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小打好绘画的根基
我出身在苏州的书香世家，父亲颜振镛为晚清秀才，是有功名的，祖父也是从前的读书人。父亲后来在仕途上没有上去的原因是因为戊戌变法以后，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改试策论了。当时，正好是父亲要考举人的时候，过去读书人碰到这样的局势变化，仕途就没有指望了。
看到仕途无望，父亲就只好转为学商了。那时主要是靠舅公帮忙，因为舅公是在轮船招商局做事的。说起中国的轮船招商局，大家都知道，这是中国自强运动中开办的第一家官督商办企业，主要从事客运和漕运等项运输业务，也是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船航运公司，总局设在上海外滩，就是那幢三层的红砖大楼。舅公当时是轮船招商局的高级职员，看到父亲仕途无望，就关照他说不要读书了，重新学习会计、算学等实用知识，并介绍他到招商局工作。
舅公当时是轮船招商局会计科科长，那时候的会计科科长可不是现在一般的普通科长。全国就一个轮船招商局，但是总局只设三个科，即经理、庶务、会计等，机构不像现在那么臃肿，可见那个科长在当时的地位。在维新图强的社会大局势下，父亲只能放弃了读书这条路，弃文从商了。
父亲文才好，书法也好，特别是那一手官场用书体的“馆阁体”写得好，楷书匀圆丰满。轮船招商局每年董事会需要查看会计科提供的账目，账目都是一行一行地手写的，蛮厚一本账，都是父亲写的，人人都说他的楷书漂亮。
招商局除了上海总局外，在天津、汉口等地有许多分局。当时，招商局全国范围的账目、简报、月报、年报等，也都是父亲写的。父亲根据全国各分局报上来的资料，一条一条地进行整理，都用“馆阁体”小楷写。
由于父亲曾在轮船招商局工作，有时我和长辈乘黄包车经过外滩时，他们就会指着那幢建筑，很得意地对我说：你父亲从前是在那里做事的。
从前的薪水是讲银元的，一块银元重量是库平纯银七钱三。招商局职员工资比社会上一般人要高许多。我父亲在轮船招商局工作，算是中级职员，每个月薪水有一百多块银元。从前发薪水的日子，因为银元份量很重，就用袋子装，叫一辆黄包车回家。
招商局除了职员薪水高以外，其他的福利待遇也比较好，每年年底都有分红，大概可以拿到薪水总数的十分之三左右，也就是说你每月挣一百块银元，年底分红还可以拿到三百多块银元。招商局鼓励职员不要花费分红得来的钱，而是将其存在局里，到年底给利息，就和存银行一样。局里用这些钱可以进行再生产。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经济方面是富裕而不愁的。但是，辛亥革命前后，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当时招商局里吸鸦片的人很多，父亲也曾吸过，后来戒了。鸦片的危害，大家都知道，但当时的社会风气就是如此，生活条件好的人就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
父亲虽然在招商局工作，但毕竟是读书人出身，喜欢字画金石，家里的藏书也很多。父亲的人文素养，家庭的文化气氛，从小对我就有很大的影响。我的祖籍是苏州，但是在上海出生的。以前全家借住在上海南市西仓桥街的一户大宅里，房东也是个读书人，大宅里的花园、走廊有许多碑刻，是名人墨迹刻的。房东也有很多碑帖，我记得他有《平远山房法帖》，这是一个很好的碑帖，精刻唐至明名家书迹，里面的名人书法都是真迹。他出钱把好的碑帖印制了两部，一部七本，一部四本。王羲之的《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这是王羲之与一群文人雅士在绍兴兰亭饮酒赋诗时趁兴写下的，里面有很多一殇一咏，还有一些读书人的文章，可惜这本帖已经没有了，现存的王羲之那本只是影印本。原来的那本真好，墨色印的，和原稿几乎一样，我家原来是有一本王羲之的，抗战爆发后，出去逃难就没有了。
《平远山房法帖》，是家里从小叫我们临摹的，抗战逃难时一直带在身边，我一直将其临摹到参加工作，成年以后还在临摹。这本帖相当好，拓得也好。好碑帖的基本要素是：石要好，刻功也要好。现在这本《平远山房法帖》被我小儿子藏好了，他蛮喜欢这本碑帖的。
房东家有个花园，我们放学回来经过花园，空下来就去看他们拓碑，有颜真卿的《祭侄稿》、苏东坡的《寒食帖》。《祭侄稿》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被公认为“天下第二行书”，而《寒食帖》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也是苏东坡书法作品中的上乘。
我从事绘画工作，最初是从学习书法开始的，中国绘画和书法关系密切，现在说起来就是“书画同源”，两者的产生和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我母亲一直和我说，你父亲是前清秀才，书法写得很好，但他只会写馆阁体，行书草书都不会写。我的爷爷对我父亲管得很严，爷爷也是前清秀才，他的考卷我看到过，由姑母保存着。爷爷的文章很好，但字迹太草，字太草到乡试时考举人就不行了，考不上举人，等于就踏不进仕途了。爷爷由于自己有这样的教训，就严格训练我的父亲，让他从小就要学写字。
