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痛责学界
梁启超为朋友出书作序，写出的序言篇幅太长，成了另一本书，这本书又回请那位朋友作序——这段学界佳话，早就耳闻，却只是耳闻。多年里，似乎知道，但知也不清，说也不确。严格讲，还是不知。直到得见该书，细读书首三篇序言，又顺着蒋方震的名字延伸出的线索去读《蒋百里传》，才算大体弄明白了这段掌故。
蒋方震，字百里，是民国初年的总统军事顾问和保定军校校长，有“现代兵学第一人”之称。蒋在军事理论上是高手，热心国防建设，文化上的兴趣也很浓，主编过《浙江潮》杂志，参加有文学社团，从事新文化运动。
1920年，蒋编写出《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请梁启超作序。梁责无旁贷。这本书的始作俑者正是他自己。
梁、蒋二人早有交往。以年龄论，梁长九岁，蒋视梁为“谊兼师友”。梁却不肯以师自居，呼蒋为“老朋友”。梁在北京办的《庸言报》及其主编的《大中华》杂志，凡是关于军事的论文，都是请蒋执笔。1918年底，梁组团出访欧洲，选各方专家同行，如外交的刘崇杰、工业的丁文江、政治的张君劢、军事的蒋百里、经济的徐新六等。
这次欧洲游历为期一年，他们似有“天降大任”之感，在出发前的一天晚上作竟夜谈。言语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反思过往，规划未来，决意从此告别官场，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梁在后来著述的《欧游心影录》中记录当晚的情景道：“是晚我们和张东荪、黄溯初谈了一个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
在巴黎期间，梁对欧洲文艺复兴的历史大感兴趣，自己出题目，请法国名流逐一讲解，并嘱蒋作记录。后又嘱蒋把记录的资料整理成《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作为“共学会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便是蒋请梁作序的来由。
梁一向视自身所处的时期为“文化昂进之时代”，把清朝的学术发展看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既为蒋著作序，“觉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于是，梁荡开思路，纵其史笔，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历史流变。半月之间，写出洋洋洒洒三十三节文字。文中贯穿的一泻万里之势，让人想到“醒时兀兀醉千首，应是鸿蒙借君手”的状态。
待序文收笔，梁发现自己写出的文字已经与蒋著的篇幅相当。他觉得“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本来约定的一篇序言，生生被梁写成了一本书。原定序文，只有另写。 梁原来就有写《中国学术史》的宏愿，打算分成五部来写：先秦学术、两汉六朝经学及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清代学术。这篇“宣告独立”的长序，从内容上看，应属于原设想中的第五部，即《清代学术史》。但在动笔之初，梁没有独立著书的想法，所以，虽可以成书，体例上却有诸多不惬意处。梁觉得史书不能如此简陋，却又懒得改动，因为这个缘故，出版时定名为《清代学术概论》，封面的书名旁边加括号说明系其“中国学术史第五种”。
1921年2月，该书的初版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序言由原来请梁作序的蒋百里作。蒋在序言中说：“清学之精神，与欧洲之文艺复兴，实有同调者焉。”接着，他提出了在“清学发达之历史中”看出的几个大问题。一是西方科学东来之势在康熙以后突然中断，二是致用之学后来转入经典考据，三是戴东原理欲之说倡导启蒙却遭当世冷落，等等。蒋由此直陈时弊，如“实利主义兴，多金为上，位尊次之”……呼吁“当世君子有以力矫之”。
梁著成于蒋序之前，书中文字却响应了蒋的呼吁，足见志同道合。《清代学术概论》洋洋洒洒六万字，梳理三百年间发展脉络，指出了晚清学术的笼统、肤浅、凌乱之病。其痛切之语如下：
将现在学风与前辈学风相比照，令吾曹可以发现自己种种缺点，知现代学问上笼统影响凌乱肤浅等等恶现象，实我辈所造成。此等现象，非彻底改造，则学问永无独立之望。且生心害政，其流且及于学问社会以外。吾辈欲为将来之学术界造福耶？抑造罪耶？不可不取鉴前代得失以自策厉。
这话说在九十年前，似发于当下。如今的学界人士若能认真读读，不知会作何感想。
P17－21
听过一句话：喝狼奶长大的一代。
