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诺德·C.布拉克曼著的《另一个纽伦堡(东京审判未曾述说的故事)》是一部描绘东京审判全过程的细致之书！

一幅展示战争邪恶谋划、残酷进行与正义审判的历史画卷！

作为不亚于纽伦堡审判的世纪审判，东京审判为何被历史所“遗忘”？

战后日本社会的全景式刻画，重现唇枪舌战的庭审现场，激烈交锋后正义天平如何摇摆落定。

细致展现日本军国主义集团的邪恶谋划，审判过程中国际关系波澜诡谲，各种利益争夺中裕仁天皇如何从战罪名单中全身而退？

看末代皇帝溥仪在庭审中如何“表演”， 鲜明揭露日本侵略者对各侵略国骇人听闻的残暴虐行。

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白鸟敏夫等A级战犯生命中的最后时光如何度过？白描11国法官，各人性格迥异，立场截然不同，如何做到正义的确实实现？

在战争与审判过去的70余年后，如何看待东京审判的历史作用？我们为何要记得这场比肩纽伦堡审判的人类伟大审判？

阿诺德·C.布拉克曼著的《另一个纽伦堡(东京审判未曾述说的故事)》的英文原著出版于1987年，是一部记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的著作。作为美国合众国际社驻东京记者，作者长期在法庭现场采访，报道了审判全过程，而且是极少数获准进入巢鸭监狱探访东条英机等囚犯的记者之一。作者原本就掌握很多第一手资料，为本书又做了大量工作，如采访当年的检察官、法官和辩护律师，查找散见于世界各地的卷宗等，用他自己的话说，“历时四分之一世纪，行程超过十万英里”才写出这本书。完稿后没有等到出书，作者就去世了。介绍东京审判的书不多，而以目击者的身份叙述东京审判，特别是庭审现场情景的作品就更是寥若晨星了。本书基本以审判的时间为序，同时各章又有不同侧重，内容丰富、写法生动，可读性、可信度都非常高，无论对研究者和普通读者来说都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著作。

导言

1. 走投无路的战犯们

2. 麦克阿瑟在东京

3. 盟国检察官

4. 法官们

5. 辩方、囚犯及指控

6. 起诉书：是东条，不是裕仁

7. 开庭：挑战与裁定

8. 消失的被告

9. 检方举证开始

10. 法庭内的风波

11. 被告席上的陆军

12. 入侵满洲

13. 律师之战

14. 中国皇帝说话了

15. 在中国的大屠杀

16. 非常规战争：毒品和疾病

17. 轴心国受审

18. 盟国间的麻烦

19. 纽伦堡判决

20. 回顾珍珠港

21. 在菲律宾的暴行

22. 战俘及其他被奴役的劳工

23. 辩方闪避，检方进击

24. 辩护展开，将军们大喊大叫

25. 辩方拖延时间

26. 珍珠港再现

27. 被告上台作证

28. 韦伯暂离法官席

29. 东乡、东条和梅津

30. 驳证和辩论总结

31. 东京的决定

32. 宣读判决

33. 意见、异议及上诉

34. 绞刑架上的正义

附录

A：被起诉的甲级战犯

B：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起诉的认定

主要参考书目

索引

译后小记

1 走投无路的战犯们

1945年7月26日，日本面对这样一种选择：投降或者自杀。因为在这一天，对日作战的三大盟国——中国、英国和美国——发布了《波茨坦公告》(Potsdam proclamation)，警告日本必须投降，否则将面临“完全毁灭”。公告还指出：“对日本应予以一机会，以结束此次战事。”至此，日本人并不知道，美国将根据东京的行动决定是否投掷原子弹。

不管有没有原子弹，日本帝国已经处在摇摇欲坠的境地了。陆军在菲律宾和冲绳、海军在莱特湾之役均已战败。美军的轰炸已经使日本的工业、交通和农业陷入瘫痪，举国上下逐渐因饥饿而濒于死亡。军方所能给出的唯一希望只有“神风”特攻队(kamikaze)：自杀求胜。

盟国开出的投降条件归结为四项基本要求：日本军队解除武装，盟国占领日本，永久剔除“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之势力，以及由盟国法庭审判日本战争罪犯。公告第十段说：“对于战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在内，将处以法律之严厉裁判。”

