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根柢在于思想。本书集聚国学大师熊十力最闪光的思想精华。是学习文化、喜爱文化的读者不可不读的经典之作。

《境由心生》中关于哲学思想的论述，继承发展了中国传统哲学，既有理智思辩而又不限于理智思辩，亦是学习哲学、热爱哲学的读者不可不看的重要作品。

《境由心生》收录了熊十力的学术专论、随笔、短论、讲词、语录等，涉及中国学术领域的方方面面，其所讨论的问题，如哲学与科学对象的界定、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区别及融通、佛儒道之异同、先秦诸子学的评价等，都是中国思想学术界所关注的重要问题，足以呈现中国近现代哲学的一个侧面。

这些作品内容丰富，构思精巧，文笔精妙，从书中可以领略一代国学大师熊十力先生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为人处事以及对待人生的态度。

代序 熊十力先生的为人与治学

第一章 哲苑清音

 略说中西文化

 论东方哲学与西方科学

 中国哲学与西洋科学

 文化与哲学

 哲学与史学

 中国哲学是如何一回事

 与人谈易

 科学真理与玄学真理

 论玄学方法

 论汉学

 孔子内圣外王之学

 关于宋明理学之性质

 与人论执中

 略释法字义

 与冯君谈佛家种子义

 论事物之理与天理答徐佛观

 答牟宗三问格物致知书

 要在根本处注意

 新唯识论要旨

 与友论新唯识论

 论体相——答梅居士书

 无吃无教

第二章 书山履痕

 读经

 与读书周刊

 论学三书

 论学书札

 论不朽书

 论关老之学书

 论本体书与说理书

 论周官成书年代

 论湖湘诸老之学书

 与柏特教授论哲学之综合书

 读汪大绅绳荀

 唐世佛学旧派反对玄奘之暗潮

 健庵随笔

 健庵随笔（续）

 杂感

 循环与进化

 为青年中两大义一公诚与自由

 英雄造时势

 谈百家争鸣

 说食

 讲词

第三章 儒林韵语

 答满莘畲先生书

 答唐君毅书

 答何自新书

 答谢石麟

 答徐复观

 答王星贤

 答徐今宣

 答郦君

 答邓君

 答云颂天

 答敖均生

 答王维诚

 答邓念观

 答赖生

 答韩生

 答张生

 答唐生

 答朱生

 答李生

 与谢幼伟

 与张君

 与林宰平

 与林宰平

 与张季同

 与张东荪

 与池际安

 与沈生

 与李生

 与刘生

 仲光记语

 仲光记语之二

 仲光记

哲学与史学

吾国古之治哲学者，必精史学。宣圣开千古哲学之宗，而亦千古史家之大祖。司马谈父子，本史家，而《论六家旨要》，则又深于哲学矣。夫哲学者，究天人之故，穷造化之原，而以不忘经世者为是。印度佛家哲学思想，虽高深玄妙，而卒归于宗教，以出世为蕲向。故印度人于历史特缺乏。民族式微，有以也。吾国先哲，于史学，哲学，尝兼治而赅备之。究玄而基于综事。穷理而可以致用，探微而察于群变，极玄而体之人伦，广大而不遗斯世。环球立国之古，族类之蕃衍，文化之高尚，无逾于我皇汉者，学术之所系，岂不重欤。张荫麟先生，史学家也，亦哲学家也。其宏博之思，蕴诸中而尚未及阐发者，吾固无从深悉。然其为学，规模宏远，不守一家言，则时贤之所夙推而共誉也。荫麟方在盛年，神解卓特，胸怀冲旷。与人无城府，而一相见以心。使天假之年，纵其所至，则其融哲史两方面，而特辟一境地，恢前业而开方来，非荫麟其谁属乎？惜哉，其数遽止于此也。今之言哲学者，或忽视史学。业史者，或诋哲学以玄虚。二者皆病。昔明季诸子，无不兼精哲史两方面者。吾因荫麟先生之殁，而深有慨乎其规模或遂莫有继之者也。故略书吾意，以质诸当世。

中国哲学是如何一回事

中国的哲学，何故偏有反知的倾向？此个问题，甚难置答。据我推测，大概中国人生在世界上最广漠清幽的大陆地方，他的头脑，深印入了那广漠清幽的自然。他的神悟，直下透彻了自然的底蕴，而消释了他底小我。易言之，他的生命与自然为一。儒家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老子的返朴，庄子底《逍遥游》，这些话都是表示他大彻悟大自在的真实境界。因此，他不愿意过计算的生活。不肯把本来浑全的宇宙，无端加以解析。不肯把他本来浑一的生命，无端分作物我，别了内外。他照见分别是因实际生活而起的一种不自然的变态。他并不是故意反知，却是超出知识猜度的范围，而握住了真理。因此，应该说他是超知识的。我总觉得，哲学应当离开科学，有他独立的精神和面目。科学之为学，是知识的。哲学之为学，是超知识的。白虎通说：学者觉义。觉者，自明，自见，自证。这是为哲学的学字，下个确切的训释。哲学和科学的出发点，与其对象、领域和方法等等，根本不同。哲学是超越利害的计较的。故其出发点不同科学。他所穷究的，是宇宙的真理，不是对于部分的研究。故其对象不同科学。他的领域，限于本体论。故其领域，不同科学。他的工具，全仗着他的明智与神悟及所谓函养等等工夫。故其方法不同科学。一般人都拿科学的眼光来看哲学，所以无法了解哲学。尤其对于东方的哲学，更可以不承认他是哲学。因为他根本不懂得哲学是什么，如何肯承认东方的哲学。我学徒在今人的眼光里，好似东方硬没有学问。本来，哲学上的道理，能见到的人，便见得这道理是无在无不在。不能见到的人，也就没有甚么。先哲说得好，百姓日用而不知。可惜这句话的义味，少有人领会得。

