画记》，不仅只是重新出版了一本好书，还象征对蒋彝理念和文化贡献的认同和欣赏。我确信，读完这书后，蒋彝的结语仍会不断萦绕我们心头：“我在伦敦看得愈多，对四周景物愈觉亲切；对伦敦生活的方方面面见得愈多，愈深深地坚信人道、爱和美。为什么人们要因种族和国籍产生间隙呢？”

郑达

波士顿，200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