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书的日子（1982－2014）（精）》出版家李昕个人回忆录，改革开放后第1批出版人成长实录，一生编辑经验凝练总结，浓缩30年中国出版风云，刘再复作序推荐，特别收录李昕40幅私家珍藏照片，及近百幅书影。附录收入《邓小平时代》版权之战日记，全程实录，精彩之至。

《做书的日子（1982－2014）（精）》为出版家李昕先生个人回忆录，以人民文学出版社14年、香港三联8年、北京三联9年工作经历为线索，分享30多年（1982—2014）编辑之路的酸甜苦辣，回顾总结一生编辑经验、成败得失，讲述出版背后的精彩故事。全书鲜活地展现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版家在大时代中的学习、成长历程，也为我们描摹了近30年的中国出版史。

序言 “大战风车”团队里的兄弟/刘再复

上篇 人文社14年（1982—1996）

 一 进入理论组

 二 《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出版

 三 参与管理，关注文坛

 四 四位畅销书作家

 五 多种类型的图书策划

 六 两场版权官司

中篇 香港三联8年（1996—2004）

 一 “三年能熟悉就算及格”

 二 “三联要旗帜鲜明”

 三 “蚂蚁战术”和本地化追求

 四 开发新板块

 五 原创画册和图文书

 六 有关图片使用权的故事

 七 在深井中游泳的感悟

下篇 北京三联9年（2005—2014）

 一 “地震”之后

 二 “对表”的困难

 三 不可或缺的两种“关怀”

 四 令人纠结的大家作品系列

 五 一点一滴的资源积累

 六 几本畅销书的背后

 七 产品线的拓展和体制的调整

 八 生活书店的重生

后记

附录 傅高义先生会见记

进入理论组

1982年9月，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上班。

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个规矩，编辑上岗以前要先做校对，算是专项业务培训。我和同来的几个大学毕业生上班的第一天就被送到校对科，跟着一位老校对学习看校样。科里对我们完全按照普通校对要求，诸如每个月要完成多少字数，错误率要达到什么标准等，都要按月考核，公布成绩之后，有奖有罚。这是一种相当严格的训练，一开始我们几乎有一点吃杀威棒的感觉。因为当时校对科里绝大多数同事都是中学毕业的女孩子，而我们是大学中文系毕业，很有些自负的。但是面对校样，没有经过训练的人就是眼睁睁地校不出错误，我们的考核成绩总是偏低，甚至不及格。这使我们懂得，校对也是一种专业能力，而且对于编辑是必须具备的能力。后来我做了编辑，几十年来一直觉得，当初的校对经历，于我是终身受益的，因为编辑和校对其实是两种训练，编辑重点关注的是书的内容，而校对重点关注的是书的文字和格式，没有校对经验的编辑，对于书稿的加工通常会比较粗疏，遗漏很多技术性差错，但做过校对的编辑对书稿的加工处理就会做得比较周到和完善。所以，人民文学出版社规定新人职的编辑必须先做校对，这是一种非常有远见的安排。这项规定他们30多年来一直坚持执行，看来也是从中尝到甜头的。

我做校对大约lO个月，然后被分配到当代文学编辑部理论组。那时的出版社，分工非常细致，专业性很强，理论组的工作，就是出版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家和评论家的著作。我编的第一套书是《胡风评论集》的三卷本。第二部书是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这一本“简编”可是畅销书，20世纪80年代以后，上过大学中文系的人大都读过这本书，因为它是中国高校文科教材，发行量非常大，累计超过100万册。当然，无论是《胡风评论集》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都不是我组稿策划，而是我到编辑室以后老编辑交给我、安排我做责编的。

