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力军主编的《科尔沁蒙医翘楚(精)》收录的蒙医药界各位人物对科尔沁蒙医药传承、发展、提高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是他们代际交替不问断地集体演唱了广袤草原生命的长调!使民族人丁兴旺，护佑草原生灵康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支世世代代延续的蒙医群体是草原芸芸众生当之无愧的全天候守护者!

本书收录的人物范畴：历史上，值得称道的科尔沁蒙医药大师级人物；区域上，籍贯属哲里木盟十旗及临近建国纳入哲里木盟行政区划地区的著名蒙医药专家学者；外延上，虽出身拜师外埠，但多年在科尔沁草原行医讲学，普度众生留下英名受人尊敬的蒙医药界人士。

蒙医药学是中华民族医药学中的璀璨瑰宝，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丰富的临床经验、独特的制药工艺，是世界现存传统医药学中理论和实践资料极为丰富、吸纳兼容其他民族医药学优秀资产并原始形态保存最好的医药学之一。白力军主编的《科尔沁蒙医翘楚(精)》记载了近40位长期工作在通辽地区的蒙古族医生，记录了他们的成长历程和为科尔沁老百姓所付出的艰辛与贡献，赞扬了他们对我国蒙医药事业发展做出的卓绝贡献。

悠扬的生命长调(代序)

草原药王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

科尔沁蒙医整骨创始人娜仁阿柏

科尔沁蒙医整骨第二代传人包达尔玛

科尔沁蒙医整骨第三代传人包玛沙

科尔沁蒙医整骨第四代传人包金山

科尔沁蒙医整骨第五代传人包占宏

杜尔伯特草原的蒙医领路人——吴俊兴

任重致远

蒙医学界领军人

牧民心中的一座雕像

大医有魂——记著名蒙医专家王生 

万里求学报乡梓

一份刻入人生理想的追求

真情俦蒙医仁心佑健康

兼容并蓄的蒙医整骨专家胡达来

宝音图教授的蒙医药梦

蒙医药治疗血液肿瘤病的奠基人

握紧生命的笔杆

——我与《蒙古医学史》的几件事

降服“非典”英雄记

感动天地

杏林奇葩包双喜

陈西日布和他撰写的蒙医史料

从活佛到蒙医药学教授

毕生从医桃李芳菲

蒙医倪伍宝

护卫“慧眼”

“草原名医”半个世纪的坚守

喇嘛医生

我的蒙医之路

“漫荣巴”——棍钦扎布

满目青山夕照明

牧民心中的奥特奇

鞠躬尽瘁效力蒙医

蒙医文献翻译家

仁医叶喜尼玛

走出国门的蒙医——苏达那木

祖传秘方治大病

草原蒙医写新篇

名医之女

传承祖业的那顺德力格尔

脉上春秋

草原深处的蒙医团队

织就人生一片春

我知道的几位著名蒙医

蒙医事业的领头雁

蒙医学是我一生的追求

历尽沧桑执着奉献

爱有多大事业就有多大

我的蒙医人生

守望阿鲁科尔沁草原

学富五车堪师表

殚精竭虑育英才克己奉公献丹心

一位蒙医的人生轨迹

我的父亲都格尔扎布

一位老蒙医的足迹

我的追求

一个蒙医学徒的成长履历

大爱演绎医者仁心

把医术医药无偿献给穷人的满喜

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

当过“活佛”的蒙医图布丹

精通蒙医传统疗法的玛拉哈扎布

绵延百年蒙医世家

传承与发展的领头雁

心坚石穿

草原上的“喜来乐”

攀峰者的音符

草原柽柳

漫谈蒙医(代后记)

三

占布拉道尔吉的药学成就，结晶于其药学专著《医病甘露无误识别善巧明鉴所现妙状·华丽眼饰》。这是一部藏文著作，是占氏在整理前人有关药学专著基础上，结合蒙藏诸医经验，完成的一部完整系统的蒙药学经典著作。通行译本一般称《蒙药正典》。

