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

在城乡快速转型的社会历史语境中，乡土文学的命运堪忧。近年来，“乡土中国叙事终结”说，“完整乡土中国破解”观，以及“城市文学将取代乡土文学”等“终结性”的观点不断地逼近乡土文学。持以上观点者认为，当今乡村社会几近解体，作为乡土文学的土壤和根基将不复存在，因而乡土文学在当下中国已临近终结了。当然也有论者对乡土文学的未来发展持相对乐观的态度，认为在现代性转向的大背景下，如果发掘作家“新”的视野、“新”的观念，肯定作家的发现、阐释、书写有别于传统的经验，那么乡土文学仍然大有可为。

事实上，这种思潮在社会学家那里早已存在。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城市化不能以终结乡村文明为代价，要把新农村建设上升到乡村生态文明的高度。应该看到，目前我国的乡土仍是广大的，即便是中国像某些完全没有农业的工商国家一样了，中国的乡土文学作为传统也仍然会潜隐而顽强地存在，它是基因一样的东西，是无法祛除的，只要中华民族还在，乡土精神也就不会消亡。再极端地说，假使人类都迁居到太空居住了，那人们也会深深地怀念地球村的。王跃文的《漫水》，还有郭文斌的《冬至》《玉米》以及王新军的“大地上的村庄系列”等为数不少的乡村浪漫叙事，今天之所以仍被读者看好，就因为这些作品所展示的是一个恬静安详的世界，甚至是乡村精神的乌托邦，地域文化气息浓厚，形成了一个整体性的“审美场”。这种“亲和乡土”的浪漫叙事承续了传统文化基因中的道德理想，并非作家偶发思古之幽情，它更契合时下文化守成的现代性乡愁。它不是向后看的、消极的怀旧，而是寻找健康个性和精神家园的努力。

但是，当下中国正经历着城乡转型的巨大裂变，即从“乡土中国”转向“城乡中国”，这不是几部描写现代性乡愁的作品就可以满足和涵盖的。当下文学面临的是这样一种巨大的社会转型和人心裂变，在全球化时代，历史的节奏也在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跃升，而不是相反。作为社会生活的表现、想象与建构，乡土叙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履历。在表现城市化产生的复杂社会问题和各种价值断裂时，乡土文学正在积极书写、建构和谐社会中新的道德、信仰和美学秩序，中国社会也将更深层地践行现代化之路。这一实践不仅关乎现实政治经济的发展，更关乎长远的精神伦理和文明秩序的价值重构。在此意义上，贾平凹、刘震云、张炜、刘庆邦、周大新、关仁山、毕飞宇、刘醒龙、陈应松等人一直以来的创作，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在表达中国经验时，他们能感知传统“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型中的人的撕裂与疼痛。

我们不能忽视近三十年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乡土文学可能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变化，随着人们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文学的主题、场域必然发生改变，这个变化是剧烈的、空前的、深刻的，甚至含有某种悲剧性。它正在向未来展开，而不是回到过去。新世纪以来乡土文学的困境和未来乡土文学的书写空间的开拓正是当今文学的一个新课题、新难题。尽管我们还没有非常成熟的城市书写，也没有完成乡土中国转向城乡中国的经典性文本，但我们欣喜地看到，新世纪乡土文学中出现的《秦腔》《高兴》《带灯》（贾平凹）、《湖光山色》（周大新）、《羊的门》《生命册》（李佩甫）、《我叫刘跃进》（刘震云）、《日光流年》《受活》（阎连科）、《麦河》《日头》（关仁山）等“改变乡村”与“守望乡村”的迷惘，刘庆邦的《到城里去》、赵本夫的《天下无贼》、王十月的《国家订单》、陈应松的《太平狗》等作品中“城市”与“乡村”价值的迷失等等，都正在开拓着乡土文学书写的新空间。再比如，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孙惠芬的《上塘书》等作品所表现的宏大叙事的解体与“细节化”叙述方式的涌现，叙事视角的变化（尤其是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的突出），以及审美形态的改变，出现了“闲聊体”“方志体”“词典体”等多种叙事形态，其叙事新元素如繁华缀景，大量的方言俗语被重新启用，乡村叙事也从乡村田园向城中村、村中城、城乡交融空间的变化等等伸展。