但是，我也并不是简单做做案头工作，而是在编辑中伴随着一些个人思考。编《胡风评论集》，我担心读者不了解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艺界思想斗争的背景，读不懂胡风的那些深奥的理论，于是建议胡风写一篇《后记》，对当时的情况做些解释和说明，结果胡风先生一口气写了4．7万字，对自己的文艺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总结。尽管当初为了这篇文章是否可以收入书中，社领导闹出不同意见，事实上酿成了一场风波，但是今天看来，这是作为文艺理论家的胡风在政治平反后撰写的唯一一篇为自己辩护的文字，也是他一生中所写的最后一篇论文，其理论价值和史料价值自不待言。

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我则是以非常挑剔的眼光给作者找毛病。我从资料室找来了王瑶、刘绶松、夏志清、司马长风等人的同类著作，边审稿边对比，努力判别这本书稿的价值和特色。由于它是多位作者集体写作的，主编是唐弢先生，副主编也有好几位，文稿多人经手，内中文字便多有重复和不统一之处，甚至有些地方内容不衔接。我几次到唐弢先生家，把问题一一向他提出，他每每十分重视，和蔼客气地告诉我如何修改。看过几段我修改的稿子以后，唐弢先生便对我非常信任。我再提出何处需要加几句话，何处需要改写一段，他竟然会对我说：“不用问我了，你改定就可以了。”这使初出茅庐的我受宠若惊，顿时有了几分自信。P19－23

“大战风车”团队里的兄弟

——李昕《做书的日子》序

3月间，李昕兄告诉我，他正在写作一部“回忆录”，追忆的是自己的编辑历程，还说写成之后希望我为他的新书作一序文。他的“希望”不带任何“世故”之思，即没想到由我这个海外游子作序会不会带来什么不利影响。我答应作序也不带任何“世故”之念，即完全没想到李昕可是中国一流人文出版社“三联”的“总编”等等。只是想到，我的写作生涯与李昕兄的编辑生涯太密切，太息息相关了，我可以讲讲自己的感受。历史的经验固然值得注意，但自己的经验和感受却最可靠。我的经验和感受告诉我：李昕可真是好编辑呀！

李昕编辑生涯的三个主要段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编辑时期，在香港担任三联副总编和总编时期，在北京担任三联副总编和总编时期）都和我关系密切，具体地说，他都支持过我，帮助过我，甚至是“激活”了我。

使用“激活”这个词，绝非故作惊人之语。我可以告诉朋友们：如果不是2002年春的那一天，李昕和舒非（诗人，三联编辑）一起到香港城市大学教师宿舍找我并郑重地向我约稿，我可能不会写出“红楼四书”，也不可能写出《双典批判》等，我“返回古典”并燃烧起书写古典的热情，完全是那一天他们给点燃的。那一天，李昕以香港三联负责人的身份看望我，知道我在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郑培凯主持）正在讲解《红楼梦》和《三国演义》《水浒传》，就立即做出约稿的决断。他用斩钉截铁的语气对我说：“您的《红楼梦》讲稿，我们可以出版。您什么时候交稿，我们就什么时候进入编辑过程。”他讲得一点也不含糊，一点也不犹豫。其炽热的口吻，其坚定的态度，让我立即感受到信赖与真诚，也感受到鼓舞。不管怎么说，香港三联是有内地官方背景的出版社，我作为一个海外游子，已经多年没有在这种出版机构出过书了。那个瞬间，我完全没想到他如此大胆，如此坦率，如此“毫无畏惧”。在李昕与舒非的“感召”之下，我当时就做出一个重要决定：好，抓紧整理，整理好了就交给你们。大约努力了一年，我终于把《红楼梦悟》整理出来了，舒非作为责任编辑很快就推出《红楼梦悟》。没想到，2004年，李昕兄调到北京三联担任副总编。离开香港前夕，他又告诉我：“《红楼梦悟》，不仅要在香港出，我到北京后，也要在北京出简体版。”这又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也使我信心百倍。于是，我又着手写了《共悟红楼》《红楼人30种解读》《红楼哲学笔记》。李昕兄指定曾诚、刘蓉林、徐国强等为责任编辑，于是“红楼四书”就这样在香港与北京先后问世了。见到“四书”的样本，我和许多朋友说：“你知道这套书的第一原动力是谁吗？是李昕！”

