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应该将欧洲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促进繁荣；而事实上，它却恰恰相反。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欧元的缺陷，根本的内在缺陷就是欧洲的停滞和黯淡的前景。在欧盟，经济一体化超过政治整合。问题是：欧元可以得救吗？欧洲中央银行提倡的通货膨胀只是授权，欧元区许多国家都在寻求采取“过度的财政紧缩”措施，这些措施使其面临着经济增长速度大幅放缓的风险，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概述了三种可能的方法：在欧元区对结构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和政策，这对成员国来说是最痛苦的方案；好聚好散，结束欧洲联盟；或是一个大胆的新的系统，称为“柔性欧元”。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著蔡笑、于晓潭、冯睿译的《欧元危机(共同货币阴影下的欧洲)(精)》所阐述的内容及观点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解读，更是一个更深入连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欧洲可以在没有欧元的情况下繁荣吗?

2010年，肇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演变成了“欧元危机”，且情况一直没有好转。使用欧元的19个欧洲国家，即欧元区，正在饱受经济停滞和债务危机的困扰。一些国家已经衰退了数年，欧元区的执政者深陷各种突发状况，这种情况在希腊尤为明显。

在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著蔡笑、于晓潭、冯睿译的《欧元危机(共同货币阴影下的欧洲)(精)》这本书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畅销书作者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对困扰欧洲的主要问题做了分解，驳斥了紧缩政策的拥护者并提供了一系列解决方案，将欧洲与世界从陷入更严峻的危机中拯救出来。

尽管被它的设计者誉为一个能够令欧洲团结并繁荣的杠杆工具，但欧元实行的效果却大相径庭。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论证的，这次危机揭示了欧元的缺陷。在不同的国家中使用共同货币，致使欧元从诞生之日起就先天缺陷，由此产生的根本性挑战再加上经济一体化的速度超过了政治一体化的速度，直接导致了欧洲经济停滞，前景黯淡。斯蒂格利茨证明了现有的结构是如何推动欧洲走向分化而不是同化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欧元还有挽救的机会吗?

在揭示出欧洲中央银行误导性的通货膨胀和分析完欧元区的政策，尤其是对危机中国家的政策如何进一步暴露欧元区的设计缺陷之后，斯蒂格利茨勾勒了三种可能的“拯救”途径：对欧元区结构以及对欧元区成员国施加的政策进行彻底改革；对单一货币的欧元试验进行妥善终止；或者构建一个大胆的崭新体系，即“灵活欧元”。

引言

前言

致谢

第一部分 欧洲危机

 第1章 危机中的欧元

 第2章 欧元：希冀与现实

 第3章 欧洲的消沉表现

第二部分 并不完善的开端

 第4章 单一的货币政策何时能效

 第5章 欧元：一个有分歧的体系

 第6章 货币政策和欧洲中央银行

第三部分 被误解的政策

 第7章 危机政策：三巨头政策是如何恶化欧元区结构并导致萧条的

 第8章 解救将至：结构化改革

第四部分 前进的道路

 第9章 创建行之有效的欧元区

 第10章 欧元区是否有可能友好“分手”

 第11章 迈向弹性欧元制度

 第12章 前路

后记：英国脱欧及其余震

注释

欧洲，这个思想启蒙的起源地、当代科学的发源地，现如今正处于危机之中。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悄无声息地演变成了2010年的欧元危机。工业革命的兴起曾带来了过去两个世纪里生活水平前所未有的改变，也正是在工业革命的发生地，在世界的这一角落里，一场长期的近乎停滞不前的阶段正在上演。欧元区——这个欧洲国家共用同一种货币欧元的地方，2015年的人均生产总值预计会低于2007年。一些国家甚至已经经历了数年的萧条。

当美国的失业率在2009年10月突破了10%之后，大多数美国人表示难以接受。从那时起，美国的失业率就跌至低于5%的水平。欧元区的失业率在2009年也上升到了10%，并从那时起，就一直保持在两位数的水平。平均来说，劳动力市场上高于1/5的青年处于待业状态，但是在危机最为严重的国家，几乎一半的劳动力苦于找不到工作。欧洲青年中的大多数曾十分努力地对待工作和学习，但干巴巴的失业率统计数据仍将他们带入了梦想破裂、志向衰竭的境地。那些能够移居国外谋求一份工作的人，面临着家庭已四散分离的事实。他们预示着欧洲的未来将伴随着更慢的经济增长以及更低的生活水平，也许这一天还要数十年之后才能到来。

