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槱，造船专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是电子计算机辅助设计、船舶技术经济论证及船舶运输系统分析等船舶设计新学科的开拓者和中国船史研究学科的奠基者，为中国现代船舶工业的发展和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董煜宇、陈志辉著的《扬帆沧海（杨槱传）》通过访谈杨槱本人及其家人、同事、学生，并深入阅读有关他的传记、报导材料，对杨槱先生的人生发展轨迹进行了全面的梳理。

董煜宇、陈志辉著的《扬帆沧海（杨槱传）》通过对杨槱院士学术人生发展历程的梳理，再现了他作为造船专家在国家社会的发展变迁、中国造船事业和高等教育事业的曲折发展历程中执着探索、不懈前行并取得成功的轨迹。

序言

导言

第一编 看船·学船

 第一章 童年时代

北平出生（1909—1918）

寄寓革命（1919—1926）

随父北征（1926—1929）

金陵求学（1930—1931）

 第二章 青春岁月

移居广州（1932—1935）

结缘船舶

出洋求学

 第三章 负笈英伦

选择船舶（1935—1940）

半工半学（1937—1939）

留学生活

学有所成

第二编 造船·教船

 第四章 崭露头角

归国抗战（1940）

民生造船（1940—1944）

川江航船（1942—1943）

交大任职（1941—1944）

喜结良缘（1944）

 第五章 赴美汲新

赴美服务（1944）

汲取新知（1945）

监造航母

 第六章 军学之间

三载军旅（1946—1949）

军民之间（1948—1949）

学会任职（1948—1949）

 第七章 东北五年

大连造船（1949—1951）

中苏合作（1952—1953）

两易其岗（1953—1954）

 第八章 教学生涯

重回交大（1955—1957）

“跃进”实践（1958—1961）

暂回正轨（1961—1964）

参谋国计（1965—1966）

 第九章 十载矢志

困境坚守（1966—1970）

再回船厂（1970—1972）

重返校园（1973）

设计新船（1975—1977）

追踪前沿（1975—1977）

 第十章 花甲逢春

展望海洋（1978—1986）

再续华章（1978—1984）

经济造船（1980—1990）

教学相长（1984—1995）

第三编 写船·望海

 第十一章 史笔写船

初涉船史

探讨帆船

古船探究

宝船争鸣

拓展船史

八十自述

九十修史

 第十二章 耄耋望海

航海科普

建言船海

海洋情怀

赤子之心

结语

附录一 杨槱年表

附录二 杨槱主要论著目录

参考文献

后记

第一章 童年时代

北平出生（1909—1918）

江苏句容是杨槱的故乡，句容市地处苏南，紧邻南京，是南京的东南门户，素有“金陵御花园”之美誉。可是这一切在杨槱的记忆中比较模糊，1917年在北京出生的他，关于故乡记忆是父亲给他讲的故事。

杨槱祖上并非名门，祖父之前世世代代在句容务农，到了祖父杨声远这一代终于有所改变。祖父从小家里非常穷，无法读书，年纪轻轻就要放牛，帮家里维持生计。放牛时候要路过私塾，听到私塾里有人读书，他就扒在窗户边上看，边听边记。后来老师发现，就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是听课的。又问他懂不懂他又点头。后来老师又问了他几道问题，杨声远居然都答对了。老师大为吃惊，不但没责怪他“偷学”，反倒觉得杨声远勤学聪颖，就让他继续来学习。结果他学得很好，老师就把自己的学习心得倾囊相授。后来，杨声远也就成了一名私塾先生，开始在句容县华阳镇寨里村的私塾教书。因为他教授的学生成绩都不错，因此在当地获得了比较好的名声，就跑到当时江宁县土桥镇（今南京市江宁区土桥镇）做私塾教师。

到了杨槱的父亲杨宗炯出生时（1888），杨家的情况就要比祖辈们好了一些，起码可以不像乃父杨声远一样边放牛边“偷听”先生讲课。杨宗炯，别字仲杰。从这个名与字中可以看到，为他起这个名的人（或是其父杨声远）甚为喜爱“初唐四杰”之一的诗人杨炯，希望这个孩子富有文采。在私塾读了几年书后，杨宗炯就到了句容县里的初级中学和省会南京高中读书。虽然后来杨宗炯并没有从事文学，但料想他国文也相当不错，因为他于宣统元年（1909）考取了京师大学堂预备科第一类。按当时的大学堂章程，报考预科第一类只考国文和英文，毕业后升入经学、法政、文学、商学等分科大学（相当于本科），但分科大学延至1910年3月方才开办。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在武昌发动起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辛亥革命。消息传至北方，震动极大，京师大学堂的教员、学生纷纷请假回籍，无心上课，后来更至停办，杨宗炯因而失学。年轻的他在停课期间是淹留北京，还是返回江苏句容老家，现在并无证据确定。但估计到当时南方的战况，杨宗炯以留在北京的机会较大。在求学期间，杨宗炯与同为京师大学堂预科第一类的学生、同盟会会员孙炳文（1885—1927）成为好友，并于1911年加入同盟会，两人一同创办《民国日报》，鼓吹革命。孙炳文比杨宗炯早一年考入京师大学堂预科，却因在试卷中写有反抗封建伦理道德的话语被开除。对于武昌首义，杨、孙二人应当是感到十分高兴的。