李昕在北京主持三联编辑业务的9年（2005—2014）里，我也开始了一段“回归故国”的心事浩茫的历程。从“返回古典”到“返回北京”，这纯属偶然。在这偶然里，有一重要因素，便是一个名为“李昕”的人。因为他，我在三联一鼓作气出了将近20部书，除了“红楼四书”外，还有《贾宝玉论》（李昕退休后在生活书店出版），《李泽厚美学概论》《双典批判》（责任编辑：朱竞梅），《随心集》（责任编辑：朱竞梅），还有由郑勇兄担任责任编辑（后提升为副总编）、由白烨编选的《刘再复散文精编》十卷（《师友纪事》《人性诸相》《世界游思》《槛外评说》《漂泊心绪》《八方序跋》《两地书写》“天涯寄语》《散文诗华》《审美笔记》等），在三联的“敢为天下先”精神的影响下，也由于周青丰兄的推动，福建人民出版社、中信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也纷纷推出我的旧作与新作共60种左右。几年间，我的名字又重新走上祖国的大地和祖国的心灵，真的“复活”了。所以说李昕兄不仅帮助了我，而且“激活”了我，并非虚言。

其实，在去香港之前李昕在北京的14年（1982—1996），我的文学生涯与李昕的编辑生涯就奇妙地联结上了。他于1982年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便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到了1985年，他也只能算是工作之初。而我刚就任文学研究所所长，也是初弄潮流，很需要国家的金牌出版社支持。那时，我借助手中权力，想做一番打破“苏式教条”的改革事业。一方面，我自己提出两大理论：一是提出“性格组合论”，想以人性论打破阶级论；二是提出《论文学主体性》，想以“主体论”哲学基点取代“反映论”哲学基点。当时我把“苏式教条”当作“大风车”，把自己当作堂吉诃德，真的是想冲撞搏斗一番。没想到，就在那个时刻，我和李昕相逢了。他支持我，要出版我的《论文学主体性》，但篇幅不够，于是，我又选了一些相关的文章，编成一部《文学的反思》。李昕说，此书是“重头戏”，书前要放一张照片。我说，能否放一张我和爱人陈菲亚的合影，她为我抄写稿子很辛苦。李昕满口答应“没问题！”这张照片让菲亚高兴了好久，说了几遍“小李真不同凡响”。没想到，此书出版后，我的一位师长竟然给出版社提了意见，说“把妻子的照片也放上去，太过分了”。因为这本书，我才知道李昕这位刚出茅庐的年轻编辑非同一般，做事不拘一格。我喜欢这种敢担当、有作为的人才。李昕还有一件事让我感动，就是我在“大战风车”时，主编一套“文艺新学科建设”丛书，也得到他的全力支持。为了“战胜风车”，我借用各种“武器”，其中包括借用自然科学的新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进而我又在文学所开设一个新的研究室，命名为“新学科研究室”，请我的好友董乃斌和程广林（程麻）当正副主任。新学科室的建立引起了非议。当时副院长汝信提醒我：文艺新学科名字太张扬，有人不赞成。为了证明新学科的合理性与可能性，我策划这套丛书，自己担任主编。在这一“紧要关头”，我请三位出版界朋友帮忙，一是文联出版社的郑荣来兄，二是中国社科出版社的白烨兄，三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李昕兄。没想到，李昕兄又是满口答应。他的支持真的鼓舞了我。于是，书一本一本问世。李昕对这套丛书的支持，让我从内心深处把他当作“自己人”。尽管我从未有过“山头”意识和“圈子”意识，但在无意中却真把他当作80年代“大战风车”的同伴，“堂吉诃德傻子王国”里的兄弟了。因此，十几年后在香港重逢，也算是“他乡遇故知”。

