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上古典,台下摩登;台上规范,台下张扬”,这就是言慧珠——一个梨园界绝无仅有的个体生命,一个留下了太多谜团的女人。
《绝代风华:言慧珠》作者费三金在掌握大量材料的基础上,通过追述言慧珠多彩、曲折的人生轨迹,解开笼罩在言慧珠身上的一个个谜团,还原出一个立体的、有血有肉的言慧珠,并通过生花妙笔反映了她代表的一类人的命运以及她所处时代的景况,以极富使命感的深度思考使读者在对人物、时代的拷问中得到启迪,是一部资料性、学术性、思想性、文学性俱佳的作品。
| 书名 | 绝代风华(言慧珠)/中国京昆艺术家传记丛书 |
| 分类 | 文学艺术-传记-传记 |
| 作者 | 费三金 |
| 出版社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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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 | 编辑推荐 “台上古典,台下摩登;台上规范,台下张扬”,这就是言慧珠——一个梨园界绝无仅有的个体生命,一个留下了太多谜团的女人。 《绝代风华:言慧珠》作者费三金在掌握大量材料的基础上,通过追述言慧珠多彩、曲折的人生轨迹,解开笼罩在言慧珠身上的一个个谜团,还原出一个立体的、有血有肉的言慧珠,并通过生花妙笔反映了她代表的一类人的命运以及她所处时代的景况,以极富使命感的深度思考使读者在对人物、时代的拷问中得到启迪,是一部资料性、学术性、思想性、文学性俱佳的作品。 内容推荐 言慧珠(1919年-1966年9月11日),原名义来,学名仲明;蒙族旗人,祖籍北京,著名京剧、昆曲旦角女演员;其父是民初京剧四大须生之一的言菊朋;12岁从姜顺仙、程玉菁等学艺。1935年登台初演《扈家庄》,后相继在上海、天津演出,1943年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能得梅兰芳实授真传者,只有李世芳与她二人;建国后备受排挤,1957年在上海戏曲学校执教,1960年同俞振飞再婚;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受到批斗;9月11日凌晨在卫生间悬梁自尽;代表作品有《西施》、《太真外传》、《生死恨》、《春香传》、《霸王别姬》、《凤还巢》、《墙头马上》等剧。 费三金编著的《绝代风华:言慧珠》为言慧珠的传记,从人生经历和艺术成就等方面展示这位京剧表演艺术大师的不凡历程。书中收有珍贵图片150张珍贵图片,其中近一半为首度公开发表。 目录 总序谢柏梁 引子 第一篇 言家有女初长成 一、没落贵族的抉择 二、天上掉下来的尤物 三、欧风美雨的熏染 四、全北平的名媛就数她“野” 五、偷“梅”止渴 第二篇 出水风荷分外红 一、披挂整齐凤翅飞 二、“言家班”换了个老板 三、两个美女对擂 四、梅边嚼蕊 五、北宗矩度南取灵动 六、平剧皇后 第三篇 癫狂柳絮随风舞 一、狼图腾 二、和白云的“闪婚”、“闪离” 三、迷上了徐讦 四、银幕上的风情 第四篇 听唱新翻杨柳枝 一、谁唤起窗外晓莺啼 二、繁弦急管唱东风 三、“我爱花木兰” 四、红装素裹七十天 第五篇 东边日出西边雨 一、共谁同唱送春词 二、“我要演戏” 三、笔者和薛浩伟的对话 第六篇 道是无晴却有晴 一、把栏杆拍遍 二、出访欧洲 三、有心情那梦儿还不远 四、墙头马上因缘好 五、载誉香江 六、百年“不”合 第七篇 山雨欲来风满楼 一、梦断“言家班” 二、越割越长的“资产阶级尾巴” 三、山穷水尽 第八篇 哗啦啦似大厦倾 一、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二、俞振飞的叙述 三、言清卿的叙述 四、仅存的一封遗书 尾声 后记 附言 试读章节 四、全北平的名媛就数她“野’’ 20世纪初叶,中国的政局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革和动荡:继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后,紧接着又爆发了妇女解放运动。新旧交替的时代变迁和剧烈的社会动荡,在教育界引起的显著变化是:1919年,也就是言慧珠出生的那年,北京大学招收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批女学生,实现了男女学生可以一起接受教育的教学构想。