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采访蒋介石
我于1927年跨进新闻界的大门，开始在北京国闻通讯社当记者，兼为天津《大公报》采访新闻。那时，北京还在“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统治下，而南方则由国民党在南京建立政权，直到1949年他被迫退往台湾，我以记者身分，看到他从兴起到瓦解的全过程。
但在我采访政治新闻的初期，主要是跑太原、广州等地，采访反蒋的内幕新闻，一次也没有去过南京。在国民党的“三巨头”——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中，只和后来成为大汉奸的汪精卫谈过三次话。蒋介石则仅在采访的公开场合见过屈指可数的几面。
第一次见面是在1928年。那年国民党革命军北伐，“底定平津”。在此以前，日军为破坏北伐，悍然出兵侵占济南，造成“五三惨案”，屠杀我军民以万计，外交交涉员蔡公时遇害。
蒋为了“完成统一大业”，首次偕新婚不久的宋美龄夫人到甫改名为“北平”的北京。
他们的专车为了避开济南——还在日军占领下，从徐州折入陇海线，再由平汉路北上。
他们到北平那天，我随记者群前往采访。西车站——前门外平汉路车站前已搭好彩牌，车水马龙，欢迎者包括平津卫戍总司令阎锡山、北平政治分会主委张继等云集，自不必说。专车驶进站台，在欢呼声中，蒋手挽新夫人下车，检阅仪仗队，然后出站登车直驶北京饭店。
当年蒋还是一位年轻的总司令，蓄有短髯，军装外披着一贯的黑披风，风度翩翩，与新夫人恰是一对“神仙眷属”。
我在国闻社发了简单的新闻。当时，新闻界最活跃的“时闻社”社长管翼贤(后当汉奸)却着意描述宋美龄穿什么旗袍，着什么鞋，连他们坐的汽车号码也加以发表。他还买通了北京饭店五楼的侍役，蒋何时入睡，何时偕夫人外出，何时某要人谒见，谈了几分钟，都向他报告，时闻社按日发表了蒋的“起居注”。
第三天，蒋在北京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我又见了他一面。他出场时怒气冲冲，开头就说：“北平是几代古都，封建传统很浓厚，希望新闻界勿沾染旧习气，对女人评头论足的坏习惯是最要不得，这是对女性的侮辱……”“训斥”了一番后，没有多谈他此行的计划，只简单说要敬谒总理灵柩，告慰总理在天之灵。记者们也噤若寒蝉，不敢提什么问题。招待会就匆匆结束了。
蒋那次到北平，主要“回目”是西山谒灵，打算率同各集团军总司令及其他重要将领，瞻拜碧云寺中山先生灵柩(那时南京中山陵尚在规划中)，表示北伐大业已经完成。但由于他“一念之差”，或者说是“一念之私”，不仅使这一幕几乎无法“上演”，而且种下了以后多年混战的祸根。当时北伐的主力，是靠冯玉祥将军率领的第二集团军，蒋却竭力抑冯扶阎(锡山)，不许第二集团军开入平津。几乎所有河北、平、津的重要职位，都安排给了阎系人物；只有北平市长一席，给了冯系的何其巩。冯忿忿不平，先以养病为名，逗留在豫北的百泉，几经电催，又在保定下车，说是要祭扫先人之墓。这样，预定的谒灵日期，一改再改。直至已“铁定”举行的那天，蒋、阎、李(宗仁)等已分头出发西山，冯才出站，乘车匆匆赶到。
最近，我带的复旦大学研究生贺越明同志，从旧报中搜集我过去所写的通讯，编次为通讯选，其中《碧云寺祭灵记》一篇中，有一段写道：“蒋介石总司令首先拾级而登，着新武装，罩以玄色披风，神采奕奕。随后者为冯、阎两将军。阎也着黄呢新军服，上将三星耀目，而冯则依然土布棉军服，一身尘土，脸色微黄，不掩病态。其后为李宗仁将军，青年军人气概。紧随他们之后，则有白崇禧、方振武、贺耀祖、张荫梧、楚溪春诸将军。……祭堂肃穆庄严，素烛高烧，香烟缭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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