我的父亲也是让我从小学写字，但他说这主要是为了收收我的心，不要太贪玩。他说真正写字是要有一定文化基础的，真正学艺要有初中文化水平以上才可以。因此，我小时候学写字，父亲不太管，倒是母亲管得紧，我六七岁就开始练写字，总是被母亲盯着写。我现在能写一些书法，主要导母亲的功劳。
P1－3
颜梅华先生早年以连环画闻名上海，为“四小名旦”之一，后来转型中国画，无论山水、花卉、书法，或是戏剧、历史人物，项项俱佳，款款精到，特别是退休后的近三十年里，为其艺术创作的巅峰时期。两年多前，本人作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接受为颜先生作口述历史的任务，老人时年已八十八岁高龄，待人亲切和蔼，儒雅大方，精神依然矍铄。
颜先生性情淡泊，不喜欢故事性的讲述方式，而是在清逸的神气中讲述自己对美术人生的见解，因此，他的讲述没有生动的情节和浓重的色彩，但如他喜欢的龙井茶一般，色绿、香郁、味甘、形美，细细品来，自有其独特的内容。
每次采访，夫人都会热情地送上一杯龙井茶，有时陪在一旁听我们谈话，有时还会插上几句话。颜先生夫妇结婚已六十多年了，相濡以沫，伉俪恩爱，温馨家庭都是一样的。
颜先生虽然同意接受口述采访，但毕竟年事已高，约定每周采访一次，每次两小时。夏天炎热，冬季寒冷，均不适合采访，加上其他不适合采访的事项等等，因此，二年多时间内，断断续续，实际接受十数次采访。
与一般文史馆馆员的口述历史不同，颜先生对于自己的人生履历讲述得不多，比如很少谈及自己连环画作品的创作过程与评价。很多同行都知道，颜先生一生清高，不喝酒，不抽烟，生活中没有不良嗜好，而一些连环画作者在他的眼中是“只知道二两白干，三两猪头肉，晚上吃吃画画，就满足生活了”。因此，已经成功转型的颜先生不屑与他们为伍，更不愿多谈与连环画相关的自身经历，也是可以理解的。同样，颜先生对于自己一生所经历的种种重大社会事件基本上未作正面展开，对于自己在社会动荡和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处境、态度，讲述得也不多，以口述自传而言，社会视野显得有些局促，当然，访者亦不能强求。
其实，大家都知道颜先生最初拜师于陈光镒门下，以连环画为职业，其擅长武侠侠客及古典题材，笔下的武侠人物形象独树一帜，受到读者的欢迎，因而年轻时就有上海连环画“四小名旦”之称。他早年的许多作品，如《九纹龙》、《三雄铲霸》、《双刀虎》、《红侠》、《新荒江女侠》等，不少已是连环画书摊的畅销书。解放后，颜先生适应新形势，很快转变画风，成为上海连环画的主力创作者之一。用新美术出版社领导黎鲁先生的话来说，颜梅华是最积极地向新形式新风格转变的连环画家，事实也是如此。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上海的连环画创作主要依据时事政治的需要，配合镇反、土改、农业合作化运动，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战争的题材，反映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新风尚。从颜先生的以下作品可以看出他是如何适应连环画题材变化而付出创作热情的，同时也可见证连环画进入新社会后的依然繁荣：《迎春曲》（1950年）、《女英雄黄秀英》（1953年）、《人人能创造荣誉》（1953年）、《橘林喜事》（1953年）、《大和岛解放记》（1953年）、《风云初记》（1955年）、《马头琴》（1956年）、《礼物》（1956年）、《一幅僮锦》（1956年）、《神画》（1956年）、《我们家在草原》（1957年）、《爱情的传说》（1958年）等。其中《女英雄黄秀英》讲述二十一岁就参加革命的江西瑞金妇女不惜牺牲，经受磨难，解放后被人民推选上北京参加国庆大典的故事。《一幅僮景》和《我们家在草原》、《马头琴》等讲述少数民族的故事。
解放后，连环画的内容形式和读者对象都发生了变化，不仅不提倡古典历史小说，还要对其进行批判，认为那是封建主义的糟粕。但是，1953年至1955年，突然对古装题材解禁，连环画家又能创作他们所熟悉的故事了。这一时期，颜先生创作了《信陵君》（1953年）、《卫公好鹤》（1955年）、《比目鱼》（1955年）等作品，其中1955年2月由上海新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比目鱼》为彩色印刷，讲述古代青年谭楚玉与刘藐姑为爱情而不幸殉情的悲剧故事。1956年，有领导批评连环画的古装题材太多，很多画家就不敢多画了。
同一时期，根据外国题材的翻译故事也出了不少连环画，颜先生的《卓娅和舒拉》（1954年）和《未开垦的处女地》（1955年）引人注目，这些连环画均与贺友直先生共同创作，并出于出版社的特别约稿。当时的苏联革命文学名作迅速被改编成连环画，说明上海的连环画选题也是紧跟形势的。