反过来，这些经济现状带来了更为严重的政治后果。构建“后冷战”时代的欧洲这一创举正在被动摇。极右势力、极左势力以及其他一些党派正在到处鼓吹他们民族国家的破裂，尤其是在西班牙，就连在意大利，这些势力也占据了上风。历史的反复性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民族国家在19世纪的创建，现如今正遭受质疑。对于“后二战”时代欧洲所取得的成就——欧盟的创建，也出现了争议。

引发剧烈欧元危机的事件，正是欧元区结构内在问题的表征，而非其成因：由希腊以及一些其他的欧元区的国家所发布的债权利率猛升，2012年在希腊达到了22.5%。一些国家很难设法获得财政来源——它们没有钱用以偿还所负债务。这时候，欧洲采取了解救措施，以有利的条件为交换，提供短期的财政支持。

在2010年初欧元危机爆发之际，欧洲的领导人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每一项都似乎能暂时在稳定市场方面起到作用。在本书将要出版之际，正当欧洲寄希望于其最近的协议能够最晚在2015年夏天起作用时，在整个欧洲的局面里，希腊的危机却显得不再那么引人注目，其他的危机已然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巴黎和布鲁塞尔的袭击事件导致移民危机突发，同样地，也带来了英国脱欧的威胁以及恐怖主义的威胁。人们期望欧元能够带来更密切的经济政治一体化关系，帮助欧洲解决将要面对的任何挑战。正如我们在下一章将会强调的那样，事实与预期恰恰相反：欧元的失败使得欧洲在面对这些危机时，举步维艰。因此，尽管这本书是关于经济的——经济学能够从本质上揭示其失败并提出应对措施，但经济与政治是密切联系的。正是因为政治，达成使欧元更为奏效的协议变得十分困难，并且这也带来了这次失败的可怕的政治后果。

本书将会详细阐明，为什么至今为止所采取的那些用以解决欧元危机的举措只是短期奏效并且是治标不治本的：下一次欧元危机的爆发很有可能是在不远的将来。

尽管导致欧洲惨痛遭遇的因素有很多，但这里有一个不易察觉的错误：欧元这一单一货币制度的创立，或者更具体地说，是指没有创建一系列的机构组织以使欧洲这一包含了多样性的地区得以有效应用单一货币制度，并且在这一前提下就贸然创建了单一货币制度。

P2-4

来自欧洲的负面消息接连传出。伴随着半数青年失业，希腊处于一片萧条之中。极右势力给法国造成了巨大的伤痛。在加泰罗尼亚这个临近巴塞罗那的地区，多数议会议员支持其从西班牙独立出来。这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欧洲的大多数地区正经历着损失惨重的十年，这十年内的人均GDP甚至要低于全球金融危机之前。

甚至就连欧洲所欢庆的成功也预示着失败：西班牙的失业率从2013年的26%下降到2016年年初的20%。尽管如此，接近半数的青年仍旧处于待业状态，[1]倘若尚未离开这个国家的青年才俊到其他地方谋求就业机会，失业率甚至将会变得更高。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伴随着经济学科的发展，难道我们不是应该能够更好地理解如何掌控经济吗？确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在他2003年演讲时就向美国经济协会宣布：“预防萧条的核心问题已经解决。”[2]伴随着市场状况的改善，掌控经济难道不应该变得更加简便易行吗？经济运行良好的标志是高速的增长以及低失业率，人人皆可得益于此。而欧洲目前的情况则刚好与之相反。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答案来解释这个谜团：1992年起采取单一的货币政策，却并未为这一政策提供运行的机构，这是一个致命性的决定。良好的货币政策体系并不能保证繁荣稳健的发展，但存在缺陷的货币政策体系必将导致萧条和衰落。在多种货币政策中，常常会导致萧条衰落的货币政策是货币挂钩，即一国的货币价值相对于他国货币价值或是某种商品是相对固定的。