为此，我曾提出过“亚乡土叙事”的理念。我认为，乡土文学的主阵地正在转移，空间也由乡村转向了城市，但乡土之魂的本质还未发生根本变化。它从大自然的怀抱进入了由钢筋水泥构成的高楼大厦、立交桥、地铁，不得不与各样的电子设备打交道。于是，这类作品一般聚焦于城乡接合部或者城市边缘地带，描写了乡下人进城过程中的灵魂漂浮状态，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农民必然经历的精神变迁。与传统的乡土叙事相比，亚乡土叙事中的农民已经由被动地驱人城市变为主动地奔赴城市，由生计的压迫变为追逐城市的繁华梦，由焦虑地漂泊变为自觉地融入城市文化，整个体现的是一种与城乡两不搭界的“在路上”的迷惘与期待。“亚乡土叙事”所关注的恰恰是当下转型中体现的政治、道德、伦理、人权、性权力、人生理想等精神建构，它远非传统乡土文学中的地域和民俗所能涵盖，也不是启蒙时代的传统批判。这是不是一种更加宽广的道路，是不是一种更有现代意味的诗性呢？

我认为在表现城乡价值时，原先乡土文学观念中的城乡二元思维逐渐被一种更为复杂的审美判断所取代，这种判断正孕育着一种新乡土美学，但这种美学尚未完全形成。我们注意到，不少作家在表现城乡交集时，出现了价值选择与审美判断上的矛盾：在面向乡村文化时往往表现出现代批判和启蒙姿态；而在面对城市文化时却又流露出留恋乡土、回归传统的游移。也就是说，当书写对象发生改变后，作家对未来社会的文学想象、价值建构并没有彻底形成，但从这一价值的选择和迷惘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种新的审美心理和社会空间正在生成，这必然催生出一种新的审美形态。在这个意义上看，乡土文学非但没有终结，它的书写还正在扩展边界和空间，其中涉及的问题比先前似乎更深刻，更复杂了，但未及展开。可是，批评界的话语焦点已转向了“乡土文学终结说”，岂不怪哉？

所以，在真正的市民社会尚未形成，乡村社会仍是当下中国重要生存空间的大语境下，乡土记忆仍将与现代中国社会结伴而行。更重要的是，如果当下的乡土文学写作单纯地抱守乡土文学传统观念的纯粹性，仅将封闭的乡土空间作为叙事目的，自然没有更宽的出路。倘若能将变动不居的时代裂变，特别是城乡转型期间的人物命运连筋带肉地写出来，乡土文学必会出现另一种广大的景观。

雷蒙·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中有过这样的论述：“把乡村和城市分开是件很容易的事，把两者的文学模式分开也很容易：乡村的或地区的、城市的或大都市的之类。在20世纪，这些相互分离的模式是对连贯的历史的一种回应方式，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但总有一些作家，坚守着这些模式之间的联系，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认为，在价值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冲突中，转向本身就是决定性的。”在这一点上，如何显现出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复杂关联，并由此出发揭示这个文化转型时代的全部复杂性，变得尤为重要。

（原载《文艺报》2014年12月15日）

P45-49

雷达始终跟踪共和国当代文学的步伐，对于这个时代的重要作家作品和重大文学现象，他均做了及时的、充满生命激情和思想力量的回应。除了具有文学批评家的艺术感觉之外，他还具有文学史知识素养，能够理性地把握评论对象的价值分量与价值位置，充满一种“理性的激情”。他的文学批评既有及时性又有持续性，既有启迪性又有准确性，积极、广泛地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实践。

——刘再复

雷达属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披坚执锐、为新时期文学复苏做出重要贡献的批评家，但他又是那一批评论家中最年轻的，所以，他同时又属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不断推动文学发展的那批批评家。除了雷达，我们很难找到一位批评家，他的批评生涯几乎贯穿了中国新时期文学从20世纪70年代末直到现在的发展历程。而且在这三十多年来，雷达始终是处在中国文学创作的前沿，始终引领新时期文学批评、文学思想、文学观念的发展，始终处于中国文学漩涡之中心的位置。

