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A.弗罗因德著的这本《跟着圣经去考古》为其他言考古、《圣经》之著作所不为。它用一种循循善诱而又非常时新、充满识见的方法，引领读者，从《希伯来圣经》走向《新约圣经》，其中涉及了绝大多数当代有关耶路撒冷、出埃及、耶稣以及昆兰的主要问题。

千百年来，对《圣经》中的人物、事件，人们一直无从验明其真假，由此，许多人不得不以单纯的信仰来应对这个问题。有鉴于此，著名考古学家理查德·A.弗罗因德独辟蹊径，在《跟着圣经去考古》一书中，以《圣经》引考古，以考古探《圣经》。通过自己在圣地考古的亲身经历，以及挖掘出来的大量实物证据，与文献记载进行比照，从而为人们拨开了笼罩在出埃及、摩西五经、大卫、所罗门、耶稣等一系列历史人物、事件身上的迷雾，并进而将一幅丰富多彩、包罗万象的古代社会、生活的画面呈现在人们面前。

大事年表

序言：圣经考古学概览

第1章 西奈山

第2章 大卫王、所罗门王、耶路撒冷古城

第3章 在加利利、巴比伦追寻耶稣

第4章 “她的”故事：古以色列妇女

第5章 公会：考古学重现的失落会仪

第6章 昆兰、死海古卷中的“公义教师”

第7章 圣母马利亚、摩西之姐米利暗、拿撒勒井及浴室

第8章 巴尔·科赫巴，一个被发现的“圣经”人物

附录：挖掘考古遗址

致谢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

有一个女人，她有改变犹太教、基督教历史的力量，在我们对其进行探索的过程中，考古学与文本信息再次结合起来。这个女人就是亚基帕一世国王之女百尼基，以她的名字命名的那座山雄视整座提比哩亚城。从名字上看，在公元前20年的某个时候修建起来时，提比哩亚是一座非常罗马化的城市，它位于以色列北部，处在加利利湖西南岸。直到相当晚近的时候，它还是一座“沉睡的”城市。在过去40年里，它是以色列的重要旅游胜地。这座城市的建造者是大希律的另一个儿子希律·安提帕，他在父亲死后继承了加利利领地。公元17—20年该城兴建起来后，以罗马皇帝、安提帕的恩主提比略的名字命名，不过取的是该名的阴性希腊语形式，即提比哩亚。这不是一座非常“犹太化的”城市，因为很明显，此地有着许多与它有联系的墓葬。这些有关该城的传说是我们在后世拉比文献中找到的，不过到公元2世纪，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犹太人需要来到这个地方，以逃避犹大科赫巴起义所带来的灾难性的后续影响。该地持续在拉比文献中保持着重要影响，直至公元5世纪前半期。

公元1世纪20年代，提比哩亚是风景如画的加利利湖边一座非常快活的罗马城市。公元20世纪90年代，当我们在挖掘加利利湖东北岸的伯赛大时，对提比哩亚城周围地带的考古挖掘也在进行，两城相距约20英里。我们经常拜访其他考古挖掘者的工作地点，以了解大家所挖掘的地区在公元1世纪的共同历史。公元20世纪90年代晚期，我很荣幸随着希施费尔德教授，走访他在百尼基山的考古场地，这是俯瞰提比哩亚城的一座山。希施费尔德博士是一位大名鼎鼎且情感热烈的考古学家，他看似是永不满足考古现状的人。他总是对他人考察过的地方提出些新鲜而激动人心的洞见，并且发表自己的看法。遗憾的是，公元2006年，他以47岁的年龄英年早逝。他去世之时，正在对提比哩亚的另一区域进行开创性的新挖掘。这个行当的人会遗忘他，提比哩亚人也会遗忘他，但在20年时间里，他已对提比哩亚形成了自己的看法。