美国在19世纪末的萧条与金本位制度不无关系，由于每个国家都将其货币价值与黄金价值挂钩，因而也就内在地包含了会与其他国家的货币价值挂钩的关系：由于黄金储量有限，黄金的匮乏将会导致普通商品相对于黄金的价格下跌，这种现象如今我们称之为通货紧缩。[3]事实上，货币正变得更有价值，这也导致了美国农户贫穷加剧，他们的账务偿还起来变得愈加困难。1896年的选举现场，民主党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的发言针对“美国是否会‘把人类钉死在黄金十字架上’”这一问题进行了争辩。[4]

因此，金本位制度由于使得大萧条危害加重、持续时间延长，一直以来广受非议。那些尽早抛弃了金本位制度的国家在大萧条中得到了较快的恢复。[5]

尽管历史上早有此先例，欧洲仍决定采取单一货币制度，这种举措使得金本位制度曾经带给世界的灾难重演——欧洲又陷入同样的桎梏当中。金本位制度失败了，不像那少有的被称作“金甲虫”的金本位制度主张者一样，大多数人都不希望这种制度重建。

对于欧洲的问题，欧元不必受到指责——欧元是可以发挥它的作用的。所要做的是对货币联盟的结构本身进行改革，而非作用于每个国家的经济实体上。对于这些将要实施的改革，欧洲是否有足够的团结性和凝聚力，尚且有待考证。由于缺乏变革的经验，和解将是解决此前混乱局面的良方。这里我将阐明应该如何处理分歧。

在2015年，由28个成员国组成的欧盟有着5.073亿常住居民以及16.3万亿美元的GDP，生产总值仅仅略小于美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实体。[6][7]（考虑到汇率差别很大，国家相对规模也是如此，在2014年，欧盟是世界上第一大经济实体。）在欧盟内部，19个国家采用了相同的货币制度——欧元。这个统一货币制度的“试验”并非早已有之——欧元是从2002年才开始流通的，尽管早在此前十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就已经提出了这一想法，[8]并且在这一想法提出三年后，欧元区的一些国家就采取措施将其货币价值与其他国家的货币挂钩。2008年，这一地区陷入萧条，并将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也一并带入这种境地。如今美国的经济已经恢复——是一种美国式的滞后的复原，然而欧洲，或者具体来说是欧元区，其改革仍停滞不前。

这次败局对于那些不少仍处于萧条之中的危机国家来说，显得尤为紧迫，这一点自然无可厚非。但并非仅仅对于那些被冠名为欧元区的国家来说有着重大影响，对于整个世界皆是如此。这一点部分是因为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任何能够导致全球化环节重要组成部分停滞不前的因素，都有可能危及众人。

正如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论民主的美国》（Democracy in America）一书中的案例所揭示的那样，在文化界和政坛，那种“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现象并不少见。在某种程度上，经济领域也是如此。从1959年到最近几年，我曾数次出游欧洲，大约是每年去几次的频率，其中曾有六年的时间求学、授课于此。在这段时间里，我与欧洲政府官员多次打交道（多数接触的是自由党，与保守党的接触并不频繁）。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欧元危机爆发之时，我与几个危机国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这是由于我担任西班牙前首相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的顾问，并且还是希腊前首相乔治·帕潘德里欧的顾问和旧友），我能够获得危机国家内所发生的，甚至是关于这些欧元区议会内采取应对措施的第一手资料。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欧元试验”的结果一度是可以预见的。[9]经济学家不会委身于实验室，而是通过那些自然发生的、由政策抛出的试验来验证我们的想法。我坚信，欧元教会了我们许多。它是一种由并不完善的经济理论以及意识形态提出的，是一种并不能长期奏效的体系——早在大衰退时期，它的缺陷已然暴露于人们面前。我相信，对于那些持观望态度的人来说，那些潜在的不足在一开始就是显而易见的。这些不足之处促使了失衡状态的形成，这种失衡的状态正是目前逐渐呈现危机的元凶，而且需要耗费数年时间加以恢复。

