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烽烟归途
1942年春，七岁的吴庆星第一次从缅甸回国。
那是一个血肉横飞的年代，中华国土大半已沦于日寇的铁蹄之下，城市在爆炸，村庄在燃烧，东洋野兽疯狂地杀人取乐，抗日将士在血与火之中与侵略者殊死搏斗。沿海港口被封锁，国境线被包围，随着越南、香港相继陷落，盟国援助中国的战略物资只能从缅甸的仰光港港口上岸，然后通过连接中缅两国的滇缅公路运往抗日前线。滇缅公路，北起昆明，经保山，跨怒江，由畹町出境，在腊戍与缅甸原有的公路相接，向南直达仰光，这条在战时紧急抢修的公路，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最后一条国际通道，保障物资供给唯一的一条大动脉。
日本当然不能容忍这条公路的畅通无阻。1941年12月15日，日军占领缅甸南端的维多利亚角。12月23日，日军轰炸仰光，城市化为火海，港口夷为废墟。占领仰光之后，日军以五万九千人的总兵力向腹地推进，首要目的便是切断滇缅公路，扼住抗日武装的咽喉。
1942年2月26日，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十万精兵踏上征程，誓以鲜血和生命捍卫这条关乎抗战成败的生命线。
滇缅公路上，车辚辚，马萧萧，坦克车、拖炮车、辎重车、步兵输送车的隆隆轰鸣与慷慨激昂的战歌交织在一起，组成一部惊天动地的乐章，道路两旁的热带雨林飞闪而过，被战火烧焦的丛林，被炮弹撕裂的树皮，像是在朝着战士们嘶喊：上前线，打鬼子！
与车队行进的方向相反，一辆罩着篷布的卡车由南向北开来。这是缅甸华侨吴善仰家里的大篷车。司机既是他的雇员，也是他的同乡。吴善仰坐在司机旁边的副驾座上，为的是随时观察路况，应对突发变故。吴太太杜恩和孩子们都坐在后面的车厢里，他们是：长女秀治、长子金良、次子庆星、次女幼治、三女玉华。车上满满当当地装着箱笼细软，甚至还有吃饭用的锅碗瓢盆，几乎能带的生活用品都带上了。
这一家人，原本生活在缅甸南部勃固省的小城奥甘，自家一座砖木结构的二层小楼，楼上居住，楼下开店，家即是店，店即是家，这就是所谓“连家铺”。这个铺子，大米、豆类、食品、杂货都在它的经营范围，规模虽然不大，但项目繁杂，既要和商家来往，又要和农户交涉，还要亲自过问粮食加工厂，虽然雇了两三个当地人做店员，妻子儿女也仍然是他的帮手。小镇不大，居民中的华人却不少，吴善仰是个出头露面的代表人物，修桥铺路，捐资办学，扶危济困，常常是由他牵头，在缅人当中也很有威望，尊称他为“吴兄”。吴善仰既要经营生意，又热心公益慈善，一年到头十分忙碌。如果不是战乱，日子就是这样一天一天地过下去，在繁忙中也未必感到多么幸福。现在不同了，在颠沛流离、仓皇逃命的途中，再想想家里那宁静的小镇、温馨的小楼，店铺里来来往往、说着家长里短的熟客，街头挺拔的棕榈树，野外翠绿的山坡，披着夕阳缓缓地移动在草地上的羊群……都是那么值得留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烽烟燃遍世界的时候，人间竟然还有这宁静的一角，也实在难得了。是战争改变了这一切，日本飞机丢下成串的炸弹，平静的原野瞬间化为灰烬，这个家住不得了，往哪里逃？这时，也只有在这时，吴善仰才突然意识到，也许这里本不是他的久恋之家？
吴善仰1908年出生于福建泉州北郊的霞井山边村，1921年，他刚满十三岁，就跟随堂亲背井离乡，远赴缅甸谋生。这不仅是因为家境贫寒，也是泉州的风气使然，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诞生的人，似乎生来就有一股走出家乡、走向世界的闯劲，遗传基因里存在一个信条：机遇不是等来的，而是找来的。初来缅甸，吴善仰先到运乃昌镇，投奔他的四叔吴甘棠，在四叔开的杂货店当学徒。由于他吃苦耐劳，又省吃俭用，几年之后手头便有了积蓄，可以成家立业了。在那个时代，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对于婚姻大事，仍然保持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习惯，吴善仰不远万里，返乡成亲，与父母为她订下的妻子杜恩成亲。值得庆幸的是，这桩“先结婚，后恋爱”的婚姻没有失败，两个本不相识的年轻人被命运组合到一起，恩爱和谐，夫唱妇随。当他携妻再度来到缅甸时，已无须依靠四叔了，在奥甘镇上开设了自己的店铺，用十几年的心血，打造出一片小天地。现在，祸从天降，大难临头，这个家只能丢弃了，走，回中国去，回家乡去！（P1-3）
