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秀
秀秀小学毕业那年，她的父亲邬福寿早已没有了往昔的风光——他曾是牛头乡的“农会主席”，后来就只是个生产队的农民而已。
20世纪80年代改革的春风势如破竹般吹走了笼罩在中国上空的乌云，中国农村体制发生着史无前例的变革，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方式正在华夏大地铺天盖地展开。
邬福寿无所适从，他不止一次质疑过县上和公社领导，不抓“阶级斗争”了，不割“资本主义尾巴”了，把土地分到户，那不是要培养“新型地主”吗？这样整，还是我们农民的天下吗？还是“根正苗红”的社会主义吗？大集体都没有了，社员还听干部的话吗？
邬福寿气得不停地吸着大烟袋，公社书记的屋子里浓烟滚滚，书记被呛得受不了，打开了窗户，“你还是少抽烟，肺被熏黑了，不好医治哦。”
“你啥意思？是在拐弯抹角骂我烂心烂肺吗？”邬福寿有些不悦，不管怎么改，也不可能改到干部不拿群众当回事吧。
“我好意规劝你，你把好心当成驴肝肺，现在不是‘文革’时期了，不要动不动就‘扣帽子’、搞批斗。你对现在的政策有些不理解，一下子要转变看法，是有些困难，但你不能找我撒气呀。国家大政方针我能够左右吗？”公社书记说，“党中央高瞻远瞩，粉碎了‘四人帮’，拨乱反正，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大势所趋，不是我们县和公社首创，我们必须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制定的方针政策。争议没有用，我们公社已经出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方案，对于集体财产和土地怎么分配，交多少公粮，我们是参照了其他地区的做法的，用时髦一点的说法，这叫农村体制改革，是我们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村工作的又一次伟大改革。”
“变天喽，变天喽！”邬福寿听得云里雾里，既然是中央的决定，他邬福寿无能为力。
“马上就要分田分地了。哨子一响，集体出工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邬福寿把家人召集到一起商议，“生产队长不起什么作用了，包产到户后，我就是家里的生产队长，人人都不许偷懒，我们要把庄稼种好，粮食产量争取拿第一，我不能让大家说，包到户了，我邬福寿占不到生产队的便宜了，喝西北风了。我老邬家世代务农，不管哪朝哪代，都是农业上的一把好手。”
“秀秀呀，你小学已经毕业了，初中也没有考上，没有读书的命，回来当农民好啊，要多向哥哥姐姐学习怎么种庄稼。”邬福寿说，“没有文化照样当农民，现在谁也指望不上了，只有依靠自己。”
“爸，不是我不努力，是我没有赶上好时代。大哥被推荐读了大学，现在又在公安局工作，不用日晒雨淋，拿工资，住公家的房子。”秀秀说，“只怪我命不好，推荐上大学的时候，我年龄还小，现在考试上学，成绩又不好。”
“你不要说这些没有用的，恢复高考后，有那么多年轻人凭本事考上了大学。你也不要怨天尤人，天生一人必有衣禄。这庄稼活只要你做几年，你就是一把好手了。”邬福寿说，“时代不同了，连我这个死脑筋都要被迫接受那些新鲜玩意儿，总不能听说打破‘大集体’，包产到户了，我就上吊自杀吧。你不仅要学会庄稼活，还要学会针线活，女人嘛，迟早是要嫁人的，找一个家庭殷实的人家，一辈子都不会受穷，你跟不了我一辈子，自己不能干，在婆家要受婆婆和男人的气。”
为尽快推动土地分配到户，县上和公社工作组进驻生产队，指导分田分地和分集体财产。在涉及自己的利益上，社员们寸步不让，争吵声不绝于耳，工作组束手无策。
“土地肥瘦搭配、远近搭配，集体财产估价出售，牲畜抓阄分配。要做到绝对公平，菩萨都没辙。”邬福寿面对混乱的局面，拖着沙哑的烟锅巴嗓子干吼道，“如果你们要想按照所谓的绝对公平的分配方案，我看，到了明年开春了也分不下去。”
“虽然承包到户了，但我们还是要发扬团结互助的精神，生产资料虽然分到户了，大家还是要合理分配使用，都是祖祖辈辈在一起生活了几代人的乡邻，大家不要算计得这么清楚。我们把土地分到户，和解放初期打土豪分田地有着本质的区别，最终目的是要把农业生产搞上去，要让农民过上好日子。”县上工作组负责人说，“我们县上的农业部门不会袖手旁观，不管大家在农业生产中遇到什么问题，我们都会无偿为大家提供优质的技术服务，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我们分田地，既要公平、公正，又不能损害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希望社员同志们发扬美德，支持我们顺利开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邬福寿一家15口人（儿女各自成家，但户口还在邬福寿的名下），分到了30亩土地和一头大水牛，邬福寿牵着壮硕的水牛，不时摸摸牛角，摸摸牛尾巴，动情地说：“老哥呀，今后，你就是我们家庭的一员了，庄稼种得怎么样，就看你出不出力了。”
水牛昂着头，瞪大眼睛看着陌生的新主人，“哞、哞、哞”地叫着，邬福寿高兴地说，“你放心，只要你给我出力，我会把你当儿子一样看待，给你弄好吃的。”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