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歌编写的《蛮荒年代》是一本传极具民间传奇感的故事书，共收录了12篇短篇小说。作者笔下的人物有声有色、形神兼倍，以坚毅、善良、悲悯与和谐来皴染出温馨的色泽和亮度，以道德的操守和理想的守望来表现精神的诉求和生命的力量。本书特别收录了4篇靠山屯系列短篇故事，故事风趣幽默，耐人寻味，彰显出每一个小人物不平凡的人生。

这是一本极具历史感的传奇故事书，包括作者力歌的12篇短篇小说。小说中的故事时间跨度很大，有清朝末年的《关东第一喝》，军阀混战时期的《蛮荒年代》，抗日战争年代的《巧木匠呆儿》，解放战争时期的《祭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隅苍生》，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的《致富奇招》、《为村民干件大事》等靠山屯系列故事，在多个历史阶段各有涉猎，凸显出人物的鲜明个性，故事的可读性强，情节耐人寻味。

关东第一喝

蛮荒年代

琴桌

巧木匠呆儿

祭日

一隅苍生

有关生命的某些细节

遥远的山村

老爷子的心病

乡村爱心大行动

致富奇招

为村民干件大事

后记

马尔泰听说后，自告奋勇，只喝一个来回，就深得钦差大人的赏识。不久他便将马尔泰提拔为凌州知府，并送给他一副对联。

上联是：喝大酒喝小酒大小酒皆天长地久

下联是：饮五湖饮四海四五斤都不在话下

横批是：酒满乾坤

马尔泰如获至宝，将此对联高挂正堂。有人私下里用对联上批的意思，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酒囊饭袋知府。清朝末年，官场腐败，买卖官阶的例子不胜枚举，但凭喝酒升官者恐怕并不太多。

知县投其所好，招募了一批能喝酒的人，只为陪好知府大人。他忙作揖说道：“我早已吩咐好衙役们，略备了几桌酒菜，只等大人一到，便开宴为大人接风洗尘，以表示我们的一点心意。”

马尔泰一听，轻捻胡须，眉开眼笑，言道：“我这次是私访，你们不妻太破费了，只要有种回家的感觉便可。”

他虽然这么说，可知县哪里敢怠慢，欢迎马尔泰的仪式在县城里最有名的雁雀楼举行，还专门从奉天府请来了几个名气极大的厨师。

雁雀楼正处县衙对面，是一座门楣极高的两层小楼。东北清代的建筑也多是砖石垒成，屋顶是红绿琉璃瓦的，屋脊上雕龙刻凤，门前是一排红漆涂裹的顶梁柱。门楣正中挂着一块大大的牌匾，上面书写着遒劲有力的三个大字：雁雀楼。据说这是王尔烈的手笔，是否为赝品，无从考证。总之，享誉辽西地区的雁雀酒楼好生气派，一般人不敢光顾这里，用现在的话来讲，这是公款消费的地方，只有那些官员乡绅一类有地位的人才会到这里来宴请宾客。

当知府马尔泰落座主席位置时，整个酒楼里已经坐满了人。知县在本地招募的那些酒客们，分坐在各自的位置，就等知县一声号令，便去向知府敬酒。

酒菜上桌后，知县只是简单地说了一番赞扬知府功德之词，便由知府讲话。

知府本来就是个酒囊饭袋，没说几句话，一指桌上的酒坛道：“我最后只说一个字——喝酒！”

在座所有的人一掰手指，知道他多说了一个字，觉得可笑，但却没人敢冒犯知府，忍俊不禁。

知府一见大家异样的表情，感觉有些蹊跷，回头问知县怎么回事。知县随机应变，说道：“这是大家对您的赞扬，您老人家讲话少了很多官样文章，干净利索，直奔主题，这一提喝酒，都把他们的酒虫给勾出来了。”

马尔泰听罢，哈哈大笑，把小酒杯往地上一扔道：“我就讨厌官场上这个喝酒法，来，给我拿大碗来，咱们大家喝个痛快！”

那天上的酒是道光二十五年窖存的凌川贡酒，清朝对这种酒控制极严，因为南方革命党一直在闹事，清政府已是强弩之末，过去的那些清规戒律已不被人们所重视。  酒坛子一开，一股酒香立时充满了整个酒楼，见到贡酒极品，知府早已是急不可耐，来不及等别人劝酒，他撇开大嘴，一碗贡酒便倒人口中，那酒仿佛不用下咽，便从口中直接进了胃里。

