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与教训都是我们未来路上的指引——教训告诉我们不能往哪走，经验则告诉我们大方向在哪里。后者恰恰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中国在现实中取得了如此多的成绩，却没能梳理清楚自己是怎么成功的，那些官方的解释很容易在其他国家找到反例。

我们一直没能讲好“中国故事”，一直没有找到中国故事的“书胆”。所以，在外人和自己人看来，中国颇像个暴发户或者怪胎。 “元叙事”缺失所产生的影响巨大且广泛，已经成为中国复兴路上必须跃过的鸿沟。

杨宇立老师的思考恰逢其时，他将改革与发展比喻成牌局，出牌顺序则是改革成败的关键。他以极具历史纵深感的视角，为我们解读了中国改革的“秘密”。简而言之：中国的改革做对了供给新制度的顺序，使得改革红利得以发挥，改革危机得到控制。相信这应该成为现代“中国故事”的重要情节，为改革正名，为未来引路。

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改革成就举世瞩目，每个中国人的生活都因改革而改变。今时今日，如果说什么样的关键词能够最广泛地统和中国人，成为中国社会的最大公约数，相信非“改革”莫属。然而，“改革带来改善”这个“逻辑”几十年来在世界范围内竟然是罕见的——大多数国家的改革都可以描述成“经历痛苦过程后的痛苦结果”。为什么中国可以做到，且乐此不疲？中国改革与众不同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杨宇立先生将改革与发展比喻成牌局，牌面的好坏代表着各国不同的广义资源禀赋，出牌顺序则是改革成败的关键。他以极具历史纵深感的视角，为我们揭开了中国改革的“秘密”。简而言之：中国的改革做对了供给新制度的顺序，使得中国在这场持续不断的改革中，改革红利得以发挥，改革危机得到控制，前一阶段的改革红利又部分解决了后一阶段的改革成本问题。

这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因为经验与教训都是我们未来路上的指引——教训告诉我们不能往哪走，经验则告诉我们大方向在哪里。后者恰恰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中国在现实中取得了如此多的成绩，却没能梳理清楚自己是怎么成功的，我们一直没能讲好“中国故事”，一直没有找到“中国故事”的“书胆”。“元叙事”缺失所产生的影响巨大且广泛，已经成为中国复兴路上必须跃过的鸿沟。

相信《改革(中国做对的顺序)》可以成为现代“中国故事”的重要情节，相信中国能够最终赢得这场复兴的牌局。

导读

引言

第1章 中国改革开放：伟大的制度变迁

 第1节 知易行难的改革开放事业

 第2节 改革开放的简略国际比较

 第3节 充当改革预言家的高风险时代

 第4节 幽深的经济改革悖论

 第5节 事实、问题与敬畏

第2章 改革开放的历史基础与动力

 第1节 主要欧洲国家的历史速描

 第2节 中国古代历史遗产的地位和性质

 第3节 近代中国初到历史的大转弯处

 第4节 20世纪初失败的试验与国共斗争

第3章 曲折的探索与成功的农村改革

 第1节 中国的农村和农民

 第2节 计划经济在中国的最初实践与修正

 第3节 “文革”及其与改革关联的部分

 第4节 农村改革的自发性与成就

 第5节 农村改革的历史性质

 第6节 农村改革的承前启后意义

第4章 先营造市场环境的改革顺序

 第1节 分解并逐项供给市场制度与激进改革

 第2节 作为参照的俄罗斯经济改革

 第3节 中国先改价格的决定因素

 第4节 价格改革与乡镇企业崛起的实质关联

 第5节 各类企业对价格改革的不同反应

第5章 反向价格改革与对外开放

 第1节 从反向价格改革到“价格双轨制”

 第2节  “价格双轨制”的短暂实践

 第3节 有控制的对外开放

 第4节 新旧体制的惊险平衡与此消彼涨

 第5节 20世纪80年代的若干非主流问题

第6章 无通胀条件下的企业改革

 第1节 关于财产权利的信念

 第2节 三种所有制企业并存之奇观

 第3节 政企关系的复杂进化

 第4节 产权改革的时机与动力

 第5节 产权改革的时机和效果

第7章 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

 第1节 深化企业改革的教益

 第2节 应对“世界级就业战争”的中国条件

 第3节 经济改革的“自救得救”之道

 第4节 事业单位改革始于“创收”，止于“夹生化”