——李敬泽

雷达对作品的精幽、微妙之处，感觉敏锐，捕捉敏捷，表达审美体验的文字也颇富诗意，暗中内含的逻辑引线与思想引力，常常能把人们由美的感悟引入灵的顿悟。在这个意义上，雷达的文学批评，是“思”与“史”的双向汲取与双向运动，他的批评个性的内力与魅力也正在于此。

——白烨

对雷达的评论，可以用“正”“大”来比喻。“正”，是他贯穿了新时期文学，经历的事多，众多文学思潮的生成和发展他都参与或目睹。他的评论更多的是蕴涵着传统的东西；他的文字代表担当，代表了正，代表了生活，代表了权威。“大”，是他有大局意识，看问题常从大处看，看趋势，能“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文章也就会写得通达顺畅，文采飞扬。

——贾平凹

我不喜欢雷达这个名字。我是个喜欢耽溺于审美的人，“雷达”给人一种工具化或科技化的，甚至窥探什么的感觉。但是，这由不得我。1943年我出生时，天水新阳镇王家庄雷家巷道里，已经有了雷嗜学、雷愿学、雷进学、雷勤学等一大群人出世，全是“学”字辈，雷字和学字都是固定的，只能动一动中间那个字。于是，母亲采用了我父亲给我起的小名“达僧”中的达字，就有了大名“雷达学”的我。小镇人哪懂得雷达为何物，到上高中时，忽然有一天大家都开始叫我雷达了，因为他们知道了雷达是什么器物。1978年进入《文艺报》，同事都说干脆叫雷达吧，那个学字有点儿累赘。我听从老大哥们的建议，于今已四十年矣。我曾试图反抗，企图改为默雷，还想着改为春风啊，秋雨啊，夏月啊，冬雷啊。一位相熟的老作家说：你拉倒吧，现在人们知道你已属不易，你一改得从头开始喽。噢，是吗。2014年，《文艺报》邀我开个专栏，我脱口而出说，就叫“雷达观潮”吧。看来似乎我又是认可这个名字的。

这本《雷达观潮》是以我近年来在《文艺报》开设的“雷达观潮”专栏文章为主体的。我力求做到，人虽然老了，思想尽量不老化，甚至要有锋芒；要求自己决不炒冷饭、说套话，要使这些文章密切结合创作实际，提出一些真问题、新问题；诸如现在书中的，“长篇创作中的非审美化表现”“代际划分的误区”“文体与思潮的错位”“乡土中国与城乡中国”“文学与新闻的纠缠与开解”“‘非虚构’的兴起”“今天的阅读遇到了什么”“文学批评的‘过剩’与不足”等等，思想还算活跃，也不失一定的敏锐，有一定的启发性。这自然算不得什么，但在当前“缺少问题”的语境下，能做到这个程度，对我来说，也不容易啊。

这本书还选择了一批典型的作家作品评论以实证之。从汪曾祺、高晓声，到王蒙、铁凝、莫言、张炜，再到张贤亮、浩然，再到“陕西三大家”的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再到刘震云、阎连科、雪漠等等，试图通过他们的代表性面目，勾画出一条富于表情的当代文学画廊。

其中选用了几篇80年代的评论文本，因为奇怪的是，今天读来并不过时，反而有一种欢欣与鼓舞的调子。例如，我翻出一篇早期研究汪曾祺的长文《使用语言的风俗画家》，我都有些惊讶，其中对汪老的几篇小说的分析，还有点精彩。现在评说汪老，已成为显学和时尚，没有人认为我跟汪老有何瓜葛，也不认为我有什么见解，但汪老不是这样。80年代初的一次政协礼堂的聚会上，我的文章刚发表不久，汪老主动走过来说，你是雷达同志吧，那时我才三十多岁。汪老还主动送我一幅字加画。当时还有点纳闷，现在想来，汪老真是多情之人哪。

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参与者、研究者，我提出过“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才是新时期文学主潮的观点；我最早发现并评述、归纳了“新写实”的思潮；我为“现实主义冲击波”命了名；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各个时期审美趋向的宏观辨析和症候分析，还有对当前文学的创作症候之分析，构成本书另一些内容。

这一切都没什么值得夸耀的，抱憾的是，许多该做的事没有做，回首平生，我倒真的是贯穿了新时期文学四十年的批评者，心头涌满了复杂的感受。让这本书作为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份精神档案存留着吧。