1912年（民国元年）5月，教育部总长蔡元培下令，将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校，以严复为第一任校长（1854—1921）。孙炳文也因为严复复查试卷，认为开除无理，学籍得以恢复。然而，在恢复上课后，却因为经费紧绌，北京大学一度面临停办。教育部更提出对原有学生和外国教师的“结束办法”，令原来分科学生于民国元年年底前毕业，引来学生的极大不满。同年10月，杨宗炯预科第一类毕业。然而，杨宗炯并未直接升读本科，原因亦在于学校经费紧张，校长如走马灯一般换了一任又一任，加上教育部朝令夕改，校务一塌糊涂。1913年1月，何燏时就任北京大学校长。5月，他竟宣布“凡预科毕业生欲入本科者，须经过入学考试”。北大预科毕业生一片哗然，认为与“大学令”中持预科毕业文凭者可升入本科的承诺相违背，发生了预科生集会请愿的学潮。这次学潮，最终以何氏开除为首学生8人，以及教育部暂时解散在校预科生而被压制。9月初，本科开学又被教育部勒令叫停，后者提出要把北京大学并入天津北洋大学，但亦因校长学生反对而不了了之。

经过这一系列的波折，直到1914年下半年，杨宗炯才入读北京大学法本科法律门。在预科毕业后的两年间，他靠打零工赚取生活费。档案显示，杨宗炯曾于1914年（民国3年）3月，在北大预科班临时担任过一个月的英文书记，月薪金30元。

P7-9

杨槱教授是我的老师。按南方习俗，我总是以先生敬称之。1949年秋我进同济造船系学习，先生以系主任身份召集全体新生“训示”，实际上是介绍系的情况和对新苗的勉励。可惜不久先生即离沪去东北就职，我们未能亲聆先生的授课和教诲，实为遗憾。1954年4月先生调任大连工学院造船系主任，我恰好是该系秘书，这样我就在他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工作了一段时间，顺利地完成了两校造船系的合并任务。

先生曾多次强调：“我国有18000公里长的海岸线，6000多个沿海岛屿，自古以来就是海洋大国。只是在近代，由于封建统治者的闭关自守政策，导致海权丧失，海上力量衰退，从而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他还说：“我们必须铭记这个教训”，并立下一生献给祖国造船事业的宏愿。近一个世纪以来，先生始终无怨无悔，执着地履行着自己的诺言。

在青少年时代，他勤奋学习。越洋留学和赴美汲新，他贪婪地学习和掌握造船造舰的各种知识，举凡舰船的总体设计、制图、浮性、稳性、快速性、不沉性、侧倾、下水、操纵性、适航性、结构、强度、损伤、轮机、副机、舾装、机舱管理、船厂设计、选址、勘探、工厂管理、生产计划、器材供应、船舶监造、工种协调、安全生产、加工制造、机械装备、铆与焊、修船业务。各类船舶，小到巡逻艇、大到航母，无不谙熟于胸，吸收知识面之广，无出其右者。

1940年回国后，他换岗十数次，只要振兴祖国造船业需要，他总是义无反顾地、甚至不带家眷奔向前方，从不计个人得失。几年中，转奔于李庄、重庆、青岛、马尾、上海、大连诸地。更为值得敬仰的是解放前夕，他是非分明，由马尾返沪，不随军去台。并毅然决然地于1949年底奔赴东北旅大承担筹建新船厂的重任。充分表明他对新中国的热爱和向往，他的行动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赞赏和敬佩。

先生博学多才，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深厚的理论功底，但从不以此炫人，相反总是谦逊好学，他的行动感人至深。1951年到1953年间他任中苏造船公司副总工程师（实为中方总工），虽然他有那么好的英语底子又身居高位，却为了工作需要，重新苦学俄语。每当我见到他与俄方人士自由交谈时，心里总会涌起一股无限敬佩之心。1964年始，先生虽已近知命之年，还担任校领导之职多年，为了充实数学与力学知识，居然邀请年轻教师为他补习数学和力学。不仅认真听讲、做笔记，还一丝不苟地做了大量习题。这种甘当学生不耻下问的认真态度，当时就感动了许多人。

