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不仅在政治上是一只追求真理的扑火飞蛾，在情感生活中也是一只追求真爱的扑火飞蛾。丁玲的情爱史充满了丰富的人性，也充满了鲜明的政治性，并且始终保持了女性的独立性与主动性。丁玲说过，每个女人的命运写出来都是一本最动人的书。如实把丁玲的情感生活书写出来，也会成为一本最动人的书。这正是陈漱渝先生为女作家丁玲所写的那本“最动人的书”。

《扑火的飞蛾（丁玲情感往事）》由陈漱渝著。

《扑火的飞蛾（丁玲情感往事）》由中国现代文学史学者陈漱渝亲笔撰写。女作家的情感世界，总是伴随着她们的创作。作为一个感情强烈而复杂的女作家，丁玲的情感世界与其创作关系紧密，从中也可透视那一时代知识女性的精神世界。她身上，更连接着那个激情洋溢、风起云涌的时代。丁玲一生既获得过巨大荣誉，也遭遇过巨大挫折。从她的情感生活里，可以看到她真实的本性。本书资料翔实，论述严谨，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

一个真实人的真实片断——悼丁玲

干涸的清泉——丁玲与沈从文的恩恩怨怨

让事实和档案说话——丁玲与沈从文的两次精神危机

解析沈从文给陈漱渝的两封信

发生在延安的浪漫故事——丁玲与萧军

宽厚的人是美丽的——丁玲与陈学昭

琐谈<北斗)忆颜雄

我与丁玲研究

飞蛾扑火：丁玲的情感生活——以丁玲和冯雪峰为中心

丁玲小传

无心插柳未成荫(后记)

“你们不要跟那些自诩为理论家的人跑。”

l980年8月，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学术讨论会在庐山举行，丁玲应邀参会，围绕“文艺与政治关系”作了一次发言。她强调，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创作本身就是政治行动，创作和批评文艺作品一定要讲社会效果。她认为，提“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跟提“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并没有什么根本区别。她告诉我，这次会议后来发了简报，但把她下面的这些话删掉了：“你们不要跟着那些自诩为理论家的人跑。他们今天说东，明天说西，你哪里跟得过来？有时间不如多读几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从中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我是吃鲁迅奶长大的。”

还是在庐山高校文艺理论讨论会上，有人说，巴金作品在解放前要比鲁迅作品的社会影响大，很多人是读了巴金作品走上革命道路的。丁玲说：“这不符合历史。巴金作品虽然写得好，发行量也大，也起了进步作用，但那时他的作品的革命倾向和思想深度，以及影响的深远，跟鲁迅作品还有不同。巴金同志如果听到这样的评论，也会不同意的。走上革命道路的青年，很多人都受过鲁迅作品的熏陶。鲁迅说他自己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我便是吃鲁迅奶长大的。鲁迅是指引我道路的人，我永远站在他的一面。”

“毛笔”的故事

在我保存的珍贵纪念物中，有一张30厘米宽、26厘米长的照片，上面是毛泽东同志1937年2月写的一首《临江仙》。丁玲在赠我的这张照片上签了名，并注明赠送时间“1980．12”。丁玲介绍了这首词的题写和保存经过。她说，1936年1．1月中旬，她历尽干辛万苦来到党中央的临时所在地保安（现为陕西省志丹县），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领导同志的欢迎。不久，毛泽东同志抄写了这首调寄《临江仙》的欢迎词给她。后来因为战局动荡，她把这首词的手迹装进一个中式信封，带到大后方，委托胡风保管。胡风在信封上写了“毛笔”二字，意即“毛主席的笔迹”。1955年抄胡风家时，抄家者认为这是无关紧要的东西，没有拿走。十年浩劫中，胡风的东西再次被抄，他把这个信封放在一只皮包的夹层中，结果，皮包里胡风自己的东西鼓抄走了，而这个信封却安然无恙。丁玲风趣地说，当时如果发现了这个信封，有人就会说丁玲跟胡风早有勾结了。

“这样的人有什么可肯定的呢？”

大约是1983年，有家文艺刊物发表“翻案文章”，说赛金花如何如何好。丁玲气愤地说：“赛金花原本是状元夫人，后来主动当了妓女兼鸨母，甚至发展到跟侵略者睡觉。这样的人有什么可肯定的呢？发表这种文章，对年轻一代有什么影响呢？还有人把赛金花跟陈白露相比，这是不对的，曹禺笔下的陈白露，毕竟厌恶周围庸俗、卑污的人们，不甘心于丑恶污浊的生活，赛金花怎么能相比？”  “我哪想当什么作协主席！”