自从我数年思索并论述经济一体化的问题以来，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从20世纪90年代我担任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的经济顾问并充当他议会经济顾问的主席成员以来，这次“试验”对于我来说变得尤为重要。我们的工作致力于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TFA，开放美国、加拿大以及墨西哥之间的边境贸易；我们也致力于创建世界贸易组织，这一组织于1995年创建，并作为贸易管理法案的国际规则的开端。创建于1994年的NATFA并没有欧盟那么野心勃勃，它允许工人们自由出入边境。较之于欧元区来说，这一组织并没有太大的野心——这三个国家并没有采用统一的货币制度。但即便如此，这种有限的一体化仍旧带来了问题。更重要的是，其“自由贸易协定”的名称本身就是一个具有欺骗性的噱头，这一点变得日渐明晰：这其实是一个受到约束的贸易协定，约束条件是为了某些特殊团体的利益，特别是美国。从那时开始，无论是对于经济政治一体化之间悬殊差异所带来的结果，还是对于那些在并不完善的民主进程背景下出于良好意图的领导人所制定的国际协定的结果，都令我变得十分敏感。

从克林顿的手下离开后，我供职于世界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在这里，我面临一系列新的经济一体化问题，这与政治一体化是不相一致的。我见到我们的兄弟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试图对那些需要它援助的国家强制采取一些它（或者说是它的捐赠者）认为良好的经济政策。然而他们的看法是错误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大错特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施的政策往往会导致经济衰退和萧条。我一度竭力去理解这些错误以及为什么这一组织会有如此所作所为。[10]

正如我在本书中提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些时候世界银行也是一样）在发展国家、扩张市场上采取的措施，与那些在大衰退的复苏时期应用于希腊以及其他受灾国家上的政策，是存在相同之处的。我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会存在显著的共性：这些项目接连令人失望，并且受到被实施国公众的一致反对。

如今，新提出的危害全球化而为少数人利益服务的法案正受到抨击。这些一度为了共同利益而由政客于会议桌前“闭门造车”的贸易法案，其作用于遍及太平洋到大西洋的国度。这些协议见证了与政治一体化并不同步的经济一体化持续增长的野心。它们最为有持续性的特点之一是：当机构的预期利益由于新的管理条例而受损时，它们能够对国家提出诉讼——一国政府并不能容忍在其领土上发生此种损失。管理的权利，以及面对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规则的权利，是政府行政职能的一个基本方面。

然而，从本质层面来说，欧元区项目与其他例子是有差异的：其内在包含了强烈的政治一体化的意图。在新的贸易协定之下，能够影响这一贸易领域所有市民的议会主体，并没有任何制定和谐化规则标准的意向。合作的议事日程只是简单地停止了规则的制定，甚至更好地撤回了那些规则。

但是，由于“单一货币政策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意识形态与利益主体的影响，它并没有实现其经济意图——带来繁荣，也没有实现其政治意图——带来凝聚力。

因此，尽管本书致力于阐述欧元的批判性问题，它的影响却是更为广阔的：它能够为我们展现，当由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利益而非证据和经济科学理论锻造的备受争议的经济学说驾驭了议事日程时，经济一体化进程中那些出于好意的尝试，是如何取得了适得其反的效果的。

这里我所讲述的是不同主题的充满戏剧性变化的例子，这也是近年来我致力于研究的方向，那些主题在全球范围有着一定的反响：首当其冲的就是观点的影响，尤其是有关自由无约束市场内效率及稳定性的观点（被称作新自由主义的观点集合），这些观点塑造了过去三分之一个世纪内的政策制度以及机构组织。我曾在其他地方提到过那些支配着发展学说的政策，这些政策被称作华盛顿共识政策，它们造就了发展中国家当下的处境。[11]本书介绍的是，这些相同的观点，在欧洲一体化的重要进程——共享货币政策并将其偏离了轨道的过程中，是如何影响下一步政策的。

因此，有关这些观点的斗争无数次盘旋在我的脑海里。事实上，在一些例子中，那些呈现出的论据和证据是基本相同的。在欧洲的艰难斗争与美国是相似的：保守派试图压缩政府开支，包括有着急切需求的基础设施建设，哪怕失业率居高不下、资源闲置仍旧如此。在欧洲，有关正确的预算结构的争论与我在世界银行工作时多次遇到的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争论是相似的。事实上，理解这些争论的全球影响力正是我写这本书的一大原因之一。