关于编著此书的目的，从占氏自己所写的著作“序论”和“结尾诗”可以解读出两个方面：第一，作为一名佛教徒，完成一个佛教徒必修的“五明学”之“医方明”功课，发挥医药本具的“财布施”价值及救度死亡的“无畏施”价值，自利利他，自度度人。第二，作者认为：“有些边远地区的医生由于未曾见到精深的医典”(这里指较为系统完善的藏医典)，以及“未能继承前辈医师之规范仪则”，所以在认药方面错讹甚广。在序言中他申明：“尽管值得学习的传统医药学知识像大海般浩瀚，但是摄取唯一的精华部分则是药物的识别无误”，从而将修习“医方明”的重点放在药物识别上。在后记中占氏说道：“我们蒙古地区在鉴别药物方面失误甚多，为引起自身注意，为方便正确鉴别药物，在此编著此书。”

综上，占氏编著《蒙药正典》，一是积集佛乘的资粮，二是勘误药例的错讹。

《蒙药正典》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树喻分类法”，纲领性地阐释有关人体生理、疾病诊断、治疗方法的“树喻理论”。第二部分介绍“药例及器具形状”，载有共九大类、879种药材，配有570幅手绘墨线药物插图，大部分药材名称用蒙古、藏、满、汉四种文字对照标明，对每种药材的来源、生境、形状、性味、功能等均有准确描述，纠正了当时蒙古地区的药名混淆和错误。这部分还描述了一些疗术使用的器具。这是全书的核心部分，也是占氏药学成就的核心。第三部分介绍“人体图像及寓命之处”，记述了人体各部分划分法及身体关键部位解剖学内容。第四部分介绍“放血、针刺、火灸穴位”，附有4幅人体穴位图，记载了300多个穴位。

总体上，《蒙药正典》依循成书于公元八世纪、由历史上极负盛名的藏医大师宇拓·云丹贡布所撰的《四部医典》，对照藏医学经典著作《蓝琉璃》《祖训》《无垢水晶鬟》，及蒙药学经典著作《认药水晶鉴》等，对各类药物排比归纳，一一鉴别、认证，明确药性、药力、药效，进行了翔实罗列。虽然初衷在于以医药典籍为规范对药物进行勘误，但事实上《蒙药正典》却是一部全面、系统、极富特色的药学集成之作，尤其是对药源分门别类，进行了系统校定，极具蒙药索引功能。同时由于纲领性地涉猎人体生理、解剖、疗术、诊疗等基本问题，便增强了著作的方法论意义和基础理论价值。不妨说，《蒙药正典》搭建了近代蒙药学理论体系的基础，又极具实证和应用价值，是一部难得的匠心之作。

关于著作的成书年代，目前可供考据的文献只有原著“后诗”结尾处的文字：“(本书由)黄帽派施主、奈曼居士占布拉道尔吉著。后赴雪域西藏再次进行精心修订。”也有简译为“黄冠派斋主、奈曼乌巴什占布拉道尔吉著”的。

显然，初稿的完成，乃是在占氏尚未落发出家的“居士”时期，是在赴雪域高原之前完成的。所谓的“居士”或“斋主”，是指已经皈依佛门、受居士戒，但还没有出家的人。有时出于某种嘉许和表彰，尚未受戒的人士也会被佛门人士敬称为“居士”，甚至“菩萨”，另当别论。在著作后跋中，作者既然自称“居士”、“斋主”，且使用了世俗的名字而没有使用庄重场合应该使用的法名，则著作初稿，应成于占氏已皈依佛门，精神上脱离了世俗，但尚未落发出家之时——身为居士的时期，或至多前溯至占氏尚未受居士戒，但已有皈依倾向的时候。

资料显示，“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占氏二十三岁，拜孜唐·堪布阿旺喜拉布为师，皈依佛门”；“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占氏二十五岁，在孜唐·堪布阿旺喜拉布尊前受居士戒”；“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占氏二十七岁，第一次去西藏札什伦布寺，拜拉孜巴·益希丹森为师，受沙弥戒，正式出家，法名叶喜端如布丹毕扎拉赞”。据此，《蒙药正典》的最早成书，大体为占氏二十三至二十七岁之间，即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至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之间。或者，最早成稿年代，可溯至占氏婚娶前后——十九岁上下，那时他尽管还没有受居士戒，但在理论上亦可被称为“居士”，从而将成书年代再向前推四五年。但是，成书绝不可能迟于占氏二十七岁在西藏受沙弥戒之时。