所谓超知识的也者，本无神秘。亦旅怪迂。知识所以度物。而理之极至，不属于部分，乃万化所资始，则不可以物推度。唯反其在己，自识本来。情蔽祛，则物我之障都除。识想亡，则内外之执顿尽，识想谓虚妄分别，内外之界，起于分别故。一真无待，当下炯然，瞒味不得。起想便乖。此非知识所行境界，何消说得。向秀云：知生于失当。徇物故有知，可不谓之失当乎？人生役于实际生活，不得不徇物，而知于此起焉。然至徇物，而性命亏矣。

又哲学与美学及宗教不同者：美学是由情感的鉴赏，而渗透宇宙的生命。宗教是由情感的虔信，而意想宇宙的实在。这种实在，完全是他底意想所妄构。哲学则是由明智即最高的理性作用，对于真理的证解，实则这种理性的证解，就是真理自身的呈露。故无能所可分。故离意想猜度。故真理不是妄构的境界。

P36-38

熊十力先生的为人与治学

／任继愈／

三十年代初，我在北大哲学系当学生，后来又在北大教书，熊先生这三十年间，除了有短暂的时间不在北大，可以说基本上没有离开北大哲学系。这三十年间，国罹劫难，人遭苦厄，社会相、人心相呈现得更加分明，使人加深了对熊老师为人与为学的认识与怀念。

从课堂讲授到书院式的讲学

记得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时，听高年级的同学们介绍北大的老师们，其中有一位唯一在家里上课的老师，是熊先生。比我高两届的同学说，他们听熊先生讲课还在北大红楼。到了我们这届，1935年始就不在教室上课了。因为他受不了上下课时间的拘束。熊先生认为听者得不到实际的益处，记得他写给选他课的同学们的一封信，有“师生蚁聚一堂，究竟有何受益”的话，这封信贴在哲学系办公室有很长时间。

熊先生冬天室内不生炉火。北京的冬天差不多有四个多月，听课的学生全副冬装，坐着听讲。熊先生开的课是两个学分，也就是两节课。但熊先生讲起来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每次讲课不下三四个小时，而且中间不休息。他站在屋子中间，从不坐着讲。喜欢在听讲者面前指指划划，讲到高兴时，或者认为重要的地方，随手在听讲者的头上或肩上拍一巴掌，然后哈哈大笑，声震堂宇。有一次和张东荪谈哲学，张在熊先生面前也成了学生，一巴掌拍在张的肩上，张东荪不得不眨眨眼，逡巡后退，以避其锋芒。抗战时，听郑听先生说他在天津南开中学求学时，听熊先生讲课，他怕熊先生的棒喝，每次早一点到场，找一个离老师远一点的位子坐下。我才知道熊先生这种讲课方式由来已久。

听熊先生讲课，深感到他是教书又教人，讲《新唯识论》、《佛家名相通释》往往大骂蒋介石东北失陷，不抵抗，卖国投降。熊先生不止传授知识，他那种不媚俗，疾恶如仇的品格，也感染了听讲的人。

颠沛流离中不废讲学

自从“九一八”以后，北平——昔日故都就成了边城，日本侵略势力逐年向华北延伸。华北之大，摆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熊先生平时深居斗室，不参与政治运动，但他对同学们的罢课、游行是支持的。同学们罢课，反对华北独立，熊先生的课也上不成，熊先生是同情学生的。对胡适强迫学生上课，也表示不满。“七七”事变后，北平为日军占领，熊先生冒险，化装成商人，乘运煤的货车逃出北平。随行的有刘锡嘏（公纯），也是北大的学生，一路照料，火车上正值大雨倾盆，衣履尽湿，生怕熊先生感受风寒，幸好未生病。熊先生辗转到了武汉，又到了四川壁山县。这时已是1938年的冬天。

熊先生从北平脱险后，住在壁山县中学里，中学校长钟芳铭欢迎熊先生住下。熊先生的学生钱学熙夫妇、刘公纯也随熊先生留在那里。熊先生没有闲着，写他的《中国历史讲话》。贺麟先生和我从重庆南温泉去壁山看望他。熊先生兴致勃勃地谈他的《中国历史讲话》的内容梗概，大意是讲“五族同源”说。在民族危急存亡关头，对中华民族的热爱，促使他不知疲倦地撰写他的这一著作。我们去时，熊先生很得意地讲述他如何解决了“回族”的起源问题。说，这个问题是他苦苦思考了很久，才解决的。这时，他已同时着手写他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由钱学熙译为英文，刘公纯代他抄写。