有关战争罪行那一项在要求中显得最不重要，列在清单的最后。然而东京的日本领导人秘密辩论时，战争罪行这个议题却是至关重要的。对他们来说，《波茨坦公告》不但意味着要审判那些犯有“普通”战争罪的人，诸如对战俘和平民的大屠杀，而且把矛头指向政府最高层的决策者。这对日本领导人，甚至可能对天皇都是一个直接威胁。盟国心目中的意图，东京已经看到一个活生生的范例。几周前德国垮台后，那些仍然活着、没有失踪的纳粹上层统治成员立即被当作战犯逮捕了。

《波茨坦公告》要日本战犯面对“法律之严厉裁判”，在大多数日本领导人中掀起一股愤怒、不满和恐惧的浪潮。也有某种程度的分歧，日本帝国统治协商会议——最高战争指导会议(Supreme council for the Direction of the War)的辩论就是证明。外务大臣东乡茂德(Shigenori Togo)下结论说，波茨坦呼吁“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这已经比两年前在开罗签署的宣言缓和了，后者明确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波茨坦也提到“吾人之条件”，而无条件投降则意味着没有条件。他的这个观点得到两位同僚的支持，其一是77岁优柔寡断的首相铃木贯太郎(Kantaro Suzuki)，他在1944年东条英机被解除职务后出任首相；另一位是海军大臣、前首相米内光政(Mitsumasa Yonai)海军大将，他原本就反对日本与希特勒结盟，并反对与美国开战。这三个人想谨慎行事，希望日本吁请苏联人“斡旋”以实现和平的努力能够导致体面地结束战争。

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另外三个成员则反对任何妥协，声言战争尚未失败。这个令人敬畏的三人组合由阿南惟几(Korechika Anami)大将、梅津美治郎(Yoshijiro Umezu)大将和丰田副武(Soemu Toyoda)海军大将所构成：阿南是陆军大臣，固执己见，嗜好舞剑和射箭；陆军总参谋长梅津是一个毫无幽默感的军阀，有时被称为“象牙面具”；海军总参谋长丰田与梅津同属一个家族，他面部肌肉松弛，举止优雅，非常排外。

从军国主义者的视角来看，日本仍然有250万人的部队随时可以投入战斗，还有超过100万吨的舰船和9 000架军用飞机。再加上根本不缺少“神风”使命的志愿者，他们在过去一年里击沉或重创了多艘美国军舰。而且，日本的帝国军团依然统治着朝鲜和满洲、很大一部分的中国，以及几乎整个东南亚。为捍卫本土岛屿，军方已计划组成超过2 000万人的自杀式地面部队，以人海战术对抗任何盟军的入侵。

军阀态度僵硬，他们刁钻地抛出自己的终战条件：第一条是盟国承认天皇不可侵犯；第二条，盟军只能象征性占领日本，东京为禁区；第三条，日本将自行解散部队、自行审判战犯。出现严重分歧的最高会议并没有将这些或其他讨价还价的意见传达给盟国。日本对《波茨坦公告》的回应，用铃木首相的话来说，就是“默杀”(mokusatsu)一一用沉默将其扼杀。

即便是赞成接受盟国投降条件的人也坚持裕仁必须被宣告为不可侵犯。他们最害怕的就是他们的神皇会像普通罪犯一样被押上被告席。就连六人最高会议中最有理性、最老成持重的东乡外相也维护天皇的地位。如果盟国坚持把裕仁当作战犯审判，东乡誓言日本势必“甘心情愿”做最后一搏的自杀性抵抗。

由于没有得到日本对《波茨坦公告》的任何反馈，以及预判进攻日本肯定会成为死伤数百万人的历史上最血腥的战斗，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授权投掷原子弹。