至于著作“精心修订”最终成稿的时间，由于线索粗疏，从占氏二十七岁赴雪域西藏，一直到他六十四岁圆寂为止，三十七八年时间皆有可能。笔者则更倾向于成稿于清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占氏三十三岁之前，占氏在赴藏的最初六七年之内便最终完成了这项工作。因为一方面，一部著作的形成大体上应处在一个持续的时间段，占氏在赴藏前完成的初稿，在赴藏后最初几年内完成修订的可能性最大，这个时期也恰恰是占氏几番就学于不同寺庙的满巴扎仓(黄教寺庙医宗院)、研习大小五明的时期，正深受寺庙医学教育的熏染，完成一部药学专著的因缘颇成熟。另一方面，在占氏三十三岁之后，他已经步人了修行次第的提升期，之后二十多年的出世修行，涉及闭关修习、修习密乘的大威德金刚以及著述完成佛教密乘著作等绵密的任务——尤其是进入密宗四续部教法的修习阶段后，占氏便进入到修行的“孤绝期”，很难期望彼时的资深佛子，孜孜于一部冗繁琐细的药学书稿，得暇拾起并精研细修直至完成。因为，毕竟医药学研究对于一位僧人而言，“俗谛”成分还是较大的。因此，很可能在三十三四岁之后，占氏便不再关注我们今天一再提及的《蒙药正典》，已经把它当做飘浮于无常世间的一片过眼云烟了。

依上述分析，从最初落笔到最终完稿，《蒙药正典》大体上持续耗用了占氏二十三岁至三十三岁之间十年光阴，即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至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这段时间。显然，这一时期是康乾盛世潜伏的故有危机日益显现、王朝运势急剧下滑的时期。

学界也有另一种观点，认为《蒙药正典》既然参阅了丹增平措的药学著作《晶珠本草》(又名《无垢水晶宝鬟》)，因此成书应在《晶珠本草》问世后。而一般认为《晶珠本草》成书于公元1835年至公元1845年之间，畏口占氏四十二至五十二岁之间。依此，《蒙药正典》的成稿，大体上与笔者的推断后延了十年时间——基于前述分析，笔者对此存疑。

关于成书地点，文献尚不能提供确切线索。从当时黄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及占布拉道尔吉本人早期的学修经历推断，应是其受居士戒且经过专心致志的寺庙学习后，在相对清静的写作环境中完成的。尤其是，蒙医药学的师承特点，决定了占氏的写作少不了学修精深的“上师”指引。因此，成书地点极有可能是黄教兴盛的昭乌达盟，或寺院学修氛围极浓的卓索图盟(占氏岳父家所属的盟)，也不排除在青海藏区寺庙中完成这项工作的可能性——因为青海的特殊区位和民族构成，使其很早就成为藏传佛教向蒙古地方传播和蒙藏医学交融研学的苑囿。尤其重要的是，上述地方寺庙中的满巴扎仓皆有可供依止的精通蒙藏医药学的“上师”。

作为一位声名极高的蒙药大师，占布拉道尔吉一生中治疗过多少病患，有过哪些传奇的行医故事，已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一位颇具济世情怀的佛教徒，占氏一定秉承“身布施”和“无畏布施”的利众救苦精神，不问贫富贵贱地努力施展过他的医术与药方的奇效。他的著作中，对各种药源性动植物、矿物的精准纠错和分析描述，以及对疗术穴位的图解，尤其是传神的手绘图示，所呈现出的与通行经典的不一致性(创新性)表明：它们很可能来自采集实践甚至临床实践。作者的序论中也有“使药书诠释与作者经验相结合”之语，可见著作绝非一般的剪辑戏论之作，具备深厚的实证基础。

……

P5-8

悠扬的生命长调

(代序)

蒙医药学是中华民族医药学中的璀璨瑰宝，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丰富的临床经验、独特的制药工艺，是世界现存传统医药学中理论和实践资料极为丰富、吸纳兼容其他民族医药学优秀财富，并且是原始形态保存最好的医药学之一。它似一条没有间歇断流的历史长河，汇流于商周时期的蒙古高原，成于蒙元年代，兴于明清时期，盛于当今时代。