 第5节 提高辩论质量

第8章 体制转型的微观舒适性障碍

 第1节 腐败亡改革，反腐舒民心

 第2节 “官本位”的历史原因与腐败指数

 第3节 贫富差距的是非曲直

 第4节 传统农业到现代工商社会之间

 第5节 传统公共生活与现代公共生活

充当改革预言家的高风险时代

在20世纪，一个未必丢人但很现眼的预言涉及同一条名气很大的船：1912年有人预言“泰坦尼克”号巨轮下水，标志着一个巨大的商业成功；整整80年后的1992年，又有人预言投资浩大的电影《泰坦尼克号》将是一个经典的商业失败案例。这两拨人都不幸被自己的预言击中，仿佛言论自由的权利伤害了他们。

到了20世纪末叶，世界上风险最大的职业之一，莫过于预测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前景。下注的人很多，然而真正诡谲的是，正是放言苏联改革会赢的那拨人以鬼迷心窍的执著豪赌中国一定会输。鉴于中俄改革路径迥异，猜错了前者的人自然会猜错后者。

在一段时间里有很多“大人物”以为，未来或许能以“某种方式”拯救“中国摇摇欲坠的改革”。而李光耀、基辛格和尼克松等政治家却依据中国的历史断定中国会赢在当代。

截至目前，具有良好历史感和驾驭东西方文化能力的政治家胜出。而所有视“休克疗法”为人类知识极限的“当代最聪明的人”，倒表现了与其智力不相称的“书生之见”——均不及哈耶克断言“自由在我们无知的地方最重要”显得富有远见。

中共十八大以后，对既有事实的辩论已经升级扩容。但这不妨碍人们把辩论的第一个话题短暂地限定在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上面。

在中国近1／3世纪的改革时代，即便对道德和正义原则最无动于衷的人，也很难否认中国不断变革形成的新制度之微观舒适性较差。然而，这种状况却没有阻滞改革的浪潮依次接近改革的宏观目标。其中必大有奥妙。

简单说，在刺激无数饱学之士前赴后继唱衰中国的因素当中，最大的假象有两个：①以为中国的“小乱”会很快汇足“大乱”的能量，殊不知中国改革正取“小乱”作为代价释放了“大乱”的能量；②以为维持社会稳定就等于守住了改革的成果，殊不知只专注于社会稳定实际上会逐步吃光以往改革的红利。

公道地说，丢了手艺的中国预言家并不比外国的少。但是丢了手艺的外国预言家似乎更“没面子”，皆因其更有影响并赢得过更多的喝彩声。中外预言家的差别在于，中国惊呼“狼来了”的人士大多是改革实践的亲历者或“利益攸关方”；而外国精英预言中国改革将要大难临头，往往有感同而无身受。所以后者坚持“狼已在(中国)门内，而且越来越多”……

近40年来，在一个大概率上，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国家的精英为本国改革和发展奉献的聪明才智多于他们的中国同行?

中国的改革路径异乎寻常地展示了“测不准”规律。相应的，人们也数不清近40年来有多少预言家观察中国改革看走了眼。不过要指出其中“栽”得最厉害者也很容易，因为“冠军”总有过人之处。能获此殊荣者当属首创“中国崩溃论”的章家敦。  蹩脚的预言家章家敦曾在上海工作过不短时间。他在2001年出版《中国即将崩溃》一著向全世界报警：中国经济已经踏上通往地狱的跳板，至多5年时间就会无可救药地掉落下去。结果，时间羞辱了章家敦的智商——中国当年加入WTO。10年后俄罗斯加入WTO，时任总统的梅德韦杰夫为俄政府的决定辩护时举了中国的例子：“中国加入WTO的10年是富得流油的1O年。”当然，只有中国人最清楚这10年间，除了“两免一补”政策缓解了汹涌的“三农”问题和初建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多少值得一提的新改革举措。同时腐败加速蔓延，利益集团长出了新肌肉，直到中共十八大召开。

在道德上章家敦不是一个说谎者。他指出当时中国国有银行里的那一大堆“烂账”具有“定时炸弹”的性质，绝对符合事实和学理。章氏的失察在于，他始终没有领悟到中国政府用这笔钱“买到”了什么，以及中国政府处理这些“烂账”的操作空间有多大。中国的改革过程成功地将这类“秘密”守护得超出了许多中外预言家的理解能力，但唯独章家敦坚持把“咒语”念到底。

2012年底，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公布了当年破产的14个预言，章家敦再次榜上有名。这一次他预言中国将在2012年底前崩溃。结果当年中共十八大顺利召开。

章家敦的不幸在于，他的执著精神被用错了地方，从而错过了成为顶级预言家的机会——美国金融(衍生)产品的面值从2001年的106万亿美元，攀升至2008年的531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3688％，和全球GDP的868％。章家敦的金融知识本应很容易侦测到“市场奖励说谎者”的反常机制，为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拉响警报。可他偏不干。

