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三国志》的“史料三国杀”，以榜单的形式剖析三国历史！

三国人物的强弱与盛衰之别，无不蕴藏着内在的逻辑和通则。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深文隐蔚，余味曲包。”陈广胜著的《三国大榜单（巅峰对决的历史余味）》难称“深文”，却也试图提取一些“余味”。卷首《三国的博弈与均衡》以及每篇文中的阐发，对此都有所着力。

陈广胜著的《三国大榜单（巅峰对决的历史余味）》是一本关于三国人物的文论合集，从三国人物各方面“硬实力”进行比较，对三国人物性格及这些人物在三国时期对政治格局的影响进行了梳理，通过人物这个维度体现作者关于三国的个人思考。

卷首

 三国的博弈与均衡

豪杰排行

 蜀汉五虎将武功榜

 曹操麾下四大骁将

 东吴四大都督排行榜

 三国史上的神勇突围

 三国史上的射手榜

 三国封邑大榜单

双雄对垒

 曹操VS刘备：谁的武艺更强

 周瑜VS诸葛亮：谁更忌妒谁

 诸葛亮VS司马懿：谁更胜一筹

 荀攸VS郭嘉：谁更受曹操赏识

 吕布VS典韦：谁更勇猛

 姜维VS邓艾：谁更能征善战

谁数第一

 三国最能屈能伸的君王

 曹操麾下的头牌将军

 曹操的第一功勋谋臣

 刘备的首席军事高参

 孙权阵营的第一勇将

 三国史上最爱哭的人

附录

 戏说三国武功第二人

三国的博弈与均衡

一

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向樊城发起了进攻。

此前刘备刚赢得汉中之争，随即派孟达攻占了房陵郡，继而令刘封与之合兵逼降上庸太守申耽。如果关羽攻下襄樊，那么与汉中、上庸将连成一线，北伐形势一片大好。

刘备对曹魏连战告捷，无疑让孙权心情复杂。自建安十三年（208）孙、刘结盟以来，曹操一直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在这场纷繁复杂的博弈中，曹魏是实力超强的一方，孙权、刘备只有联手才能自保。赤壁之战正是“两弱”合力胜“一强”的范例，并由此初步形成南北对峙的均衡态势。从某种角度看，刘备赢了曹操属战略上的利好，表明天平有向弱势方倾斜的可能性。

然而，孙权心头的另一种滋味更是翻江倒海。赤壁之战全凭周瑜在前线指挥，刘备的两万人马仅仅起了一点辅助作用，可战后分羹却抢在前头。趁着周瑜与曹仁力战的间隙，刘备在江南一口气拿下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次年，刘备表孙权为徐州牧，孙权表刘备为荆州牧，前者纯粹是一张空头支票，后者却得到许多实利。不仅如此，刘备以请求督统荆州之名，瞄上了周瑜费九牛之力夺取的江陵，并最终借得南郡。因此，赤壁之战仅仅让孙权添了江夏郡，除曹操继续占有南阳郡和以襄阳为中心的南郡另一半之外，刘备一举将其余四个半郡纳入囊中。

对于这一分配格局，孙权从内心里不爽。事实上，周瑜早就料到刘备会成为博弈的对手，也试图加以控制。①但孙权站得更高，思虑曹操在北方虎视眈眈，应当广揽英雄，加上刘备并不容易被制服，故未予采纳。鲁肃则一语中的，认为将荆州借给刘备，以此安抚百姓，既为曹操树敌，又使自己树党，可谓上策。②也就是说，面对曹操这个强敌，刘备固然不可缺孙权的援助，孙权也需要刘备形成掎角之势。孙权出借荆州，非因血浓于水的友情，实因独木难擎的形势。既然与曹操缺乏一对一博弈的底气，那只有扶持第三方，让更多势力参与角逐，从而拓展回旋余地。所以明知刘备占了便宜，孙权也宁可用局部的利益失衡，换取全局的战略主动。毕竟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方案，就只有接受最不坏的那种结果。

刘备和诸葛亮都是高明的博弈者。而刘备最有力的筹码，恰恰在于没有什么可以失去。建安十三年（208）十月，诸葛亮前往东吴，首先给孙权出了一道选择题：“如果能用吴、越之众与中原抗衡，不如早点与曹操绝交；如果不能与他对抗，何不放下武器、捆起盔甲，向曹操称臣呢？！”对刘备而言，是战是降已毫无退路——他既无地盘可资谈判，又早有投曹又叛曹的前科，此时“死猪不怕开水烫”，只能做一个百分之百坚定的抵抗者。但孙权“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如此丰厚的资源反意味着决策风险，以致博弈面临较高的机会成本和随之而来的沉没成本。正因如此，孙权走的每一步棋就比刘备更费心机。

当刘备求借南郡之时，拒绝或许是孙权的第一反应，但这势必与对方产生隔阂。那时的孙权虽然无须看刘备脸色，可却需要帮手来巩固基业。刘备并无太多既得利益，没有坛坛罐罐反能轻装上阵。即使与孙权闹崩，就像游牧部落也自可随处迁徙。孙刘联盟假如解体，后果是被曹操各个击破。而损失最大的不是刘备，正是拥有富饶江东的孙权。由此来看，处于次强一方的孙权，比最弱小的刘备还要关切结盟的可持续性。刘备则可采取经济学中“智猪博弈”的策略，通过必要的依附和等待，赢得搭便车的纳什均衡①。所以，孙权虽不情愿借南郡，但考虑到借的总体收益大于综合成本，于是达成了一份理性的合约。