一语惊心，想到自幼接受的启蒙教育。《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还没读上，已作“四旧”焚烧。“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意思还不明白，已熟记于心。“匕首和投枪”来处还不清楚，已见漫天穿梭。“文革”初期，见过本校同学为图书馆长剃“阴阳头”，听说过外校学生抡圆皮带猛抽老师，还见过一幅“武斗”现场照片——一柄红缨枪尖穿过一个青年的头颅……
喝狼奶的后果，暴行仅是一端，尚有大量非极端状态的弥漫性精神损伤见于日常生活，虽无残忍之象，伤害更为深广。如，陈丹青指陈的当代汉语退化——几代人一开口，一下笔，就是那套空洞、夸张、造作、煽情的语言——或也属狼奶之孽，无非于骨骼成长、心智发育阶段潜入膏血而习焉不察。鉴于此，有识者提醒：再这样下去，人种都要变了。
既不察，便不知狼性怎样潜伏着，不知缘何诱发，不知何时发作，不知会从哪里窜出来，甚至已窜出来了还意识不到。历史为这代中国大陆人设置的考试过于严苛，若想活出真人模样确是不易。慢说高人破题的文化自觉，连实现真正身心健康都是难题。费孝通老先生当面说过“你们这代人更苦”，话里正有这个意思。
苦处怎样化解，费老没点破。过些时，他说“八十岁了想起八岁该看的书”，表示自己要补课。感谢费先生开示后生，狼奶多由阅读而浸润身心，潜人血液，或可循透析之道，以好书中的人奶、牛奶、羊奶置换，析出潜在残暴，补些日常温和。由此想起陈之藩当年写信给胡适的心愿，“把我的心地澄清”。
狼奶导致的精神衰竭过程是否可逆，心地污浊后能否澄清，虽不清楚，却不妨尝试。前一步，学着读书、识书，读出兴趣，生成对好书的直觉，成为合格读者。后一步，学着品书、知书，读出精髓，读出滋味，善于汲取思想营养，成为优秀读者。
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既有“恶启蒙，，经历，便须从恢复善意、积累善念、趋近善行开始。善行之一，即乐于开卷。这样起点不高，与爱书、懂书、藏书、写书的一些朋友比，更是自惭形秽。但有个好处：人人可行。
这些年，一直在“前一步”的状态。本书的文字，是学着读书、识书的部分札记。希望能以勤补拙，慢慢积累，增进信心，有朝一日走出“后一步”。果能如此，面对书店的诸多好书，接过朋友的新出佳作，或可少些作为读者的愧色。
从今往后，到生命终点，耕也好，读也罢，只为做个好读者。
就个人说，这目标不能算大。若能众人拾柴，渐成一代追求，则不算小，至少书香社会有望。再乐观点，把狼奶封人历史，截断恶性遗传，绝其贻害子孙。我们这代人或可
通过阅读获得救赎／余世存
冠生先生的新书《晴耕雨读》即将出版，邀请我为之作序，我稍有犹豫后答应了。说犹豫，因为我跟冠生先生算“君子之交”，平淡、至味，而其读写我并不算完全了解。我跟他交往不多，多限于在文化界的聚会中打个招呼，他是木讷之人，我也拙于言辞。但每次见面时都能感觉到他的欢喜、真诚，他对我的关心我也是知道的。他知道我有痛风病，去西藏的时候，为我带药回来。因我漂泊无定，一两年没有碰面，再见时他问清楚药效后才交给我。但我除了知道他是费孝通先生的助手和传记作者外，对他的读书生活几乎一无所知。
直到冠生先生出版了《纸年轮》一书，我才略知他的状态。网易要对他做采访，需要一位嘉宾，他向主办方推荐了我。我跟他一起去做节目，听他讲起我说过的一些话，写过的一些句子，我才知道他追踪过我的文章。他说从我的说法中受到启发，这是很让人愧不敢当的事。但他说得那么真诚，倒也使我郑重以待。我想，并非我让他受到教益，而是自由独立的精神思想本身的效用。我同时想到，他能在费老之外，明认有益于人心人生的思想资源，既说明他自己的心性之纯良，也说明思想确实需要代代传承、发扬。
我从此开始注意冠生先生。我出版了《非常道Ⅱ》，他邀请我去做讲座，我才知道他组织一些年轻朋友做读书会，经常一起读书。他的朋友办摄影展，我去看了，才知道他的交游和关怀。我还听说他是深圳读书界的朋友，90年代中期的深圳有“文化沙漠”之称，街上连一本《读书》杂志都买不到，冠生先生定期给深圳的朋友寄《读书》杂志，一时传为佳话；他后来是深圳读书月好书评选等多个活动的评委，但他坚称自己是“读者代表”。他还有个观点，希望《读书》多登“白居易式”的文章……我清楚他早已走出了费先生的范围，已经独立研读、思考、发言了。但当我邀请他参与“现代文明人格丛书”，写费孝通先生的传记时，他仍答应了。因为对传主极为熟悉，他写得又快又好，在今天人们多戴着有色眼镜看费先生时，他申明费的人格极有意义。
事实上，对中国社会洞若观火的费先生远比他的批评者更为丰富、更具关怀。在费先生晚年，他的关切既在“富民”“富而教之”，又在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更在他个人的精神谱系。他不断地回忆师友，不断地问自己存了“几块钱”，争得了多少分……即说明他的视野之阔大。至于时人的议论，他是无须萦怀的。因为他清楚，爱清议的知识分子们没有本领，没有气节，没有东西。他明言自己“看不大起”他们，他对朱学勤先生说，他们是“庸俗”的。他对冠生先生说，要混社会，混文化界，很简单，买了门票，有了敲门砖，混圈子就是。至于他自己，一生超前，所以只能清唱一生。