在北京和李昕相识时，我只想到他是“青年才俊”，可以助我这个“弄潮儿”一臂之力，并没有想到他以后会是国家出版事业的真脊梁等等，直到他退休，我才恍然悟到，这么年轻，怎么就退休了。那一瞬间我先是意识到自己老了，之后，便意识到，这个李昕真能干。不仅有“识”，而且有“胆”，可谓学胆识兼备，他不仅善于“策划”，而且有“策略”，做事比我稳当多了。不像我那么“堂吉诃德”，那样“老战风车”，也是在那个瞬间，我才意识到，自己已无“话语权力”了。只是今天读了他的《做书的日子》，更明白自己对他的一切感受都没错。他真的默默地做了许多好事，包括出版《胡风评论集》这样的特大好事，为国家为他人默默地做了许多“嫁衣裳”。而我此刻在美国落基山下阅读他的回忆录，除了回应“默默的敬意”之外，什么也没有。

于美国科罗拉多

2017年4月23日

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在今天写这样一本书。

近几年，我陆陆续续写了一些随笔，讲述30多年“做书”背后的故事。有时，我会把新写的文章寄给一些师友恭请指教，其中包括我特别尊敬的老作家邵燕祥先生。一次我到燕祥先生府上拜访，他对我说：“读你的文章，知道你经历的事情不少。你应该系统地记录下来。”我笑说：“写回忆录吗？我还没到年龄呀。”但燕祥先生却说：“你可要抓紧呀。如果等你‘到了年龄’，很多事就记不清楚啦。这事我是有教训的。”他的话使我有了动笔写回忆的念头。

确实，我退休以后，心态倾向于怀旧，主观上也有写作这类文章的动力。记得有一次，我为了重新编辑一本冯骥才先生十几年前曾经出版的旧作，向大冯索取样书，他在电话中嗔怪我说：“这书是你自己编的，怎么会连样书都不留？”他说：“我告诉你，你做了一辈子编辑，等到退休之后，最大的满足就是欣赏自己编的书！你编过的书可要好好地收藏起来呀！”这些话，我当时听了，并没有很深的感受，但是今天，自己的确是像大冯说的，经常在“翻书忆往”，对着家中的几组大书柜发呆。我知道，这些书，记录了我最重要的几十年人生经历，不仅渗透着我的酸甜苦辣种种体验，同时也凝聚着我对历史、现实和人生的思考。它们就是我人生价值的体现。我属于曾经受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影响的那一代人，对于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段“人生不可虚度”的名言记忆尤深，常以此自我鞭策。而今，在我编辑生涯告一段落的时候，我的确需要给自己走过的道路理一条线索，做一次盘点，主要目的是进行一次至少是阶段性的总结，也算是对自己的一次考试。当然，面对我曾经手（即以各种方式参与编辑出版过程）的两三千本图书，因其总体上已被社会、文化界和广大读者证明是有价值的好书，对于繁荣文化、传播知识、促进社会思想启蒙发挥了一点作用，我的自我考试是及格的。我感到自豪和满足。尽管我一生没当什么官，没发什么财，没成什么名，我也仍然觉得，这辈子过得很值。特别是作为一个读书人，我一生和自己喜爱的图书做伴，从中不仅汲取了太多的营养，而且获得了太多的乐趣。人们说，所谓幸福，就是快乐地生活。我无疑是一个幸福的人。

初稿写成以后，我把它寄给几位好友征求意见。作家张曼菱直言不讳地说：“你写了不少作者和他们的书，为什么不多写写你的同事？”这一句话使我警醒。我感觉稿子似有疏漏。世人皆知，编辑总是需要与人合作的。好书通常不是一个编辑单打独斗的成果，一个好汉也需要三个人帮。我曾见到有老编辑写回忆文章提及自己编了某某有影响的作品，因为没有或较少谈到他人在其中的贡献而招致同事的非议，以至于引起朋友反目。我极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我一直对于几十年来在各种情况下支持我的同事怀有感激之情。于是我立即将书稿重新梳理一遍，在一些有必要提及同事的成绩的时候，加入他们的名字。但是，由于这毕竟是个人回忆，受到叙述角度和文体的限制，我言及同事对于某书某事的贡献，仍不可能详尽叙说，有时只是寥寥数语，甚至一笔带过。我希望这些同事可以从他们的角度，对我的回忆做出补充，这样便可以对一些重要的场景进行立体还原。

