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富布卢克著的《剑桥德国史》是英语图书中唯一既是单卷本，又内容丰富、涵盖面广的德国史书籍，畅销二十多年，??是??德国研究、欧洲研究、德国历史、欧洲历史专业学生的必读书。同时也由于其篇幅不大，言简意赅，又是大众读者、商界人士或赴德游客的参考指南。

德国历史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引发了广泛讨论和不同诠释。玛丽·富布卢克著的《剑桥德国史》是一部具有“导论、入门”性质的德国通史，利用丰富的历史材料，用宏大的历史叙事方式勾勒出德国历史发展的脉络,清晰地展现了德国从中世纪早期至今的曲折历史，简明扼要地探讨了德国社会、政治、文化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2004年版序

1992年修订序

序

第一章 导论：德意志领土与德意志人民

第二章 中世纪的德国

 德国史的开端

 中世纪早期及昌盛期的德国

 中世纪晚期的德国

第三章 宗教改革时代（1500—1648年）

 德国的宗教改革：早期基础

 德国农民战争

 德国宗教改革的发展

 反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

 三十年战争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与战争的影响

第四章 专制主义时代（1648—1815年）

 专制主义与普鲁士的崛起

 宗教、文化和启蒙运动

 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第五章 工业化时代（1815—1918年）

 复辟时期的德国（1815—1848年）

 1848年革命

 德国的统一

 俾斯麦任期内的德国

 威廉时代德国的社会和政治

 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德国文化

 外交政策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六章 民主与独裁（1918—1945年）

 魏玛共和国的起源和成立初期

 表面稳定时期

 魏玛民主的垮台

 希特勒政权的巩固

 外交政策与战争时期

 大屠杀、反抗与战败

第七章 东西德时期（1945—1990年）

 两德的建立

 从建立到巩固

 东西德的政治（1949—1989年）

 西德的经济与社会

 东德的经济与社会（1949—1989年）

 1989年革命与德国统一

第八章 1990年后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第九章 德国历史的模式与问题

参考文献

人名、地名、术语双语对照表

审校后记

而促使马丁·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的滥用权力事件是贩卖赎罪券(indulgences)。教会宣称，善行可以赎罪，这些善行包括向教会捐赠财物。教会甚至告诉民众，它能够替已经过世的亲人求情，使他们免受生前罪行的惩罚。购买赎罪券，就能够为自己或他人减轻罪责。原本的惯例是这样的：马丁·路德所在地区的选帝侯，即萨克森的“智者”腓特烈，在维滕贝格造出了许多耶稣的遗物，据说包括摇篮、襁褓布料的碎片、大希律王屠杀的婴儿尸体等。维滕贝格因此成为一个重要的教徒朝圣地，而罗马则专卖用于朝圣的赎罪券。1517年，赎罪券的售卖尤其骇人听闻。主教的代理人特次勒(Tetzel)，同时也是富格尔家族放款事务的会计，负责售卖赎罪券以筹集款项。其收入的一半上缴罗马教廷（德国内部因此产生不满），剩下的一半则交付富格尔家族，用以支付勃兰登堡选帝侯阿尔伯特所欠的款项。阿尔伯特当时想获得第三个主教教职（即美茵茨大主教，拥有一张选票），但这在教规中是明令禁止的，因此，他就贿赂了教皇。而马丁·路德的反对不仅仅是因为穷人被剥削的缘由是如此不正当，更是因为他认为赎罪券本身的神学基础是错误的：上帝不可能以这种方式被收买。马丁·路德认为（由他的“高塔经验”得出的观点），只需要信仰就可以赎罪。在他的《九十五条论纲》中，他给出了一个精彩的论点，并用修辞和反语的手法来加以论证。这篇文章一开始是用拉丁文写的，后来迅速被译成了其他语言并广泛传播。

