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有两个基本特点,其一是有变有不变,即以表层文化的万变来维持核心文化的不变。有变乃恒,不变即会中断会死亡,如同其他古文明一样。有不变才不致面目全非,才始终不为其他文明所消融。其二是与外来文化接触时,要化人为己,而不化己为人,既然中国文化是消化型的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是当它为饭菜,那么西方文化在经过细嚼慢咽后自然也就消化成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所以中国的全盘西化绝无成功之可能。即使我们朝全盘西化去做,其结果也必然是貌似西化,而实为华化。
周振鹤的《随无涯之旅(精)》主要内容包括:小叙;中国文化的变与不变;不妨读读历代正史地理志;黄人所著之《普通百科新大词典》;一本小而有当的书;一百二十年前的两册征订书目;淘书在日本;秦始皇东巡探踪;秋冬秋冬;头朝西方赑屃;龟兹的读法;别琴竹枝词百首笺释;释江南;地戏起源臆测等等。
周振鹤的《随无涯之旅(精)》是“读书文丛”的老书,其核心观念是:中国文化有两个基本特点,其一是有变有不变,即以表层文化的万变来维持核心文化的不变。其二是与外来文化接触时,要化人为己,而不化己为人,中国的全盘西化绝无成功之可能。即使我们朝全盘西化去做,其结果也必然是貌似西化,而实为华化。
振聋发聩,石破天惊
一个文化到了必须再认识的时候,已然进入危机阶段了。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出现了时人所惊呼的“数千年来未有的变局”。变局者,衰局也,危局也。在此之前,中国文化始终处于优越地位,所谓“声教所被,无远弗届”。任何一种外来文化都被改造、被消化、被融合,“用夏变夷”始终是中国的老传统。不料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形势大变,“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竟然一再败于“万里之外小夷”之手。毛病到底出在哪里?
朝野有识之士于是重新审视传统文化,慢慢悟出这一文化之所以不能致富强御外夷,原因盖在于器用方面的不足,必须对之有所匡补。于是中体西用思潮遂应运而生,弥漫整个中国达三四十年之久。然而对传统文化的这种再认识极其浅薄,仅只停留在表层文化方面。因而几十年间,西用的办法虽然使尽,中体的不变依然故我,民族危机于是越来越严重。很显然,传统文化的弊端并不仅在表层方面,还必须对之有更深刻的认识。但是这一任务不是从冯桂芬到张之洞一班人,也不是严复、康有为和章太炎等学者所能完成的,它必须等到维新、革命都失败以后,才能由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人物大声呐喊而出。
这些出类拔萃的人物猛烈攻击传统,认为它是阻挠中国现代化(当时称西化)的根本障碍。因此主张牺牲传统去换取现代化的富强的中国。陈独秀尖锐地指出:“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在民族和传统的权衡中,宁舍传统而要民族,的确无可厚非。鲁迅也有同样的见解,他说:“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不是国粹。”李大钊的看法更加激烈,他认为必须“取由来的历史,一举而摧焚之;取从前的文明,一举而沦葬之”,只有这样,才能“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
这是石破天惊的呐喊,这是前无古人的胆识,足以振聋发聩,启人心扉,使整个民族从所谓“中国之杂艺不逮泰西,而道德学问文章则复然出于万国之上”之类的梦呓中惊醒过来。对于一个启蒙运动来说,这种矫枉过正的言论是十分必要的,尤其在有史以来传统文化未被怀疑、未受批判的情势下,只有这种坚决的态度才能发人深省,也才有摧枯拉朽的力量。
与上述感情色彩很浓的言辞相平行,“五四”启蒙人物还有许多鞭辟入里的分析,例如陈独秀说过:“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已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这里所说的学术、政治与伦理三层大致略当今日所说之表层、中层、深层文化,陈独秀并强调伦理的觉悟为“最后之觉悟之最后觉悟”,换句话说,传统文化的改造,其关键乃在于深层结构的更新。这种眼光是何等的深远。
更进一步说,“五四”启蒙者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还有另外一方面的深刻意义,那就是把吃人的礼教、非理性的纲常伦理当成主要是民族的自我问题,正因为爱这个民族,又恨他“所造的罪孽,所蒙的羞辱”,因此才希望他“从头忏悔,改过自新”,从普遍沉沦的状态下解放出来。这一认识又带着何等的情感。批判传统的弊病,即包括鞭策自身的不肖,激励自己将这一传统向着现代方向演化。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必要的、合乎理性的文化批判运动。
七十年后的今天,海外有人批评新文化运动的全盘反传统倾向,认为“文化革命”正是承其遗绪,所以造成十年浩劫。海内有些学者为了说明两者的无关,于是力辩“五四”并未全盘反传统。其实毋庸讳言,“五四”启蒙人物的确具有全盘反传统倾向,前文所举言论已足够说明此点,但这正是他们的伟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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