这篇文章的篇幅其实很短小，原因是我并没有把它当作一本书来写。我原本是要给自己留下一个粗线条的、简要的记录，或者说是写一个提纲，以便将来真正要写回忆录或者自传时，能够有一个依据和线索。之所以如此考虑，是因为写作的时机的确还不成熟。有些事情，目前还不适合写；另一些事情，只能略写不可详述。我想起有的老学者将自己的回忆录分为上部和下部，上部出版后大受好评，在万众期待中，下部却千呼万唤出不来。老学者自己解释，是因为下部书稿中涉及了太多的人事矛盾，出版的时机未到。原先我对此并不十分理解，现在我自己写了同类文章，便知道，由于学术文化界人际关系复杂，有太多的问题会使你欲言又止。我本人在这方面，其实没有太多的顾忌，但是客观地说，我承认个人对问题的观察和记录常常会带有一定局限性，而我的作品以记录事实为目的，不该以一己之见示人。所以，涉及一些名流学者，有些不得不讲的故事，我会尽力将文字收敛，只讲事实，不做评论，以保持客观。

因为这篇文章只是相当于一篇长长的随笔，所以我最初是准备将它编入我的一个随笔集出版。征求朋友的意见时，没想到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编辑汪小玲忽发异想，要为它单独出版一本书，而这个想法居然又得到了她的领导胡洪侠和朵渔的支持。我早知他们是一个极有想象力、极富创意、做事极其认真的编辑团队，特别善于进行出其不意的出版策划，去年他们曾编辑了一套名为“共同体别传”的系列小书，也曾颇为意外地将我的随笔“李敖登陆记））作为独立选题收入其中，并且设计和制作得相当精美。这次他们邀我“二进宫”，我自然乐于从命，同时要谢谢他们的深情厚谊。

书稿完成后，需要一个序言。我想到了刘再复兄。再复兄与我交往30多年，我们相知很深。但是他很忙，要读的要写的著作太多。我有些不忍打扰，犹豫再三后，才把稿子发过去。附言请他写序，嘱他“书稿不必细读，序言不必写长，美言不必多说”。然而他几天后便回复了一篇激情洋溢的序言，说了不少令我愧不敢当的好话，使我感动不已。然而我更想说的是，读者应能从这篇序言里见出再复兄的为人和品格。在我结识的作家学者中，再复兄是一位永远怀抱博大的仁爱之心的长者。他热情、淳朴、善良，总是待人以诚，真诚交友，内心常存感恩之念。所以他对我的那些美言也可以看成是他对所有忠于职守的编辑的赞赏和鼓励。他喜欢和编辑交朋友，对于每一位曾经给予他一点微小支持的编辑，他都会心存感激。他迄今出版了各种版本的著作120多种，仍然可以清楚地记起每本书的责任编辑的姓名，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他的真诚（见本书序言）。我想起1985年我刚刚认识再复兄时，曾患一场大病，持续高烧一个月不退，在家休息，无法上班。一天晚上，忽然接到再复兄电话，他慰问我之后，告诉我他弟弟在香港工作，如果我需要内地买不到的外国药品，可以让他弟弟买了寄给我。我当时就流下热泪，说感谢的话都泣不成声。要知道，那时他已经是大名鼎鼎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而我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编辑！再复兄就是这样一位令人敬重的长者，有他为我作序，我感到深深的荣幸。

最后，我还想说，希望读者喜欢这本小书。

2017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