后记
1989年春节期间，我应吴庆星先生之邀，到他位于北京西郊华侨公寓的家中做客。那时，他五十三岁，体格魁梧，肤色黧黑，上唇一抹修剪得齐整的短髭，双目炯炯有神，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很健谈。
谈话当然从他最感兴趣的话题仰恩大学说起。
我问他：近年来，有很多华侨回国来投资办企业，而回乡办学的却很少见，您为什么选择了这条路？
他说：为了实现父母的遗愿。我的家乡在泉州北郊马甲山区，我们吴氏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这方水土对我们有养育之恩。我父亲就是出生在这里，少年时代背井离乡，到南洋谋生，但是故土难忘。我虽然出生在缅甸，但在七岁那年，为了躲避日寇的烧杀抢掠，跟着父母，不远万里，回到故乡，在这里生活了四年，故乡对我也有养育之恩。所以，在我们父子两代人的心里，有一个牢牢的“报恩”情结，报故乡之恩，也就是报祖国之恩。1983年底，我父亲回故乡探亲，看到这里仍然是荒山秃岭，人均耕地不足二分，人均年收入不足二百元，乡亲们生活在连温饱都不能保证的低水平，心里很难过，决心为家乡做点事。但是做什么呢？他要做的，不是遍地撒金银式的广舍钱财，那样做，即使把家财散尽，也救不了多少人，改变不了家乡的贫困面貌。父亲认为，治贫要先治愚，家乡现在连一所小学都没有，孩子们读不了书，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缺乏文化科学知识，长大了只能重复上一辈人的命运，低水平地恶性循环，这样一代一代下去，就毁了家乡子弟的前程。所以，他决定从教育入手，嘱咐我捐资为家乡建一所小学。父亲交代了这件事之后不久就去世了，这也就成了他的遗嘱。为了实现父亲的遗嘱，我踏上了办学之路，一开始就想办一所小学，后来觉得不过瘾，提升到中专，仍然不过瘾，终于办成了一所大学，可以说超额完成了父亲的遗愿。
这一番话，并没有详细历数办学之路的艰难坎坷，也没有刻意渲染爱国爱乡的一腔豪情，但已经令我震惊。我本祖籍泉州，虽然不是在那里出生，也没有在那里长期生活，但毕竟去过多次，自认为对泉州还是很熟悉的。自古泉州有“东方第一港”的美名，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在福建省名列前茅。但我并不知道，就在富足优雅的泉州城外，竟然还有一个如此贫困的马甲山区，解放几十年了，乡亲们还没有越过温饱线，若不是海外归来的侨胞伸出援手，不知还要再等多少年。更令我震惊的是吴善仰、吴庆星父子两代人“愚公移山”式的英雄行为。在穷山沟里建大学，把原本不为人知的穷乡僻壤变成现代化的大学城和风光旖旎的旅游胜地，就像搬走太行山和王屋山那样不可思议，而吴庆星却把神话梦想变成了现实。
这次谈话之后，我写了记述吴庆星事迹的两篇散文《新春夜话》和《东方情结》，分别发表在《人民政协报》和《人民日报》，随后又率摄制组赴泉州拍摄专题片《深情注仰恩》，在中央电视台播放。今天回头看来，当时的文章和专题片都显得太简略了，仅仅勾勒了几幅速写，但是，那毕竟是我关注吴庆星、关注仰恩大学的开始。之后的十多年中，我成了仰恩大学的常客，多次跟踪采访，近距离地观察吴庆星，饶有兴致地研究这个人物。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一个“拨乱反正”的时期，许多早已“盖棺论定’’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被重新评价。出于对“文革”时期文艺作品中英雄人物“高大全”的逆反，当时文学创作中出现了一种倾向：回避崇高，贬损英雄，在英雄人物身上寻找缺点，在反面人物身上挖掘“人性”。文艺作品是社会生活的折射，并且反过来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信仰的缺失，使得一些人不再相信世上有真善美，即使亲眼见到他人的善行，也怀疑那是当事者精心伪装、刻意表演的欺世盗名之举。他们似乎难以相信，作为一个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呼吸着同样空气的人，怎么会有那么高尚的精神境界？怎么可能做出那么了不起的行为？就在这样一个否定英雄的时代，吴庆星做出了捐资办学、为国育才的英雄之举。