蒙医药学是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独立的系统的医药学科学。蒙医最初主要有针疗、刺疗、灸疗、敷疗、浸泡治疗等五种疗法(后陆续发明了几十种疗法，习惯统称“蒙医五疗”)，逐渐发展了治疗疮伤的开刀、切除、衔接、吻合、吸吮、敷疗、包扎等八项外伤技术，并创立了儿科、妇科、疫毒、风湿等学科的临床疗法和完整的理论体系。

蒙医药一路走来，回眸遥望，其源头和行进发展脉络是清晰可见的，它承袭和容纳了历史上驰骋蒙古高原各个北方少数民族医药学的基因密码。蒙医药学是曾经生活在蒙古高原各个少数民族生发出的医药学萌芽的集大成者，滥觞于蒙古高原。

春秋战国时期，北方民族的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当时的中原人把骆驼看成是“神畜”，他们把驼奶制作的“乌日莫”(奶皮子)视为最珍贵的营养品来食用。从此时起，蒙医学的记载中有了《奶皮子处方》《奶皮子引子术》《策格(酸马奶)疗法》等。

以游牧经济为主的蒙古族祖先，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不仅熟练掌握了内病的诊断、外病的疗伤方法，而且还逐渐掌握了自然气候、季节、环境的变化和饮食、起居等对人体造成影响而导致疾病的规律及防治方法。中医名著《黄帝内经》、印度的《圣心八部医法秘书》等多部书籍中都有关于蒙医学的记载。《黄帝内经》中说：“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地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藏寒生病，其治宜灸，故灸炳者，亦从北方来。”这里的北方，包括古代蒙古族聚居的蒙古高原在内。《圣心八部医法秘书》中记载：“治疗虚病北方地区的刺灸疗法最适宜。”公元753年，西藏医学家宇妥·元丹贡布所著的《四部医典》里，也有“蒙古灸”的记载。并在《宇妥·元丹贡布传略》一书中提及“蒙古放血疗法”。

14世纪初，伊朗犹太人史学家拉施德丁主编的历史巨作《史集》曾对蒙古高原一场医疗事故进行了详细的描述：“由于以下原因，塔塔尔部族和蒙古部族之间产生了古老的血仇：在合不勒汗做蒙古汗的时候，合不勒汗的妻子弘吉刺惕部人合喇里忽的兄弟赛因的斤患了病。为了医疗赛因的斤，请塔塔人派来一名叫察儿乞勒纳都亦的萨满。他实行了一次巫术，赛因的斤却死了。萨满被痛打了一顿，被打发回家。后来，赛因的斤的兄弟们又去杀死了这个萨满察儿乞勒。因此，塔塔尔部族同蒙古部族成了仇敌。”上述叙述反映了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前的医疗状况。

13世纪初，元太祖成吉思汗统一全蒙古以后，同国内各兄弟民族，特别是与汉族和藏族之间的往来更加密切，并与印度、阿拉伯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通商及文化交流也随之开始。蒙汉两族医药很早就有交流。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中就载有很多北方民族的医疗卫生知识。许多北方民族医学家则致力于研究汉医，并介绍到蒙古地区。宋代《圣济总录》在南宋时即已散佚，后由“夷狄”所存的抄本得以保存。辽代的耶律庶成则把一些汉医学的方脉书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在蒙古高原广泛传播。

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鼻头被其子挥刀削掉，血流不止而亡。而在当时，蒙古人受伤时，常用烧红的铁烧灼伤口止血，说明蒙古人的医疗水准在北方民族中还是有独到之处的。如《蒙古秘史》记载：一次窝阔台颈脖中箭，其部下孛罗忽勒将伤口凝结的血块用嘴咂去，然后用烧红的铁烙治伤口。在元代，饮食疗法得到进一步系统的总结和发展。著名的元代宫廷饮膳太医、营养学家忽思慧所著的《饮膳正要》中，记载大量的蒙古族饮食卫生及饮食疗法的内容。元代蒙医药学家沙图穆苏用汉文撰成《瑞竹堂经验方》十五卷，书中反映出蒙医学的方剂较多，其中有些方剂实用有效，至今仍为医家所乐用。用药方面，在《元史》里，载有1226年在蒙古军中流行瘟疫时，曾用大黄根医治之事。