在短短的几周内，《九十五条论纲》就被大量印制并传出了维滕贝格，传播至纽伦堡、莱比锡、巴塞尔，很快就传遍了欧洲。教皇下令让马丁·路德去罗马，但腓特烈选帝侯却在德国境内给马丁·路德安排了听证会。在与奥格斯堡的红衣主教卡耶坦(Cardinal Cajetan)以及莱比锡的埃克(Eck)争论之后，发现矛盾不可弥合。1520年，马丁·路德写了三篇著名的文章：《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的公开书》、《教会被掳于巴比伦》及《论基督徒的自由》。于是，教皇发出了《主兴起》教谕，欲开除马丁·路德的教籍。马丁·路德将这份教谕烧毁。1521年，教皇发出了破门律，强制马丁·路德的驱逐令生效。同年举行的帝国议会将德意志各领地的诸侯召集到沃尔姆斯，与新选出的皇帝查理五世进行协商。作为其中的一个议程，马丁·路德也被召到帝国议会为自己辩解。在痛苦的自我质疑之后，马丁·路德决定坚持自己的观点，并毫无悔改之意。在他回家的路上，腓特烈选帝侯将其绑架并把他带到瓦尔特堡，以保证他的安全。在这里，马丁．路德度过了高产的一年，他写了许多赞美诗（例如，《上帝是我的坚固保障》。如果你到瓦尔特堡游览，就能欣赏到所谓的“坚固保障”）。路德还将《圣经·新约》翻译成了德语。翻译《圣经·新约》的重要性是难以言喻的。马丁·路德认为，《圣经·新约》的德语译文应当是“家里的母亲们、胡同里的孩子们、市集上的贩夫走卒们”使用的语言。而同时马丁·路德的译文对德语的统一和规范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由此，新高地德语开始凌驾于不同的方言之上。当然，对马丁-路德来说，语言本身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用德意志人民能够听懂的语言，将上帝的话传达给他们。

那么马丁’路德的神学思想主要是什么呢?首先，“因信称义”是最基本的。赎罪不是通过善行达成的，而是上帝授予的，获得救赎的人们体验到了一种“新生”的感觉。这导致了一些后期的路德派抱有情感主义(emotionalism)，向内观照自己的精神状态。其次，马丁’路德认为基督教的权威不是教皇，也不是大公会议，而是《圣经》，而教徒对《圣经》可以有自己的理解。这就改变了神职人员的角色：他们不再作为信徒和上帝之间的中介，主持自动显灵的仪式和圣餐；而是传道者，向那些不识字的人传播福音。马丁·路德强调个人的救赎体验和对《圣经》的解读，因此可以说“每个人都是修道者”，“每个信徒都是祭司”。另外，中世纪天主教认为，神圣的生活就是成为一名神职人员，而路德派认为，每日所行之事也是在行使上帝的旨意。这也意味着神职人员不用再禁欲了，马丁·路德自己幸福地开始了婚姻生活。马丁·路德的神学思想看起来像是在推动个人主义和信徒之间的精神平等(而非世俗平等)，然而他的观点并不是很严谨，这就引发了对其观点的不同解释，其他人也开始阐释上帝在《圣经》中所说的话。

P36-38

像这样一本书，批评起来比写起来容易多了。将漫漫千年的悠久历史压缩成简短的一卷本，这必将引起专家学者的厉声呵斥，因为他们不能容忍自己的一方天地惨遭篡改、限制、歪曲，甚至忽略。然而，对于如此宏大的话题，一本意欲简明的历史书是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的。它最多只能成为一本富有见地的向导，将读者引向浩瀚的历史发展中去。

事实上，这种局限是由历史编纂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历史不是简单地记述一个广受认可的故事，而是一个将大量的史料和前人的评述进行排列组合的过程。德国简史的编纂尤其如此。筛选增删虽然心痛，却必不可少。读者对事物的看法不一，作者却必须对观点作出选择。而对于不同历史时期所占的篇幅，本书则按照观赏风景时的原则进行编排：离观测者越近的，体积越大，细节越丰富；离地平线越近的，则越模糊，越笼统。因此，越靠近现代，每个章节所包含的时间段就会越短。如此，在观赏风景时，有些特征也会显得更加重要。这就是历史学家非常熟悉的“目的论”(teleology)。这是在历史编纂中存在的一种趋势，即关注与当下直接相关的历史，按照结果评述历史的发展（无论历史的参与者是否意识到自己对历史的“进步”作出了所谓“贡献”），并忽视那些没有产生重大变革的事态变化。对于这种趋势，虽然在近来的历史编纂中已有一定的反思，但从当下的角度出发，仍然有些特定的历史发展显得更为重要。同时，不管如何力求公平、客观，每个作者必有其特殊的兴趣、热情和盲点。有关德国历史，还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它恰当的主题范围在哪里?本书中，奥地利史既穿插于不同时期的“德国”史，成为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871年后又与现代德国史密切相关。而奥地利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的地区，虽然它可能最明显。其原因在于，所谓“德国”的边界，几百年来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中。