希施费尔德教授所挖掘的地点是俯瞰加利利湖的一座山，它的名字叫“百尼基”。他所发现的主要是晚期罗马时代、拜占庭时代的考古遗存，虽然如此，这并未阻拦他告诉我为什么他认为这座山是以“百尼基”命名的。我曾随他到那里，他向我说明了该遗址的情况，我感觉到，他对这座山的纪念对象——百尼基——有着特殊的感情。在我看来，他们是希望在动手寻找山巅（传统上，这座山是以百尼基的名字命名的）的宫殿遗存时，它会将一个名叫“百尼基”的犹太公主／王后的故事告诉我们。这个犹太公主／王后是该地区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在历史上，她或许短时间作过罗马皇帝的妻子；在公元1世纪犹太民族迫切需要保护的一个时代，她曾是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之一。她的故事如此动人，以至于到了现代，作家们还在戏剧、诗歌中写到皇帝与这位犹太公主／王后的爱情故事。遗憾的是，在希施费尔德挖掘出来的山巅遗存中，我们没有发现什么与历史人物百尼基有关的信息。不过，这并未阻止导游们将此地与公元1世纪早期的这位犹太女性挂上钩。百尼基确曾是“犹太公主”。从希腊化时代以及早期罗马时代，我们知道其他一些犹太公主／某个地方的王后。与她们一样，百尼基的权力局限于某段时间、某个地区。不过这些地方上的王后确实拥有某些权力。有关这些“附庸国”王后的存在以及她们的故事，我们从罗马帝国东部诸省周围的许多考古遗址那里获得了考古信息，它们对我们理解古以色列史有着重要作用。她们在希腊化、罗马时代的墓葬，鲜有留存至今的，在圣地的拜占庭基督教生活中，许多这类女性及其名号不再有任何意义。遗憾的是，人们在山巅发现的洞石教堂来自拜占庭时代，离百尼基去世约有三四百年了，对教堂的修缮工作则是在伊斯兰时代完成的。有可能，这座洞石教堂是按照古代一个常见习俗在百尼基宫（或墓葬）的遗迹上建起来的。虽然如此，事情真相如何，我们很难确知。通常情况下，在人们发现像洞石教堂这样的大型建筑时，考古学家不愿意毁坏教堂，探索在更早的相关时代，地底下有什么东西。和“利维亚·茱莉亚”一样，“百尼基”也是整个罗马、拜占庭时代的常用人名，或许，这个名字保存了某种古老的联系，也就是它与公元1世纪早期的那个著名王后的联系。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一个老故事，它涉及弗洛伊德及其对雪茄象征意义的心理分析。有的时候，一座百尼基教堂就是一座百尼基教堂，与百尼基王后没有任何关系。不过，有的时候，一座重要教堂的遗存，比如俯瞰提比哩亚城的百尼基洞石教堂，可能真的保存了历史上百尼基传奇的部分内容。

P168-170

圣经考古学概览

在自己一生中的某个时刻，几乎所有人都会对自己宗教信仰背后的真理产生疑问。就绝大多数时候而言，信仰独倚信念即可，不过在过去的数百年里，人们已使用科学与科学的方法，理解传统上人们所持的信仰。科学中的一个领域——考古学——给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去评估传统上人们对《圣经》所持的观点。在本书中，我将探讨关于《圣经》中某些最吸引人的人物、地点和争论，考古证据能证明什么，以及不能证明什么。借助我在圣地的若干考古挖掘工作，以及本人作为一名拉比兼大学教授的体验，我们将会看到考古物与文献的巧妙交会如何能启发我们对《圣经》与考古学的看法。本书所述的部分内容在其他著作中亦能见到，另有一些内容则属本书独创，它们是我从原野工作的体验中渐悟出来的。

一直以来，我都有兴趣带着证据提出一些问题。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可能是八岁），我清楚地记得在主日学校的一件事情，它促使我穷毕生之力，追索与出埃及及其意义有关的物证。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在沙漠中建立的会幕深深地吸引着我。这座会幕或日移动的帐篷式圣殿，由于为其建造所必需的材料而显得非比寻常。我记得，在阅读《出埃及记》25中有关会幕建造的那部分内容（紧接在出埃及的故事之后）时，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兴趣。在这个故事的绝大多数译本中，都有提到会幕用海狗皮覆盖，作为装饰。我问老师：“斯坦格(Stanger)先生，在西奈沙漠深处，这些从埃及出来、获得自由的奴隶从哪里得到这些海狗皮呢？”正是从这个时刻开始，我的思维过程永远地改变了。老师将目光转向我，他的眼神让我想起了一头鹿，它陷在聚光灯里，不知所措。他当然明白，海狗皮对那些前埃及奴隶来说是异域之物，因此不可能是他们出埃及时随身带着的；他也意识到在西奈沙漠深处，并不会有沃尔玛超市存在。虽然如此，他也了解，一个孩子渴望着对这样一个简单问题的实际、合理的解答。稍许沉默后，他回答道：“神能供应万物，哪怕是在沙漠中。为何海狗皮不能提供呢？”对希伯来学校的某些孩子来说，这是个合理的解答，可我并不感到满足。它促使我用一生的时间，寻找更多的证据。在理解《圣经》这类古代文献上，物质文化的作用范围如何？关于这个问题，考古学给了我某些证据，为我提供了一种研究方法，并且让我有了一个视角。