元代到清代盛兴喇嘛教，大规模地修建寺庙。到了17世纪时，有些寺院里，开设了满巴扎仓传授药师学。从寺院药师学专业学有所成的喇嘛大夫有很多成为蒙医药学发展史上的名医宗师。如蒙医学家伊希巴拉吉尔，罗布桑丹增扎拉撒；蒙药学家罗布僧苏和，占布拉道尔吉等都可称为一代宗师。这些人既熟悉古代蒙医药传统医疗药效经典，又精通印藏医药学理论；既发展了传统蒙医药学，又汲取了印藏医药学的精华，推动了蒙医药学齐头并进。

蒙古高原盛产各种药材，基本能够满足当地需求。仅科尔沁草原生长生成的野生动物药材、鱼蚌珍珠类药材、家畜类药材、木本草本植物类药材、矿物类药材就达千种以上。丰富的药材资源为蒙医学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条件。

科尔沁草原，是我国蒙古族人口最为集中的一片热土，在这里，历史地、天然地形成和集聚了蒙医药文化发生、发育、成长和壮大的肥沃土壤。

科尔沁汉语的意思是“弓箭手”，是蒙古帝国初期的大汗卫队的一个重要兵种，是军事组织名称；后又成为成吉思汗弟弟哈撒尔所属部落的特有称谓，史称科尔沁部；科尔沁部核心部分从呼伦贝尔一带迁徙兀良哈三卫地域后，形成嫩科尔沁部；嫩科尔沁部游牧生产、生活的区域称为科尔沁草原，逐步衍变为一个地理概念。  科尔沁草原，是一片沉淀着醇厚历史文明的土地，科尔沁人自然而然地萌发和造就了独具特色的恢宏博大的蒙古族地域文化。科尔沁蒙医药文化传承、发展的过程，是中华蒙医药文化发展历史的缩影。科尔沁蒙医药文化在世代接力递交、师承授业的漫漫路途中，厚积薄发地产生了名垂千古在中华医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大师：影响久远的翘楚级人物和众多口碑相传的草根“奥特奇”。一代又一代的薪火相传，香火不断，生生不息，守望草原，护卫健康，蒙医大爱无疆!蒙医伴护着一个幼小而强悍的民族从远古走向今天，浩瀚无际的草原历史将永远把“守望者”铭记!

本书收录的蒙医药界各位人物对科尔沁蒙医药传承、发展、提高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是他们代际交替不问断地集体演唱了广袤草原生命的长调!使民族人丁兴旺，护佑草原生灵康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支世世代代延续的蒙医群体是草原芸芸众生当之无愧的全天候守护者!

本书收录的人物范畴：历史上，值得称道的科尔沁蒙医药大师级人物；区域上，籍贯属哲里木盟十旗及临近建国纳入哲里木盟行政区划地区的著名蒙医药专家学者；外延上，虽出身拜师外埠，但多年在科尔沁草原行医讲学，普度众生留下英名受人尊敬的蒙医药界人士。

一个蒙医人的传记，可能就是一个人的故事；上百个蒙医人的传记，就是一部蒙医药绵延不断的连环画卷，就是一个民族生命自强不息的史诗，就是底蕴厚重而又真实的历史!

我们从发扬弘大科尔沁蒙医药文化的愿望出发，意为一批草原“悬壶济世”者树碑立传，歌功颂德，留下些许念想。因为力量所限，收集采访难以穷尽，可能有些重要的蒙医药人士未能编入此书，对此深表遗憾!