……

P39-41

赶时间的读者可以从本书第三章第二节开始，从很多中国人有共同经历的部分开始阅读。本导读或可浓缩前两章的学理内容。

近1/3世纪以来，全球改革竞赛为这场国际赛事赢得的荣誉不多。比赛结果出乎很多人的预料。目前，有不少于20个国家对改革时代怀有从不愉快到痛苦之间的记忆。惟有中国公众对改革“上瘾”：无论官方推出多少改革举措，都会激起人们越要越多的想法。这个反差预示了一个平静但不平凡的结论：中国的改革尚未完成，也不完美，但人们也很难令人信服地指出哪个国家业已完成的改革比中国更完美。

在中国仍被视为可敬的改革事业，在其他国家沦为不大讨人喜欢的时代记忆，标志着全球范围的改革广种薄收的结局，导致大而化之的改革论调不能说明的问题明显多于能够说明的问题。那么究竟哪儿出了错？

诚然，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得益于各种对外开放，是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借鉴、摹仿的结果。不过这个说法漏洞蛮大。因为近百年来，“人类高级文明”的“制造工艺”四处外溢，人们伸手就可以从图书馆书架上得到，闭关锁国的政策被绝大多数国家抛弃，何以改革和现代化的道路上却充斥着眉头紧锁的失败者？假如将中国改革举措归纳出那么几条原则、要点，放到其他欠发达国家去试验，恐怕很少有人相信会结出好果实。

涉及人类进步的普适信条与各国文明发展专用道路之间的争论一直不绝于耳。改革和现代化的世界观或许到了需要彻底辩论的时刻。

从根本上说，改革和现代化的目标集合不是问题，至少不是大问题，对外开放更不难办到，成大问题的是相应的过程、手段、路径、策略的知识稀缺之极。人类还不能自以为摆脱了如何搭救自己的无知状态。

在道义上，别的国家不存在救助一个欠发达国家的无限责任，基督教的箴言“自救得救”至今不失真理的品质。基于主权的理由，国际社会说什么是一回事，自己怎样做、做对什么是另一回事。那么应该做对什么呢？可能的答案是做对供给文明制度的顺序。不过这相当不容易。

诚实的研究应当将如下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实摆在座右铭的位置，时时谨防与之作对。⑴没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路径与其他国家完全合辙。因此现代化一定享有主权自由的名义。⑵在1978年以前，人类从未有过基本经济制度从计划到市场的一次完整实践，因此无论成功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没有。这意味着没人真正知道改革应该怎么做。“口衔天命”的人应该收束自己滔滔不绝的冲动。⑶现代化不仅是一个“钱”的问题，现代化国家也呈分地区扎堆的。包括产油国在内的中东和非洲没有一个公认的现代化国家，南美的现代化国家也被公认为成色不足。这个事实很可能暗示了各国文明进程中“精神导师”的潜在作用很大。

给定中国在改革和现代化进程中保持上层建筑的连续性，加上农村出人意料地先行改革，以及20世纪80年代改价格、90年代改产权等主要事实，等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做足了20年。这个很难让人感到过瘾的改革时间表象所掩盖的秘密，可能正是中国改革在各时期的正确顺序——前一轮改革所形成的“红利”可被部分用于支付后一次改革的成本。

相比之下，苏联1991年12年正式解体，1992年1月2日俄罗斯将价格全部放开，同年8月19日宣布私有化，改革的动作之快、之猛，配得“英勇无畏”的称号。不过这种智力含量很低的英勇无畏也许用错了地方。据说置身“改革流泪谷”时代的俄国人“仿佛感到上帝那根倒霉的手指一直戳在自己的前额”。

没人否认中国的“改革扬尘”和“改革的后坐力”不小，但比之目前西方观察家挖苦“俄罗斯最初醉薰薰地向民主道路走了几步”，中国既有的改革成就显然不是“早起的鸟儿吃到了最肥的虫子”那么简单。很蹊跷的问题是，以俄罗斯为代表的一打改革参与国怎么会在握有一手“好牌”的情况下，“险些沦为第三世界的新成员”？看来在改革的竞赛中受到“高人”指点不是制胜法宝，试图“克隆”一整套好制度的愿望往往事与愿违。至少在概率上是这样的。

人们注意到了，被原西德合并的前东德改革具有最佳的舒适性，改革的喧嚣声最小。然而人们一旦知道德国的“统一税”已累计达1.5亿欧元（约2万亿美元），就会放弃不切实际的“赎买式改革”的幻想。