这些争斗中所运用到的那些观点不仅仅是由利益所驱动的。在这里我所持的观点比狭隘的经济决定论要更为宽泛：不能仅仅知道了一个人改善经济状况的途径，就由此判断他的处世准则。但是，特定的观点是为特定的利益服务的，因此从大体上来说，政策服务于政策制定者的利益，这一点不足为奇，哪怕那些为他们争取利益的概念往往是模糊抽象的。这种分析不可避免地推出一个结论：经济与政治是紧密联系的——它们并不像一些经济学家所期望的那样可以分离。全球化往往不能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多数创造利益，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政治全球化的进程并不能赶得上经济全球化的速度。这一点也恰恰解释了欧元败局的成因。

在我最近的研究中，一个更为深入的主题是不均等性。[12]经济学家往往关注均值，比如生产总值或者人均产出的平均数，有些时候政治学家也是如此。但是在生产总值不断攀升的同时，多数市民的生活状况却在恶化。最近的三分之一个世纪里，美国的情况即是如此，其他地区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蛋糕如何分配并不重要——这是经济学家们所持的观点，似乎分配的结果是政治学家以及社会学家而非经济学家更为关心的问题。罗伯特·卢卡斯曾经说道，“在诸多主流观点中，对健全的经济造成危害的、最具诱惑性的，在我看来最具毒害性的，就是过度关注分配的问题。”[13]

我们现在了解到了不均等性会影响经济运行情况，所以不能对这些问题置之不理。[14]不均等性还会影响到美国的民主以及社会功效。然而在我看来我们之所以要关注不均等性，不仅仅是由于这些可能的后果：更为基础的道德问题尚且悬而未决。

欧元导致了不均等性问题的加剧。本书的一大主要论点正是：欧元加重了两极分化。在这些国家中贫者愈贫而富者愈富：比如在2007年，德国的GDP是希腊的10.8倍；而在2015年，成为希腊的17.5倍。这种分化也造成了欧元区国家间不均等性的加剧，尤其是危机国家。即使是那些在欧元问世前就试图采取措施削弱不均等性的国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

这一点不足为奇：受到高失业率危害的往往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高失业率所施加的压力促使薪酬下调，政府由于经济紧缩而缩减了开支，这损害的往往是那些依靠政府补助为生的中低收入阶层。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新自由主义经济的议事日程并没有在增加经济的平均增速上取得成就，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它“成功地”加剧了不均等现象，至于这一点是如何实现的，欧元试验则为此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案例研究。

另外的两个主题则与我参与过的两个经济体系有着直接的关联。基于此种经济体系的市场并非是有效率的，这一点得到了人们的广泛共识。[15]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那只由个人利益所驱使却在整体上推动了整个社会良好运营的手，确实是“看不见的”，因为它并不存在。市场经济的不稳定性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资本主义的开端就预示着危机。[16]

经济学家提出的标准模型简单地假定市场是均衡的，换句话说，如果出现了经济下行，它会迅速地恢复到正常水平。[17]这种经济下滑后会自行恢复的观点是理解欧元区经济结构框架的关键。我的个人研究则解释了为什么经济并未如期恢复，欧洲所发生的一切为这些观点提供了恰如其分却略带悲伤色彩的解释。

财政体系的作用对于本书所讲述的内容是至关重要的。显然，财政体系是当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我的其他著作中提到，倘若不加以规范，财政体系可能会导致那些伴随着兴盛与衰落的经济不稳定。[18]欧洲发生的事情再度为这些问题提供了解释，也揭示了在那些由危机引发的、在当代经济中始终存在的问题中，欧元区的设计以及所提出的政策是如何对其做出应对的。

最后一个主题是我长期关注的，但在本书中，却只是点到即止，它包含关于经济中暗含的价值：第一，经济应当作为一种为达到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或方法，用以增加个人或者社会的财富。第二，尽管生产总值是一个包含了经济安全在内的广义概念，个人财富却不仅仅取决于生产总值这一标准的概念，还取决于一系列更为广泛的概念，包括社会的稳定性和凝聚力、对社会团体和政治机构的信心、民主参与制度等。第三，欧元作为一种手段，而且并不是一种针对其自身的手段——它的存在旨在在整个欧洲范围内促进经济增长、维护政治经济凝聚力。反过来，这也会有助于实现更为长远的目标，包括促进国家繁盛、发展我先前提到的那些基础价值观等。但显而易见，事情并没有朝着它所既定的目标前进。方法是其自身的方法，终极目标却被忽视了。欧洲失去了它前进的方向。这种失控的特性，并非欧洲现象所特有的。它已然在多处发生：似乎已然成为这个时代的全球通病。