1958年以后，随着大跃进等运动的开展，上海的连环画作者也是全力以赴，连环画精品不断涌现，在艺术成就上也是尽善尽美的。这一时期，颜先生创作了《革新派万岁》（1959年）、《技术革新的闯将》（1959年）、《养猪红旗手》（1960年）、《百折不挠攻尖端》（1960年）、《为了生命》（1961年）、《顾炎武》（1961年）、《待客如亲人》（1961年）、《海瑞背纤》（1963年）、《龙江颂》（1964年）等作品。一方面是适应时代的需求，一方面也有机会继续发挥古典人物作品的绘画特长。“文革”前夕的《龙江颂》是根据同名京剧改编的，该剧后来成为著名的革命样板戏，而绘画精美的连环画，第一版就发行了九万五千册。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颜先生受到冲击，受过批判，也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但由于其人物创作的绘画特长，比较早地被结合，也参与创作了一些连环画，如《刘文学》（1970年，王仲清、胡克文、颜梅华等）、《海港》（1973年，潘晋华、马建彬、戴敦邦、颜梅华等）、《先秦法家人物故事选》（1974年，丁斌曾、汪玉山、颜梅华、贺友直等）、《狠狠抗击老沙皇》（1975年，颜梅华、吴大成等），上述作品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社是“文革”时期上海出版局局属出版社的联合机构。上述连环画均为集体创作，这也是这一时期的出版特色。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连环画创作和出版开始滑坡，此时的颜先生已开始向中国画方面转型。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得心应手的连环画，依然创作出许多精品，如《黄巢起义》（1980年）、《智取生辰纲》（1981年）、《张飞审西瓜》（1981年）、《白蛇传》（1981年）、《高老庄》（1982年）、《鸳鸯剑》（1985年）、《杨志卖刀》（1985年）等。
颜先生的连环画创作，题材广泛，涉及古代、现代、国内、国外及少数民族等方面，其中有一些作品被翻译成外文，传播到世界各地，如《一幅僮锦》、《我们家在草原》、《误入白虎堂》等，其中《误入白虎堂》被精印成大20开本，使外国读者能更好地欣赏到中国连环画画面的精妙细微。
颜先生是一位感情朴实、人品正直的画家。他在口述自己的美术人生时，强调两个对比，即真心感受到新社会比旧社会好，退休后的生活比中年阶段好。在旧社会，他原来有一个富裕的家庭，由于日本侵略中国，父亲在战争中失业，八个兄弟姐妹只存活他和八妹两人，他自己十五岁因生活所迫而失学，并患有忧郁症，虽然早年就从事连环画行业，但生活并不安定。在新社会，政府组织画家进行新的学习，思想上、技术上都赋予新的面貌，所以他由衷地感谢新社会，认为新社会比旧社会好，在新社会投入了学习和工作的热情。
进入新社会不久，颜先生开始人生的中年阶段，在国营出版社工作收入虽好，但家里有八人需要赡养，生活负担沉重，不得不日夜工作，平均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再加上遇上极左路线时期，其绘画才能并不能充分发挥。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中国画有了新的发展前景，画家的才能得以充分施展，生活水平亦大幅提高，因此他认为改革开放比他的中年阶段要好。画家从亲身经历中得来的比较，既是宝贵的人生经验，也是社会变迁史的重要史料。
像很多老一代知识分子一样，由于有旧社会艰辛生活的经历，颜先生是实实在在地接受新思想教育的，在口述史采访时，他多次提到：我们这代人的艺术观，是长期经过这种思想改造过来的，至今还离不开这种思想。我还是以这个观点来分是非的，比如这种画是资产阶级的，这种画是社会主义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是绝对不会画的。我们这代人的思想观念还是五十年代的，现在虽然是改革开放、百花齐放的时代，但哪些东西能画，哪些东西是不能画，在我的心里依然有非常明确的界限。即使在极左路线时期，虽然受到压迫，但是我们还是用正确的是非观来进行学习和工作。颜梅华先生的这些认识，是老一代人世界观的朴实表现，自然也是值得尊重的。
颜先生出身于苏州的书香门第，幼承庭训，爱读书，好书法，在中国画方面，拜吴湖帆为师，取山水、墨竹、书法之大义，后又向江寒汀、来楚生等学花鸟、篆刻，与钱君句、唐云、王个移、张大壮等海上名家也颇有交往。口述中有不少上海画坛的轶事趣闻，均为本人所见所闻，弥足珍贵，其中一些评论，如钱君匋的遗憾、翻不过大山的王个□等，可能有些尖锐，但颜先生为人处事，一丝不苟，泾渭分明，亦是性格使然。
颜先生今年九十岁了，每天依然有规律地学习、工作和休息，他说，中国画学问深奥，画家必须活到老，学到老，提高画艺是画家一辈子的追求。在采访中，时时能感受到老人的生命激情，诚如颜先生崇拜的曹操名言：“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史怡婷女士作为助手对采访进行了录像、录音，并对录音进行了文字记录和处理。史女士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取得史学硕士学位，对美术史亦有浓厚的兴趣，其认真的工作精神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陈祖恩