先生是当之无愧的、推动我国造船学科和船舶工业发展的先驱。20世纪文革后期，电子计算机的使用刚刚兴起，先生就已敏感地意识到计算机辅助设计的重要性，不仅大力提倡，还以耳顺之年的高龄身体力行地编程序、穿孔、昼夜上机。这在同辈的学者中恐属绝无仅有的。在他的带领下，青年教师也负担起共同编制一系列辅助船舶设计的计算机程序任务，在国内起到了引领作用，开出“计算机辅助船舶设计”新课并出版了同名的教科书。

在加强船舶工程经济分析方面，先生早有预识，但囿于建国以来对管理和经济工作的轻视，他的远见卓识受到抑制。改革开放以来，先生大力倡导开展船型经济论证和水上运输经济分析的研究，成为国内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一面重要旗帜。他不仅带领团队完成了许多生产研究课题，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而且培养了一批才华出众的研究生，开设新课，出版教材。经济分析现已成为船舶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近年来，先生以特高龄转向从事船史研究，奔波于各地，还笔耕不辍，先后正式出版了6部船史论著。

先生对我国船舶事业的贡献难以尽列，功绩至巨。但他对自己的评价却只有聊聊的几个字。在2012年交大毕业50周年校友返校大会上，被首位邀请到大会上发言时，仅说了以下一段话：“我这一生，只有8个字，‘问心无愧，与世无争’”。声刚落，就博得了全场200多位校友们经久不息的掌声。

谨以本文代序，不胜惶恐。

何友声

从看船、学船到造船、教船、写船、望海，杨槱先生一直在船舶设计、船史研究、造船经济、海洋工程等领域辛勤耕耘，不懈探索，为中国船舶海洋事业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最初认识杨槱先生是在2001年秋季，那时我还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当时他和辛元欧教授一起在徐汇校区筹办船史研究学术活动，一个造船界学术泰斗，80多岁高龄依然对学术如此执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关的研究成果首先在2002年由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承办的第十届国际东亚科学史会议上报告，后来又在徐汇校区的董浩云航运博物馆展出，得到国内外学术界及参观者的一致好评。

2010年，在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张藜教授和罗兴波副研究员的大力支持下，我有幸承担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杨槱院士的项目，该项目由中国科协牵头，联合中组部、教育部、科技部、工信部、财政部、文化部、国资委、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11部委共同实施的抢救性工程，旨在通过实物采集、口述访谈、录音录像等方法，把老科学家学术成长历程中的关键事件、重要节点、师承关系等各方面的资料系统保存下来，为深入研究老科学家成长规律及宣传优秀科学家提供第一手资料和素材。杨槱院士是首批入选的50位老科学家之一。

工作启动之后，杨槱先生本人及其家人、朋友、学生都给予了我们极大的支持和帮助。杨槱先生多次接受我们的访谈，并将保存下来的全部材料和我们共享。尽管他年事已高，但头脑依旧极为清晰，就我们采集工程中所涉及的学术成长历程中关键事件、重要节点都给予了非常详细的阐释，每一次访谈我们都受益匪浅，为保证工作的顺利完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通过访谈他本人及其家人、同事、学生，并深入阅读有关他的传记、报导材料，对杨槱先生的人生发展轨迹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采集资料及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方方面面的鼎力支持，杨槱先生的爱人章文英女士，长子杨思进等给予了无私的帮助和指导，上海交通大学的何友声院士提供了宝贵素材并为本书作序，档案馆的盛懿馆长、范巨山副馆长、袁继军副馆长、姜玉平副研究员、欧七斤研究员等人对查阅档案资料提供了大力帮助，杨槱先生的学生潘斌老师、李湛老师也积极配合接受访谈并给予指导，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的张卫刚书记、朱惠红老师多次组织专题讨论并给予指导，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王延锋副教授、已经毕业的陈志辉博士、宋神秘博士作为采集组团队成员都做了大量的资料整理编辑工作，特别是陈志辉博士在本书的资料搜集及写作中倾注了大量心血，博士生徐倩为本书写作补充了部分材料，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交大统战部为采集写作及出版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持，编辑宝锁老师为本书的顺利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和汗水。对上述机构和个人为传记的顺利完成所给予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绠短汲深，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本传记可能未能全面、充分地展示杨槱先生的辉煌人生，敬请识者批评指正！

谨以此书献给杨槱先生的百岁华诞！

巨匠作舟经风雨，大师育才备栋梁，这是您的老朋友中科院院士吴阶平对您为我国船舶事业所做的贡献的概括。自1940年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造船系毕业回到祖国，无论是40年代您在西南各地从事船舶设计，50年代在大连筹备新中国最大的造船基地，还是之后在上海交通大学从事船舶教育，整整60年，您一直在为中国人更稳健地扬帆远航而励精图治！

人民日报1997年10月27日《大师造船六十载》

饱经沧桑一百年，风云变幻愈坚贞。您的生命在年富力强时熠熠生辉，在耄耋暮年时更加壮志高风。您热爱祖国，淡泊名利；尊重科学，坚持真理；精心育人，为人师表。

中国科学院院士 韩启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