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乞科夫的农奴买卖，很快就成了人们谈论的话题。省城里出现了各种见解和议论，对于购买农奴迁往外地是否有利说法不一。从一些争论看来，许多人的见解都很有道理。有人说：“当然啦！这样做是对的，这是毫无异议的：南方各省土地的确是好，很肥沃。然而没有水，乞乞科夫的农奴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要知道，那里根本没有河。”“没有水也不要紧，这倒没关系，斯捷潘。德米特里耶维奇，可是，这迁移人口可是一件没有把握的事情。众所周知，庄稼汉是最靠不住的，换一个新地方，照样还得去种庄稼，而且他们一无所有，既没有房屋，也没有院子，不逃跑才怪呢。明摆着的事儿嘛，脚底下抹油，溜之大吉。你连影儿也甭想找到。”“不对，阿列克赛·伊凡诺维奇，请容许我说一句。您认为乞乞科夫的农奴会逃掉，我不同意您的说法。俄国人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可以适应任何气候。你就是把他迁移到堪察加半岛去，只要给他一双暖和的手套，他立刻就拍一下手．拿起斧头去砍伐木头，给自己造出一座崭新的木屋来。”“伊凡·格里戈利耶维奇，您忽视了个重要情况：您根本不知道乞乞科夫买的是些什么样的货色。您别忘了t好的农奴地主是不肯轻易卖掉的。我敢打赌，乞乞科夫的农奴如果不是小偷或者不可救药的酒鬼，就是游手好闲、爱惹是生非的废物，否则我情愿把脑袋给您。”“是的，是的，这点我赞成，这是实在话。谁 也不会把好农奴卖给别人，乞乞科夫买来的准是些酒鬼。不过您要注意，这里面是有寓意的，寓意就在于：他们现在是些坏货，可是迁移到新的地方，会立刻变成优秀臣民。这种先例是很多的，不仅当今世界上有，历史上也有啊。"“从来没有过的事，”官办工厂总监说：“尊相信，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乞乞科夫的农奴将面临两大强敌。一是距离小俄罗斯的一些省份太近，众所周知，那里酒可以随意买卖。我向您保证，到了那里，不出两个礼拜，他们就会沾染上酒瘾，喝得烂醉如泥。第二个强敌是喜欢过流浪生活，这些农奴在迁移过程中必然会养成流浪习惯。因此乞乞科夫必须每时每刻都亲自看管着他们，亲眼看住他们。对他们严加管束，稍不规矩就重重地惩罚他们，并且不能依靠别人替他管理，必须他本人亲自出马。该打的时候，他就要亲自动手照他们脸上和脖子上狠揍几拳。”“乞乞科夫何必亲自动手惩罚他们呢?他可以找一名管家代他管理嘛。”“是的，找个管家并不难，可是您要知道，所有的管家都是骗亍。”“管家之所以能骗人，是因为主人对他们太放心啦，放手不管他们。”“这话说得对，”许多人附和说，“主人要多少懂得一点经营管理，要能看出一个人的好坏，他的管家就永远是一个好管家。”但是，官办工厂总监说，低于五千卢布是找不到像样的管家的。民政厅厅长却说，出三千卢布就能找到一个好管家。但官办工总监说。“您到哪儿去找昵，难道在自己鼻孔眼里找?”厅长却说：“不，不是在鼻孔眼里，而是在本地的一个县里。具体地说，就是彼得·彼得罗维奇。萨莫伊洛夫，此人做乞乞科夫的管家，管理他那些农奴最合适!”许多人设身处地，考虑到乞乞科夫要迁磊一些夸量的农奴，肯定一路上困难很多。想到这里他们无不忧心。!有人担心乞乞科夫买来的这些农奴素质很差，喜欢闹事，押运途中说不定会发生暴动。对此，警察局局长指出，担心暴动纯属多余，准县警察局局长的职责就是防止农奴暴动；其实根本用不着县警察局局长亲自出马，只需戴上一顶他的帽子，说明你认识县警察局局长。单凭这顶帽子就能保你一路上平安无事，把这批农奴顺利送到他们的居住地。许多人提出建议，要从根本上消除乞乞科夫的这些农奴的狂妄情绪。对于这个问题人们的见解很不一致：一部分人建议采用严厉措施，像军队里那样残酷惩罚，无情打击。不过这种做法显得过于严厉，甚至可说是多余：另一部分人的见解则完全相反，认为对农奴要温和。邮政局长指出，乞乞科夫面临的职责是神圣的。照他的说法，乞乞科夫可以在自己的农奴中间扮演一个慈父的角色，对他们进行慈善教育。借此机会，他把兰开斯特的互相教育法”“赞扬了一番。