如此包罗万象的一本书必然十分依赖他人的研究成果，作者须保证在整体连贯一致的叙述中，同时展示现有的史实和史学家们通常相互冲突的观点。本书作者强烈意识到当下史学研究领域的空白和不足，但仍然希望通过呈现一个时间跨度大、题材广泛的德国史框架，来达到两个有益的目的。其一是为后续特定领域的研究提供基础和启发，其二是方便读者定位自己现有的知识和兴趣。本书意欲成为一张地图，为进一步的细节调查指路。

在此，我衷心地向我的同事和朋友致谢，感谢他们阅读了我的手稿，并对部分手稿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帮助我纠正了一些史实谬误和不恰当的说明。我要特别感谢以下几位朋友，他们为帮助我改进本书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大卫·布莱克本(David Blackbourn)、伊恩·克肖(Ian Kershaw)、蒂莫西·麦克法兰(Timonthy McFarland)、鲁道夫·穆斯(Rudolf Muhs)、哈米什·斯科特(Hamish Scott)、鲍勃·斯克里布纳(Bob Scribner)、吉尔·斯蒂芬森(Jill Stephenson)、马丁·斯维尔斯(Martin Swales)。若本书有任何不足，均应由本人承担。本书还得益于伦敦大学学院基金会的赞助。正是由于基金会的允诺，我才得以查阅图书馆、博物馆及档案馆，获取了合适的插图材料。选择合适的插图几乎和组织文字一样困难，期间也出现了同样多的问题，例如：选择、说明及疏漏等。经过仔细观察，读者可以注意到：我们熟悉的名人及其事物，有关这些的图片都让位给了更加广泛的主题，以及更加久远的历史时期或场景。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丈夫和三个孩子，他们在炎炎夏日中，花了数不清的日子，行走在欧洲的中部，只为了帮助我寻找有关德国历史的点点滴滴。

一

英国历史学家玛丽·富布卢克(Mary Fulbrook，1951——)的经典著作《剑桥德国史》，自1990年第一版出版以来，1992年出现了一个修订版。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个版本是在2004年重新、全面修订的。至2014年，本书已经印刷了15次，成为德国研究、欧洲研究、德国历史、欧洲历史专业学生的必读书。同时也由于其篇幅不大，言简意赅，也为很多想了解德国，或前往德国旅行之前的旅行者的参考书。

富布卢克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她父亲是来自加拿大的结晶学教授，母亲曾是柏林的犯罪学家，1936年由于种族和政治的原因逃亡到英国。我想，富布卢克成为德国近代史专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在于，想弄清楚母亲祖国近代以来迷人的文化成就与令人发指的犹太大屠杀之间的关联性。她进而关注作为第三帝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东西德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以及1989年后两德统一后的共同发展。在近现代德国历史研究方面，富布卢克取得了很多成就，她本人曾担任德国历史学会(German History Society)会长。1983年以来她任教于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UCL)，最初任讲师，1995年起任德国史教授。1991—2010年担任伦敦大学学院欧洲研究中心的主任，同时兼任该校人文学院的副院长。

二

本书实际上是一部德国通史，在这么短的篇幅中，想要将千余年波澜壮阔的德国史展现出来，其难度是可想象而知的。作为德国史方面的专家，本书作者对此当然更心知肚明。她在“序”中将此书定位为“一本富有见地的向导”，而不是做到面面俱到。因此，这样的一部具有导论、入门性质的指南，最重要的在于用宏观的历史叙事方式勾勒出德国历史发展的脉络。从本书的目录，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德国历史的时代划分和整体认识。一般说来，目录是一种“学习指南”，将整本书的知识体系展现在读者面前。在第一章中，作者对德意志的概况、一些对于德国史来讲至关重要的概念作了解释。第二章论述德国中世纪的历史。第三章谈的是宗教改革时代(16世纪初至1648年)，这一部分对理解德国历史的独特性，是非常重要的。第四章讲的是专制主义时代(1648—1815年)，这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和维也纳会议之间的德国，当然也涉及法国的影响。第五章谈的是工业化时代的德国，从复辟时期(1815—1848年)到1848年革命，再到1871年的德国统一、威廉时代的德国发展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第六章的主要内容是魏玛共和国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国(1918—1945年)。第七章的内容是分裂时期的东西德(1945—1990年)，并且对当时东西德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做了比较。第八章是有关1990年统一后的联邦德国。最后一章对德国历史的模式和问题做了总结。从内容范围——有关德国历史知识领域的覆盖度来讲，本书是非常全面的。这样的一个有关德国史的总体框架实际上也保证了这部德国通史没有重大的内容遗漏。