知县忙不迭地为马尔泰夹菜劝酒，马尔泰拉着知县陪他喝酒，知县哪里是他的对手，酒过三巡，知县已是烂醉如泥，忙向周围的酒客们放出暗示。酒客们纷纷走上前来，向知府敬酒。

知府心中明白这是知县的安排，他不慌不忙地应对，只消一刻钟，所有的酒客便都落荒而逃。在冰封雪冻的季节里，他竟然喝得通体是汗，他脱下了官袍，露出一身的赘肉。伸手拎起躺倒在桌上的知县，说道：“你就给我找来这么一帮饭桶，还没有喝到五碗酒，就都滚蛋了。你们县里还有没有高人让我见识见识。”

知县一听，连连摇手告饶，不得不说实话，说这些还是贴布告，每人发十两银子招来的呢。马尔泰不满地吼道：“你他妈的，十两银子请了这帮笨蛋，到现在也没有个能陪我喝酒的，你现在就去给我发告示，只要能喝倒我的，我就给他五百两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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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一爱看书，二爱听故事。

我生长在一个有故事的生活环境中，我所居住的192大楼，到处都充满了神奇的故事。

我们的那座城市，只要提及192大楼，大多数的人都知道。它是铁路的住宅楼，是用以前两栋楼的住户人数命名的。这是座具有20世纪５０年代特点的建筑，红砖墙、尖顶，大多为二室，少量的一室，还有七八个三室，它的特殊在于房间的面积之大是同年代建筑不可同日而语的，正是因为这一点，这里住满了铁路的中高层的领导干部，这座楼也就承载了所有主人的故事。

那时的小朋友很多，上学时又恰值无所事事的年代，也滋生出许多靠边站而无所事事的大人们。一到晚上，尤其是夏天，就会聚集一群或几群的孩子们，围拢在大人身边听故事。这些大人们基本上是经历过战争的人，讲的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

大一点儿时，我才知道这座楼住的干部级别都是相当高的，铁路干部很多都是从部队转过来的，原本铁路都是部队的编制。比如，原来的铁路分局是从铁路军事管理处改过来的，我父亲说过去的那些处长们都是穿军服的，而且都是师一级的干部。在这里住的局一级领导就有三个，处级干部每个单元都有几个，还有一个材料厂的副厂长，年岁不算大，却是军一级干部，因为犯了错误，被贬为副厂长。

在他们经历的故事里，色彩纷呈、多种多样：这里有解放战争中骁勇善战的骑兵团长；有犯错误降级使用，而抗日时期就是军分区的参谋长；有起义的国民党少将和投诚的日伪警备军的团长。有趣的是一对老红军夫妇，我称为于奶的小脚老太太，总侉叽叽地喊我小山东，而我搞不明白的是于奶让我叫他丈夫为李大爷，她称李大爷为小李子。讲起李大爷来，于奶总是津津有味，说小李子是她的警卫员，当时才十几岁，一跑起来屉子枪老打小李子的屁股。于奶比李大爷大１４岁。于奶死的时候，我难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来李大爷与一个比他年轻很多的女人结婚了，我又为于奶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也许正是这座大楼中这些传奇的氛围的影响，我的作品中追溯那些逝去的岁月的人物偏多，都以为我是个上年纪的人了，许多文友见到我以后，并无恶意地奚落我是一个怪异的古董。

而我们大楼空敞处大人们讲述的故事却是另一番的景象：有剿匪中我军一百多人遭埋伏只生还一人的曲叔；有从牺牲的战友堆中爬回部队的胡大爷，他的身体中仍保留着敌人的炮弹皮，我常顽皮地用磁铁贴在他的腿上试探铁家伙的所在。最可气的要数那位日伪时期投诚的团长，在任何场合下都是手按膝盖挺胸、正襟危坐，摆出一副威严状，说这是在黄埔军校时的规矩，他甚至竟口出狂言，说共产党的队伍根本打不过他，是共产党的政策征服了他。

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当时我信了。烈士陵园林立的墓碑是最有力的佐证。我将大人们讲给我的故事再讲给同学们听，当我一讲到我军伤亡时，常引起同学们不满的愤慨，群起而攻之。但他们又常常经不起诱惑，还是找我，听我给他们讲故事，这样耳目一新的故事的确是太吸引人了，听起来还是那样的刺激。

什么故事也都有尽时，讲来讲去，讲得我山穷水尽，所有听来的故事都被掏空时，同学们余兴未尽，仍旧不依不饶，我便顺嘴胡诌编故事唬他们。我编的是一个剿匪的故事，当我讲到一位战士被一满掌熊毛的铁手掏心时，同学们哄然而起，声讨我是反动透顶。我毕竟幼稚，幼稚编出的故事中显而易见的是不足和虚假，何况是个刚满十岁的孩子即兴而出的故事。同学中一个叫刘柏松的同学惊呼我是“大白话”，我由此获得了这一殊荣。在二十年后的一次笔会上，一位叫荒原的作家曾说：撒谎的孩子都是聪明的孩子，那些超人的想象力就具有着作家的素质。现在要从文学创作上追本求源的话，与那时我能白话不无一点关系。我揣测着这次白话是否奠定了我创作的基础？那些我即兴编出的故事，是不是算作我未成文字的小说、不成熟的处女作呢？