屈指一算，我在中国作协工作整四十年了，李敬泽同志是副主席，请他写序最为理想。这篇序文显示了他的真精神、真性情、真风度，太好了。他在百忙之中，能成此文，深表感谢。

雷达

2017年11月11日记干北京

序

第一辑：脉动与症候

 时代·技巧·视野——对近五年小说创作的一种观察

 长篇创作中的非审美化表现

 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

 “代际划分”的误区和影响

 文学与社会新闻的纠缠及开解

 面对文体与思潮的错位

 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

 今天的阅读遇到了什么

 漫说“非虚构”

 影视文化对文学的冲击与改写

 关怀人的问题先于关怀哪些人的问题

 反思阅读方式的巨变

 文学批评的“过剩”与“不足”

 真正透彻的批评为何总难出现

 我心目中的好散文

 短篇小说的文体意识

 原创力的匮乏、焦虑以及拯救

第二辑：文本与历史

 《白鹿原》的经典相

 莫言：中国传统与世界新潮的浑融

 心灵的挣扎——《废都》辨析

 路遥作品的内在灵魂和审美价值

 使用语言的风俗画家——论汪曾祺的小说

 高晓声小说的艺术特色

 铁凝和她的女朋友们

 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碑石——论《古船》

 一卷当代农村的社会风俗画——略论《芙蓉镇》

 《绿化树》主题随想曲

 荒诞而凝重——读阎连科《日光流年》

 生存的诗意与新乡土小说——读《大漠祭》

 《白涡》的精神悲剧

 《狼图腾》的再评价与文化分析

 《秦腔》：乡土中国叙事的杰出文本——雷达答客问

 《繁花》：鲜活流动的市井生相

 《一句顶一万句》要表达什么

 这边有色调浓郁的风景——评王蒙《这边风景》

第三辑：回眸与眺望

 我所知道的茅盾文学奖

 灵性激活历史

 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新时期文学主潮论纲

 人的觉醒与反封建主题的推演

 主体意识的强化

 当今文学审美趋向辨析

 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的审美精神

 探究生存本相展示原色魄力——新现实主义小说的萌动

 现实主义冲击波及其局限

 关于现实主义生命力的思考

 为什么需要和需要什么——对当今文学存在理由的若干思索

 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走势

 浩然：“十七年文学”的最后一个歌者

 “陕西三大家”与当代文学的乡土叙事

后记

上世纪90年代早期，什刹海还是一片冬天可以滑冰，夏天可以游泳的湖。彼时我还没有想过当个评论家，日子悠长清简，须忙出很多闲事打发它。比如夏天里，骑自行车，每日从安贞桥晃到什刹海南岸，岸边一棵垂柳下脱衣，跳进湖里，向湖心小洲游去。

那时的什刹海，每日岸边总有十几个泳客，以北京大爷居多，游几个来回，上得岸来，三五人袒腹相对，各持一瓶“小二”，一包花生米，半斤猪头肉，蛙鸣蝉噪，清风微雨，湖海边把天下事论得风起云涌。

在那里，常见到雷达老师。

当然，此前也是认识的。雷达之名如雷贯耳，彼时他正当盛年，激扬文字，论断天下文章，其气盛，其言宜，小子如我，望之如天边之云。忽一日，水淋淋爬上岸来，一抬眼看见一人，看来看去，莫非是雷达？只觉得他是按下云头，落到了凡间。

在湖边，和雷达谈了些什么，现在全忘了。肯定没谈过文学。或许是，谈谈身体，谈谈水，谈谈他甘肃老家的土和山。

二十多年过去了，有一天，雷达老师来电，命我为他的新书作序。雷达之命不可违，但心中实在惶恐，点一斗烟压压惊，心想，写就写吧，雷达是师长，又是忘年之交，太熟了有些郑重的话平素反说不出口，正好借这一篇序，略表我对雷达老师的敬意。

90年代以来，批评家分了两种，一种是学院的或学术的，另一种是现场的或实践的。个中分殊一言难尽。但若说到后一种，我首先想到的便是雷达。

雷达是现实主义的坚定捍卫者——但绝不仅仅如此，在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的巨大转型中，雷达执着而雄辩的论证，为现实主义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对雷达来说，现实主义是信念，但信念不是教条，而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推动变革和创造的实践活动，它不是为了规范世界，而是为了认识和改造世界。