由于编集此书用时较短，囿于编者的阅历、能力、知识水平所限；作者发掘力度深浅不一，文字功夫参差不等；加之历史上蒙医药界人士所存文字材料的零散和资料湮没，瑕疵难掩，露有误谬不当之处，恳请读者诸君不吝赐教。

白为学

2016年5月26日

漫谈蒙医

(代后记)

王小白

编者邀我这个十足的蒙医药外行，在书后写一些不受拘束的文字，可能是想抽样测试一下这本书在普通读者中的普及性到底有多大，以及透由一个门外汉随笔式的后跋，消除本书医药专业语汇不可避免地加诸读者的阻却暗示——恰如诊室那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净色挂帘带给患者的隔阂与阻却。

在此前挺长时间里——大体是一两年的光景，我承诺了这本书的一个稿约——写我国清代著名蒙药学家占布拉道尔吉。为了交差，自此便几乎“痛苦”地一再搜罗有关蒙藏医药方面的网络信息，可惜由于语言和专业的障碍，至今对那些有生僻的音译名词和古奥语汇穿插其问的蒙藏医药常识，依旧不甚了了。好在，生硬的“苦逼”，倒也唤醒了自己饶有趣味地关注身边既存甚或与自己身命本具因缘的蒙医药现象的知觉，于是便由衷地对当初于我“逼上梁山”的编著者白力军先生，心生了更多的敬畏与感激，并时常思考蒙医药现象背后一些普遍性的问题。例如，蒙医药学是怎样产生的?它是一种“原生的”医学还是“嫁接、再生”的医学?

这样提出些笼统的问题来，有些甚至是伪问题，可能恰恰是外行敷衍差事的惯技：不能深究其里，便避实击虚大而化之，以便也能登堂入室充一把哲学世界观或学科史方面的郎中，混职称撑门面。而自己，由于年龄和趣旨，确实已经对能够带来薪级调整的学术职称及难免取得意外之财的爵禄职衔，一概“春心不动”了。因此，一些不着边际的想法，甚至虚晃一枪的“文字秀”，尽管不见实功，却也尽可能褪去了个人功利的绸缪，无形中便具备了一点公益价值。由此，加之白力军先生事先授权我在这篇称之为“跋”的文章里可以自由发挥，我于中便有了不逢场作戏的适意能够率性漫谈而不必自我苛责。当然，由于专业和语种的隔阂，我的“适意”文字实难切人蒙医药神奇的方剂与疗术中，只好在圈子外围打转转，也算交份差，且能使白力军兄真正找到这本书在普通公众中读解领会程度的真实个案信息——因为我的文字，无论多么露骨地修辞和生硬地转折，都始终尽量坚持不说谎。

在上段提到白力军先生时，云“心生了更多的敬畏与感激”。其“更多”二字，乃是因为白力军兄是我人生中少遇的良师益友之一，值得钦敬之处原已很多。当然，白兄于其他更多与之有过深交或短处的人，都赢得了“良师益友”之谓，几成共誉。这一方面缘于其特有的胸襟、侠义和体谅心构筑的人格口碑；另一方面则是他一以贯之、心无旁骛地做于公众有益之事的结果。关于后者，一个显证就是，当白兄因年龄原因从官员岗位被“二线”之后，赋闲日子里，依旧踌躇策划了这本纯公益性的书。如今的出书，无论是少年盗版的“月子”，还是老者拓印的晚节，抑或学者亵玩的学术贞操，恶俗的沽誉气或贾卖气早已令公众懒得诟病，“书籍供给侧”着实严重泡沫化了。白兄偏于此际耗时耗力甚至有些费力不讨好地(现实版“名医”的辑录往往引起业内的攀比和诤讼)筹划这个集子，不求名闻，确属难能可贵。

这本书的可贵，诚如笔者在《草原药王——占布拉道尔吉》一文中说过的一句话：“有可能引起人们对一段不该忽略的史事和人物的关注。”据笔者所知，目前在通辽市(历史上科尔沁草原的腹地)的官方语汇中，“蒙医药”已渐成热词。这当然是众缘和合的结果，而白兄编著此书及编辑组稿过程中客观上带来的民间推动，恰与时势不谋而合。可见，公益的努力用心——或者叫做“良心”之举，尽管无闻达之求，却总是一种前沿和时尚。