P19-21

去年初冬参加上海电视台外语频道制作的纪录片《东京审判》的审片会，当荧幕出现科林·F．布赖恩(Colin F．Brien)在东京法庭解开上衣，袒露脖颈，讲述自己幸而未死的被斩首经历时，不由想起多年前在本书日文版(日文版名稍稍简化，为『东京裁判』)中也曾看到过的这一幕。作者阿诺德·C．布拉克曼(Arnold C．Brackman)在叙述了一组这类事件时说的一句话，至今在我脑际中仍留有深刻的印象：“当这类证词呈堂时，一些被告会摘下耳机。有的低下头，有的闭上眼，他们不愿或不能听到这些最恶劣的事情。展现在东京法庭上的场景就像希罗尼穆斯·博希(Hicronyinus Bosch)在《堕入地狱》(The Descent into Hell)中描绘的恐怖画面。”布拉克曼之所以坚持要写出此书，根本的动机就是痛感不能遗忘的“罪孽”正在被遗忘。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许多西方著述在谈到为什么要写作或讨论东京审判时，异口同声都说东京审判受到了有意无意的遗忘。但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东京审判在中国几乎被人完全淡忘不同，布拉克曼等认为的“遗忘”，既是指与纽伦堡审判的大量著述形成的鲜明反差，更是指东京审判的正面意义受到了质疑。因为从早期印度法官拉达宾诺德·帕尔(Radhabinod Pal)的“异议书”，到稍后理查德·H．迈尼尔(Richard H．Minear)的《胜者的正义》(Victor's Justice: The Tokyo War Crimes Trial)，都是有影响的著作。有“影响”而仍不免被认为“遗忘”，是因为它们虽然在讨论东京审判，但结论、甚至目的却是否定东京审判。所以就“罪孽”而言，它们是比一般遗忘走得更远的遗忘。

本书从构想到成书经过了三十五年的漫长岁月。在东京审判的相关书籍中，大概没有哪一本书的撰写像本书作者下过那么大的功夫。布拉克曼23岁被合众国际社派往东京报道东京审判，从那时起，他即有“写一本书”的“朦胧的念头”。所以他不仅尽可能多的出席了庭审，还开始收集包括隔日印发的前一日的庭审记录在内的各种文献。以后布拉克曼转任东南亚等地，各种新任务纷至沓来，但为东京审判写书的想法始终没有放弃。

1950年代回到美国后，布拉克曼遍访档案馆、图书馆、高校等公私收藏机构，查阅了用“巨大”来形容也毫不夸张的大量文献。在当今世界，东京审判这一领域，大概没有哪位的阅读量超得过布拉克曼。为撰写本书，三十余年中，他还采访了参与东京审判的法官、检察官、辩护律师，与不少法律界人士及法学教授有过交流和讨论。作为一个记者，跟踪一个主题如此之久，即使不是绝无仅有，至少也是十分罕见。采访东京审判是布拉克曼平生最早的工作，本书是他的绝笔，完成不久，他就去世了。东京审判是名副其实的贯穿他一生的工作，不能不让人感到他似乎就是为了东京审判而生的。  与西方、中国不同，日本数十年来有关东京审判的著述从未间断，本书的日译本也在原著面世不久即在日本出版。日译本的译者是以后著有十分扎实的大部头著作《东京审判的国际关系》的日暮吉延。当时年仅29岁的日暮为本书日译本写了长篇解读。日暮认为：①本书的“根本目的”是将东京审判从“遗忘的深渊”中打捞出来。日暮进而认为这点对于日本也有意义。因为今天日本的历史认识之所以与国际社会产生分歧，原因之一是对战时日本的行为缺乏正确认识，所以认识对于昭和前期做出总结的东京审判是有意义的。②“实证”为本书的显著特色。除了庭审记录与证据文献，本书还博采澳大利亚与美国的相关文献，就从对于庭审内外活动描画的细致而言，不仅在美国，在日本也是前所未有。其中特别值得注目的是本书中述及的外界从来不明的法官团内部的情况。由于亲身参与审判采访的特殊经历，审判的逸闻也是本书别具的一个特色。③对当事人做了相当多的访谈。那些重要当事人，如荷兰法官伯纳德·维克托·A．勒林(B．V．A．Roling)，在本书杀青时都已离世，作者抢救下的这些可补文献记载不足的访谈，有着弥足珍贵的价值。④对审判持基本肯定的立场。此外，日暮认为本书也有两点不足，一是基本照搬检方与法庭判决的主张，一是未理会相关的争议与研究。所谓“不足”，与日本学界对东京审判的主流看法有关，在此不能详论。