作为一名献身艺术与科学的大学古代史教授，我有兴趣了解以下问题：关于《圣经》与世界，我们的认识是怎样产生的，以及我们怎样看待我们的认识？在我看来，我们的认识如何产生、我们所知与不知的是什么，这是大学里的根本问题之一，由此，也是我在圣经考古学研究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在现代以前，我们知道，我们从传统的智慧之源那里得来的知识是不容置疑的。与尘世有关的传统智慧成为人们心中的金科玉律，因为它是人类宗教认同（常常也是人们的民族认同）的组成部分。随着不受古代传统智慧限制的近代民族国家以及各门学科的兴起，宗教与科学中的许多规条受到挑战。对世代传承下来的传统智慧构成挑战的诸多问题已对现代考古与《圣经》研究产生影响。举个例子，是什么东西使《达芬奇密码》成为大街小巷热议的话题？即便作为小说，这本书也是建筑在过去六十年人们所发现的信息的基础上的，这些信息挑战了传统上人们对耶稣真貌、抹大拉的马利亚的看法。近来，有着近1800年历史的诺斯替(Gnostic)文献《犹大福音》面世，并深深吸引了民众（该书是在《达芬奇密码》电影版放映的同年公示大众的），它向我们提出了一个类似的问题：如果正典福音书中所描述的犹大与历史上的犹大迥然相异，事情会怎样？大约六十年前，人们在埃及沙漠拿哈玛地(Nag Hammadi)的惊人考古发现让这些“另外的”福音书重见天日，它们继续挑战着我们在传统上对正典《圣经》记录的理解。从许多方面来说，《达芬奇密码》之争、《犹大福音》以及许多我将在本书中阐述的其他问题问的是同一个问题。如果我说，有关《圣经》中的人物、地点，我们所怀的看法不过是随着时间流逝而渐渐为人们所信从的精巧欺骗，哪怕在这些信息被记录下来的那个时代，它们也不是真实可靠的，那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事物状况会变得不一样吗？我想是的。

一、何为《圣经》？

……

为让此类创作技巧发挥作用，读者们需要得到某些暗示，以便知晓文本所谈论的“究竟是”什么问题。通常，作者给出的暗示会是只有当世读者才能明白的某件事物，而它不会启发局外人明白作者的用意。这项技巧让人们能够“暗渡陈仓”，假借古代文本指向不同时期的不同事物。《圣经》作者在作品中使用了暗示，从而让读者能明白其真正之所谓吗？对此，学者们虽承认希腊化时代的《圣经》作者将自己的作品往后套在某个更古老的时代头上，从而让自己得享品评当世的自由，不过，对于《希伯来圣经》资格最老的那些作者是否在其各自的时代使用了相同技巧，他们是持保留态度的。在我看来，《圣经》作者在古典《希伯来圣经》中使用了同样的技巧，就像上述犹太作者在后世所作的那样。他们是遵循一个古代写作惯例的踪迹而行。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文本的表面之下进行“挖掘”工作，以了解其原始面貌。这是我所谓的“文学考古学”的表现方式。一部作品创作于何时、其创作缘由如何，探索这些问题与查究文本内容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只有在我们真正了解一部作品的创作缘由及其创作时间之后，我们才能将它与物质文化作比较。一部作品的创作时间会晚于事件的实际发生时间，这是必然的。虽然如此，了解某《圣经》文本的创作时间常常意味着我们应不受文本自说的创作时间的限制，转而进行更深的挖掘，除此以外，我们还需具备远超乎想象的历史知识。

虽然我尽力不使用过多专业术语，在来回穿梭本书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借助大量的时段名词和地名。除此之外，我假定读者对考古遗址工作原理是有基本认识的。本书后面与“挖掘考古遗址”有关的附录介绍了考古挖掘的种种细节。本书开头的年表、地图则在我们开启这趟《圣经》奥秘的探索之旅时，为我们充当有用的向导。

如本书书名所示，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有关“现代考古学与古代《圣经》”的一本书，或者，更通俗地说，是谈论“圣经考古学”的一本著作。说起“圣经考古学”，按照某些学者的看法，其渊源可追溯到久远的古代时期。自公元1世纪以来，许多作家如约瑟夫斯、斐洛等留下了有关《圣经》的评论、注解、论著，它们构成了今日圣经考古研究可以依仗的丰富资料宝库。及至公元18、19世纪，随着一些与《圣经》有关的重要遗迹或遗址(如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的出土，圣经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兴起。进入20世纪，受益于出土文物、遗址的不断增多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该学科获得迅速发展。时至今日，它已发展成牵涉多个地区（《圣经》所涉及的西亚、北非、小亚细亚、东南欧等地区）、多个历史时段（从远古时代到罗马时代），以与《圣经》有关的事物为研究对象，以还原、探究这些事物之历史原貌为研究目标的综合性学科。

