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名 | 近代史的明媚与深沉(精) |
| 分类 | 人文社科-历史-中国史 |
| 作者 | 谭伯牛 |
| 出版社 | 山西人民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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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 | 编辑推荐 清初响应民意的太后改嫁是怎么回事？“恭俭宽仁”的道光皇帝为何会亲手杀人（而且是三个）？晚清皇帝是如何败家的？咸丰帝是如何“劝捐”的？同样是“权相”，穆彰阿与和珅的区别在哪里？晚清以名公巨卿领衔的评论界，对火箭干部琦善为何是“毁多誉少”？正史与野史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吃梦”的由来？李连英素来低调，他的秘闻轶事有哪些？圆明园外的李老板为何被处斩了？郭嵩焘离婚未遂案的来龙去脉？所谓的“柳如是楼”是否真的存在？秋瑾与“民国奇女子”吕碧城关系不一般，他们究竟是不是同性恋人？民国时敢抽总理耳光的女中豪杰是谁？汪兆铭的明媚与深沉表现在哪些方面？……翻开这本《近代史的明媚与深沉》，清史学者、《战天京》作者谭伯牛将为我们揭开谜底。 内容推荐 晚清时期，皇帝有皇帝的难处，但凡一个行将没落的王朝，在财政方面总会是捉襟见肘，这不，连咸丰帝都要跑去“劝捐”了；臣子同样有臣子的难处，当了十几年权相的穆彰阿，结局有点悲，“火箭干部”琦善也是毁多誉少。 民国时候的社会生活，与我们想象中的究竟有多大区别？看看秋瑾、吕碧城、唐群英、向警予与蔡畅的生活场景，或许能发现不一样的民国生活。 《近代史的明媚与深沉》是谭伯牛专栏“牛饮·之二”的文章结集，既有诙谐幽默的小段子，又有深厚底蕴的史实故事。读起来轻松幽默，意味深长。 目录 辑一 县官地震口述实录 乾隆三年的抗灾 作为政争武器的地震 良法与莠政 响应民意的太后改嫁 爱新觉罗·福临的邀请函 流星与彩虹 不向中国人磕头（Kow-tow） 亲手杀人的皇帝 太平无事 爱新觉罗八世 且乐道人与地行仙 皇帝策划的“被捐款” 无解 辑二 不知避讳方为真 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诏 饿死宰相 “主圣臣直” 甘井胡同的神仙 时代的影子 黄十二代小琦 政变要不要穷治党援 海翁轶事 辑三 军机处里偷金印 油油倒翻 栗大王的恩太太 在脸上打草稿 龚氏翰林体 好官胡为之 吃梦 辑四 谁跟皇帝抢骨头 肃顺的淫筹 共妻的传言 近代的天宦 悔翁的家难 郭嵩焘离婚未遂案 六云轶事 欠打的王闿运 诗不要乱写 状元若兰 戴女士的潇湘梦 虚构的柳如是楼 辑五 孙文的逃亡 唾面自干的老同志 可怜谢道韫 秋闺瑾与吕碧城同榻 抽总理耳光的女杰 单方面宣布结婚的恶果 汪兆铭的明媚与深沉 多活了一百零五天 格萨尔·关？ 试读章节 流星与彩虹 顺治九年八月上旬，五世达赖喇嘛在蒙古乌尔肯希巴立台地方的行营主持了三场法会，祈求“断除凶神恶煞的热力”——主要指汉地痘症的威胁，然而，他仍未确信施法的效果，故向清世祖提出，“因内地疾疫甚多”，可否将觐见地由首都改为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或者代噶（在今内蒙古凉城县）。此书寄至北京，引发清廷满汉大臣间的一场大讨论。 九月初三日，世祖召集王公大臣，向他们介绍达赖喇嘛改地相见的建议，说自己准备接受这条建议，“亲至边外（即代噶）迎之”。这么做，有三个原因。一是经济，“今年岁收甚歉，喇嘛从者又众（约三千人）”，若在京招待，不免花费太多，而在蒙古地方设请，不妨因陋就简，节约一点银两。其时当清代开国之初，百废待举，征战未息，遇事虑及银钱，是当然的道理；兼之历代开国之主大皆从艰难困苦中奋斗而出，保有简朴的习惯，世祖虽是少年皇帝，对此亦有体会。一是礼貌，“我既招之来，又不往迎，必至中途而返”。此亦与其时国家草创尚来不及详订礼仪细节有关，若在乾隆朝，则皇帝与各路人马相见，具有定制，不必每事一议矣。一是政治，世祖担心怠慢了达赖喇嘛，“恐喀尔喀亦因之不来归顺”。世祖提出三条意见，命王大臣们讨论。 会议诸人大致分作满、汉两派。满臣一致认为，从咱们这边发出邀请，达赖喇嘛没怎么拿架子，即依约而来，那么，他有诚意，皇帝也应该表示诚意，故亲至代噶迎接为是。至于接待费用问题，相见后，若达赖喇嘛愿在蒙古地方会谈，咱们就在那儿谈，这可以节约钱；愿意入京来谈，则“令少带随从人内”，也可以节约钱。而顺了达赖喇嘛的意，喀尔喀必“亦从之来归”。如此，礼尚往来，宾主双方不但有面子，还有里子，多好。 汉臣不同意。他们说，皇帝为“天下国家之主，不当往迎”，这没什么好商量的，故只能委托某亲王“代迎”。其次，即使达赖喇嘛愿意入京，而从者甚众，招待起来要费一大笔银子，故“不可令人内地”，只能住在边外，由朝廷赏赐一些银物，略致敬意而已。 两派意见格格不入，世祖犯了难，末了，他说：“朕当裁之”，宣布退朝。 达赖喇嘛渐行渐近，这事到底怎么办，可不能总拖。九月二十九日，决定出来了。据大学士洪承畴、陈之遴奏，昨日，“太白星与日争光，流星入紫微宫”，实在不是好兆头。而在人间，则南旱北涝，饥民闹事，寇盗渐多，也不是好年景。因此，此时决不是“圣躬远幸之时”。用俗话说，此奏有点危言耸听的意思。不论世祖闻奏心内如何想法，他的批谕是：“甚是，朕行即停止。”嗣又致书达赖喇嘛，谓“国家重务难以轻置，是以不能亲迎，特遣和硕承泽亲王及内大臣代迎”。 十一月二十一日，达赖喇嘛在代噶接到这封最新的圣旨。同时，自京来此的钦差告诉他，“若大队随从相伴（人京），则会延缓，而且从人恐会染病，所以要我将大部分随从留在代噶，只带三百人，轻装进京”。其后两天，他看见“前所未见的彩虹的光辉笼罩着行宫（清廷专为达赖喇嘛所建）”，“四周也可见到许多奇异的弧形长虹”，自觉“吉凶难测”。然而，事势至此，已不暇论吉凶——尽管日后当同样的天象在西藏出现时，“它给达官贵人预示了死亡的降临”——“按照皇帝旨意，我们即在二十七日启程”。 如此看来，两位领袖，虽有政教之异，年辈之差，在临见面的一刻，却同时从天象得到了或明或暗的启示。只是，除了天象，还有没有别的因缘呢？ P26－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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