1983年9月，丁玲为一部末刊稿写了一篇短序。我征得她的同意，改题为《鲁迅与我们党的关系》，先在我们单位的内部刊物《鲁迅研究动态》（总第23期）刊出，后又转寄给《人民日报》文艺副刊《大地》。该版负责人同意公开发表。我很高兴，立即把这一情况告诉丁玲，不料丁玲说：“这篇文章我不发表了，因为有人正在造我的谣，说我想在作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竞选主席。我今年79岁，明年80岁整，有生之年连自己想干的事情还做不完，哪里会想当什么作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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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中国新文学的爱好最初源自冰心、巴金的作品，而最终以鲁迅研究为职业。撰写有关丁玲的文章则完全是出乎偶然。

应该是在1977年至1978年间，高校恢复现代文学课程，但涉及“革命文学论争”“左联”和“‘两个口号’论争”，学界的见解分歧较大。这使要把“共识”“定论”传授给学生的老师感到十分为难，于是北京师范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先后召开了三次有关学术研讨会。出席者除了高校教师之外，还有一些20世纪30年代的文坛人士和学界人士。讨论中与会人员大体分为三派：一派坚持鲁迅、冯雪峰的立场；一派要为周扬和“国防文学”辩诬；另一派比较持中，认为当时论争双方各有偏颇。我供职的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负责人是李何林教授，他旗帜鲜明地站在鲁迅、冯雪峰一边。我也鞍前马后，东奔西突，为保卫鲁迅而打口仗和打笔仗。现在回想起来有些汗颜。20世纪30年代我未出生，以我的资历和学识，哪里会懂得什么叫“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但因为这种表现，我们单位受到了丁玲的肯定。爱屋及乌，我也受到了丁玲夫妇的青睐。特别是陈明先生，希望我能为中国丁玲研究会出点力。阴差阳错，在1996年，我居然当上了这个学会的副会长，至2014年因超龄卸任，共18年。挂了副会长的名，开会不能不发言，于是就催生了收入本书的这些文章。还有几篇如《丁玲，女性文学，女权主义》《一个真实的人的真实片断》等，因受本书篇幅限制，又不尽符合“叙旧”的文体要求，故未收入。本书文章虽然不多，但如实地说，篇篇都有新史料，篇篇都有原创性。俗语说“无心插柳柳成荫”，我研究丁玲的文章虽然还未能成荫，但相信这几棵学术之树是有生命力的，不至于速枯速朽。

研究丁玲，自然就会涉及她经历的苦难。她说过，她只是像一只飞蛾，四处乱闯地飞，在黑暗中寻找光明。早在应该像春花一样美丽的童年时期，她的生活中就充满了忧愁、愤慨和挣扎，故乡成为了她看见的第一个黑暗所在。青年时代，作为一个年轻的妈妈，她自睹了罪恶的魔手掐死了丈夫年轻的生命。1933年，她又被国民党的便衣特务秘密绑架，在南京被幽禁了整整三年。1936年11月。32岁的她历尽艰辛，奔赴陕北，看到了新的人，新的天地，从而燃起了新的希望之火。但不久即因撰写《三八节有感》《我在霞村的时候》而受到批判。20世纪50年代初可以被视为丁玲事业的巅峰期，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使她赢得了国际声誉。只是好景不长，1955年她即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打为反党集团头目，后多次申诉，结果是平反未成，反倒在1957年又被追加为没有‘‘右派”言行的“右派”分子，从此离开文艺界几乎四分之一个世纪：其间蛰居北京两年多，“文革”期间关牛棚一年，坐牢五年，其余时间都在风雪漫天的北大荒劳改。直至1984年80岁的时候，她的不自之冤才被彻底清刷，以洁净之身在人间存活了两年。而这两年中，用丁玲自己的话来说，她只落得一颗遭过干刀万剐的心和一副病残老迈的躯壳。

应该看到，丁玲的命运并不是孤立和偶然的。《黄河大合唱》中有一句歌词让我铭心刻骨：“五千年的民族，苦难真不少，铁蹄下的民众，苦痛受不了。”这些苦难和苦痛，其实是我们民族的共业，无须任何人去加以渲染。有人说，苦难是负能量。姑且不说物理学中有没有“负能量”这个概念，即使有，那事物的对立双方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只要能够睁眼正视历史上确曾存在的苦难，我们就能成为勇者；只要真正能够以史为鉴，避免一些原本可以避免的苦难重新发生，我们就能成为智者。勇者智者越多，中国的前途就越光明。还是鲁迅说得好：“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热风．随感录六十一·不满》）

是为跋，写于丁玲诞生11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