诚然，吴庆星并非完人，他脾气暴躁，独断专行，在他手下工作的人都曾对此有所领教，却没有一个人敢于批评他，即使批评了也没有用，这些毛病他是根本改不了的。然而，正是带着这些“毛病”的吴庆星，做出了常人无法企及甚至无法想象的英雄行为，有缺点的英雄仍然是英雄，远胜于虽无可挑剔却又乏善可陈的庸人。
解读吴庆星的英雄行为，我以为，其根基在于“忠孝节义”四个字。
……
《仰恩之子》终于脱稿。又逢清明，谨把它当作一束鲜花，奉献于我所尊敬的朋友和兄长吴庆星先生灵前。对于他的后人和千千万万个仰恩学子，这本书更像一封“家书”，在你们怀念他的时候读一读，让自己的心灵和这位伟大的前辈交流吧。我还特别希望有一天，阿弟能够站起来，捧读这本书，接受这份由父亲传下来的精神遗产。
霍达
甲午清明，记于北京
自序 大爱永恒
我和吴庆星先生相识数十年，而这本书却是在他死后才写成的。他走得太突然，让我措手不及。如果他还活着，有些细节还可以再追寻，再深挖。不过也别太指望，他这个人不擅言辞，当年中央电视台派摄制细到学校来采访，录像的时候找不着吴庆星，他跑到操场上拿着水管子洒水去了。所以，对这样的人，只能从旁观察，不宜正儿八经地“采访”。
多年来我一直在观察吴庆星，琢磨吴庆星。他是个商人，以经商营利为本，为什么把身家性命都投到办学上去？他脾气暴躁，为什么却能耐下心来，二十年如一日地做这一件事？他身为人父，亲生儿子长期卧病，为什么却把巨量的精力和财力投向那些并无血缘关系的仰恩学子？这些问题，都是常人难以理解的。吴善仰老人当年对儿子说：“世间最可怕的不是贫穷，而是无知。治穷，先要治愚。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村庄，如果没有文化，即使有了钱，也不可能真正兴旺起来。”这就是吴庆星一切行动的动力，为了实现父亲的遗愿，他甘愿献出自己的后半生。这就是英雄和常人的区别。常人也会有激情，但未必能持久，而英雄的激情持之以恒；常人也会发誓言，但未必能兑现，而英雄的誓言掷地有声，一言九鼎，致死不渝。
在吴庆星的晚年，曾经向时任仰恩大学校长的官鸣发问：“你是学哲学的，你说说，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才是永恒的？”官鸣没想到吴先生会和他谈论“哲学”问题，而且是一个令古今中外多少大哲学家苦苦思索的问题，正要尝试着回答，吴庆星却朝他摆摆手，“你现在不要说，仔细地想一想，等想清楚了再回答我。”
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官鸣的脑际，直到吴庆星去世后，官鸣在他的遗体前三鞠躬，走出吊唁大厅，抬头仰望星空，突然想起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名言：世界上只有两件东西是永恒的：头顶的灿烂星空和心中的伟大精神。
这就是答案。英雄的精神境界，正如灿烂星空，伟大而永恒。
霍达著的《霍达文集(卷7报告文学卷仰恩之子)(精)》收入长篇报告文学《仰恩之子》。
古城泉州北郊的马甲乡，青山叠翠，碧水流霞。山水之间，掩映着参差错落的房舍，好似海市蜃楼。这不是人间仙境、世外桃源，而是一所集教学、生产和科研为一体的新型民办高等学府——仰恩大学。20世纪80年代初，这里还是一片荒山野岭，人均收入不足二百元。只因为一位华侨老者的到来，改变了马甲乡的命运……
《仰恩之子》以翔实的史料、饱满的激情，记述了吴善仰、吴庆星父子两代人不惜巨资为家乡兴学的不朽业绩，揭示了他们为振兴中国文化而鞠躬尽瘁的高尚情操。
霍达著的《霍达文集(卷7报告文学卷仰恩之子)(精)》是长篇报告文学卷，是记述私立仰恩大学创办人爱国华侨吴善仰、吴庆星父子倾毕生之力、毕生之财创办仰恩大学，为家乡和祖国的未来无私奉献感人事迹的纪实文学作品。
本书充满感情地讲述了吴氏父子两代的生平和理想，为祖国的未来“治贫先治愚”的见识和身体力行、百折不挠的执着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