2016年6月6日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成立于1953年6月，首任馆长张元济先生由毛泽东主席提名，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亲聘。建馆六十余年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由历任市长共延聘近1 200名馆员。馆员专业遍及文化历史、金石书画、新闻出版、教育学术、戏剧电影、传统医学、传统体育等多个领域，多以深邃造诣、杰出成就和一定的社会影响，成为专业翘楚乃至具有代表性的知名之士。他们在人生和事业道路上所经历蕴积的波澜起伏、经验见识和丰富阅历，是具有多重价值的宝贵的人文历史资源。
为了充分发掘文史馆馆员群体所特有的珍贵而丰厚的人文历史资源，保存历史记忆，记录时代风云，推动口述历史研究工作，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于2013年7月正式成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著名历史学家、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姜义华和熊月之先生联袂担任中心主任。中心成立后，即聘请沪上学有专长的十位文史学者担任特聘研究员，启动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以下简称丛书)编撰项目。为了保证丛书的整体质量，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后，确定以下编撰原则：
一、丛书主要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同时适当选取符合要求的馆外人士为访谈对象(即口述者)。
二、丛书恪守口述历史征集途径和开展过程的规范性。凡列选书目，概由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先根据相关原则选取访谈对象。征得同意后，由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约聘的撰稿人拟定采访提纲，经中心审议和口述者认同后付诸实施。访谈结束后，由撰稿人在文字笔录对比录音、影像的基础上整理成文，最终由口述者本人修订定稿。
三、丛书注重口述历史区别于一般“自传”或“回忆录”的独特性。访谈范围涉及口述者家世、经历、事业、交往、见闻等多个方面，尤其重视本人在场或参与之所历、所见、所闻、所传、所思，具有历史价值却缺乏文字资料的内容。
四、丛书本着客观的态度保存口述者的记忆。由于认识水平和记忆偏差，其内容可能与事实有出入。撰稿人应对口述中出现的人、地、物名及时、空、事件等进行必要的核对，尽量减少常识性错误，必要时可加以注释论证，亦可视具体情况在正文后面附录口述者活动年表等相关资料。
五、丛书在整理成稿并交付出版时，除了部分内容因涉及敏感暂不公开，或不得已而有所技术处理外，应努力保持资料原貌，切忌依据主观价值标准任意删除或更改，以此体现对口述者、对口述历史的尊重，同时也给口述资料的使用者保留可供继续解读和分析考证的空间。
六、丛书按照以图辅文、以图证史的原则向口述者征集和选用图片，包括照片、书信、手稿、字画、实物摄影等各种形式的图像资料，基本要求是：图片题材应该与口述内容直接关联，图片质量应该达到刊用水准，图片说明应该以新闻报道原则来撰述，时间、地点、人物、主题，基本齐全。
我们热忱希望丛书的编撰出版能拓展史料搜集的范围，能丰富读者对历史的认知，也衷心希望大家对我们编撰工作中存在的疏漏或差错，不吝批评指正，以利于口述历史的健康发展。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2015年6月
颜梅华为贯通中西、博采百家而自成一家的著名美术家，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擅历史人物、写意花卉，兼作山水、动物。陈祖恩所著的《颜梅华口述历史（精）》是对颜梅华家庭、亲人、师友和一生艺术创作实践的回顾，对认知现代上海美术发展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陈祖恩所著的《颜梅华口述历史（精）》为著名国画家、连坛名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颜梅华先生近九十年多姿多彩之绘画人生的综合性回顾，包括家庭和亲人的影响，传统与环境的熏陶，转益多师的刻苦学习与深造，侪身连坛“名旦”的创作成就，从连环画到中国画的转型，关于恩师吴湖帆及钱君匋、来楚生、江寒汀、张大壮、唐云、王个簃等众多海上艺术名家的亲切回忆等，内容相当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