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疾是无法规避的社会现象，残疾人为人类的进化做出了“牺牲”和贡献。社会有残疾人，但社会不能“残疾”！

《你不知道的世界：带你走进残疾人》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本以残疾人为主题的纪实性文学作品，作者庆祖杰希望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国家与社会对残疾人事业的关注，使他们得到更多的关怀。

本书说一说残疾人的故事，带你走进这个你不知道的世界。

《你不知道的世界：带你走进残疾人》作者庆祖杰历时三年，行程数万里，跨越十余个省份，与残疾人或相关人面对面交谈、采写，以纪实性手法，从爱心和自强两条主线，形成了十六个故事，记录了当前中国残疾人真实的生存、生活、发展状况。力图深层次地探析残疾人遇到的困难、困惑、困境，展示了残疾人不屈命运、自强不息的良好风貌，讴歌了国家、社会对残疾人事业的关爱、推进和重视。

引言

宁红兵：我最快乐的就是和孩子们在一起

秦增强：我就是不能让别人瞧不起我是个瘸子

许志宏：残疾孩子康复，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张琪：盲人的职业不仅仅是推拿

王彩云：只希望女儿将来有份安稳的工作

杨福珍：希望孙子长大后能照顾他爸爸

商磊：我要用手里的盲杖把障碍一点点敲碎

苏小斌：我不想他们认我，我只想知道亲生父母是谁

毕海虹：现在的坚守是为了将来的放手

古屹松：我的心里一直有个大大的问号

吴建平：失去双臂，我还是拥抱生活

李小姣：为了自闭症孩子，再难我也要坚持下去

张崇虎：重权厚薪心不动 乐与残童耳鬓磨

高宜荟：女儿是我的影子，永远不离不弃

张秀芸：我到底是正常人，还是残疾人

井长海：为了将来，每次训练要举起三万公斤重量

庆祖杰：我们该怎样认识残疾人

后记

④无奈的孝心和长期的亏欠

特教学校的校长也为人子女，为人夫妻，为人父母，我想知道作为一个远离故土而又整天为学校、为孩子们奔波忙碌的校长，宁红兵是怎样处理好家庭和工作的关系的。

说到家庭，宁红兵的话语明显沉重起来。他又点燃一支香烟，吸了一口，没说话。我们静静坐了一会。

一路在走，没有回头细看，也没有细想。十五年，就这么在忙碌中过来。

自己最痛心，最无法弥补，最刻骨铭心，留下终身遗憾的事是老母亲的去世。2009年10月，老母亲卧床一段时间，病情加重，家里打电话让我回去。正巧副校长不在学校，我不能离开，就抽空往家里打了两万块钱，让二哥将老人家送到医院。没想到，第二天老人家就去世了。得到噩耗，我在学校，就买来三炷香，回到宿舍点上香，一口气把一瓶白酒喝干了。然后朝拉萨东北的河北方向，跪在地上，给老人家磕头。磕完头，就蒙头昏睡。下午，老师们找我，看我醉成那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可能是最不孝的儿子，在西藏工作二十多年，对老家的亲人照顾太少。后来，我二哥告诉我，老母亲在弥留之际，说她看见我回来了，让我二哥到医院门口接我。我知道，她至死都在惦记她这个远在西藏的儿子，产生了幻觉，以为我赶回去给她送终了。直到去年，我才回去，到老人家的坟上给她扫墓、祭拜。这是她去世四年后，我第一次回去。现在，每到她的忌日，我都在家里对着她的遗像给她上香、祭拜。我爱人虽然是藏族人，但特别理解我，每次都提前准备好香和烧纸。

我没有见过宁红兵的藏族妻子，但从他的介绍中，我可以看出他们的藏汉婚姻，十分恩爱。他风华正茂时来到西藏，如今已年过半百，尤其在特教学校劳力操心的十五年，没有一个善解人意、鼎力支持的贤内助，恐怕也是难以长期坚持。

果然，宁红兵接着说。

我老婆原来在拉萨市第二高级中学工作，是个工人。这两年，政策允许工人编制的在五十岁提前退休，她就办了手续，回去一心一意地照顾家里和孩子，也让我更安心地工作。

从干这个校长开始，我周一到周五，基本不回家。学校离家就十分钟的车程，但却常年和老婆做“周末夫妻”。她知道我周末没事会回去，就做好饭菜等我。双休日也必须有一天在学校，百把个孩子不回家，我不放心他们的安全，担心他们出事。学校年轻老师多，很多事情考虑得不是很周全。每天晚上我都要把每一个教室的晚自习看一遍，学生回宿舍后，带人检查过每一个宿舍的门是不是都关好了，才能放心地休息。这样，心里才踏实，才敢放心睡觉。