在某种程度上，欧元区的故事是一场道德剧：它揭示了没有与选民充分交流的领导，是如何制定出并不能服务于其市民的制度的。它表明经济利益往往被放在一个比经济一体化更为重要的位置，而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利益的跋扈行为带给经济结构的效益微乎其微，却将大多数市民置于风险当中。

那些没有经济学理论基础的政治学家基于自己的考虑，将这个满是陈词滥调的故事讲述出来，仅仅是为了短期的政治利益，却招致无穷无尽的长期后果。欧元区的设立将会使得短期困境中的国家得到较强国家的援助，坚持提倡这种想法的人必定是自私的投票者。但若是没有一定程度的风险共享，任何一家货币联盟都难以运行。

对于大多数欧洲人来说，欧盟，这个欧洲大陆上诸多国家的进一步一体化，是最近60年来最为重要的政治事件。若是预见了它的衰落，或者是表明它可能会衰落，又或者是表明欧盟的某个方面——货币体系——可能会衰落，都会被视为异端。但现实往往会传递出令人不快的信息：欧元体系已然破裂，倘若不加以修复，损失将会更加惨重。若是以大多数市民的巨大损失为代价，现存的系统，哪怕加上它最近的改革都很难长期存活。这种损失不仅仅存在于经济层面，其他方面比如我先前提到的政治和社会层面上令人不安的改变，以及极端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尽管欧元的失败并不该为这些趋势负全责，我仍旧认为，多数市民所承受的巨大经济损失就算不是最为重要的原因，也会是较为重要的一个。

这些损失对于兴起中的欧洲无疑是惨重的，将其未来置于险境，将其志向消磨殆尽。他们也许并不了解发生了什么，也许并不了解经济现象背后所暗含的内容，但他们明白这一点：他们依赖于那些说服他们支持创建欧元并邀请他们加入欧元区的人，那些承诺欧元的创立将会带来空前繁荣的人，那些人当时还承诺，只要坚持将赤字和负债维持在相对生产总值较低的水平，不久之后贫困的国家将会赶超富有国家。现如今，仍旧是那些对他们做出承诺的人，告诉他们说，“相信我们，我们有方针、有策略，尽管短期来看会有伤痛，但从长期的角度来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尽管在我看来，如果欧元区不做出改变，现实将是令人沮丧的，并且如果欧元区按照德国之辈所要求的那样进行改变，情形将会变得更加不容乐观，但本书对此仍旧是寄予了希望的。在政治上更为一体化的欧洲将会是更为强劲、更为繁盛的欧洲，这一点传递出富有希望的信息，无论是对于起步阶段的欧洲，还是对于那些相信欧盟的人，都是至关重要的。另一种与现任领导人推行的方法相异的前进路线是存在的，事实上，欧洲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前行路线，每一种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欧洲的团结性做出了要求。

欧洲犯了一个简单易懂的错误：它认为向着一个一体化的大陆迈进，最好的办法就是成立一个货币联盟，共享同一种货币制度。如果欧盟想要保留，那么对于欧元区和欧元来说，无论是结构上还是政策上，都需要深度改革。这一点是可以实现的。

欧元是人为的产物。它的问世并不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则。如果有必要的话，欧洲的货币制度可以重建，欧元甚至可以被抛弃。欧洲也好，其他地方也罢，我们都可以改变我们的方针，改写我们的经济和政党的规则，从而实现惠及更多人的繁荣、更为深化的民主，以及更为稳固的社会凝聚力。

本书寄希望于能够给欧洲实现这一目标提供指导方针，并为欧洲迅速将此事提上议事日程起到推动作用。欧洲必须重拾欧盟始建之时追求崇高目标的视野。欧盟是如此重要，不该被欧元摧毁。