在戏曲文化界引起的醒目变动是:京剧的观众成分和演员组合发生了历史性的演变,主要表现为女性的参与和介入改变了京剧的性别结构,打破了百余年来由男性一统天下的世袭领地。我们如果把北京戏园内性别结构的变化,放在社会学和性别研究的角度来审辨,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社会文化现象。 清王朝自乾隆下旨禁止女子出入戏园开始,在长达170余年的时间里,女性基本上被剥夺了看戏的权利。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和光绪御驾出逃,京城成了没有“王法”的所在,妇女这才有了进戏园看戏的机会,过了一年多的戏瘾,但男女必须分座。看戏的也大多是平常人家的妇女,门第高贵的女眷,还是不会抛头露面的。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年)9月7日,清政府与英、美、俄、德、日、奥、法、意、西、荷、比十一个国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老佛爷”回銮北京,紫禁城的“王法”回来了,戏园子又成了清一色的男性。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女性获得了涉足戏园的权利,但男女观众依然分座。直至1914年,戏园允许男女合座,却也限于包厢。至于男女在包厢以外自由就座,则是在进入30年代之后。同样,京剧女演员的异军突起,以及男女合演的发展过程,也走过了一个“之”字形的路程。直至三四十年代,坤旦一行才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基本奠定了乾坤同台平分天下的格局。 这是个似乎失了章法、然而又显得特别沉闷的时代。旧的社会结构和观念形态正在解体,但它巨大的阴影又无孔不入地包裹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新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正处在酝酿和重建的状态,但它在彰显自己生命力的同时,显得又是那样的无序和软弱。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文化结构。 人是环境的产物。解读言慧珠,对于她身处的社会大背景是万万不可忽视的。 1931年7月,言菊朋带女儿离开上海。此次应大舞台之聘,所得包银六千,付与高逸安三千,再扣除律师费用等一应开销,等于白唱。好在他在沪期间,恰逢海上闻人杜月笙为庆祝在浦东高桥建成杜氏宗祠,于6月9日至11日举办盛大堂会,连唱三天三夜,南北名伶除余叔岩之外,全部集聚海上,盛况空前。言菊朋晚上在大舞台应卯,白天在杜祠演了《金榜乐》、《红鬃烈马》中的《回窑》、《大登殿》和《琼林宴》等剧,所得不菲,才算不虚此行。 言菊朋带着女儿回到北平,立即把她安排在北平汇文学校高小读书。这时候的言菊朋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中年过后,他的嗓音变得又细又窄,每况愈下,再也唱不出谭腔的韵味。搭班的、操琴的、场面的、跑腿的,都一个个离他而去。曾经和他有璧合之誉的陈彦衡,也为了包银和言菊朋不欢而散。偶尔上台,听戏的也是稀稀拉拉。大有“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味道。中年以后的言菊朋,除了在人生历程上偶尔溅起几朵细小的浪花之外,他生命的主旋律正在一步步地走向不可改变的落寞。 , 言慧珠却是不知深浅,仍然缠着父亲要学戏。言菊朋看着已是大姑娘模样的女儿,若再严加呵斥,他也于心不忍,总是长长叹口气说: “慧儿真是不知好歹啊!男的唱戏,都苦到如此田地。你一个女孩儿家,能唱出什么名堂!将来还不是……”言菊朋鼻子一酸,再也讲不下去了。 看见父亲有些伤感,言慧珠忙乖巧地说:“爸,您别难过,我不唱戏,我读书。” 其实,言菊朋何尝没有发现女儿身上闪现的艺术灵光?他也深知唯有女儿最大程度地继承了自己的遗传;他也相信女儿一旦从艺,必将光华四射,艺冠群芳。但一部戏剧史告诉他,中国自有“乐户”开始出现,优伶与娼妓、“梨园”与“青楼”,一直存在复杂暧昧的关系。女演员从一开始就约定俗成地身兼了“艺”、“妓”两任。一个坤伶,尤其是一个天生丽质的坤伶,最终有几个是好收场的?他绝不能让自己的掌上明珠走这条路。 言慧珠十四岁那年小学毕业,言菊朋便把女儿送到北平春明女子中学读书。“春明”一词起源于唐代。唐朝首都长安的正门(东门)名为春明门。古人认为东方主春,于是以“春明”命名的人与事就多了起来。