关于这本书，不一定很准确：我认为这是一本有关科尔沁蒙医药方面的人物和临床病例的辑录。文字或许粗糙，篇什甚或稚拙，却由于是真人真事的辑录，初衷乃在于引起人们对不该冷落的蒙医药技术和文化的关注，并无要出典型和迎合奖掖的动机，便很具有资料价值、文献价值、实证价值、纪念价值，是一本在文字上很枯燥而在医疗实务上很难得的“救急”之作——因为传统蒙医药知识、临床方案和蒙医药文化，已经越来越在现代西医的冲击下淡出人们的视野了，而蒙医药和中医药、藏医药一样，尚有许多不被破译的神奇功效，人们还来不及深究，似乎就要随着现代实验室制造的垃圾，被匆匆掩埋掉。

二

关于科尔沁蒙医，时至今日令我尤感特异的，是民间的接骨和外伤疗术。记得十来岁时，有一天放学回家路过高粱茬子地不慎划伤了小腿，母亲领着我去后街一户L姓人家治伤。他家的主妇是一位身体矮胖的大娘，能言善道，是远近闻名的“红伤”大夫。L大娘(“L”其实是大娘的丈夫的姓氏，大娘的姓氏至今未弄清，姑且这样称呼)往我外翻的伤口上敷撒一些像炒煳的锯末子一样的药粉，缠上几圈纱布，拍拍我的头说以后别上庄稼地里乱蹦啊，事情就算完了。母亲说那药粉就是“红伤药”，是大娘的娘家祖传的秘方，很灵验。果然，未过两天，伤口处有些发痒，不到一周，撤去纱布，伤口已经结痂痊愈了。这是我记事以来的第一次外科小手术，没有缝合，没有打破伤风针，小痛小痒风轻云淡，至今的留痕甚至已经成为记忆中的美好。

其实，L大娘拿手的是正骨和接骨。那时人们下地务农上山放牲口车前马后的，时常有个脱臼断骨的事。彼时的路途和交通，六七十里已是远途，不到迫不得已，谁也不会误了工分把病人拉到T市去治，L大娘就成了十里八村的神医。关于她的接骨，我本来听大人们历历在目地讲过，可能是小孩子的记忆本能地要故意忽略掉骨折、脱臼之类暗含着剧痛与惨戾的字眼，我的记忆就很模糊了。只依稀记得，接骨时要先向患处喷上一口烈性白酒，并揉搓按摩，然后是药敷，之后绑上竹绊子让伤者静养一百天，届时痊愈。关于正骨，就更简洁，L大娘往往在闲聊中谁也不防备的时候突然出手，一下子就端正了患者错位的踝骨。大娘的神奇药方至今不曾为外人尽知，只听说那里面有炒煳碾碎的黄瓜籽。就像一部小说里描写的情形，有人曾眼见L大娘捡起在院子中心原地打旋的一只瘸腿燕子，把黄瓜籽嚼碎涂在燕腿伤处，然后缠上一圈圈药布子，那燕子感激地唳鸣几声，扑棱棱就南飞去了。第二年春天，那只燕又回到大娘家外屋的梁上筑巢。伤腿处黏附的药布子还残存一点线头，已经长进皮肉里，那里鼓起了一个小包。大娘认出燕子后嘴里嘀咕着造……便是毒果，特别令人讨厌。我们这里探讨的，就是这种导致了“共损性驱动”局面的令人讨厌的嫉妒。这种变形、变态的嫉妒心理趋向，是人类特有的精神顽疾，是几至普遍的人心缺陷，是紧系利益与性却又不仅系于此的无因的罪恶。非常容易被忽略或错认的是，“变态的嫉妒”这样一种精神残疾，绝不会随着忌妒者经济收入或社会身份、信息储备的抬升而自愈，也绝非知识精英或能力超拔者群体独患，它是一种混搭了无知、浅薄、低能、自私、贪婪、猥琐、野蛮等劣根脾性的人性胎衣，无师自通，与生俱来。嫉妒，本质上是人类在有限生命周期和生存资源极度匮乏条件下，动物性占有、生物遗传本能受到威胁时激发起的一种危机意识、竞争意识，是食物匮乏、空间逼仄和人寿奇短的人类幼童时代人类焦灼心理的倒影；或者说，嫉妒可能是人类进化的一个错误。不过，如果抑制得当，嫉妒有时是可以激发创造、加固忠贞、触发自新的。然而，在现代社会各种负面因素的挤压下，有时嫉妒会异乎寻常地放大、变形，它的贪婪的大口早已从最原初的果实、性、繁衍、领地等原始概念移开，跳转到所谓的名誉、水平、能力、威望、人脉等诸多虚荣而无关的范畴上。它竭力操控舆论、发酵流言、制造事端、漂黑事实，有时怂恿谦谦公子像魁脍一样大打出手，有时撺掇书卷佳丽像泼妇一样口吐脏话。这样的嫉妒，是一种悲哀，一种心理瘟疫，一种堕落的雇凶，一种聪巧的愚昧，一种透顶的昏盲，一种人格之癌。这样看来。我们便很容易理解或谅解这种足以导致“共损性驱动”的嫉妒，因为它除了自虐、自戕、自惩、自焚，徒劳无功，不过是一种寄居在人类身上的畜原病毒而已，不过是人类与不可见之兽的精神野合而已，不过是畜类对人类的嘲弄和侮辱而已。尽管，嫉妒像不讲个人卫生的泼妇的口腔一样脏，像好色的无赖的眼睛一样纠缠，却很难外施实质性的伤害，有点像牢骚满腹者的牢骚，毫无功效，于事无补，徒增烦恼而已。在这个视角下分析，我们说，嫉妒者是可怜的，其次才是可恨的，甚至只有可怜，并无可恨。