本书不是一部有关“圣经考古学”的一般论著，而是一本兼有可读性与严肃性，同时带有自身鲜明特色的书。说它“兼有可读性与严肃性”，是因为作者在力求文字通俗、平实的同时，以严肃的态度处理与《圣经》有关的一切问题。读者将会发现，作者得出任何一个结论，都有依有据；既不信口开河，又不对观点作无限延伸。说它“带有自身鲜明特色”，是因为：其一，它围绕《圣经》而不囿于《圣经》，举凡与《圣经》有关的文献、传说，莫不可为作者所用，用以说明书中的相关问题。如我们在书中所看到的，在作者那里，《圣经》的范畴远非《希伯来圣经》、《新约圣经》所能范围，与《圣经》有关的拉比文献乃至伊斯兰教文献等，都是《圣经》的组成部分。由此，作者的材料来源大大地扩展了。其二，作者既不属对材料作无限解读的“极大派”，又非对一切材料的作用持怀疑态度的“极小派”，而是一个以科学方法为依归的“极大一极小融合论者”。在他看来，考古材料提供的信息虽然有限，但依靠合理的科学方法，人们能从材料中得出与《圣经》有关的更多认识。这就使得其论点在引人注目、发人深省的同时，又不失其在科学意义上的可靠性。

本书作者理查德·A.弗罗因德是当今“圣经考古学”界的一位代表人物，现任美国哈特福德大学犹太史教授。过去几十年里，他在与《圣经》有关的若干地区进行了考古挖掘，如伯赛大、昆兰、书信之穴、拿撒勒、雅弗尼、哈卡科姆山、西班牙的布尔戈斯等，可谓有着丰富一线工作经验的职业考古学家兼历史学家。除了奋战于考古挖掘前线，他还在学术领域笔耕不辍，出版了一系列考古学、历史学乃至宗教研究方面的著作，如《理解犹太伦理学》(Understanding Jewish Ethics，EmText，1993)、《书信之穴的奥秘：死海的一个传奇》、《通过历史来考古》(Digging through History：Archaeology and Religion from Atlantis to the Holocaust，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12)等。不仅如此，他还致力于向公众普及圣经考古领域的最新发现，参与录制了大量纪录片，如《失落的伯赛大城》（1997年）、《回归书信之穴》（2001年）、《寻找亚特兰蒂斯》(FindingAtlantis，2011)等。

公元2011年，弗罗因德教授应邀来中国访问。在上海逗留期间，因上海师范大学之请，发表了以“震惊世界的亚特兰蒂斯考古”为主题的演讲，在听讲师生间引起了很大反响。本书翻译所依据的一本英文样书即出自弗罗因德教授在上海逗留期间的惠赠。

最后，有关本书的翻译，有以下几点需要说明：

其一，由于国人习见的汉语《圣经》为中译和合本，为方便读者阅读、理解，本书见于中译和合本中的人名、地名乃至经文，除非作特殊说明，一律以和合本中的译法为准。

其二，书中引用的某些伪经著作，如《多比传》、《犹滴传》、《马加比传》等，著作译名以及内容参照张久宣译《圣经后典》（商务印书馆，1987年）。

其三，本书内容跨越多个人文学科、领域，举凡宗教研究、《圣经》文本解读、文学理论、新考古学等，无不有所涉及。有鉴于此，对各领域一些重要术语的翻译，译者尽量在所知、所学的范围内，采用通行译法，如文学理论中的“文献假说”。超出此领域者，则根据语境，酌情译出。个中优劣，交由读者诸君评判。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多承上海三联书店殷亚平女士、本书作者弗罗因德教授的帮助与指导，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受限于译者的学识、语言能力，本书译文定有理解不确、词不达意之处，由此而造成的曲译、误译，概由译者负责，并恳请读者不吝赐教，严正指出，以俾译者增长见闻、不断进步(译者电子邮箱：bellydog@qq.com。

译者

2013年12月

本书通过历史的各个层面（更实在地来说，是透过地表和人类的各个层面），展开了迷人心扉、引人入胜的探索之旅，无论学者还是普通读者，都会受到深深的吸引。在以新的眼光审视那些表面看来闻名遐迩、但值得作更仔细探查的文献文物方面，理查德·弗罗因德表现突出。

——迈克尔·伯科威茨(Michael Berkowitz)，伦敦大学学院

理查德·弗罗因德创作了一部极具可读性、趣味横生的著作，它探讨了大量困扰人们的圣经问题。由干他曾直接参与在以色列的考古挖掘工作，在他所作的研究上，他能贡献出第一手的新材料。

——詹姆斯·K.霍夫梅尔(James K.Hoffmeier)，三一福音神学院(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

《跟着圣经去考古》为其他言考古、《圣经》之著作所不为。它用一种循循善诱而又非常时新、充满识见的方法，引领读者，从《希伯来圣经》走向《新约圣经》，其中涉及了绝大多数当代有关耶路撒冷、出埃及、耶稣以及昆兰的主要问题。

——阿道弗·罗伊特曼(Adolfo Roitman)，耶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馆死海古卷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