英国时间2016年6月23日，在关于是否离开欧盟的全民公投上，选择离开的阵营以52％比48％的得票率取胜，这给英吉利海峡两岸的政治和经济都带来了十分剧烈的影响。英国首相大卫·卡梅伦辞职了，并且也有人呼吁反对党工党领袖下台，因为人们感到工党没有为“留下”而充分地进行竞选活动。英镑兑美元在短短四天内下跌11％，达到30年低点，但兑欧元仅下跌8％。很明显，主张离开的阵营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他们不知道如果他们真的取得胜利之后他们需要做什么，并且那些主张英国脱欧的人们的发言充满了大量的夸张，甚至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欧洲对英国全民公投的反应是极为严厉的回应，这类似于希腊2015年6月投票否决其救市计划时欧洲所做出的回应。赫尔曼．范龙佩(Herman van Rompuy)，欧洲理事会’前主席的发言代表了人们普遍的感觉：他说，卡梅伦决定举行全民公投“是数十年来最糟糕的决策”。也就是说，他表达出了对于民主问责制的深深反感。可以理解的是：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在大多数选民选择直接离开的情况下，他们就已经拒绝了欧元。、欧洲联盟。和欧洲宪法。此外，在英国脱欧时的民意调查显示，除了英国以外，还有为数众多的欧洲国家的人们持有对欧盟不利的观点(包括希腊、法国、西班牙)。

当然，英国脱欧所引发的经济和政治后果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欧洲的反应。大多数人认为，欧洲不会因为“埋怨自己的脸就砍掉自己的鼻子”。对于英吉利海峡两岸每一个人的利益而言，“和平分手”似乎都是满足双方最佳的经济关系与民主愿望、满足人们对于这些事项诉求的最好途径。贸易和经济一体化的好处是相互的。在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各方连接越紧密，各方的利益越能得到满足，这是欧盟的理念。如果欧盟能够认真对待它的这条理念，在这种情况下，这意味着试图建立各方最紧密的联系是有可能成功的。欧盟对英国所做的任何试图惩罚它的事情都会对自己产生至少同样剧烈的反弹影响并且会伤害到欧盟自身的利益。事实上，欧洲股市在英国脱欧投票后显著下挫，并且欧洲银行也遭遇了极其剧烈的冲击，这些都表明了英国和欧洲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当英国遭受损害时，无论这损害是不是英国自己造成的，欧洲也会遭受阵痛。。保持欧洲和英国之间的自由贸易是符合双方利益的选择。

但让一克洛德·容克，曾经在卢森堡为大企业设计避税方案的骄傲的规划师，现在的欧盟委员会负责人，却采取了强硬的处理方案。这也许可以理解，只要考虑到他或许因见证欧盟开始解体而被铭刻在历史中这一点。他认为，欧洲必须在其对英国的惩罚中毫不手软，并且他们为英国提供的东西决不能比世界贸易组织等正常全球协议所保障的多多少，以免其他国家加入脱欧的行列中。这反应真是妙极了!根据容克的说法，欧洲之所以能够团结在一起，并不是因为收益远超成本这样的利益关系，而是因为经济繁荣、团结一致以及作为一个欧洲人的自豪感。不，欧洲需要在威胁和恐惧面前团结一致，而这种威胁和恐惧的来源则是一个国家离开欧盟所可能面临的严重后果。

这是一个由各种不良条件汇合而成的强烈风暴，它引起的后果被世界各地的精英们(还有英国48％的投票者)视为一个巨大的灾难，一个在全球化和经济更紧密的一体化中被裹挟的逆流。如果欧洲或英国的领导人在避免出现他们所有人都反对的结果的过程中做了更多的努力，那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这是历史学家们考虑的问题。但是这次全民公投的结果将会重塑欧盟、欧元区和全球化的未来，这似乎已经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了。

在全民公投结束后的几个月里，无论是欧盟还是英国，都在激烈地讨论英国脱欧的事项应该如何推进：一些人希望英国脱欧处理得更为强硬，与过去有一个明显的决裂；其他人希望能够在英国不再属于欧盟的情况下，继续保持英国和欧盟最为紧密的关系。在苏格兰，当地的人们几乎是以压倒性的优势选择留在欧盟，他们对于选择强硬脱欧的立场也是十分反对的。许多欧洲人(最为明显的是弗朗索瓦·奥朗德，时任法国总统)希望能够分离得越快越好。这种不确定性的代价是高昂的，并且由于英国和欧洲处于这种非常不稳定的关系中，这有可能会导致对于欧洲大陆和英国的投资都会减少。并且，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那样，像容克这样的人，他们希望解决方案是十分痛苦的，这样的话就没有人会考虑离开欧盟了。