总之，全城上下都在议论这件事情，许多人深表同情，甚至亲自登门拜访乞乞科夫，把上面提到的某些建议告诉他，甚至有人愿意派出押运人员，帮助他把这批农奴安全送到居住地。乞乞科夫感谢他们的热情的忠告，说他必要时肯定予以采纳。至于派遣押运人员的问题，他坚决果断地谢绝了。他说，他购买的这些农奴性情特别温和，而且他们自己都愿意迁移到别处去。这些人根本不可能发生暴动，所以派遣押运人员实属多此一举。
然而，这种种的传闻和议论却产生了极好的效果，这是乞乞科夫求之不得的。确切地说，出现了一种流言说他乞乞科夫是个地地道道的百万富翁。我们在第一章里已经看到，省城里的居民本来就非常喜欢乞乞科夫，现在听到这些传闻，就更加喜欢他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凭良心说，他们都是些心地善良的人，彼此之间和和气气，友好相处，谈起话来像老朋友那样特别随便，语气特别温和：“伊里亚·伊里奇，我亲爱的朋友!”
P171-173
还从来没有一位作家有过这样的才华，善于把生活中的庸俗那样鲜明地描绘出来，把庸夫俗子的庸俗，那么有力地勾勒出来，使得所有容易被滑过的琐事，一览无余地呈现在大家眼前。
——普希金
果戈理是一位“合乎时代精神的诗人”，《死魂灵》的出现表明了俄国文学正在“不断地走向独创性和民族性”，在这方面，“没有一个作家获得像果戈理一样大的成功”。
——《别林斯基选集》
1835年秋，果戈理开始创作《死魂灵》。1836年6月他离开俄国，到国外去“排遣烦恼”，他先到罗马，随后到了德国、瑞士、法国，后又返回罗马专心写作，《死魂灵》的第一卷是1840年于意大利完成的。可以说这部诗史是果戈理漂泊在异乡的岁月里，怀着无限的乡愁写成的。1841年9月，果戈理携带《死魂灵》的手稿回到俄国。当他把改定后的手稿送到莫斯科书刊审查机构审查时，当即被否决。于是他托别林斯基走后门活动关系，使这本书在彼得堡通过了审查，并于1842年出版了《死魂灵》的第一卷。
《死魂灵》的出版在俄国引起了巨大轰动。这部小说被公认为“自然派”的奠基石，“俄国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作品”。赫尔岑曾回忆说：“该小说的出版震动了整个俄国。”从此，果戈理作为讽刺文学流派的开拓者和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挺立于俄罗斯文坛。《死魂灵》奠定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础；其创作原则也为后来的俄国作家所公认和发展，它的批判倾向对于19世纪俄国文学的长足进步具有指导性意义。
小说讲述了唯利是图的六品文官乞乞科夫买卖死农奴的故事。在俄语中，“农奴”和“灵魂”的字形与发音完全相同，这也包含了书名的双重意义，一方面指买卖死农奴这一贯穿全文的主线，另一方面也隐喻了小说主人公自己的灵魂，揭示了“他那讳莫如深的最隐秘的思想”。