雷达正如“雷达”，他从来宽阔灵敏，随时向着新鲜经验开放，谛听天地消息。多少年来，我不知读了雷达多少文章，不知听了他多少次发言。我当然不是每次都同意他的观点和论断，但是，我从来不曾认为雷达是停滞的封闭的，他从来不曾失去敏锐的现实感，从来不曾失去与时代、与生活、与当下的文学写作对话的能力，他从来是勇猛精进的，他是不老的猛兽，立高冈之上，尽览风行草偃。当他为他之所是申辩时，机敏周详，令人折服，当他向着他之所非而争辩时，他是谨慎的，又是严正的。

他不是不知道，文学批评的观念和方法自80年代以来经历了几番更新换代，在我的印象中，他一直有广博活跃的知识兴趣，但他从未放弃、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和美学的原则和方法，对他来说，这关乎文学的和批评的本质，他当然不拒绝方法与时俱进的丰富和扩展，他一直为此做着艰辛的、卓有成效的探索，但是，他从未动摇他的原则——他常常让我想起哈罗德·布卢姆，另一个倔强、固执的老头儿，他们之所信有很大不同，但他们在捍卫所信时的自信、坚定和权威却非常相似。他们都在急剧变化的时世中守护着传统并赋予传统以活力，他们的气质都是既强健又忧伤——是的，雷达竟是忧伤的，他有孩子般的脆弱和天真，在他的底部更是暗藏深悲，唯其如此，他的所信才获得了富于张力和深度的生命经验的支持和充实，他所捍卫的才不仅仅是理论的教条，而是人为争取自由、真实、善美的全部历史斗争和文学表达。

——正因如此，雷达始终是在现场的批评家，作为同行，我时常惊叹他的阅读之广、他的思考之深。他是正心诚意的，是从不苟且从不凑合的。我想他不是不知疲倦，我都常常替他感到累，但是，我想我是懂他的，我能够理解像他这样一位批评家永不衰竭的激情。他对自己有严苛的要求，他肩负使命，他那一代批评家的心里都曾有过来自“别车杜”的召唤，而雷达，他把这种启示和召唤变成了个人持守不渝的使命。

也正因如此，雷达成为了对二三十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清晰的、可以明确辨认的影响的批评家，他有力地参与了文学对这个时代的认识和回应，有力地参与塑造了这个时代的文学观念和创作风貌，由此，他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和现实主义批评传统的强大活力。

二十多年前，在什刹海，我曾和雷达一起游泳。水深不知底，阴险的水草有时会蓄意拂过身体。每年夏天，这里都会有人溺死，我知道这是危险的，惊慌和恐惧会忽然攥住你的腿、你的心肺。这时，在恐惧的时候，我看见前边，雷达在游着，他从容安然，他如同湖心之洲。

多年来，我一直认为，雷达在文学批评中如同地平线、如同海岸线，对我来说，无论走得多远、游得多深，抬头看，雷达在前边，回头看，雷达在岸上，这时，心里是踏实的。

为此，感谢老师雷达。

谨序。

李敬泽

2017年11月9日凌晨1时

雷达是一位贯穿新时期文学四十年的当代重要批评家。《雷达观潮》以作者近年来在《文艺报》开设的“雷达观潮”专栏为主体，提出了长篇创作中的非审美化、代际划分的误区、乡土中国与城乡中国等一系列前沿问题，并精选了作者对汪曾祺、莫言、张炜、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刘震云、阎连科、雪漠等作家的作品评论，以及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现实主义冲击波”“新写实”等当代文学审美趋向的宏观评述。对于高校文科师生、作家、广大文学爱好者，本书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雷达观潮》为雷达评论精选集。包括观潮、文本、思潮三个部分。观潮为雷达先生自去年以来在《文艺报》所开“雷达观潮”专栏文章结集，为贴近当下文坛的现象评论，如《代际划分的误区和影响》《影视文化对文学的冲击与改写》等；文本为雷达先生文本评论精选，包括对《古船》《白鹿原》等在当时产生重大影响的评论；思潮为雷达先生对当代文学宏观思潮的评论精选，如《新世纪十年中国文学走势》《主体意识的强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