现在，听说有的特教学校，为了不出事、减轻压力，不让残疾孩子住校，和普通学校一样，放学都回家。我不赞成这种做法，残疾孩子就是要集体生活，锻炼培养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学会与人相处。特教学校不能推卸责任，该承担的压力还得承担。

我这一生，最庆幸的就是选择了特殊教育，最快乐的就是和孩子们在一起，最幸福的就是看到孩子们脸上的笑容，最遗憾的就是孩子们的就业不理想，让我揪心。其他的，没什么遗憾。

我问宁红兵为拉萨特教学校奋斗了半辈子，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是不是可以稍微放松休息休息了。

宁红兵叹了口气，说：“不行啊。最近，市里已提出特教学校异地搬迁的事。”

“为什么要搬迁？”

“虽说和东部地区还有不小差距，但这两年，西藏特殊教育发展也很快，又新建了四所特教学校，分别在日喀则、山南、昌都和那曲。拉萨是最早的一所，由于建得早，现在的校舍面积、房屋建筑、功能区分等硬件条件已经不能满足发展的要求。市委书记来视察时，指示我们要搬迁，搬出去，做大做强。”

“搬到哪里？不会离市区很远吧？”我不止一次听说，特教学校的校址每调整一次，就离城区远一些。

“不算太远，在拉萨东边靠近市区的地方，给划了六十亩地，重新规划，要建一个像样的校园。要扩大招生，还要招收其他残疾类型的孩子入学。”

“这倒是个难得的机会，只是，你这个校长，又要二次创业、辛苦忙碌一阵了。”

“是啊。但想到新校建成后，孩子们有个新的家，条件更好了，心里也就高兴了。累就累点，搞特教的哪能不累。”

是的，搞特教哪能不累！

看着眼前这位大学一毕业就从河北去了西藏，一不小心踏入特教领域，一干就是十五年，还乐此不疲要干下去的北方汉子，我为他学校里走进去，又走出来，却不曾走远的一批又一批的残疾孩子们能有这样一位将全身心放在他们身上的校长感到幸福，感到幸运，也感到自豪。

P20-23

一

截至目前，我国人口约13.8亿，其中残疾人数量约8502万；江苏省人口约7900万，其中残疾人数量约479.3万；我生活的城市南京人口约800万，其中残疾人数量约51万。

我有个好朋友，我们交往了近三十年，彼此间无话不谈。有一天，我和他说到南京的残疾人数量，他完全不能相信。他说，怎么可能，如果真的是这么多，平时应该经常可以看到。你看，50万辆共享单车就把城市染得五颜六色，满眼都是，可是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大半辈子，我在街上从来就没有看到过多少残疾人。他们在哪？

我无言以对。他的问题太沉重，太复杂，也太较真。

二

每个人都有残疾的可能，尽管你可能不相信。

四十一岁那年的春天，我左脚的第二三两个趾头很“不负责任”地“约好”一起骨折了，我一下跨入了“残疾人”的行列。我架起双拐，在家和单位之间来回奔波。

我住的房屋是多层，楼高六层，没有电梯，也没有无障碍坡道。幸运的是，当初买的是二楼，拄着拐杖踉踉跄跄十几步就上下楼了。

“身残”期间的某天，我去南京著名的夫子庙的一家酒店参加一个活动。走进去时，双拐在酒店宽敞大堂华丽的大理石上划动实在过于醒目和刺耳，我提出借个轮椅，很职业的大堂经理稀奇地上下左右打量了我好一阵，一点也不抱歉意地说，“没有”。

我“残疾”的那三个月零十天，是我最好的职业和专业教育。

三

我工作的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有500多名聋人大学生。500多个聋人在一起，是件很壮观的事。你找遍全世界，也不会超过十处。我们说话用嘴，他们“说话”用手，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并没什么不同。我们的校园里，还有6000多名健全大学生，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大家学习、生活在一起，有时忙共同的事，有时忙各自的事，融合得很好，互相都不特别，都很习惯。