日暮概括的本书四个正面特点，十分恰当，我完全赞成。在此只想补充一点。以上所说长处，着眼点都是“学术”，这是本书特别重要的价值。同时，本书不是学院型著作。布拉克曼撰写此书，自始就是为了更广泛的读者。它与东京审判林林总总的学术著作不同，与日本特别多见的政治性强烈的“文宣”作品也不同，它是一本非常好读的“读物”。当然，它与一般的通俗作品也不同，法国艾迪安·若代尔(Etienne Jaudel)《东京审判：被忘却的纽伦堡》(Le proces de Tokyo: un Nuremberg oublie)也是一本易读的好书，但论厚重深入，满足读者更多期待，若代尔所著毕竟无法望本书之项背。

再说一句。没有精准的传递，域外佳作成不了本国佳作。本书译者梅小侃女士曾在北大与美国求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无论在专业上，还是语言上，对本书的翻译应付裕如自然不在话下。但我相信这本西文世界的东京审判名著在中文世界定将同获好评还有其他理由，这个理由是：译者作为东京审判中国法官梅汝墩的后人，与原著者布拉克曼会有普通译手难有的神会，使原著的情感与精神得以流传。

程兆奇

(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

2017年3月22日

这部书——Arnold C．Brackman所著、纽约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The Other Nuremberg: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Toky War Crimes Trials——我第一次读到是在它出版那年，一位美国友人送给我的。匆匆翻过，觉得这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纪实作品，当时便产生了把它译为中文的想法，还向一位日本友人请教书中的日文人名、地名和一些词语的写法(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查找资料相当不易)。可惜刚刚开了个头，本职工作便日渐繁忙，这事一放下竟然就过了近30年。退休后，在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各位老师的鼓励下，我和余燕明先生合作，终于译完了这本书，了却了多年来的一桩心愿。

本书作者在东京审判期间是美国合众国际社驻东京记者，绝大部分时间在法庭现场采访，对审判过程做了大量报道，并且是少数几位获准进入巢鸭监狱探访东条英机等战犯的记者之一。作者原本就掌握很多第一手资料，为写作这本书又做了大量工作，如采访当年的检察官、法官和辩护律师，查找散见于世界各地的卷宗等。用他本人的话说，“历时四分之一世纪，行程超过十万英里”才写出这本书。手稿写完后没等到出书，作者就去世了。

介绍东京审判的书不多，而以目击者的身份叙述东京审判，特别是庭审现场情景的作品，就更是寥若晨星了。本书基本上以审判的时间为序，各章又有不同侧重点，内容丰富、写法生动，可读性、可信度都非常高。当然，这毕竟是一位美国记者眼中的世界和国际政治，其局限性和一些偏颇之见自不待言。然而瑕不掩瑜，本书无论对研究者和普通读者来说都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著作。

书中的人名、书名和报刊名称首次出现时都在括号中附了原文。地名方面则很少这样做，因为我想大部分地名对读者应该不太陌生，或者比较容易查到。人名、地名的中译文尽量按照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和《世界地名翻译大辞典》，并参考了一些约定俗成的译名和历史名称。大部分历史词汇，如“奉天事变”(“九一八”事变)、满洲(中国东北)等沿袭了原书的用法，只在首次出现时加了译注。《法庭宪章》等历史文件采用了既有译本。《判决书》的引文大多参照张效林译、群众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有些地方重译了。《庭审记录》及证据材料的内容是自译的。正文后面的两个附录、参考书目表和索引为书中原有，但作了少量订正和补充。

本书作者是获得过海外记者俱乐部大奖的写手，常常妙笔生花，使用一些美国人独有的典故、双关语之类，要想译好实属不易。惟愿在一切关键之处忠实于原文，尽可能再现作者当年的记叙及感想。译本的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希望专家和读者们指教。

由于本书作者去世距今年代久远，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尽最大努力联络原书版权仍未果，若有知情人士请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联系。

梅小侃

2016年4月

作者“历时四分之一世纪，行程超过十万英里”作此书，为了唤醒“遗忘”中的人们：东京审判同纽伦堡审判一样，是对邪恶罪孽的正义裁决。

——张海鹏（中国史学会原会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作为20世纪人类史上伟大的审判之一，东京审判缘何被忽略和遗忘？本书为我们提供了视角。而东京审判不应被忘却，它对后世的警示不言而喻，即侵略终难逃法网。

——何勤华（华东政法大学大学原校长、外国法制史研究会会长）

作者不忘正义使命，倾注35年心血著就此书，展现了东京审判的宏观与细部。阅读此书，尤应铭记反人类反和平这一不能遗忘的罪孽。

——程天权（中国人民大学原党委书记、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