这次同时出版的两本传奇小说集《荒村无字碑》和《蛮荒年代》中收录的传奇小说，有几篇就取材于这些真实的故事。

小说集《荒村无字碑》中《城工部最后一个地下党》是从我父亲的领导老青年部部长的真实故事创作而来，从题目上看似最近影视最流行的谍战故事，其实是在关注着主人公秦涛的人生命运，因地下党城工部出现了叛徒，上级组织开始除奸行动，只有秦涛侥幸逃脱，可历史问题一直缠绕着他，直到平反昭雪。

当然，小说主要靠想象力，如我前面所说，小说不仅要靠现实中的真实事件，还要靠自己提炼和加工，或是创作故事，那么《奶奶的传奇人生》《荒村无字碑》就是这种，这两篇小说，前者是我从《老同志之友》上看到的一篇不足千字的报道，那个主人公感动了我，我就把他写成了一篇小说，后者则是听说东北某地发现了日伪时期的万人坑，我突发灵感写作而成。这两篇讲的都是女人的经历，她们都是历史功臣，一个隐姓埋名，一个归隐旧里，两人的命运却迥然不同，而生成的社会影响和感念却会弥留在我们的心中。

《历史与1948年的某一天》与前面的小说有所不同，我只是从自己了解的历史和看到的图书中，从中截取了一个侧面，把国民党守军郑洞国坚守长春最后一天的经历写入我的小说。

小说集《蛮荒年代》中收录了12篇民间传奇类小说，小说中的故事从不同的人物层面，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故事情节，体现出作者的历史感和使命感，故事经历的时间跨度很大，从清朝末年的《关东第一喝》开始，到军阀混战时期的《蛮荒年代》，抗日战争时期的《巧木匠呆儿》，解放战争时期的《祭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隅苍生》，直到改革开放靠山屯的系列小说《致富奇招》《为村民干件大事》等，每个历史阶段无不涉猎。这些小说有的发表在《章回小说》《中华传奇》这样的通俗文学名刊上，还有几篇发表在《延河》《山东文学》等纯文学刊物上，《一隅苍生》发表在中国作协主办的《中国作家》，并且是头题小说，还配发了我的创作谈。靠山屯系列小说其实是我为情景喜剧《老婆孩子热炕头》写的几集电视剧本，觉得挺有意思，就把它们编成了系列小说拿出去发表，不曾想还有了意外的收获，《老爷子的心病》得了奖。

其实我的创作，尤其是传奇小说创作，都有着文化的自觉行动，在考量小说的价值和人物命运的同时，更多地去建构和挖掘其历史的渊源和命脉，并且进行必要的互动和比较，这种小说更多的讲述都是“对抗”或是“毁灭”的情节，这样可以让我们经常去回顾、回望，甚至要回头，用来审视不同时期的史实与经历，我们看到，不论是在历史过程中，还是在民间生活中，所产生的或浩瀚、或渺小，但却会永垂不朽的文化的价值。

很多人都认为我的写作是个谜，因为别人看不到我在写作。在这一点上，我要感谢生活，感谢周围的朋友，感谢那些带给我精彩的人，因为这些元素就是我的作品，就是我创作的源泉。

有了作品及成绩，那么，写作又给我带来了什么呢？

有人评价我这个人“太聪明”，这里似乎有贬义，其实不然。

我经常说自己是一个“不拿文学创作当作生存状态”的人，我说文学现在是退潮期，我从不想说是文学的退化，虽然有人这么说过。

应该说，写作让我失去了很多。

其实，作家是很需要毅力的，权力、金钱、职位都曾诱惑过我，我有很多被提拔的机会，不是“错失”就是被我“拒绝”，用“平衡”观点来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定数，不能“这山望着那山高”，到时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

但是写作又带给我快乐！

创作是有快感的，在写作中很容易找到做上帝的感觉，在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大多是活得糊涂的，而写作者可不糊涂。写作中有混沌，也有洞明，有时郁郁寡欢，有时也会激动万分。

故事的想象与虚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也包括我自己的好奇心。

最后，我要感谢的是很多关注我的写作、帮助过我的人，正因为有了你们，我觉得一切都变得值得。

2015年3月于锦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