我的办公室对着学校大门，透过窗户，穿过一棵硕大的合欢树，可以清楚地看见大门口的风物人情。聋人大学生穿过学校门口的神农路——这条路是双向两车道，算上人行道不过十米的宽度——他们在公交站台候车，他们打着手语聊天。“说话”也是他们天然的权利，然而，我常常困惑于围着他们的那一双双好奇的、怪异的、警惕的、保持一定距离的眼睛。

我想了好多次，最终还是没有问他们：你们感觉到那些灼热的目光了吗？

四

我想说一说残疾人的故事，带你走进这个你不知道的世界。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家所在的村庄有一百来户人家，五六百口人。村子的南北走向有一条土路，村里人称为大路，是村里的主干道。孩子上学、大人上街都要通过这条路。

村子南边的入口处，有几株老槐树，树下掩映着一排平房，横向数数共十个门窗。房屋陈旧，一半青砖一半泥土夯在一起的墙壁，屋顶趴着参差不齐的小瓦。墙壁斑驳，被风雨涂涂改改，像泼了若干遍水墨。年久老态的小瓦上，长着一蓬蓬蒿草。两棵小槐树不知什么时候攀了上去，像模像样地站在屋檐边，对着大路探头探脑。

平房中间的三间屋子住着个寡妇，带着儿子。儿子大了，没有钱娶媳妇，村里人都想，寡妇家这以后的日子怎么办呢。让人欣慰的是，有一日，寡妇的儿子结婚了，只是新娘子是个外地的哑巴（当时的俗称）。哑巴不会说话，但她大体能看出别人的意思，还会发出尖尖的“喔”“啊”声。村里人对哑巴充满了未知。每次上学路过她家门口，小孩子都会把脚步绕开一点，如果她家的门开着，还会鬼鬼祟祟地向她家里瞥一眼，然后惊鸿一般闪开。

结婚几年了，哑巴没有生孩子。寡妇家里常常会传出哑巴尖利的呼喊，没人知道她在喊什么。后来，我去了南京上学，工作后回去的时间很少，只是听说寡妇去世了，哑巴还是没有做上母亲。彼时，哑巴已经是年过四十的中年妇女了。再后来，村庄拆迁了。哑巴家没要镇上的安置房，他们拿了钱不知去了哪里。

20世纪90年代初的某个夏末秋初的日子，下午三四点钟的光景，我去了南京城南的一所特殊教育学校，正赶上放学。

特教学校的放学，大门口没有车水马龙，没有越过宽阔马路的期待，也没有矜持的微笑、自信的对视和张扬的簇拥。这儿似乎不适合喧哗，是沉默，是悄悄的分流，是稀疏的归途。

站在大门口，我看到一个妈妈来接孩子。

妈妈的左肩挂着个布制的书包，书包单薄，可以想象里面的内容。她的右手牵着孩子——一个身高超过她一头的智障学生。太阳架在偏西的天空，不炽烈也不冷淡，用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俯视人间。日光拉长了母子俩的影子，身影茫然地向前挪动。一前一后，一长一短，一高一矮，一左一右。他们不说话，也不交流，就那么在太阳下晃动着身影。两个影子都很慢，是漫无目的的慢。

拐过一个路口，他们走出我的视线。我看不见他们了。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的影子一直没有离去，一直晃动在我的眼前。我常常努力想要凝视，可呈现在眼前的往往是模糊。

有人说，残疾人本身并不痛苦，痛苦的是他们的亲人，特别是他们的父母。残疾人本身痛不痛苦我不敢妄断，但他们的父母痛苦我一定相信。一个自闭症孩子的妈妈说她只有一个愿望，就是不要死在孩子的前面。每个残疾孩子父母的痛与苦，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海浪，既敲打着白天，又弥漫在黑夜，贯穿了今生，延续到来世。生生不“息”。

据说有着“第一人间清净地”的普陀山祈福很灵。

我去普陀山是个夏天。那个夏天江南迎来了数年不见的持续高温，江浙一带火烧火燎。越过舟山，上了普陀，旅行中迎来一场不大不小的雨。雨快而急，宣告一下就结束了，没有降温，反而激起愈发的燥热。

一条蚯蚓，不知何故爬到了景区的柏油路上，雨水蒸发过后的路面如同平底炒锅，蚯蚓焦灼地扭动身躯，不知把哪一段躯干放在地面合适。我找了段小树枝，试图将它挑进路旁的草丛里。可它并不领情，像个发脾气的顽童，由着性子和树枝缠斗了一番。