乞乞科夫凭借其天生的交际才能，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打通了省城N市上至省长下至建筑技师等大小官员的关系，妄想从地主手里低价购买已经死去但尚未注销户口的死农奴，然后将他们当作活的农奴抵押给监管委员会，以骗取大笔押金。他马不停蹄地走访一个又一个地主，经过一番周折以他较为满意的价格买到了一大批死农奴，然后急急忙忙凭着早己打通的关系迅速办好了法定的买卖手续。期间，他向诺兹德廖夫提到要买死农奴未果，后被诺兹德廖夫在省长举行的舞会上将之公之于众。之后，关于乞乞科夫买卖死农奴的谣言越传越广，说法越传越多，使得全城百姓人心惶惶，政府官员人人自危。最终乞乞科夫不得不仓皇逃离了省城N市。
果戈理在第一卷中揭露了俄国贵族地主腐朽的生活和农奴制社会的反动本质，批判了新兴资本主义的掠夺性，同时也带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和对民族力量的坚强信念描绘了俄罗斯的光辉未来。果戈理描写的基本人物及其生活都是否定的、停滞的和渺小的，甚至主人公也不是高尚的人物。他在书中讲到了不选择高尚人物作为主人公的原因，“因为‘高尚人物’这个字眼已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因为人们把高尚人物变成了马，没有一个作家不骑他，用鞭子或者随便什么东西抽打他，驱赶他，因为人们已把高尚人物折磨得够呛，现在在他身上连美德的影子也没有了，只剩下皮包骨了。人们假惺惺地呼唤高尚人物，实际上并不尊重他。够了，终于该让卑鄙人物出来拉车啦。”然而乞乞科夫也不是一个卑劣的人，果戈理给乞乞科夫下的结论是“唯利是图的老板，追求发财致富的人”。
所以说第一卷的主导思想仍然是为了前进，为了发展人民和民族的创造性而描写否定的人物与生活的。
《死魂灵》创作期间，果戈理的思想发生了激烈的变化，由批判封建农奴制转为歌颂它、保卫它，并热衷于从神秘主义和禁欲主义中去寻找出路。1842年在出国途中，他开始考虑在《死魂灵》的第二三卷中创造一些善良的正面形象，以供人们模仿和学习。他在封建主义的政治立场与不愿放弃现实主义原则之间的矛盾之中左思右想，反复修改原稿，最终还是痛苦不堪地将《死魂灵》第二卷的修改焚毁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死魂灵》包括：第一卷十一章，第二卷只有四章和结尾部分残存的一章。
果戈理编著的《死魂灵(精)》讲述了唯利是图的六品文官乞乞科夫买卖死农奴的故事。在俄语中，“农奴”和“灵魂”的字形与发音完全相同，这也包含了书名的双重意义，一方面指买卖死农奴这一贯穿全文的主线，另一方面也隐喻了小说主人公自己的灵魂，揭示了“他那讳莫如深的最隐秘的思想”。
《死魂灵(精)》是俄国作家果戈理的代表作，其第一卷是1840年于意大利完成的。可以说这部诗史是果戈理漂泊在异乡的岁月里，怀着无限的乡愁写成的。1841年9月，果戈理携带《死魂灵》的手稿回到俄国。当他把改定后的手稿送到莫斯科书刊审查机构审查时，当即被否决。于是他托别林斯基走后门活动关系，使这本书在彼得堡通过了审查，并于1842年出版了《死魂灵》的第一卷。
《死魂灵》的出版在俄国引起了巨大轰动。这部小说被公认为“自然派”的奠基石，“俄国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作品”。赫尔岑曾回忆说：“该小说的出版震动了整个俄国。”从此，果戈理作为讽刺文学流派的开拓者和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挺立于俄罗斯文坛。《死魂灵》奠定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础；其创作原则也为后来的俄国作家所公认和发展，它的批判倾向对于19世纪俄国文学的长足进步具有指导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