在四川八年，熊先生生活很不安定，物价飞涨，大后方民不聊生，熊先生只好投靠老朋友、老学生，艰难度日，和家属不在一起。但他没有一天不讲学，没有一天不修改他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他看到国民党横行霸道，胡作非为，还是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却从不显得灰心丧气，给人的印象是勇猛精进，自强不息。

熊先生在1939年离开壁山中学，住到南温泉鹿角场学生周鹏初家，我当时也在南温泉，每星期天到熊先生处。后来，我回到昆明，他中间到过嘉定乌尤寺，和马一浮主持“复性书院”。不久，书院遭到日寇的轰炸，熊先生膝部中弹片受伤，他也离开了复性书院，和马一浮先生还发生过小的不愉快。熊先生回到壁山来凤驿，与梁漱溟先生住在一起，借住在一所古庙西寿寺。我和贺麟先生同去看过他。那天晚上，梁先生还讲述了他到延安，和毛泽东同志在一个大炕上，连续谈过八个通宵的事。熊先生这时还没有忘了讲学，韩裕文从复性书院退出，随同熊先生。熊先生对韩裕文也分外关心。按通常习惯，我们对熊先生自称学生，熊先生命韩裕文称“弟子”。“弟子”，大概有及门或入室的意思吧。韩裕文是我在大学的同班同学，为人笃实，学问也朴实，对中国的理学、西方的古典哲学，有很深厚的基础。在熊先生那边，学了一两年，因为生活无法维持，不得不离开，到了昆明贺麟先生主持的“西方哲学名著编译会”当专职的翻译，每月有了固定收入，略相当于大学的讲师。1947年间，赴美留学，因肺癌不治，半年后病逝于美国。熊先生为此十分伤痛。如果天假以年，韩裕文在哲学上的成就必有可观。

……

熊先生抽象思维、辨析名相的功力为常人所不及，《因明大疏删注》即是明证。但熊先生的著作中反复申明的，倒不在于抽象思维的训练，而是教人端正学习的态度。他指出学问的精髓不在于言说文字，而在善于体认言说文字之外的中心恻怛的心怀（超乎小我的感情），他一再教人不要把学问当作知解看待，要学会体认心之本体。他在著作中反复叮咛：玄学不同于科学，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这里不存在抬高中国哲学，贬低西方哲学的意思。熊先生只是提供人们如何正确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熊先生称为“玄学”（与西方玄学、形而上学意义不同），它既有思辨之学，又有道德价值观、美学观等更丰厚的内容，这些内容确实是近代西方意义的哲学所包容不进去的。

“道之将废也，文不在兹乎”，这说明进入二十世纪，中西文化接触后，引起中国有识之士的广泛而深刻的反省。西方侵略国家挟其船坚炮利的余威，给中国的经济生活以破坏，连带引起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至家庭生活的变革。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冲击、大震荡，发展下去，必然引起知识分子深刻的世界观的动荡。春秋战国在中国历史上曾被认为是个大变革，它与“五四”以后的变革相比，简直微不足道。熊先生的哲学的核心问题，与其说它讲的哲学问题，不如说它讲的文化问题、传统文化的前途、出路问题。

熊先生“弃佛归儒”，正是由于儒家传统带有浓重的民族特色，而佛教（特别法相唯识之学）更多思辨特色。思辨精神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关系不是那么直接。“为生民立命”，在西方近代哲学家看来，本不是哲学家的事，而中国知识分子则认为责无旁贷。熊先生与欧阳竟无先生的分歧在于：熊先生以佛为妄而舍佛归儒；欧阳竟无先生在抗战前后发表的关于《大学》、 《中庸》的论著，以及对孔孟的评价，也有“舍佛归儒”的倾向，只是欧阳先生认为儒家高明博大，佛亦不妄，佛儒交相融摄，更趋向于儒而己。熊先生为了他的理想，生死以之。他很早就宣布他不能接受马列主义，不能相信唯物论。像他这样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和熊先生相处多年，相知甚深。我过去一直是儒家的信奉者。新旧中国相比较，逐渐对儒家的格、致、诚、正之学，修、齐、治、平之道，发生了怀疑。对马列主义的认识，逐渐明确。在1956年，我与熊先生写信说明，我已放弃儒学，相信马列主义学说是真理，“所信虽有不同，师生之谊长在”，“今后我将一如既往，愿为老师尽力”。熊先生回了一封信，说我“诚信不欺，有古人风”。以后，书信往来，就不再探讨学问了。熊先生历年给我的信很多，可惜毁于十年劫灰中！学马列主义，也不能在言语文字上打转，也要身体力行，这方法和态度还是从熊先生的教诲中得来的。熊先生是我永不能忘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