一个孩子好奇地跟上来：妈妈，妈妈，看这个叔叔他在干什么呀。妈妈可能是个幼儿园老师，很童话地说，蚯蚓迷路了，叔叔在帮它回家。蚯蚓似乎是上过幼儿园，一下听懂了阿姨的话，架在树枝上被我送进了草丛间的泥地。旅行旺季，身边人流如潮，关注这条蚯蚓的好像只有我和这个孩子。

到了普济寺，香烟四起，善男信女摩肩接踵，如过江之鲫，挤挤挨挨，大殿内外已经找不到一个独立上香的空间。场景恰如媒体上报道的某地的山坳或河滩发现了玉石、宝藏，人们蜂拥而至，挥舞着各式工具疯狂地挖掘着脚下的每一寸空间。

我从普济寺大门进去，遥看了一眼大雄宝殿，就直接被挤到偏门，在一棵冠如华盖的千年古银杏树下站了一会儿。银杏树上人够得着的枝丫都结满了祈福带。佛在青烟缭绕中表情专注地俯瞰着芸芸众生，可我的心里还是想着那个去了草地的蚯蚓，它是否安然拱进了土地，回到它的家中。

三年前，我萌发了为残疾人写一本书的想法——我看过写留守儿童，写空巢老人，写农村变迁，写农民工，写城中村命运的各种书卷，却没有看到一本写残疾人生存生活的纪实性作品。

定了目标，我开始奔波。

十余个省区市，数万里路程，我用出差的间隙、假期的空档、旅行的顺道，朝辞夕归地往返，与一个个过去从未谋面的人见面、访谈、录音。

每次回来，录音倒进电脑，我不敢动笔。我反复听，反复听，回味我们的谈话，谈话的场景，交流的延伸，语气的跌宕，泪眼的重现。两小时谈话，五六次回放，三四天枯坐，眉头深皱，呼吸沉重。

三年中，我时时渴望坐在书桌前。每一遍倾听，意味着我又走进了他们的世界一点。然而我又害怕打开电脑，有打开就有关闭。屏幕陷入灰暗的一刻，声音和文字都不见了踪影。因为常常是夜晚，虽然窗帘厚重，我依然可以想象外面的华灯绽放。城市一脸璀璨。而我静静地坐着。我的脑中会一片空白，我会问自己跑这么远的路，敲这么多的字，于我采写过的残疾人到底有什么意义。于是我会强烈地怀疑自己。

也许，怀疑自己是给自己最好的“云南白药”。

古往今来，徘徊于文字中的人似乎一直在追寻两件事。一是“爱”，二是“知道”。因为“爱”，风雨兼程；因为“知道”，风餐露宿。

地球是圆的，世界却是平的，宛如一面镜子。

镜子给我们抖了一个“包袱”，它本身并不会发光，这是镜子的本质决定的，不能怪它虚伪，它只能在明亮和黑暗间做单项选择。把镜子放在黑暗中，它的模样就是黑色。我们要做的是，给镜子光明，给我们自身光明，给这个世界光明。

想带着感恩之心，向接受我访谈并袒露心声的每一位残疾人朋友，或其家人，或与残疾人相关联的人致敬，尽管，出于无须多言的原因，部分人名、地名我做了相应处理。

向中国精神残疾人及亲友协会温洪主席，中国残联教育就业部教育处韩咏梅处长，江苏省残联高小平理事长、蔡振康副理事长，江苏省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会牟民生副会长，江苏省残疾人体育训练中心叶霆主任、仲几坚科长、赵玉俊科长，南京市残联宣文处石俊副处长，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团委陈洁副书记，太原市聋人学校付晋蔚校长、范光云副书记，温州市特教学校李科校长，长沙市特教学校王磊副校长，苏州市姑苏区特教学校刘嫣静校长、谈玉芬副校长，宁波市特教学校柴林副校长，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特教学校胡明兵校长，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特教学校吴英会校长，“暖阳公益”基金会金霖叶老师，中国江苏网唐磊先生、金梦编辑，还有我的同事王伟、陈蓓琴、许巧仙、杨荔、高飞、吴兴、李宏伟、薛浩洁，以及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总编辑徐蕾女士、郑海燕主任、王雅琼编辑等致谢。

是以上各位领导、同仁、同事、朋友的信任、牵线、关注和帮助，让我在艰难中顺利了却一桩心愿，做了一件不喜欢却又想做的事。

现如今，我们不喜欢，又想做的事还多吗？！

2017年10月8日夜

于南京市仙林紫东路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