法治是欧洲引以为豪的地方，欧盟的法律条约规定，试图离开欧盟的国家将会触发第50条规定的程序，并且该条款规定了，退出的国家在得到他们的结论之前只有两年的时间可以考虑。该项目所做的却恰恰相反。虽然英国的领导人当初明智地选择了不加入欧元区并避免了最糟糕的影响，那些没有工作的人们和越来越多的只能获得低收入的人们知道欧元区并没有做得很好，知道欧元区的体系是不公平的，也知道那些承诺给他们带来新的繁荣的政治领袖欺骗了他们。很多英国人不仅失去了希望，还失去了信任。他们据此进行投票。

在英国脱欧之后，我参加了英吉利海峡两岸的讨论，我的态度是希望和失望并存的。令我失望的是，英吉利海峡两岸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明白现在正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令我失望的是政治领导人并不能够理解经济的基本原则，并不能够制定能够把欧洲带回共同繁荣的欧元区框架的改革政策。如果他们不能制定能让欧元区运作的那些显而易见的改革，他们又该如何去制定能让欧盟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运作的政策呢?

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既往不咎。在英吉利海峡两岸，政治都应该是建立在理解这种愤怒根源的基础之上的，并且应当理解在一个民主的国家内，政治安排是如何做到忽视如此多的人的福祉的。人们需要找出来现在应当去做什么：也就是去创造一个更民主的欧洲，一个将提高普通市民的福祉作为自己目标的欧洲。如果还是应用过去30年流行的那种意识形态，那么这是不可能完成的。并且，如果我们将目的和方法混淆的话，即欧元本身并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而是一种方法。如果我们对这种方法运用得当的话，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共同繁荣，但是如果没有进行恰当合理的运用，就会导致很多人，也可能是绝大多数人生活水准的下降。

但是可能比那些导致悲观的理由更重要的是那些引致乐观的理由：整个欧洲仍然有许多人对欧洲计划抱有信心，即使在一个有充分理由去悲观绝望的国家之中也仍然有希望的存在，希望欧盟可以并且将会改革。欧洲各地也存在明白我在这里所阐述的观点的政治领导人，他们之所以选择成为政治家是因为他们仍然相信民主政治可以带来改变，可以为普通公民实现共同繁荣的改变。纵观整个欧洲，有成千上万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为了一个不同的欧洲而不断前行，举例而言，一个贸易协定不仅仅只为公司利益服务，而是为更广泛的社会利益服务的欧洲。

幸运的是，除了现在既有的安排之外，仍然有另外的途径可以创造一个真正的共同繁荣，这是一项挑战：从过去吸取教训来创建一个拥有崭新的经济和政治的未来。英国脱欧的全民公投是一个冲击。我的希望是，这一冲击可以在英吉利海峡两岸都掀起波澜，并最终通向这样一个崭新的、改革的欧盟。

这不仅仅是一部颠覆性的著作。书中各个章节都给出了建设性的提议——让人看到了救市政策下欧盟三巨头的思想麻痹，让批评家斯蒂格利茨来为他们规划吧。

——《金融时报》记者 马丁·桑德布

斯蒂格利茨无疑是正确的。如果不彻底改革欧元运行机制，欧元或许必将走向失败。

——《经济学人》

内容清晰，极为精彩。

——《纽约时报》彼得·古德曼

斯蒂格利茨的诸多观察都一语中的，切中要害。

——《华尔街日报》

欧元是现代的悲剧......欧元的尴尬境地不断增加，欧元支持者多是一些政治浪漫主义者和亲欧盟的记者。斯蒂格利茨的文章告诉这些人，他们正在无意之中毁掉他们*珍视的欧元。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保罗·科利尔

书中观点有理有据，令人信服，能引起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兴趣。

——《科克斯书评》