冠生先生一定对费先生的人生遭遇有着极深的了解、认同，所以才能够在人格意义上传递费先生的精神。他本来可以进圈子的，但他放弃了。在中国，混圈子的文化人很多，多得污染、败坏了我们的文化。虽然人们说，出来混，迟早要还，但混文化圈的文化人几乎很少需要偿还什么，这也是今天人们仍乐于混文化的原因之一。这几年，我们知识人的名声急剧下降，既有外部原因，也跟我们自身的作为相关。幸运的是，钟鼎山林，各有其性，有登场串场捞过界者，有自持自重自作元命者。冠生先生选择的也是“清唱”，这是一条寂寞的道路。
冠生先生的“清唱”是与书做伴的。读《晴耕雨读》各篇什，我突然涌起一种感动，我甚至羡慕起冠生先生。《纸年轮》一书已经让我见识了他的阅读范围，这次更让我惊讶他的阅读量之大之多。那么多的书，热闹者可以执一而万言，他却多半在短短的两三千字中交代几种甚至十几种书。他是真正的读书人。他舍弃外界的喧嚣，直接跟文本对话，跟人生对话。这样的读写生活虽然寂寞，却是真正自在自由的生活。这样的人生是美好的。
知识界曾有“狼奶”一说，这种反思至今值得再三申述。我们知道，在一个管制和异化的时代，外界对人性的摧残、对人身心的荼毒是极为酷烈的。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生前指明我们的现代化没有发挥“后发优势”，展现的只是“后发劣势”。类似的关于现代化转型的反思多着眼于外部的批评，很少有人从人的身心内部展开梳理。要知道，人身人心都是脆弱的，在外界的污染和各种有形无形的刑罚面前，不堪一击。从假冒伪劣的三聚氰胺、地沟油、毒大米，到伪书、垃圾书、垃圾影视等，轮番加刑于人的身心。我们今天的社会病了，人也病了，从“三高”、肥胖症患者到抑郁症、缺德者、失教者……尤其是伪劣书籍、垃圾书盛行，设计、炒作，以“大师”“经典”的面目出现，使读者成为阅读意义上的营养过度者、两脚书架者、缺心空心者……两百多年前，曹雪芹借林妹妹之口说，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两千多年前，庄子借楚国的狂人接舆之口说，方今之世，仅免刑焉。
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冠生先生能够与书相伴，寂寞地读写，正是“全身葆真”，首先是从扭曲的时代中救赎了自己。这正是中外先贤赞许的人生：人生没有绝路，在书中有强韧的生命力，有知己，有安慰；任何情况下，读写思考、弦歌不辍都是我们活着的依靠。而晴耕雨读，正是文明社会最为自然惬意的生活状态。冠生先生示范了一条寂寞而花开满目的道路。
我们看冠生先生的阅读，可知他跟流行有一定的距离。这也正表明他阅读的自立，在读书上的不趋时。我们知道，不从俗趋时的人不会得肥胖或“三高”一类的流行病，不会得“左成民粹”或“右成精英”的时代病。他的阅读是个人的、健康的，也有益于我们这些读者。
众所周知，给报刊写文史专栏极难。篇幅受限，时尚左右，使其很难独立出来，成为真正的“个体写作”。我见过不少朋友，在报刊写专栏，“为稻粱谋”，敷衍时文，后来都羞于结集，与时俱灭。但冠生先生的文章，我篇篇读来，仍饶有趣味。他的遣词造句极为讲究，看似不经意，却有经年累月读写打磨出来的功夫。我甚至一度去寻谬，我以为他的某个词语和人名误植，结果查证后发现他是对的。由此可见他的文字洁癖，他的文字尊严，这是我自愧不如的。
冠生先生的文字看似寻常，却干净、耐读，在某种意义上复现了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小品风貌。确实，中国社会转型多年，市场经济多年，传媒给予文化人的机会多多，但十年二十年过去了，能有小品文格调的作家作品仍是罕见，难以跟周作人们的小品时代相比，这再度坐实费先生的“看不大起”。而冠生先生的文字算得上一个例外，他文如其人，诚恳、简洁，为自己也为我们大家阅读，并写下一篇篇精彩的小文。寂寞花开，辛勤酿蜜，读者有福。冠生先生的努力也算是对费先生的一个回应。我想，费先生一定是满意的。
《晴耕雨读》（增订本）是一组干净耐看的读书随笔，其识见、态度、趣味、语言，呈现出高水准的均衡。历史碎片熠熠生辉，人文风景处处可见。作者张冠生遣词造句极为讲究，看似不经意，却有着经年累月读写打磨出来的功夫。作者选取梁启超、顾颉刚、胡适、钱穆、沈从文、陈寅恪、张君劢、阿伦特、本雅明等人文学者，将中外古今的学问人生汇于一炉。正如余世存先生所说：“任何情况下，读写思考、弦歌不辍都是我们活着的依靠。而晴耕雨读，正是文明社会最为自然惬意的生活状态。冠生先生示范了一条花开满目的道路。”
《晴耕雨读（增订本）》是张冠生先生的随笔作品集，分“诗书丧，犹有舌”、“感谢所有的记忆”两辑，共收文五十三篇，包括《顾颉刚聚书散书》、《陈寅恪清音独远》、《李方桂的语言天才》、《费正清的民国视角》、《高尔基的异端言行》等。文字看似寻常，却干净、耐读，在某种意义上复现了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小品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