在内容处理方面，本书还是非常有特点的。作为盎格鲁一撒克逊的学者，富布卢克一直用比较的视角来研究德国历史，或者将德国史放在欧洲历史发展的复杂线索中进行梳理。由于德国的边界几百年来一直在变化之中，处于欧洲中部的德意志的历史当然不可能只是其内部的事情。奥地利、丹麦、法国等的历史都会穿插于不同时期的德国史，而奥地利的近代史则更是与1871年后的德国史无法完全分开叙述。

以往德国自身“有地缘优势的地理位置”常常被认为是德国历史种种复杂问题的重要原因。富布卢克在不否认地理环境重要性的前提下，认为“德国史应放在国际视角下进行考察，充分考虑在欧洲中部争夺空间、立场、权力和地位的各种力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就是说，德国的历史是其地理位置、与其他国家互动，以及德国自身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博弈的结果。实际上，任何单一因素的决定论的理论都是靠不住的。英国的德国问题专家艾伦·沃森(Alan watson，194l——)在两德统一后的著作((德国人——他们现在是谁？》(The Germans：Who Are They Now?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馆，1997年)中给出了九个方面的回答：历史的答案、地理的答案、文化的答案、经济的答案、政治的答案、邻国的答案、他们自己的答案、令人不安的答案、民主的答案。因此，任何将德国历史简单化的归纳，都是有问题的。德国历史一定是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

现将有关翻译和审校的一些情况，说明如下。

所有重要的人名、地名、历史事件等专用名词，在中文译名后都注上了原文。由于本书的原文是英文，有些表达的方式没有办法跟德文一一对照上。但为了避免过于烦琐，没有再注上德文原文。如“纽伦堡”的英文名字为“Nuremberg”，而德文为“Nurnberg”。由于是译自英文，有些专用名词也遵循了英文的译法：如将Frederick译作“腓特烈”，而德文原名Friederich一般译作“弗里德里希”。凡是在原文中引用德文的地方，在译文中也一律都予以了保留。在正文中，专用名词(中心词、专用名词、人名、地名)凡是首次出现，都会在其后注上原文。

译文的章节和段落均是按照英文原文的结构，未作调整。日文本在二级标题下面又增加了很多小标题。

书后的“人名、地名、术语双语对照表”按照中文一西文顺序排列，这样读者就可以比较容易地从中文的译名查到相应的西文原名，同时也能体现出中文文本的主体性来。

有一些名词如“feudalism”被翻译成“封建制度”，在文中解释得也很清楚：“指代中世纪的经济关系，特别是农民和封建领主在土地上的关系”。这样的定义是与我们所习惯理解的“封建制度”，亦即以维护所谓封建剥削制度和等级制度、宣扬封建道德为特征的反动思想是不同的。我们将“idealism”翻译成“观念论”而非“唯心主义”，因为后者在1949年以后的中文语境中完全被意识形态化了。

考虑到大部分的读者并非德国史专业的，为了让他们尽量多地理解德国历史的一些特殊性，校译者加入了少量的注释。此类的注释全部都做了标注。

原书在德文引文中也有个别的错误，这在译文的引文中一并都做了订正。原文：Allemeine Deutsche Arbeiterverein(p.121)，实际上应为Allemeiner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

本文在译校的过程中尽管参考了中文世界诸多有关德国历史的专著，同时也查阅了大量的德文原文，但由于本书原文的写作语言是英文，所描述的又是德国的历史，因此有些地方会经过二次翻译，难免会有疏漏。译文中的错漏不妥之处，我们恳切地希望能够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李雪涛2017年5月

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