中国迄今的改革成就主要显见于经济领域，以及大多数人的精神松弛和经济权利扩展，因而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我不同意说几亿人从饥贫到丰衣足食是“一个相对简单的事情”。耳聪目明的夸夸其谈对于反贫困目标一贯束手无策，更何况对智力要求极高的改革事业。近10多年来，最棘手的改革竞赛问题一直是，中国的经济规模怎么会在改革时代持续实现对其他经济体的“超车”？据说做到这件事情的难度“犹如飞机在飞行途中更换发动机……”

打个比方。无论一个人出于娱乐目的，还是真的希望从打牌下棋或足球等竞赛中赚钱，熟悉“游戏规则”很重要吗？那是一定的。但仅仅精通游戏规则本身并不能保证任何胜利，你究竟能否从博弈中获胜，非得实际地投入赛场不可。只有赛场中存在真正的取胜之道——每一步棋、每一张牌、每一脚球的恰当顺序。

人们也许看不到一次比赛只产生一个胜利者背后的元素，但要说正确的顺序与智慧、经验、专注、勇气无关，那就未免太外行了。所以，弱者和后来者的机会就寄托在实践中占优的操作顺序上：摸到一把“好牌”者未必一定会赢，一支弱旅也不见得一定会输掉比赛。

任何国家的赶超事业都不能指望省心省力和无成本。但作为小概率事件出现的任何一次有效、可靠的赶超策略，都会增加人类发展路径的丰富性，包括占优策略取自对以往许多挫折、教训的反思升华之部分。这个星球平等地给予世界各国的最大的先验性“恩赐”，莫过于永远为自主发展的可能性预留机会，以使各国的经验、智慧都能通过做对供给新制度的顺序展示出来。

由此观之，改革和现代化都是人类探索未知世界的一部分努力，是很容易出错的事业。“做对顺序”的高度智力性质决定了，被域外模式搞得头昏眼花和对域外建议言听计从，皆有“交出大脑”的高风险。国际社会的最大善意，就是不要“善意地”妨碍一个民族国家发挥自身的智力和潜力，理解其探索试验中的失误。如果这个判断有合理之外，人们会感到各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将乐于为发展目标提供正能量。总之，进化性发展不可以力相逼。

需再重申，相对短暂的现代化经历和低成本的改革都是小概率事件，属于两个维度的小概率。近半个世纪以来，原本处于欠发达阵营的国家跻身现代化国家行列，小国十之有一，大国十无一、二。成功率约为1/10。近1/3世纪以来，全球30多个国家先后投身改革竞赛，从未遭遇转型性经济衰退打击者仅中国和越南而已，这就是不到1/15的概率了。其中又只有中国在改革中保持经济持续高增长，显著领先于完成了“整体改革方案”“全部规定动作”的国家。

在改革时代，中国不是说得最多的国家，中国做的比说的多。而说的最多的国家并不是改革竞赛的实际参与者。因此问题也可以归结为，对于改革说的最多的国家是否说错了什么，在改革做得好的国家做对了什么。好答案未必非要找出二者的对抗性矛盾。

本书的正文部分已经占用了读者宝贵的时间，后记部分就只能容纳下最必要的感恩了。

德高望重的袁恩桢教授曾兼任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他在不短的时间里一直关注本书进展，晚生有问必答。我的爱人王建萍跟我熬过本书写作最紧张的时刻，她时常担心我“熬”不过来，各种付出缓解了我的工作量。我的同事姜国麟教授以其精到的专业知识，及时帮助我完善和提升了本书中那个最重要和直观的图示。上海社会科学院外事处的李轶海、李丽对本研究的间接帮助是，积极回应我与外国同行进行交流的需求，以便更好地理解“老外”看待中国改革问题的出发点及推理方式。在我的研究和本书写作最艰难的时候，我的老同学薛冰、李秉森的鼓励是有效的。哲学家张再林教授对本书的研究方向亦有中肯建议。党史专家黄铭对本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提供了解疑释惑的帮助。作家庹政一直关注本书研究，各种支持令人感动。另外，我的同事樊卫国、张忠民二位教授一直允许我分享他们令人尊敬的专业知识，于本书有补益。

我想赞扬而不只是感谢中国发展出版社的宋东坡、范鹏宇两位编辑。敬业精神就不提了。关键是，他们对与出版相关的广泛问题的见识和本书所涉及专业知识的判断力令人难忘。我期待着若干年后与他们再度合作。

最后请读者再忍耐我讲一句话。对本书研究构成最大启示的思想成果分别是，钱颖一、温加斯特的“两代财政联邦主义”，以及盛洪、樊纲等人“稳住体制内、放开体制外”的“增量改革”论述。在此表示特别的敬意!

杨宇立

2015年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