曹操的反应很能说明问题。在获悉孙权借地的当儿，他正在写字，居然震惊得将手中的笔掉到地上。②可见，最不希望刘备得荆州的是曹操。假如按“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逻辑，孙权慷慨借地，在战略层面上完全正确。然而，时间一晃过去了九年，当关羽开始攻打樊城的时候，孙权的内心越来越失去了平衡。

P3－5

这完全是凭兴趣写的一本书。

记得小时候，母亲每晚在我临睡前，都会讲上一段三国故事。从桃园结义到三顾茅庐，从千里走单骑到长坂坡救阿斗，我不知不觉迷上了那个年代。后来有了一点压岁钱，就用来收集《三国演义》的连环画。每当到新华书店后，我总迫不及待趴到玻璃橱窗前，希望又能盼来新的一册——这套连环画共四十八本，我一本一本地收，有的是在书店里买的，有的是向邻居、同学换的，从小学到初中集了好多年，终于凑齐了。

连环画毕竟是小人书，可以唤起我集邮般的收藏兴趣，却难以完全满足阅读的需要。好在家里书架上就有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我便囫囵吞枣，看几行、跳几行地读完了。男孩都是崇拜英雄的。围绕哪位三国人物更勇猛、更多谋，特别是他们的武功排行，我们当年的一群伙伴天天争论，不亦忙乎也不亦乐乎。

大凡争论都没有结论，但争论却可以强化推论。不知不觉地，我将书里重要将领的交战回合数，几乎全背得滚瓜烂熟。有了这样的“底蕴”，我在唇枪舌剑中就显出威力，赢得的附和声通常也多一些。当然，这些纯粹是闹着玩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三国英雄也渐渐在脑海中淡出了。但几年前的一个周末，在网上偶尔读到一篇比较三国武将功夫的文章，骤然间勾起了我对少年时代那些激烈论辩的记忆。乘兴之下，就写了一篇《戏说三国武功第二人》，发在新浪博客上，随即被多家网媒推荐并引起热议，继而有多人留言谈起真实的历史。

我自然知道《三国演义》是小说，虽说“七分事实”，终究掺杂了无中生有、移花接木的“三分虚构”。那么，陈寿的《三国志》以及裴松之的注引等诸多史料，是否适合用于英雄们的比较？我想到了这一点。而说起《三国志》，我最早到图书馆借阅是在小学五年级，那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只记得自己翻了《诸葛亮传》和《关张马黄赵传》，就知难知趣匆匆还了。

那时的我，全然读不懂《三国志》，但也分明留下了疑惑：怎么将赵云写得那么少？我肯定是打抱不平了，所以在较长的时间里，竞有点排斥《三国志》。不过，排斥只是暂时降低了对这部史书的兴趣，却由于我对三国历史的特殊情感，又不免与日俱增地强化了深埋着的好奇心。事实上，凡对历史有浓厚兴趣的人，绝对不可能因一部小说而轻视一部正史。

解读历史有多种方式，本书显然带有趣味性。从很大程度上讲，这是为了满足自己对三国英雄从小所养成的一种刨根问底的欲望。按照我的猜测，基于史料让众多豪杰一比高下，应该是许多人的共同兴趣。于是，我开始了本书的写作。选题看似轻松，但我想让每一个结论都有史料依据，并且避免用第二手素材。饵因此，不敢说研究有多么专业，可我在主观上确实持严谨的态度。

人类社会总在不断演进，但有许多不变的东西。即使像本书这般“剑走偏锋”，英雄们的榜单仍有着值得挖掘的深意。或者说，他们的强弱与盛衰之别，无不蕴藏着内在的逻辑和通则。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深文隐蔚，余味曲包。”拙著难称“深文”，却也试图提取一些“余味”。卷首《三国的博弈与均衡》以及每篇文中的阐发，对此都有所着力。这些所谓的“余味”，虽是个人浅见，在某些方面却仍可折射出导引历史运势的无形之手。

当然，就我的职业身份而言，与这样一本书似乎扯不上任何关联。但正如本文开头所说，这是凭兴趣写的。人的兴趣，原本多元而开放，与职业并没有机械性的对应关系。毫无疑问，兴趣是人生的调节器，也是前行的助推器。多保持一份兴趣，在特定领域就多一分热忱，从而为生命多填充一点内容，又何乐不为呢？

但也应看到，当今的人们总由于太忙，往往撇下了自己的兴趣。可所谓的“忙”，又常是“懒”的借口，或者像老舍先生说的“瞎忙”罢了。从这个角度讲，任何人都有对“忙”进行重组、革新的空间。人活在现实中，却不能被现实牵着走，不能始终被场面上的“忙”所绑架。对我来说，写书主要在晚问，甚至是用夜半醒来的时段，所以本书是业余生活的结晶。这固然增添了自己的忙碌，但恰恰因为有了兴趣，便成了积极的休息，更是愉悦的创造，能够展现人生的不同侧面。

说到兴趣，并不仅仅限于业余生活。一个人假如没有兴趣爱好，他的人生便还没有真正开始。其实对从事的职业，同样需要兴趣，否则只是谋生的手段，却不能称作事业。而人一旦缺乏内在的激情，就不会有使命感；即使有执行力，也不会有创造力。因此，忙不忙绝非问题的本质，关键是这份忙碌是否让你喜欢。当我们投身于真正想奉献的事业后，不管它是八小时内的工作，还是八小时外的创作，抑或根本没有八小时的分割，此时的过程就是享受，并不一定非得指向某种功利或结果。做人是全天候的，由兴趣驱动的人生，往往将工作与生活融为一体，因而能更好地延伸生命的价值链，也更充分地呈现生命的多姿多彩。

是为序。

陈广胜

2016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