“春明女中”是老北京的一所私立学校,小有名气。1931年,女作家林海音入校就读。1932年,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当时名叫浦琼英)也曾入校附读。余叔岩的两位千金慧文和慧清,都曾经就读于该校。据一位和言慧珠相交甚厚的学友李惠荣记载:“慧珠读书用功,绝顶聪明,特别是语文、数学,老师非常喜欢。开始大家不知道慧珠会京剧,一次校庆,慧珠演了《女起解》,轰动学校。后来我住到她家,才晓得她天天利用晚上时间偷偷学戏。”“春明女中”那一次登台,据说是言慧珠在北京的第一次彩唱。言慧珠年轻靓丽,一扮上就有“角儿相”,脸蛋是那么圆润,双眼更美,一忽一闪能夺人魂魄,再加上清脆的嗓音和委婉动听的唱腔,使台下的师生员工看得如痴如醉,掌声和喝彩声此起彼伏。扮演崇公道的演员借机插科打诨,逗趣“苏三”说:“都怪你老爷子死脑筋,如果让你当演员,准能一下子轰动北京城。”逗得台下哄堂大笑。言慧珠在“自传”里这样写道: 入北京春明女子中学继续读书,与同学李惠荣经常看戏,对于戏剧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位李惠荣无疑是言慧珠的闺中知己,后来也成了小有名气的交际花。 人的潜在能源,就像涌动在地壳下的岩浆,总要寻找突破的口子喷薄而出。言慧珠的生命向度构建在中国女性从性别压抑到性别凸显的时代,勃发的生命意识使她不可能漠视外面的精彩世界,她也不可能强行压制流淌在自己血液里的那一种不安分的戏迷情结。她要宣泄,她要呐喊。宣泄的途径之一,就是看戏、“捧角儿”,几乎天天如此。 P32-35 序言 写言慧珠,真不知从哪里说起。 我在她担任校长的上海市戏曲学校完成了七年学业,见惯了她迷人的笑容和妩媚的风情,却至今没有读懂她笑容背后的全部情感和复杂的内心。我尤其不解的是:一个千娇百媚的女人,何以获得“狼主”的雅号? 在梨园界,富有传奇色彩的女性比比皆是,但像她那样穷生命之能源企图把美推向极致的“乱世佳人”,也许寥若晨星。她没有立下“关书”把自己卖给戏班;也不是为稻粱谋而粉墨登台。从一个蒙古王族的千金小姐到社会地位低下的‘‘戏子”,她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这条不归之路。她虽然登上了“平剧皇后”的宝座,却很少有人知道她毁誉参半的一生承载了多少祸福。 有戏唱,她眉飞色舞;没戏唱,她怨天尤人;唱红了,她恣情狂放;舞台不属于她了,她毋宁赴死。她用生命创造了美,也用生命毁灭了美;她耗尽平生心血追求艺术,但也在五分钟里带走了她的全部艺术。1966年9月11日,一根白绫把她的生命之树定格在第四十七个年轮。这是她一生中的第四次自杀。 神秘的言慧珠留下了太多的谜团。 历史的烟云常常要抹平人的怀旧心理。她生前红极一时,身后寂寞四十余年。是章诒和先生的一册《伶人往事》,打开了人们尘封的记忆。今天当我们试图破译她的人生密码时,蓦然发现,原来在一千个人的眼里有着一千个言慧珠。 后记 在为这本书画上最后一个句号的时刻,我的心不仅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反而被一种茫然和沉重挤压得几乎透不过气来。八个月来,我走过了一段艰难的旅程。解读言慧珠不易,走进言慧珠的心里更不易,企图在纸面上写出一个立体的言慧珠尤其不易。 在京剧界,言慧珠是个有争议的人物。20世纪50年代末,在我将要跨入上海戏校大门的时候,就听说戏校有个漂亮的女校长,与此同时,有关她的微词却也时有所闻。进校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关于她的种种非议更是不绝于耳。这是个艺术和人格极不统一的女人。正如她自己所说:“那时我的生活方面、思想方面是极其紊乱,可谓集矛盾之大成于一身。” 治史要严,立传要实;说说容易,做做繁难。面对这样一个有艺术成就和人格缺陷的女人,我该如何勾勒她的一生呢? 当人类认识世界的要求,被凝固到创作方法上时,这就产生了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教会我,人是环境的产物。要解读言慧珠,不可忽视三个要素,即:言慧珠生存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和个人处境。惟如此,才有可能了解她的个性、作风、品格形成的原因和她今后的行为逻辑。传记文学原本就是现实主义发展中的庞大支流,因为它比较地强调如实地描绘现实世界中的人和事。