从以上散漫的分析中，笔者期望得到的结论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共益性驱动”是主流，是常态，是不容撼动的；而“共损性驱动”则是末流，是偶然，是危脆不坚牢的。像“嫉妒”这样一种经常导演“共损性驱动”事件的人类阴暗心理，它对社会正能量的戕害是非常有限的，而自戕的后果却很严重。也就是说，“共损性”永远也战胜不了“共益性”，邪恶永远也战胜不了正义。

蒙医与藏医，便是这样一对在“共益性驱动”原理作用下一路前行的文明范畴。

——可能还会引起疑问：既然“共益性驱动”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主导能量，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一战”“二战”“南京大屠杀”“文化大革命”等显属极度“共损性”的文明悲剧?笔者以为：第一，那些历史悲剧，相对于漫长的人类文明史，毕竟只是短暂的，它类似于百年人生中的某一次抽搐或胃痉挛，虽然痛苦难耐，但毕竟不能泯灭人生；第二，那些悲剧虽然是“共损性驱动”的典型，但放置到这个星球的大场域和长历史中看，它可能是以一种类似“文明报应”的方式，以较小的“共损性”来遏制较大“共损性”。也就是说，若没有那些悲剧的警醒、提示、代价，任由人性发酵，可能这个世界还会发生更大的无法想象的悲剧。这样看来，那些悲剧，也不过是维系人类社会“共益性驱动”的一个“变脸戏”而已。

——当然，我们绝不接受再来一次类似的“变脸戏”，我们宁愿通过任何一种“预警”或“提示”的方式来遏制“共损性”的人类悲剧，也不愿意战争和浩劫再度发生!

——可能还会引起疑问：您所秉持的“共益性驱动”原理，它的原理何在?为什么人类、世界、宇宙和时空，会自发地呈现出一种圆成的、向好的、共益的发展趋向，而不是趋于毁损?对此，笔者确实无力回答，甚至不晓得它是属于科学问题还是宗教问题。笔者只相信这是事实；同时相信：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晶，蒙医与藏医乃至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其他各种传统医学，在漫长的过往，一直遵循“共益性驱动”机制生发、形成、成熟；在更加漫长的未来岁月，这些文明之河，依旧会继续遵循“共益性驱动”模式，一路前行，岸阔风正，浩浩汤汤!

最后，衷心感谢编著者给我这次写作和思考的机会。由衷地感念“蒙医”“藏医”“占布拉道尔吉”“宇妥·云丹贡布”等这样一些寓意着吉祥、智慧和良知的字眼，并诚挚祝愿：

古老的蒙医越走越好；

科尔沁蒙医越走越好；

藏医、回医、苗医、羌医等中华传统医学越走越好!

《科尔沁蒙医翘楚》这部公益之作收获丰硕，并带给所有的朋友流年好运！

2016年6月4日午

于孝庄园景区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