虽然作者的主观作用不可避免地要在认识过程中被糅合进去,但“写真实”的创作要求必然制约着作者把自己的主观因素降低到最低限度,而把目光投向被描写者的生存环境,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逻辑和行为逻辑。我在本书里不时穿插自己对言慧珠心理逻辑和行为逻辑的评议,正是源于这一原则。 写一个真实的言慧珠,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素材必须真实。言慧珠撒手人寰已四十三年,带走了她一生中的许多隐秘。她的直系亲属,如哥哥言少朋、弟弟言小朋、妹妹言慧兰等都已相继去世。嫂嫂张少楼在美国治病。她唯一的儿子言清卿,对母亲的往事只有儿时的记忆。言慧珠生前的闺中知己,如“春明女中”的学友李惠荣等,也都相继离世。目前健在的施丹萍、傅玉英等,对往事已然模糊不清。唯思路清晰的许美玲老师,给了我极大的帮助,至今仍使我感怀不已。 经过一段时间的内查外调,虽然掌握了一些素材,依然难以明珠成珪。感谢校友王诗昌,把他多年前为写言慧珠电视剧的素材奉献出来,其中尤为可贵的是言慧珠写于20世纪50年代的档案“自传”。它促使我下决心寻找言慧珠的死亡档案。经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组织人事处的倾力协助,我终于翻阅了言慧珠的卷宗,看到了“自传”原本。但可惜的是,言慧珠的日记和五封遗书,已经下落不明。一场“文革”,天下大乱。大量资料的遗失,为后人的修史立传,造成了无可弥补的缺憾。 俗话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莫说是现存的有关言慧珠的各种文章,即使是言慧珠亲手书写的“自传”,也难免记忆失误。比如,她在“自传”里提到:“四三年春季,东北约了我去演戏……”明显与事实有误。言菊朋卒于1942年,《辞海》有关言菊朋条目记载也是1890—1942。言菊朋魂归道山,言氏兄妹从东北回北平奔丧,这是人所皆知的事实。“自传”又说:“四二年冬和李宗义到过青岛”;“四三年岁末,应上海黄金大戏院之约,随李盛藻来沪”;“四四年春,节,到南京去演唱……由南京回沪拍‘逃婚’电影……”。简直是一笔糊涂账。经笔者查阅(《申报》,1942年12月24日至1943年元月31日,言慧珠正在“黄金”和“皇后”的童芷苓对擂。1943年7月2日,电影《逃婚》在大光明电影院首场公映。另据吴迎先生提供,言慧珠拜梅先生为师应为1942年10月下旬。言慧珠把所有的事都宕后了一年。红坤伶写“自传”,出错的笑话屡见不鲜。因为她们的一生经历复杂,社会交际广泛。据说有的红坤伶有时会糊涂到连自己的年龄也记不清呢! 关于《和白云的“闪婚”、“闪离”》和《迷上了徐讦》两个章节,完全得益于剧作家沈寂的帮助。演艺界是个热闹所在,如果不把言慧珠和白云放在当时特定的背景下解读,就很难走进他们的心里;如果不走进他们的心里,就无法解释他们的闪婚、闪离。生活需要娱乐。近观当代,后测未来,演艺界的风花雪月将会永远存在,不过换些花样而已。读这些章节,能帮助我们对当前演艺界的种种现象有个正确的认识,并从中品味出一些有价值的人生感悟。至于徐讦其人,我还是通过写言慧珠,才知道20世纪40年代,大陆曾经有过一个风头盖过张爱玲的作家。2008年12月9日,在上海鲁迅纪念馆举办的“纪念徐讦百年诞辰研讨会”上,我认识了徐讦先生的女儿葛原,聆听了十余位学者和教授的发言,对这位学者型的爱国作家有了初步认识。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解读了言慧珠丰富而又复杂的内心世界。 己丑年清明的第二天(4月5日),我赴合肥拜访了薛浩伟先生,在他的倾力帮助下,我才完成了《红装素裹七十天》等章节。遗憾的是,作为言慧珠曾经的丈夫,薛浩伟不愿披露更多的细节,笔者又怎能强人所难。不然,这本书的史料一定会更加翔实。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还得到上海艺术研究所的王家熙同志、上海文学研究所的陈梦熊同志、出版界前辈欧阳文彬同志和周天同志、作家秦鲁沂女士、电影史料收藏家赵士荟同志、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的张伟品同志、徐讦先生的女儿葛原女士、言慧珠的学生华华老师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1 2009年8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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